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最近的“林少华事件”主观乱谈文学翻译 -- 江城孤舟

前一段时间，国内文学界再起风波，主导人是这两位：非常有名的林少华和不那么有名的施小炜。前者在这20年里翻译了数十本村上春树的著作，提到林少华的大名，当真是如雷贯耳，总让人有种就算是没吃过猪肉至少也见过猪跑的感觉。在2年前，本校曾经请这位先生来作讲演，等到那一天放眼望去，偌大的一个会议室里挤得满满当当，其中观众半数以上应该都不是日语系的。话说当年大江健三郎到本校来作报告时，学生的踊跃程度也就与此差相仿佛。别说在中国，就算在全世界，一位翻译家能获得如此名声，那可也是着实不容易。

不过，有道是人怕出名，当最近新经典文化公司拿下了村上春树新著《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简体中文版权时，翻译者却换成了施小炜。想来林先生一定非常惆怅，那心情估计该能用一首著名的俳句“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抽根香烟吧”来形容。我这样说也许有些调侃，不过比起“某些媒体”来，应该还算客气的吧。那些媒体可是这样写的：

而且更让人郁闷的是，单是翻译也就算了，问题是施小炜还要打上门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前来挑刺。“我之前只看过一本林译，就是《且听风吟》，是大概2007年的时候学生拿来给我看的，略略一翻，就发现了不少错误”，“仅粗粗地数了一数，便发现林君的译文不足四万字，而误译竟多至逾百，即平均不足四百字便有一处错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双方开始辩驳起来。这里的双方，并不只是指林和施二人，还有各自的粉丝们也前来助战。而且拔出萝卜带出泥，前几年就有的台湾赖明珠译本与大陆林少华译本孰优孰劣的争论也再次浮出水面。至于有的网友提到的张致斌译本……抱歉，包括我在内的70%的网友似乎真没听说过。

翻译界出现争论本来并不奇怪，或者说不出现争论才是怪事。早在古代我国翻译佛经时就有不少争论。而自从中国开始翻译近现代西方文学始，类似的争论已经一再上演了。

鲁迅与赵景深、梁实秋等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记诸杂文集中，应该比较广为人知。而另一位翻译家傅雷不留情面，即使对杨绛的译文，也说“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还曾提了一份书面意见，举了许多翻译谬误的例句，结果触怒了许多人，“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这两个故事知道的人应该也不少。而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以及西班牙的文化奖项，国内西语界一位老先生却不喜欢她的译本，这就不是一般人知道的了。国内英文翻译界“自认‘狂而不妄’”，“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的许渊冲教授与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得主江枫之间的争论，好像许多人也不知道。至于国内曾在1986年译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的名著《宫间街》三部曲，其中一部分译文在阿语界被许多人痛批，这好像就更不足以为外人道也哉……糟糕，我好像说多了。

不过这些争执在一般网民中似乎大多没有林少华译村上的相关话题影响大。能出现这样的争执，当然是从侧面说明了村上春树的影响力。本来如果他对翻译感兴趣的话，也许会对译文的质量作出评判。作为原作者，其言论虽说未必一言九鼎，但肯定也相当权威。只是很遗憾，村上不懂中文，他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人，也许对意大利人的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就是叛变)很熟悉吧。因此当年林少华先生去面见村上时和他套近乎，想诱导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尤其是想得到作者亲口肯定自己翻译的成果（这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式的猜测，希望不是如此）。不过村上是回避了这个话题，好像连称赞的客套话都没说几句——如果说了的话，按人之常情，林先生应该会拿出来宣扬的吧。当然，据说村上其人很羞涩兼内向，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别看我平常谈ACG很起劲，可我实际上是日语一万级的水准（出自UCG的编辑们自我调侃的笑话），就是比4级还差2500倍。因此在这二位先生译文正误的问题上，鄙人羞愧，不可能说太多。尤其是看了一些网友的争论后，在下现在正处于觉得二位好像都有理，也都有错的模糊状态，比如施先生说：

而有网友随即指出：

感谢这位网友，让我也学到了美国地理知识。在美国的河友很多，这点应该更有发言权。不过为了照顾对美国地理没知识的我辈，我还是转引张地图吧。

嘛，总之关于谁的村上译得更好的争论暂时先说到这里。我只是想把在其他论坛说过的话再说一次。

我提到了“等值”和“等效”这两个术语，“等值”是由费道罗夫等人最先提出的概念；而“等效”则是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著名“功能对等”观点的缩略。各位不要叹气，我没打草稿，是一边构想一边写这篇杂文的，没有长篇大论解释这些术语的时间。各位只需要把它们自动替换成严复那耳熟能详的著名翻译观“信、达、雅”即可，虽然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

似乎提到翻译，国人就会想起“信、达、雅”，也不管严复原先的语境是说文言翻译的，当然更未必去管《天演论》本身是不是做到了这些要求。只是这个标准虽然非常简短好记，翻译家们一般没太大异议，问题是什么叫信，什么叫达，什么叫雅，那才是争论的重点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一个词的翻译，metaphysics，怎么译才好？

对西方哲学史有了解的同学们都知道，这个词的本意是“在物理学之后”，是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起的名称，原因是因为在编纂全集的时候，这部著作顺序排在物理学后面。那又怎么翻译呢？我国的翻译家从《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中取下了三个字，天才地将其翻译成了“形而上学”。

问题是这样翻译真的准确么？换言之，metaphysics真的能与“形而上学”完全相等吗？哲学界似乎到今天还有不少争论。不过由于早已经约定俗成，也就只好在小圈子里讨论了。理论上说，也许它们形式上不完全等值，但在使用效果上，只要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看到“形而上学”时的反应与西方人看到metaphysics相同，这个翻译就是成功的。不过由于语用因素作祟，好像也不是完全相同啊……

总体上说，这还算个处理巧妙的范例。但有的可真就没那么好对付了。比如说下面这个英文双关语笑话，各位又打算怎么把它译成中文比较好呢？

概括论之，诗是否可译？双关语是否可译？文字游戏是否可译？如果不可译，理由为何？如果可译，是追求传递信息的等值，还是追求感染读者的等效？是尽量追求与原文形式的一致，还是别出心裁，另立机杼？这就更难作出论断。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要素导致的趣事发生。比如说某位俄国大作家的某部作品一开头没多久就说，我的一个uncle（不懂俄语，故用英文代替）如何如何。问题是，这个uncle是他的伯父、叔父、姑父还是舅父？如果后文说了更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也好办。问题是这位uncle就出现这一次，后面没再提，于是中文译者在这个问题上先傻眼了，对付着写了一个，后来去问俄国的文学研究家，对方还很诧异为啥要问这种问题。

以上唠叨了半天，只是想说，根据目标语言，阅读对象等诸多因素的不同，绝对等值和绝对等效都是做不到的。“翻译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虽然对女性很刻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出了翻译者的苦衷。

说起“翻译者的苦衷”，那又有一番说头。许多人在评价不同版本的译文时，往往只着力于从原文与译文的文本对比着手。但实际上，按照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性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这一观点表明，阐释活动既不是一种纯个人的主观活动，也不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对文本意义的简单求索或还原”。这即是说，翻译主体固然受到翻译的文本客体所制约，但也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是一种辨证的统一关系。

说的再直白一点，翻译者的生活阅历、智能水平、审美经验、文化素养等等所谓“审美前结构”（pre-structure），也是影响他译文的重要因素，这一点读者不可不知。

说实在话，林少华与赖明珠的译文读起来让人感受不同，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他们彼此的“审美前结构”差异的缘故。许多人说赖明珠翻译的语助词过多，充满娘娘腔，那正是因为赖的身份是台湾女性的缘故，其文风和语法必然带着一股台湾色彩。大多数大陆读者不接受赖明珠，正如同大多数台湾读者不会接受林少华一般。

同样，林少华的出身背景少了那些小资经历和西方色彩，也使得他的译文中缺少了许多村上本来有意加进去的西方情调，比如施小炜指出的一些知识点错误。还有由于不谙英文，而把“simple as it must be”给注解成“意为简洁”，应该翻成“就这么简单”才是。如果说这个还可以原谅，那么把“You are welcome”给译成“欢迎你”可就实在令人不能容忍了。网友还指出有时候林先生连日本特色的事物都译得模棱，比如说把おでん硬翻译成“御田杂烩”——事实上现在比较通行的译法是“关东煮”。还有コロッケ和メンチカツ，林先生统一译成“炸肉饼”，被网友认为是偷懒，因为虽然都是炸的，虽然都有肉馅，可是コロッケ需要土豆泥，而メンチカツ加的是洋葱不过考虑到他译文的时间较早，这些也就算了吧。

为了不闹上述无谓的毛病，翻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就需要充分完备的知识结构，除了专业的语言知识外，还需要具有文、史、地、哲、政、经、宗教等等诸方面知识。比如说上面提到的《宫间街》，1986年的湖南译版和20年后的上海版在某一句话的翻译上就不同：

找来原文一看，由于表面上代词指代不明，双方的理解虽然不同，但似乎都说的过去。但再仔细一瞧，原文中使用的一个习语是从《古兰经》中化用来的——原句是“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十倍的报酬”。因此在这里上海版的译文才是正确的。

在准确达意的前提下，译文的行文还直接反映着翻译主体的审美观和文字功底，也就是其驾驭母语语文的能力。能把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把Gestapo译成“盖世太保”的人，一定是具有相当审美天赋的才子。略观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些精彩文字，他精深的汉语文学功底便一望而知。没有足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这些艺术品一般的成就。

与朱先生相比，曹未风先生翻译的“吹啊，吹啊，你冬天的风”固然也不差，但总觉得没有那样的精神了。

翻译者作为中介，是将自己心目中认为合适的译文展示给读者，所以译者的知识储备、艺术鉴赏力，甚至意识形态等要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实际译文，不可不慎也。再拿《宫间街》的不同译本做个例子吧。

对这里湖南版宁愿违反“信”的准则，也要删去原文中比喻的做法，只能解释为是受翻译主体道德观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之故。

啊，不知不觉扯了那么长时间，还是准备就此打住吧。文学翻译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曾经说“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问题是就算有合适的翻译者，他本身可没有诺贝尔奖可拿啊。再说一遍，尽管翻译如此重要，可是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搞文学翻译的一直都比不上文学家本人出名。在前年林少华曾经说过他要写自己的原创小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诱因，现在实行了没有。然而从历史上看，文学家尽可以翻译为副业，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而翻译家要想以文学为副业，很有成就的却不多。

翻译者永远处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这里的“现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比如说这次林少华事件就包括所谓“天价版权”、“海选”炒作等因素的现实。而我扯了这么多，现在也想起了曾经被翻译公司给坑过的事实，算了……皆さん、 お休みなさ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