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在迪兰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警示迹象，但是随着民主制度的覆盖范围在维多利亚时代从富人扩张到更为广泛的有产阶级群体，记者也成为了重要的媒介。在此前一个世纪，记者群体一直缺乏自尊与自信，致使新闻业不能扬眉吐气。此时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地方报纸的编辑与舰队街的作家们成功当选议员并进入了下院。许多人获得了荣誉头衔并自认为与公爵或内阁成员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客们也不得不开始拉拢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正如伯克与丘吉尔都曾抱怨过的那样，这就是中间人的力量。精明的政客们很快就领会了这一点。帕麦斯顿勋爵与支持他的报纸合作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报纸上许多支持他的文章都是他自己捉刀创作的。根据可靠记载，“罗斯贝里勋爵养了整整一个马棚的记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赛马那样好生照料着他们。”迪斯累利经常广为人知地试水新闻界。格莱斯顿则将自己1874年的下台完全归咎于失去了亲自由党的《每日新闻》的支持。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主要大报都聘请了一干头戴礼帽、自命不凡的政治写手。这个群体由大约百余名职业文胆构成，从大学里直接招募而来，薪水优厚（年薪1000英镑左右，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很不错的中产阶级水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普通写手的嫉妒与反感。当然，绝大部分的记者都不是这样的。 与政治评论家们刚好相反，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里的记者们几乎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权力也不抱什么幻想。“他们不属于喧嚣的西区俱乐部，而是流连于各个小酒馆当中，这些地方往往会为了招待他们而一直开门到深夜……这些人没有什么社会野心……一个膨胀的社会造就了他们这些无根的产物。”他们当中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的比利高得令人吃惊——当时曾有人认为占到了伦敦城里记者总人数的四分之三——而且许多人都酗酒。但是总体而言，这个行业的地位还是通过政治得到了提升。

很快，记者们就开始捞过界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为大红大紫的主编无疑是满面胡须、目光如炬且性欲旺盛的W.T.斯蒂德（1），他是《北方回音报》的首任主编，后来又更加声名狼藉地接手了《帕尔马尔日报》并将这份死板的政治报纸转化成了一台强大的宣传机器。斯蒂德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虔诚福音派基督徒，他的观点曾令整个大英帝国充满活力。他敦促政府发动了针对皇家海军的改革，他对于迪斯累利将“中国的”戈登上将派往喀土穆这一大错特错的决策负有很大责任，他十分勇敢地反对布尔战争，还促成了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因为他对于欧洲强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越来越担心。他相信“英语种族，正如此前的犹太人乃至罗马人一样，肩负着世界范围内的责任，我们要教化、殖民、传教、征服并管束整个世界，用说英语的守法基督教种族将其充满。”

斯蒂德的新闻在风格与版式上都采用了十分直白的煽情作风。他惯用多行大标题以及其他从美国学来的创新手法，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读者们来说，他的报纸大概就像今天最出格的小报那样刺激眼球。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煽情与宣传运动的结合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国家政治。他能激起民众，吓住格莱斯顿并令海军部无地自容——而且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任何行为道歉。他针对伦敦城内贫民区发动的宣传运动就如同当年狄更斯的小说一样卓有成效，两者都在传统上层路线活动家的失利之处取得了成功。更著名的是，他严厉抨击了丑恶的性交易现象——有些参与交易的女孩只有八岁。急切希望看到新一期报纸的读者们曾经一度包围过报社，最终他成功地促使女性的合法自主年龄上升至了十六岁。但是在此期间他曾花钱买通过一位母亲，曾经玩弄花招被人识破，还曾经坐过三个月的监狱。

斯蒂德看起来很有个性地十分享受监狱生活。他将自己视为现世的基督教殉道者与先知。尽管他本人一直毫无愧怍地坚信他所谓的新闻政府，但斯蒂德也理解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报纸的力量有可能发展到多么猖獗的地步。他在1886年曾经这样说过：

“我作为记者相对还算年轻。但是我已经见过了内阁的倾覆，大臣们的被迫下野，法律的废除，社会变革的兴起，规章制度的改换，舆论评断的重塑，法案的通过，将领与总督的任命，军队的各处调遣，战争的发动与避免，这一切都是由报纸促成的。”

最终斯蒂德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大海，但是他的行业却日益蒸蒸日上。

自然，政客们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危险并且也曾试图加以抗拒。但是到了一战结束时，报纸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交织已经紧密得有些危险了。“报人如果主动联系内阁大臣……往往会受到香茶雪茄与美酒的款待，他所搜寻的信息则无拘无束地从对方口中倾泻而出，当然根据口味不同这些信息多少会遭到稀释或调和。”

（1）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Thomas_St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