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20 躁动 -- 吴佳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7

回家9

我曾有过一个护身符，是从寺庙里买的。

我问那小贩多少钱。

他说40.

我当时还年轻，比较精明，按照半价原则杀价到20.

没想到那小贩急忙答应了，还生怕我跑了似的，赶紧把那护身符往我脖子上戴。

从此之后，我很珍惜，或戴着它，或把它佩腰带上。图个吉利，也赶个时髦。——那时候的人都实行戴个玉佩，玉坠儿，金佛什么的。保佑一下自己呗，反正也不重，才指尖大小，成不了累赘。

我 带着它去了日本，第七个年头，也就是我得病那一年，没注意，弄丢了。

本来应该保护我的护身符却因为我没有保护好它而消失了。

这件事让我郁闷了好久，从此再没买过类似的物件，无论多便宜。

小弟过完十五就去到北京发展去了，凭着法语和法国版克莱登大学的硕士文凭他在那里绝对有用武之地。

把他送上火车，我和父亲便打车回家。出租车里的广播正在播放医大二院某精神科专家的电话门诊，父亲听得津津有味。电话的间隙他对司机说：“麻烦你去一趟医大二院，我们要去看个病人。”

候诊室没有人，我们直接进入了诊室。医生留着凌乱的头发，白大褂又脏又皱——我不禁怀念起小川医生和福井医院了。

问过姓名年龄后，他抬起头让我叙述了一遍在日本求医的经历，不过我知道，自己杂乱无章的逻辑一定会扰乱他的思路。

所以我很担心地问道：“你看，还要补充什么？”

他把头仰在椅背上，做沉思状。一会儿问道：“你是先感觉到抑郁，然后去就医的吧？”

我答道：“是的。”

“那你把自己感到就医前，最痛苦的抑郁状况说一下，越详细越好。”——他似乎是想知道我对抑郁情绪的忍耐极限。

在日本病中的一切，都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

我闭上眼，躁狂状态时的种种映入脑海，它让我万分兴奋，心情舒畅，却给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破坏了我的人际关系，让我无休止地购物，刷卡，提现，直到现金耗尽，卡用爆。而且连累了我的家人。

所以如果我能选择自己发生畸变的情绪，我宁愿选择抑郁。——因为他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按照医生的要求开始了叙述。

那一年我因为论文无法提交，所以没能如期毕业。在学校和宿舍受尽白眼后，我狼狈地去办理签证。我被入管局告知要准备一份‘留年理由书’，并给了我一堆材料让我回去填好，在我的签证到期之日，也就是十天之前递交上来。

我回去开始准备各项材料，其中那个‘理由书’让我绞尽脑汁。我必须让人读后觉得我留年的理由是充分的，我的大学是需要我留年的——入管局需要这样的谬论。

脑筋用尽的我有些癫狂了。

那一天，我光着脚在宿舍思考一个空洞的问题。从清晨迎来第一缕阳光直至黄昏掌灯时分，我一直在宿舍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踱步。唯一的动作就是低头抱胸，由床边走到门，再由门走到床边，如此反复了一整天。脑海里快速且繁琐地盘旋着答案仅仅为‘是’或‘否’的无聊问题。但是，却因为脑中一旦出现什么新主意，马上就会出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来否定它。各种各样的主意一个接着一个的交锋，反复占领大脑，令我不胜其烦，却又无可奈何——我左右不了自己已经失控的思维。

我找不到答案，开始焦虑，开始暴躁起来。——我一脚踢翻了椅子，又把它抡起来扔到墙上。无辜的椅子在猛烈的撞击下支离破碎。

我愁眉苦脸坐在床上，垂下头，让脸贴近大腿。过了一会儿，又无奈地站起身，收拾了椅子的残肢。

我感到有些累了，就躺在床上，数着绵羊，尽量不去想那个问题，居然很快睡着了。

半夜时，我猛然惊醒，一直到天明，我拼命的回忆自己把那个问题想到哪里了，可无论怎样回想，——那个问题似乎从来就未曾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一样。

后来，我弄齐材料，去入管局递交材料。

我不知像我这样的特殊申请应该在哪个窗口，就到了一个类似问讯处的柜台打听。柜台后边站着个白白的胖子，敦厚的体型将自己衬衫撑得一个褶皱都没有，他一直盯着我，直到我到了柜台前，看清我愁苦沧桑的脸后，厌恶地微摆了一下头，嘴里发出了类似‘切‘一样驱赶的声音。

我被他吓坏了，在我们这些自费留学生眼里，入国管理局的官员要比日本现任首相还牛，每两年就要受到他们一次苛刻的审查，从而决定我们的留学前途，要是得罪他们那就死定了。七年间我遇到过各式各样的政府官员，去过参议院参观，甚至进入过某个议员办公室进行访问——入管局的态度是最差的，其素质堪比中国的腐败村支书。

我得罪他了吗？他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的签证会不会出问题？

回家的电车里我一直在脑子里思索这些问题，我得不到答案——也不可能得到答案。

我心乱如麻，现在在电车中，又不能像在家里那样，来回走动以缓解焦虑的心情。

在快要崩溃的时候，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车门走去。一把抓住车门边的护栏，使劲儿的摇晃，想把这电车摇倒掉了才算甘心。

电车在行进中会有些摇摆的，可那天摇摆的幅度在我的努力下显得过分的夸大了。

旁边的乘客惊呆了，有的起身向车头方向疾步走去，像是去找列车员。——看到他们惶恐的样子，有一种因报复产生的快感——只是病态地认为那些乘客和入国管理局的蔑视我的白胖子一样都是日本人。

电车到站了，不是回家的站，——我还是下了车，因为我是在无法忍受在车中的胸闷和心乱。

我蹲在站台上，不住拍打自己的脸，涕泪满面——直到有人制止了我。

医生听完，又仰起头，靠在沙发上。

他闭着眼问道：“你认为自己现在处于哪种状态？”

“当然是抑郁状态。”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需要住院治疗”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觉得很可笑，在刚刚出院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再次住院？

“不住院不行吗？”

他坚定地摇摇头。

我起身拿起病历本，转身就走。

他还对着我的后背说：“要注意病情的反复。”——这和我在福井医院的主治医师的最后嘱托是一样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雪要融化了。可我还是老样子，精神萎靡，目光呆滞。

亲戚们最初的关切和笑脸，渐渐减少，最后消失了。

我遭到了大家的厌恶。

萎靡不振的样子和消极的态度都是他们讨厌我的原因。

可是你能要求一个情感障碍患者发出巨大能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和人吗？——如果他这么做了，他还能称之为病人了吗？

父亲整天在家唉声叹气，除此之外就是给那观音菩萨上一柱香，每天雷打不动。

众人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三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叫到二姨家，知趣地坐到沙发边的小矮凳上，众人或坐或站，围着我站成个半圆弧。居高临下地开始了批斗。

“小佳，你的病，你自己得努力呀。”

“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儿没变。”

“还越来越重了。”

“你说罢，你每天都在那儿瞎寻思啥？”

“你看你那眼睛，死鱼似的。“

“你到底啥时候能好啊？”

“你自己能不能争气点儿？别让我和你爸操心。”

“再这样，没人管你了。”

众人七嘴八舌，把我当成了发泄的靶子；只有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沙发边上默默地抚摸着我的肩。

我整个人几乎变成了弱智一般，连被变相辱骂都感觉得麻木和迟钝。

我抬起头，乞求道：“我想抽根烟。”于是从二姨家，在众目睽睽之下孤独而又狼狈地逃跑了。

我是个爱惜羽毛的人，很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小时候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常常因为他人一个不起眼的看法而做出违心的事来，并且不计后果地一意孤行。这种习惯一直带到现在，而且扩大化了。——倔犟起来，我不会和任何人吐露心中的真实想法。

小川医生说过，吴君最好在家人的陪护下，持续服药治疗，不急不躁。

我却对父亲说：“我要回日本，找个工作。”

父亲没有惊讶，只是木然地点点头。这个反应让我有些怨恨——未必太无情了。

我们又收拾好了行李，其实就是在那两个破箱子上加把锁。

我看着他提箱子的佝偻的背影，有一种罪恶感。

多少年以来，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让他失望。

可我这么多年所做的事，只能是着实让他失望。

所以我猜想，是不是为了惩罚，他才会放弃我，让我回到日本。

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毫无自信的发誓：要在日本东山再起，让他们为自己曾经的言行感到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