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但是他们呢？甚至就在政界要人一般的新闻记者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一边品尝白兰地一边享受着自己新近得来的社会地位时，就在新格拉布街充满了来自牛剑大学的未来散文作家与评论家时，真正的新闻业正在遭遇自下而上的占领。报业的巨量增长使得各种周报、晚报与日报在英国各地纷纷开花，不仅局限于主要工商业大城市，而且也遍及千百个借助地方报纸来塑造自我认知的近郊社区。这是一个地方骄傲的时代，今天的英国已经把这种感情忘得差不多了。在大城市里，报社大楼外墙雕塑与大理石门厅模仿着同时兴建的图书馆与市政厅的风格。这些四处开花的地方报社总共雇佣了上万名记者与修改文章速度飞快的审校编辑。一个上升中的行业为那些聪颖且能读能写、不想一辈子抄账本或看店的工人阶级子弟们提供了一条光彩熠熠的出路。

城市里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薪水的螺旋式上升，也使得新闻行业对于那些寻求尊重的人们来说成为了可以接受的选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地方报纸记者的收入依然低于泥瓦匠或者乡村教师。在乡下，记者的地位很低。只要与报纸扯上一点关系就不用再打算得到当地俱乐部的接受了。因此最坚韧的地方记者们纷纷转战国家大报并开始改变行业的整体气氛。

一位年轻人，日后在《每日邮报》当上主编的托马斯.克拉克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来到了舰队街，并且对于当时《邮报》内部的主要人物进行了如下描述，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于许多其他报纸。“这些人中基本全都没有心肠软或多愁善感的毛病，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艰苦工作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这使得他们具备了无法磨灭的坚韧性格。当年他们当中几乎谁也没有足够的金钱与时间去上大学……”所有这些人都是直接从中学招募来的。因为当时的工资与年龄挂钩，如果能雇佣到精力十足、活泼好动而且时刻紧张的青少年，谁也不会在二十来岁的新人身上浪费钱。

最早的大规模培训计划是基于学徒制度建立的。直到1931年，这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世界当中都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学徒期从小镇或城郊的小报社开始，学徒能得到数额不定的酬金。学徒要承担各种工作，从清扫记者的办公室到送信再到前往停尸房检查死尸。他的酬金勉强可以供应公交车费与午餐费。学徒期满之后他可以根据年龄而非表现获得一份工会提供的最低工资，其数额至少足以保证他最基本的生计。”

1939年一位十六岁少年签下的学徒契约很好地反应了这种主仆关系的氛围：“……学徒……不能参与任何纸牌或骰子赌博，不得参与任何非法游戏或经常前往酒馆，应当在主人面前自贬自抑，谨守良善学徒的本分。”这段话听起来更像加入中世纪的修道院而不是现代办公室。

这样的开始对于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纪中期英国新闻界著名的“三C”，公认最杰出的全面记者休.柯德利普（1），最杰出的采访记者詹姆斯.卡梅隆（2），还有最杰出的主编阿瑟.克里斯滕森（3）

柯德利普生在威尔士的山谷当中，他的父亲是一位身材圆胖，胃口极佳的旅行商人。他还有两位当记者的兄弟。兄弟三人还曾一度同时担任过全国性大报的主编。柯德利普出生在一户省吃俭用的工人阶级家庭，从小在学校里就不服管教。他十四岁那年辍学并步入社会。1927年他成为了一家规模甚小的《盆纳斯新闻报》的契约见习生，学习如何与殡葬工套近乎来获取死讯，如何报道当地的足球比赛，红白喜事以及童子军活动，甚至还报道过当地音乐剧社团如何改编排演了韩德尔的《弥赛亚》——他对这部作品一无所知，因此事先不得不来到当地图书馆做功课，最后他通过罗列所有参演人员的姓名成功地摆脱了窘境。这张发行量只有3000份左右的报纸最终倒台以后，柯德利普先是投奔了卡迪夫的《晚间快报》，后来又去了黑潭，使劲浑身解数到处打探流动马戏团与失德神父之类的消息。十八岁那年他就在舰队街谋求到了《晚间编年报》审校编辑的差事，三年之后又荣升主编。柯德利普的编辑风格如同上帝一般威严，文笔如同天使一样优美，为人则脾气暴躁，嗜酒如命且整天头戴软毡帽，他的形象已经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标志。他的生平在很多其他书籍中都有精彩的描述，其中也包括他的自传。

几年之前，在《每日快讯》的全盛时期担任编辑的阿瑟.克里斯滕森也走上过类似的道路。他的父亲是一位潦倒的船工，他在十六岁那年辍学并且在1920年加入了小小的《沃勒西与维若尔编年报》。这家报纸很像柯德利普的《盆纳斯新闻报》——办公室的尺寸是十英尺乘十五英尺，地板上铺着磨烂了的油毡，仅有的两张办公桌上盖满了旧报纸，一本孤零零的书，还有当地巨额街道名称大全。有人告诉他要不惜一切打进报业，即便要去擦台阶也在所不惜。他如同火箭一般在利物浦报界骤然升起，并且在二十岁那年就成功步入了舰队街，成为了一名很受重视的伦敦编辑。但是他与柯德利普有一点区别：黑潭报社的柯德利普十分热爱浪漫而不规矩的采访工作，而克里斯滕森却十分厌恶新闻行业的这个侧面。他的第一次报道工作是典型的新手任务，他要从当地一位已故神父的遗孀那里采集死者的信息。后来他写道：

“我讨厌新闻工作的这一面。我讨厌去敲火车事故遇害者家属的房门……我讨厌像任何记者有时必须做的那样仗势压人……我很害怕给目击者塞钱，唯恐自己塞得太多，要是什么都不给又怕惹他们不高兴。我讨厌坐在各家晚报为了记录重要演讲并尽快印刷而雇佣的速记记者当中，……回头看看这些当年的剪报，总能勾起惊惧、恶心、无地自容以及濒临失败的回忆。”

他感到自己最自在的地方还是在办公室里，感到自己更适合处理排版与大标题。在这里他是审校天才。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可以让版面看起来振奋人心，也擅长对他人的文章加以润色。

相比之下，詹姆斯.卡梅隆终其一生都在于“令人脑残的办公室囚笼”作对。他的双亲都死于酗酒。他的父亲是一位不成功的律师，为D.C.托马斯公司（4）旗下的报纸提供过许多耸人听闻或者无病呻吟的短篇小说。卡梅隆十七岁离校并加入了苏格兰报纸《每周新闻报》驻曼城报社，“为胶水壶里添加胶水，并将其他报社的日报缝到档案里。”然后他才在格拉斯哥与丹迪正式起步。来到伦敦之后他发现自己极端厌恶审校编辑的工作。“我痛恨那段荒唐生活的每一天，痛恨嘈杂黑暗的工作环境，痛恨在短暂的白昼——这是审校编辑与整个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一段时间——喝得烂醉如泥……”抛弃了这种生活的他成为了可能是当时最伟大的驻外记者。

二十世纪全国大报新闻业的典型特点就是这样：穷人家的孩子，远离伦敦，没能上大学，依靠几乎狂热的工作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打入了舰队街。这一特点催生了特别的一类记者。几十年来契约见习生都会步入一个男性占压倒多数、范围局限于某一地区、淹没在酒精与失败婚姻之下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传说与妖魔鬼怪，它们来自大街两旁毫无特点的的报社毛玻璃橱窗背后，外观上与律师事务所或者保险推销办公室没什么区别。

在规模较小的报社里，工作责任的到来往往早得难以置信，因为最小的报社里往往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好比说日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早在十九岁那年就全权承担了《赫布登时报》的基本所有工作，每周都要工作七天。

“每周我要写至少15篇专栏文章，共计15000词左右。我要担任所有审校编辑工作并且撰写大标题。我要撰写读者专栏，耗尽十九岁年轻人的所有智力来琢磨卡尔德山谷的读者们究竟关心什么。我要撰写赫布登桥剧院与所有当地剧团全都会密切阅读的戏剧评论。我要找出足以充当头版新闻的材料。我要为头版以及其他可能版面设计基础排版……此外还要为体育报道进行排版，换句话说就是亲自动手将铅字摆放进框架里并固定好。”

甚至直到今天，尽管英厄姆在最后时刻摆弄滚烫金属印版的作法已经过时了，依然有上百家地方报纸编辑承担着大部分采访、审校与排版工作，并因此十分正当地觉得自己与那些薪水更高的伦敦同行相比拥有更全面的职业能力。

一代代英国报人都在成长过程中了解到，一个错误的出生日期或姓名拼写都会惹得脸红脖子粗的读者大早上跑到报社来砸大门；一位费力回忆自己的英语老师如何刻薄讽刺的年轻写手针对本地业余剧团写出了漫不经心的粗鲁评论之后，上街散步难免被人用雨伞戳；假如他在报道当地英式橄榄球联赛时失之偏颇，过分关注自家兄弟的技战术不足，那等他到了酒馆里喝啤酒的时候绝对看不到好脸色。那些搬到伦敦或者其他国家级中心城市的记者们由于缺乏这种直接责任，在行为上往往会比在地方工作的时候更加不计后果以至于更加缺德。大约在柯德利普投奔黑潭的同时，小说家与记者J.B. 普里斯特也在布拉德福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他描述了自己回忆中地方新闻业的工作情况：

“我们手里有三份报纸连轴转，等于拥有我们自己的舰队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新闻、八卦以及文学戏剧与音乐评论。我总怀疑那些日子里的地方记者要比伦敦的大牌记者们玩得更尽兴，因为他们什么都要干一点，而且在镇上是一号人物。他们不会每天早上消失在庞大的舰队街机器中，不会每天晚上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是当地社区的成员，是当地人的笔杆子。”

一个工业城镇当中存在三家相互活跃竞争的严肃报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地方记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依然还是一号人物，也依然还是当地社区的组成部分。

以下是五十年后英国新闻业的伟人之一，《周日泰晤士报》的菲利普.奈特利（4）首次接触新南威尔士里斯莫尔《北方星报》的经历：

“通过电话采访某人的想法我们想都没想过——我们总是走出去与受访者面对面接触。我们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认识所有人，所有人也都认识我们。要是我拼错了某人的中间名，走在街上就会有人拦住我抱怨。要是我的报道有误，那我就再也清净不了了……你绝对不能倚仗身为记者的特权闯入他人的生活，把人们吸干榨尽之后一脚踢开。你既有个人的责任也有公职的责任。”

有一项所有年轻地方记者都知道的仪式，名叫死亡叩门——上门拜访一户最近刚刚痛失亲人的家庭，如果事故背景特别骇人或尴尬则更好不过。在纽卡斯尔的培训课上我们学会了如何施展魅力并散发同情心从而登堂入室，还学到了在记录采访笔记时瞅准机会——最好能获得死者家属的同意，不过实在得不到也无所谓——拿走摆放在壁炉顶上的死者照片。对于此类故事的采访往往令人感觉十分糟糕，很多人就此远离了新闻采访行业。我在培训课上有一位同学名叫菲欧娜.安德森，现在在伦敦为BBC工作。她刚入行的时候在凯特营某地方报社从事采访工作，一次采访使她遭遇了与六十年前的克里斯滕森十分相近的感受。“我必须报道一个老人被卡车撞掉脑袋的新闻故事。我告诉主编与审校编辑警察还没有向死者的家人通报这一点。”她以为这个可怖的细节不会见报，可是她刚一离开办公室主编就把这个细节添加了进去。第二天早上她不得不亲自登门去拜访死者家属。

“报童刚刚把当天的报纸扔在门口我就到了，这一来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死者的妻子说：‘可我不知道他是这么死的啊……’我只能无言地为她泡了一杯茶。紧接着是住宅失火，三个孩子进了医院，其中两个当天晚上就去世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得不去采访他们的父母，感觉好像被人灌了一肚子大便。再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位印刷工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了，我又得过去……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

巴里.诺曼（5）的登门造访体验倒是没这么折磨人。他在起步的时候为《速写报》担任八卦写手，显然他十分厌恶这份报纸。他记得有一次他受命去采访一位喜好猎狐的贵族，他的妻子跟着猎狐犬饲养员跑掉了。

“勋爵大人亲自打开了屋门，这多少有点令我出乎意料，因为我原本以为来开门的会是管家。‘你是谁？’他问道，我告诉了他。‘你想干嘛？’我也磕磕巴巴地告诉了他。‘那个什么，您知道，您的妻子和猎犬饲养员……一起离开了……我就是想问问您……’”

“‘这他妈的干你什么事？！’”

“这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我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也知道此人的家门不幸的确与我或者《速写报》的三俗读者们没有一点关系。我咕哝了几句希望听取他的说法以免偏听偏信之类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把门合上了。我不能怪他，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虽然刨根问底令人厌恶但同时也十分有趣的新闻业可以将这个故事当做一项道德测试。诺曼的解决方法是告诉自己的上级，自己将进一步骚扰那位戴了绿帽子的贵族，实际上他跑到咖啡馆里玩了一天的填字游戏。从做人角度而言他做得很好，从新闻角度来说他则非常失败。

另外一件记者们很快就会发现的事情是这份工作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很无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有一位记者直白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如下描述：“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报纸记者每天不过因循常规而已。他被派往警察法庭、听证会、市政府会议、商会午餐、教区聚餐以及医院联欢等等场所，不停记录直到胳膊僵硬为止……记者成为了机器人，毫无个性的存在，报社也成了无止境沉闷的聚合体。”

尽管今天人们依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地方报纸一直依靠地方责任勉力维持了下来。但普里斯特利尖刻地指出，一旦这些写手搬到伦敦，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从来无法理解伦敦的主编们究竟如何得知读者需求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读者，从来没有与他们交谈过。他们就好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层僧侣。他们依靠统计数据或者手下记者的汇报来作出判断，前者一向以误导著称，后者则往往脑子进水。”

（1）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Cudlipp

（2）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ameron_(journalist)

（3）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christianse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_Knightley

（5）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ry_No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