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笼统说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一共干了四件大事，将英国变成了今天这样痴迷于报纸的国家。他们废除了致使报纸难以盈利的重税与法律约束。他们引入了大量生产报纸的设备。他们推行了普及教育，培养了大量报纸读者。他们还发展了全民性的民主政治，赋予了报纸相当的重要性。“报界”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国内势力。新闻业将咖啡馆里初现雏形的性别平等抛在了身后，转而与当权者耳鬓厮磨起来。社会地位提升的进程并非总是赏心悦目的。

报纸印花税一直以来都妨碍着那些通过钢铁、蒸汽机与铁路发家的企业家们向报界投资——太昂贵也太冒险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及之后所推行的近乎凶残的审查制度与诽谤刑法极大地增加了从事新闻行业的危险性，只有最勇敢或最走投无路的人才敢于涉足。第二代的地方性报纸往往规模较小，人员组成无非一个主编加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副编辑与采访记者。由于新闻稿此时依然不署名，人们很难辨认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新闻从业者，除非他们同时还在文坛享有盛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之一（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就是在废除报纸印花税之前十年由查尔斯.狄更斯创办的《每日新闻报》，创刊于1845年1月，自我定位是自由派高质量日报。报馆成员约有三十人，包括总编、副编辑、评论员以及采访记者——后者共有十四名，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这其中就有赫兹里特的儿子以及一位日后大有前途的皇室法律顾问。他们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钢笔记录下自己在街头巷尾、朋友聚会以及海外来客口中听到的各种故事。一年之内这份办得有声有色的报纸就骄傲地宣称“报纸就是十九世纪智识生活，是推动现代化文明的重要力量”。狄更斯很快就放开了《每日新闻报》的管理工作，继续投身于小说创作当中了。直到今天他在新闻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才再次得到人们的完全认识。但是狄更斯以及萨克雷等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为新闻行业带来了此前一直缺乏的魅力与地位。文学与新闻的接触既特别又珍贵，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最有才华的几位文学明星在报界的存在也为早期的报人带来了更强大的自我认同感。《每日新闻报》里满是生活在文学与新闻的分界线上的人物——例如印刷商之子，前海军军官，自学成才的剧作家与新闻写手道格拉斯.杰拉德（1）；义愤填膺的反奴隶制运动家、每周能出产六篇长文的哈莱特.马汀努（2）；犹太酒馆老板之子，不成功的剧作家，《笨拙》杂志第一任主编马克.莱蒙（3），还有很多很多。

1855年印花税的废除是英国报业取得的一大突破。这是几十年来反对“向知识征税”运动取得的结果。推动这一运动的既有激进分子，也有保守派改革家，后者的盘算是希望通过教育与信息来致使不断崛起的工人阶级不至于闹革命。从这一刻开始，新闻在英国上下正式成为了一个正经行业，不再是个人兴趣或者性格缺陷了。支撑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新闻业的大都市文学圈很快就开始需要来自下层阶级的持续人员补充。

有一个人的职业轨迹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这一变迁。托马斯.卡特林早在十一岁那年就开始为《剑桥编年报》工作，负责将刚刚印好还没干透的报纸从印刷机上取下来。卖报人随后就会用洗衣篮子盛着报纸走遍剑桥的大街小巷，每天大约能卖出两千份，还拥有一位专职采访记者。十四岁时卡特林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决定去伦敦碰碰运气，在《劳埃德报》某印刷厂里找了一份帮工的差事。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在1854年的工作情况，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得以一瞥早期报馆里的艰辛工作。

“机器的状态很差，因此必须花用能买到的最强力珍珠灰或者苛性碱费时费力地进行清洗。尘土与油墨的混合物将铅字全都糊在了一起……帮工为了得到晚上的工作机会可以整整等待一个白天。酒馆是他们等待期间的主要休息场所，这里不仅能遮风避雨，还能提供各种娱乐——纸牌、桌球、九柱球什么的……”

校对稿件使他在工作之余获得了教育。之后一位副编辑因病而死，他则趁机取而代之。再然后《劳埃德报》的戏剧评论员因为眼界太高或者太懒而拒绝撰写评论文章，理由是那一周的伦敦没有值得点评的戏剧。他立刻就遭到了解雇，正好便宜了卡特林。卡特林就这样打入了伦敦的记者俱乐部并学会了采访的技巧。无论是观看绞刑，调研社交晚宴，检查开膛手杰克的被害者遗体，软磨硬泡要求格莱斯顿首相动笔撰文，还是后来观看奥斯卡.王尔德出庭受审，他都坚持要身临其境，甚至后来当上周报编辑之后也依旧如此。当他于五十二年后终于退休并离开报馆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曾与威尔士亲王共进晚餐，也曾受到过美国总统的接见。卡特林无疑是幸运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此时他再回头看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格拉斯哥某报纸评论新闻业的文章恐怕难免哑然失笑。《格拉斯哥国家报》警告称新闻业是一个会使人身败名裂、一贫如洗的行当。“读者们！你们还没入行吗？假如那样的话，千万不要当编辑！去要饭吧，去沿街叫卖吧，去出租房屋吧，去开学校吧，去捣鼓轧布机吧，去给人洗衣服吧。天可怜见，为了你自己，干什么都行，千万别当报纸主编。”

维多利亚时代在新闻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下一个伟大革新是科学手段的应用。当时的人们发明或者进口的新型印刷设备并且推广了诸如电报与铁路之类的新技术，使得报纸能够更为快捷地发往全国。1849年维多利亚女王进行了英国首次电报转播的演讲。但是对电报潜力的完全开发还要等到六十年代。《苏格兰人》是全国第一家开通伦敦电报专线的报社，每晚可以传播30000个单词的新闻。《泰晤士报》迅速跟进，架设了直通巴黎的专线。很快新闻一定要“新”这一基本原则就在英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了确立。纸张质量与印刷流程的大幅飞跃以及整行排字机的应用使得人们能够以远较以往更快的速度印刷数量远较以往更大的报纸。今天使用的木浆纸最早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问世。美国进口的机器极大地提升了铅字摆放的速度——直到我刚入行的时候人们还在使用整行排字机。最后，铁路系统显著提升了报纸配送的速度，使得国家级大报能够覆盖北部地区的广大城市人口。今天高度集中化的英国媒体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铁路造成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特殊专列就将一版又一版伦敦报纸发往几乎全国各地，甚至根本没人看的苏格兰。

总而言之，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经历了一场媒体技术革命，此后只有彩色胶版印刷、图像合成以及互联网纷纷出现的过去二十五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是维多利亚时代所取得的最终成就才真正使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为了英国新闻业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远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能同日而语。《教育法案》的出台以及几乎全部识字的人口——到了1888年英国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7%，甚至比今天还高——导致了读者总量的大爆发，也使得报界拥有了令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人们无法想象的政治力量。1867年的调查显示，常看一便士廉价报纸的工人“在报纸的辅助下成为了一位掌握信息更充分、判断能力更出色且具有更广泛同情心的人，与三十年前的工人相比要更为出色。三十年前的工人只能接受流言与谣言，他了解公共事件的信息来源只能是酒馆里提供的被别人反复揉搓的周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报业看起来欣欣向荣，尽管收入依然可怜，但行业竞争依旧十分激烈，以最独具匠心的方式供应着一个无限渴求新闻新事的市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火车到站停靠并将通勤者与旅行者倾斜一空之后，站台上往往覆盖着一层废报纸。我们已经成为了为新闻而痴狂的民族。

不过如果说利润、技术与教育壮大了新闻行业的规模，那么令其获得重要性的就是政治。随着选举权范围在十九世纪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选民，政客们需要利用新兴的报纸向这些新的选民传递自己的信息。这是一个斗争激烈而且往往要诉诸暴力的政治时期，每一篇演讲与宣言都会得到认真的研读与争论。新闻行业走出了冷宫，英国也出现了第一批上层记者。

维多利亚时代的记者们所享受到的地位转变可以在萨克雷与特罗洛普的小说里得见一二。在萨克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爆发式创作出来的《彭登尼斯》一书中讲述了一份虚构出来的《帕尔默公报》的故事。这份报纸在发行时搭配了一份大言不惭的内容简介，不甚诚实地暗示报社与政界高层有联系：“政治家与资本家，士绅与宗教界都是我们的读者，因为我们的作者就在他们中间——《帕尔默公报》是由绅士写作作且为绅士而写作的报纸。”在下文的情节中描写了事实的真相，却原来报社的审校编辑杰克.费努侃的工作就是拿着剪刀胶水从别家报纸上偷新闻：

“他用一双鹰眼扫视着所有报纸上的所有段落，搜寻着任何一点与他所负责的时尚主题有任何关联的内容。贵族们的死讯与晚宴都不可能在他眼皮底下溜过而不被记录下来……如果一位哲学家看到不过一介下层士绅的杰克.费努侃一边将熟食店里买来的一盘肉与酒馆里端来的一杯啤酒充当晚餐，一边却在恰似躬逢其盛一般地记述款待各界巨头的筵席；看到他身穿破烂的裤子，挺着两管肮脏的袖口，快乐地描写与安排着时尚世界的各种盛事，那这位哲学家一定会惊叹不已，不，一定会大为感动。”

时间向后推几年，再来看看特罗洛普在巴塞特郡系列小说的第一部，1855年的《养老院院长》一书中描写的记者汤姆.陶沃斯。这是一个紧跟时代的角色，他与他的《木星报》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分别是我们在下文中还会遇到的约翰.迪兰（4）与《泰晤士报》。陶沃斯住在一间奢侈的公寓里，家中藏书四壁，墙上挂着米雷的画作，窗外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他的报纸在政治与公共生活当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仅凭一篇文章就能使主教胆战心惊，令公爵身败名裂。“英国人不得不阅读，不得不服从，不得不接受祝福。只有傻子才会质疑《木星报》的智慧，只有疯子才不相信《木星报》上刊登的事实。”在特罗洛普的世界里，陶沃斯是一股凶险而骇人的力量。

“他喜欢安静地坐在俱乐部的角落里倾听政客们的高声喧哗，心里想着这些政客全都在他手心里攥着——他只需一击就能令他们当中嗓门最高的家伙粉身碎骨。不过值得为了这点小事就动笔吗？……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对他的国家负有责任，都要在必要时接受审查，都必须以良好的涵养应对各种指摘与傲慢而不能发怒。但是汤姆.陶沃斯要对谁负责呢？谁也无法侮辱他，谁也无法调查他的底细……”

今天的政客们以及其他很多人正是这样看待《每日邮报》的主编保罗.达科里（5）的，读者们必须抖擞一下精神才能想起来这段文字创作于一百五十年前。这番景象与萨克雷笔下狼藉放荡的记者之间仅仅隔了几年时间。尽管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泾渭分明但是记者从圈外人向圈内人的转变的确是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敦开始的。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las_Jerrold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iet_Martineau

（3）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Lemo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Thadeus_Delane

（5）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Dac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