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一章　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并不是自今日始。有我的朋友确实知道，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先生，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

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

　　这是一件事实。有的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那是说：“见微而知著也。”又说：“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蒋介石背叛孙总理的主义和媚外卖国，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蒋介石，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第二次听说蒋介石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外蒙古的首都(库伦)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三月二十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那时候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把一些人抓起来了。

　　又有朋友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蒋介石对黄埔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苏联鲍罗廷先生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学校里无论校长、教员、学生，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如同服从总理一样。”并且要求大家举起手来宣誓，要内外如一地服从。这件事情，徐先生说得很详，我不必说得太详细了；可是过的日子不多，一脚踢跑的踢跑了，抓起来的抓起来，押起来的押起来。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莫斯科听说，蒋介石曾到过莫斯科。蒋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不久广东“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了，莫斯科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把许多人赶走的赶走，下监的下监?

　　一九二六年九月听说，蒋介石带着兵由广东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北平来的朋友们到包头五原来说，革命军是和国民军一致都是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正是我在五原誓师消息断绝的时候，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得些上海和南方的消息。五原是在绥远的西边，察哈尔、北京、河北省都是张作霖的军队；湖北、河南、陕西都是吴佩孚的军队。这时候从五原到上海和长江南岸，电报和邮政都不通，全靠着人送。所知道的蒋介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忽左忽右的人，怎样都与他自己合适，他就怎样做，并没有什么准则。

　　一九二七年到了西安(陕西省城)，有唐生智的代表某先生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我没有等那朋友讲完，我就请他去喝茶。我对他说这时正在北伐，若自己里头不一致，互相攻击，张作霖、吴佩孚怕打不下去了。那位朋友很文雅，不慌不忙地说，旧军阀太腐败了，容易打；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的。若打他要现在就打，不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再打。那位朋友说话的意思就在本年首先应打蒋介石。我对他说，西安被围有八个月，饿死三万人，才把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赶出潼关去，国民二、三两军是很疲惫的。国民一军自从南口败仗之后，行军几千里，人员、马匹、器械亟待补充。吴佩孚在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张作霖的军队在河南省信阳县。若是我们革命的军队自己杀自己，将来不堪设想。那位朋友很耐烦地详详细细地说了两三天，他把蒋的独裁、专制都说出来。我对他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不过大敌当前，我们先要打正面的敌人，不可自己杀起自己来。那位朋友很失望地绕道回湖北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封信：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打倒。

　　在郑州会师的时候正是一九二七年，我看见了谭延贻、徐谦、唐生智以及许多国民党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本来那些朋友要在郑州多住一两天的，那一天的早晨忽然挂起车来走了。我听见了马上到车站同他们谈了两三句话，就开车了。

　　我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遇见邓演达先生。我请邓演达先生对兵工厂的工人们演讲，他骂蒋介石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邓先生是政治部长。我和邓先生初次见面，蒋介石我还没有见过他。他们都是由广东出来的，内容是怎么的事，我实在不清楚。邓演达讲完了以后，我的朋友刘伯坚对我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朋友们说，若是革命军自己打起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高兴了。

第二章　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

　　郑州会师之后，蒋介石带着兵从南京打到徐州，约我到徐州去，大家见面。我马上就开车，离徐州还有二十里，一个车站叫黄口，蒋介石由徐州开车到这里等我，我们在站台上见了面。我看着他穿一套黄军服，大檐军帽，四十岁左右，五尺多高，很瘦的身体，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我们由黄口开车，我坐在他的头等车上。到了

徐州，住在花园饭店。大家谈的是继续北伐。本来武汉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蒋，蒋这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武汉。但我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在徐州这里，有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还有许多朋友。这天晚上有很大的宴会，蒋介石找我讲话。我先说了几句，恭维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的官兵，北伐劳苦的事；接着我说：“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张作霖和吴佩孚说：南方的赤化头子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是冯玉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我说完了之后，吴稚晖起来说，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会一散，蒋介石拿拟好了的一个电报稿给我看，就是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我和蒋介石都签了名。蒋开车回南京，我开车回开封。

　　还没有好久，蒋介石带的军队，在徐州同孙传芳打起来，被孙传芳打败了；蒋一直向南退，过了蚌埠，眼看退到长江，蒋介石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老羞成怒。王天培是贵州出来的一个军人，蒋一恼怒就把王天培枪决了。既没宣布罪状，也没军事会审裁判。当时第一军军长是何应钦，第七军军长是李宗仁，蒋的参谋长是白崇禧。这些将领们看见蒋随便杀人，不用法律，当然人人自危，就不听从蒋的命令。蒋看他自己调动不了队伍，他就辞职。吴稚晖他们召集了二十几位同志们会议，当时吴稚晖说的话，不外乎正在北伐，蒋介石不可以辞职。吴刚坐下，何应钦站起来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接着就是白崇禧站起来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李石曾从背后伸出手去拉了吴稚晖一把，拿他的嘴对着吴稚晖的耳朵说：“这还不是兵变么?你不要老命啦?”会就这样不欢而散的。蒋介石看看没办法，只好出国到日本去了。

第三章　我请蒋介石回来

　　蒋出国之后，李、白、何三位在南京的东边龙潭山附近，把孙传芳过江的军队打败了。当孙传芳攻过长江两岸的时候，南京中央党部的人们，有好多都走开了。多亏了李烈钧将军在南京主持，还没有大坏。李的第七军，何的第一军在孙传芳的队伍渡过长江，登岸不久，双方夹击，把孙传芳的军队打死的很多，孙传芳的军队很狼狈地抱头鼠窜地败回徐州去了。我驻扎在郑州。张作霖从河北向南打，张宗昌从山东曹州府向河南兰封打。我觉得北方情形这样，革命就应当扩大团结。我把拟好了一个电报稿子，打给阎锡山说：“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阎复电说：“你这电报真是大公无私，我愿意署名。”这样电报发出去，请蒋回来的。

　　蒋介石真敢下毒手，他一回到上海就总司令的职，头一道命令就把何应钦调成参谋长，这是不许何应钦有带兵的实权。何应钦也就入了医院，三四个月后才出医院。

　　吃不饱，穿不暖的官兵。蒋介石在南京靠着江浙上海是有收入的。是他带的军队，官兵关饷都是现洋。我是从绥远、宁夏、甘肃、陕西一路出来的。谁都知道中国西北各省是最贫苦的地方，出产很少，税收又不多，官兵全都没有钱。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要饷，按理说，他应当负责任，想不到蒋回我的电报说：第二集团军的官兵，规矩好，训练好，知道爱国，爱人民，一年半载不关饷也不要紧。他自己带的军队乱七八糟，就是关饷，也常常兵变，若不关饷更不得了，因此就把钱都给了他的官兵。我带的军队，蒋就一文不发。我拿电报给我的将领看了看，个个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什么话!

　　第二次在郑州见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八月，我的军队在豫东把张宗昌打败了，俘虏了张宗昌的官兵两三万人，得了七列钢甲车。过了不久，蒋介石从南京到郑州来看我，先托马福议和刘天龄来对我说：“蒋要同我换帖作盟兄弟。”我说：“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我也写了帖子。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的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用处了。(参看本书插页)

　　我们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所以有人说我两个人是把兄弟，就是这个缘故。蒋问我，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希望我有什么指教。因为我比蒋大几岁，所以蒋对我这样说话。我对他说：“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蒋还是客气地说：“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说：“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蒋说：“好，我们一定这样做。”

　　我在山东党家庄见蒋介石。革命军北伐，蒋介石指挥着津浦路的军队，我指挥的是平汉路的军队，并且指挥着津浦路与平汉路之间的军队。在曹州济宁一带，孙良诚对孙传芳打了很激烈的几个仗，攻下济南。孙传芳、张宗昌都退到德州以北。蒋介石同黄郛先到济南，蒋有电约我到济南会面。我从开封经过兰封到徐州，就听说蒋介石在济南同日本发生冲突。那时田中做日本的内阁总理，日本人见他们的走狗孙传芳、张宗昌向北退，日本人就很着急。这时候蒋带的军队一攻下济南，大官都下了大餐馆，小官就下了小饭馆，士兵们没办法，都饿着肚子在街上干瞪眼。这样在街上骂街的骂街，骚扰百姓的骚扰百姓，军纪风纪一点也提不到。日本人正想着找事呢，果然，日本的宪兵和蒋的军队冲突起来。先由小打变成大打，不但把蒋介石的军队在济南城里缴了械，连蒋和黄郛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蒋和黄郛穿着白色内衣跑出来，几乎成了俘虏。找到了泰安车站，蒋叫人给我打电报说：“不要来了!”我的复电说：“愈有危险，我愈要去。”到了党家庄车站，看见蒋和黄郛穿着白内衣站着在发呆呢。蒋的军队从济南退出来都是空着手，枪炮都叫日本人拿去了。那天我们在回教的礼拜堂里会议，蒋问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说：“日本人以为我们革命军胜利了，于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不利，日本要向我们挑战。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什么事情都不管。”再三的商议，决定了把济南撇开不管，我们的军队先打到北平，打倒了军阀再对付日本。我说：“你有那种的忍耐力我也赞成。”蒋被日本人这一恐吓，他说他非回南京不可，把所有的军队交给我指挥。我说很好。蒋回南京去了，我就指挥着所有的军队约八十万人，攻打天津，再打到北平。

第四章　我在郑州见蒋介石

　　北伐将要成功，蒋介石过郑州，到石家庄去看阎锡山。因为在郑州谈话很久，我这里给蒋和跟着他的几百人预备的饭，是馒头、猪肉熬白菜和小米稀粥，那是一饭一菜一汤。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在车上很戒备。我不知道他听了什么人的话，一定是对我这地方不放心。蒋到了石家庄，阎给他预备的是燕菜席，所有的跟他的人都是八人一桌的鱼翅席。马云亭回来对我说：“蒋对什么人说的，就拿吃东西来说，阎对于蒋和跟蒋的人真是特别尊敬；蒋觉得我预备的饭太普通了，太看不起他了。”我听见这话，笑了笑，对马云亭说：“我们革命是为人民大众，要改善大众的生活，要把大众的生活水准提高，不是为大官的生活更好。蒋说我看不起他，我不能看着官兵和人民都没有饱饭吃，而拿人民的血汗去预备那么贵的燕菜席和鱼翅席。”

　　在北平西山又见了蒋介石。北伐军已经到了北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孙总理的灵。那天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每个集团军的一个总指挥，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和商震，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们。祭灵的时候，先行礼，把棺材盖打开，看孙总理的遗容。蒋介石扶着棺材哭起来。后边有些人在那里骂着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果然是愈哭愈厉害，那么多的人站在那里等着，我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我劝蒋不要再哭了，哪晓得愈劝愈哭得厉害。后边的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这样蒋马上不哭了，把棺材盖盖下，才散了会。

　　在北平汤山见蒋介石。北伐成功第一次会议是在北平西北的汤山开的，这个地方水是热的，树木很多，有一道小河，还有很多座新式的大洋楼。有人说这些洋楼都是安福系的曹汝霖、王揖唐等从西原大借款里得的“回扣”为他们自己盖的洋楼。各集团军的总司令和总指挥同几个中央委员开会，首先是蒋介石说话，大概说的是，缩减军队，服从命令一大套的话。蒋刚说完，李济深将军就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当天还有好几位说话，都是指责当面说好话，而骨子里用种种方法消灭别的军队是不对的。我看蒋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白，非常不安的样子。会散了之后，我同一位吴先生晚上在月亮底下谈话，知道蒋上次辞职到日本去，曾把他的部下害苦了。

　　在南口见蒋介石。南口是北平通张家口的重要关口。一九二六年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张作霖集合他们所有的反革命军队来打南口几个月，国民军死人很多；现在把军阀消灭了，国民军就在南口开了一个追悼大会。所有北平各界，尤其是学校送的挽联很多，也都派有代表，在南口这个地方总算是空前的盛会。鹿钟麟主席、蒋介石讲话，蒋对于死伤的人和死伤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将来怎么办，一句都没有提。蒋讲完了，李宗仁讲；李讲完了，我讲。我说的主要意思是，死了的官兵应当明令褒扬，立铜像，立石碑，立革命的祠堂。死了的官兵的父母怎么办?妻子女儿怎么办?应当特别优恤多少年，既应当从优又应当快办。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蒋介石既然负了责任，他听了我的话，实在应当尊重。后来看出来，他满不在乎，他简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可以说一句证明的话，始终是一点也没有办。蒋以为革命死的官兵都算白死了。我为此事同蒋吵过很多次，他总说没有钱，不能办。是不是没有钱?谁都知道，有的是钱，就是不办这个事。

第五章　在南京会议见蒋介石

　　北伐成功之后，接着就开南京会议。蒋介石首先用种种方法，使他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以前有功于革命的人，他一脚踢开。如同军事委员会中有五六十位委员，北伐一成功只留几个人，其余的全取消掉。这种过河拆桥的办法大家都不满意。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贻，原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原文读完后，我发表意见：“西北五省旱灾，许多人都没饭吃，若不设法救济，一定要饿死很多人。这话已经向大家报告过数次，今天首先应当讨论赈灾的事，那才算为革命的政府；谁想到救灾的事一字不提，先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加薪到八百元，若是我们认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我们公务员是仆人，我们能不能看着主人饿死，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先来加薪呢?”我一说完，谭就说：“‘忠信重禄’，非多加薪金，做事的人不能忠心。”我说：“重字你说八百为重，还有人说八千为重，八万为重，只要他不以人民为重，多少薪金也不会忠于国的。”接着就是戴传贤起来说：“有人说，我们应当茅茨土阶筚路蓝缕，我们跟着孙总理革命是经过许多困苦艰难的，今天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应当享受一点才对呢。”我说：“革命成功的话，不很妥当。为了革命，中华民国的人民死了千千万万，哪里不是寡妇孤儿，无人闻问，怎么叫成功呢?若说成功，只可说昨天我们是流氓，今天当了什么院长；说到享受的话，范文正公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革命的人，应当是人民大众先享受了，然后我们再享受；不能说人民连活都活不下去，我们先来享受。”我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这个案子我是反对到底!”蒋介石说：“既是这样，先把这个案子搁一搁，改日再谈。”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

　　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大家都到齐了，有六七十位。先向总理遗像行礼，完了，蒋介石就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什么?就是要真真实实服从命令。后边有人说，既服从命令，就下令得啦，何必会议呢?蒋把这话都听见了，可是他却假装没听见。开会提出案子是蒋提的，这案子就是每个集团军不管人多少只留十二个师，其余的人都遣散。当时有位李先生站起来说：“关于军事，我是外行；不过我知道的，我要贡献些意见。若是一个集团留十二个师的话，一定有的集团军要再报募六七个师才够数，有的集团军得要裁下去十几个师才成。若是这样，怎么能说是公平呢?不公不平，没有不出事的，请大家小心，请大家注意!”接着还有好几位说话，意思与李先生的差不多。蒋要消除异己，他自己已经有了决心，无论说什么，一定要依着他的提案去办。实在的情形怎么样呢?蒋派人在北平一带新收了十几个师，另外的保存着，这是人人知道的，也就是一件真正不公不平的事。中国之乱，人民得不到平安的生活，就是蒋介石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弄成的。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画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找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我对民众们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第一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他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能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我说完了，民众们就鼓起掌来。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在南京的汤山，蒋介石请我去洗澡。我一看那里布置的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厨房预备着，什么时候来，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有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有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蒋说这话是对我下了挑拨的作用(广东是李济深将军，北平是白崇禧将军，上海是桂系的张定(王番)将军，武汉是桂系的胡宗铎将军。)。我对蒋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又能实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蒋介石听我说了这些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没有几天，何成浚就在北平发动了驱逐白崇禧的事，又不久蒋介石把李济深将军扣起来了，也是那几天，在上海警备司令姓熊的贩卖鸦片烟土和上海的张将军打起来了。

　　蒋介石和古应芬之争。这天晚上，我在蒋介石家中吃晚饭。刚吃完饭，坐在客厅里，古文官长应芬拿着许多电报来找蒋看。蒋问：“有什么要紧的事么?”古应芬说：“没有别的要紧的，只是熊式辉在上海贩卖鸦片烟土的事闹得很厉害。”蒋说：“熊式辉决不会贩卖鸦片烟土，这是随便胡说。不会有这个事情。”古应芬说：“这里有电报是这样说的。”蒋说：“有电报我也不信。”古说：“信不信是一件事，舆论又是一件有关系的事。”蒋说：“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三百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我全不信。”古应芬说：“既是你全不信，公事也不用看了。”蒋介石因为我在那里，不好意思的，就叫古先生在别的房子歇一歇，等一会再看。我站起来说：“不要耽误你们的公事，我走了。”我在路上想，舆论就是狗屁么?蒋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蒋介石解散军队之新法。我在军委会问他们第一集团军队发多少饷，给多少川资，给省县之公事如何办法。一位姓贺的是中将阶级，他说办法简便得很。我说请你说给我听，贺说：(一)预备火车一列；(二)红绿纸的标语各二百份；(三)军乐队，若无乐队用本地吹鼓手也好；(四)招集一些民众；(五)把要解散的军队集合在车站上，架起枪来；(六)先是军官讲话，不外说今天欢送爱国的革命的军人退伍还乡，不要名，又不要利，这是伟大爱国的行动；(七)接着民众代表也如此说；(八)接着即把军队徒手拥上车去；(九)大家即呼口号：退伍军人万岁；(十)汽笛一响即开车了。以上这十条即是退伍的好办法，不用什么钱，没有一个人愿当兵。这是蒋介石用过的好办法，我听了觉得出奇得很。过了没有几天果然由蚌埠解散了有三四百人，是用那位贺先生说的办法。火车到了浦口，就把车站打了又抢了，接着报告说打过下关来了，不到半点钟又报告打进南京城来了，银行都被退伍兵抢光了。又说同宪兵警察打起来了，互有伤亡。不到两个钟头全城大乱起来，最后无法只得调军校学生出去打退伍兵，因此死的兵和死的百姓也不少。我那时是军政部长，但是第一集团军蒋的军队不叫他们归军政部管，你看这件事是多么出人意料之外吧!是不是别有一副心肠呢，我不知道。

　　有许多伤兵到军政部来告状。他们告的是第一集团军所辖伤兵医院院长，他们告这位院长克扣伤兵的饮食费和用费数目很大。我叫军法司把那院长找来一问属实，要把那医院院长治罪。院长说，他太冤枉。我问他为什么冤枉。院长说：“任何院长都弄钱比我多，别的院长没有被告，光告了我。”因为这医院是第一集团军的，所以我就把这院长说的话对蒋说了。蒋说：“您不必问了，我自己来查吧!”结果院长并未治罪就算完事。

　　有一天我正在蒋介石那里坐着谈话，有人说，有一个日本人叫布施胜治来见蒋。蒋问我：“认识这位日本人不认识?”我说：“认识他，前两天曾在我住的地方见过他。这位日本人写过一本书，说冯玉祥和苏联订的有卖国条约。前两天他又说那本书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两万块钱，他认为错了，现在又要写本好的书。我对这日本人说：‘你写的好与我没关系，你写的坏我也不恼你，总要问自己的良心平安，每一件事件，每一小时都要觉得良心不受责备而已。我也决不告你，你毁坏我的名誉。’今天这位日本人来见你，你可要小心。”蒋说：“日本人这样写书的很多。”

　　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在南京三牌楼住。那一天我不见客人，蒋介石同他的夫人带了野餐与一棵很长的人参来看我。我的副官对他说：“不见客。”蒋说：“你们不要管。”他一直到楼上，蒋说：“我们出去吃野餐。”我说南京城外我不熟识，只有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是在和平门外，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蒋说：“好，我们就去那地方。”后来我们在晓庄师范参观并给蒋介石介绍了陶行知。到了十八年因为我认识陶行知，蒋反对我也把陶行知的晓庄师范给封门了，我真想不到蒋会这种做法。

　　南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是蒋自己圈定。我对蒋说，这种办法不好，若是大家随便选也选不掉你。可是蒋不听。结果蒋的亲的信的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学问或对革命有贡献的都没有圈上。这样一来党中的朋友们闲话就很多，蒋这种办法使得许多朋友没有法子不攻击他。这是扩大会议会成立的最大原因。

内容：

第六章　消灭异己的蒋介石

　　自从蒋介石以圈点方式决定中央委员之后，他这种排除异己之事更多。他用何成浚代替了白崇禧在北平，又诱了李济深将军在南京扣住他。党内外任何事情他都要独裁，所以反对他的人更多。

　　胡汉民先生在国民党内是老党员，也是和孙中山先生革命最久的，比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历史深得很。胡对蒋的独裁，深感不满。胡曾对蒋不断地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思。蒋听胡说的这话，就怀恨在心。有一天又讨论民主和独裁的事来。蒋马上翻了脸把胡关起来。胡当然不服，蒋的特务就用绳子把胡的手和腿都绑起来，胡仍然不服，大骂起来。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平素说话总说，胡是蒋的老师、前辈，忽然间蒋介石把胡捆起来了，当然大家要请蒋把胡放出来。过了几天果然胡出来了，可是两臂和腿捆得都是血印。胡汉民是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的常务委员，又是立法院长，胡并没有犯法的事，又没有叛党，就是因为胡劝蒋不要独裁，就遭了捆打，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当时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的半年不关饷，有的八个月不关饷，跟蒋要饷的电报很多，可是蒋都不答复。蒋的第一集团军的饷不但一个月都不欠，同时蒋还派人带着现款到北平附近收买张、吴、孙等的军队。蒋介石这种做法，各集团军都知道。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军官们彼此见了面都要彼此问：“你们关饷了吗?”都说：“没有。”若是第一集团军的军官，他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们的饷一个也不欠。”因此军队的官兵对蒋很怨恨，为了蒋的待遇不平等。

　　这时候全国的军民已开始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了，许多革命的同志和军事领袖在北平集合，开扩大会议，决定了命令：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来讨伐蒋介石。虽然蒋介石派出的喽罗很多，各处去收买文的武的。第四集团军从广西打出来，下了长沙到岳州；第三集团军从山西越过河北打到山东；第二集团军从陕西打出来越过黄河打到安徽的北部。真是把蒋介石打得头破血出，看着蒋介石就要失败了。可是为什么没把蒋介石打垮呢?因为在各集团军里头，有的被蒋介石用钱收买了内奸，从里头作梗；有的因为旱灾，官兵没有吃的；而蒋介石呢，从定都南京起，他背后就有帝国主义随时帮忙，因此他又有钱又有武器。

　　蒋介石指示东北的军队打苏联。那是扩大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跑到北平同张学良和一位姓王的，很高兴地说：“苏联国算什么，哪位愿意打，就可以打苏联。”因此张学良就叫他的两旅人向苏联进攻。想不到得的结果是旅长阵亡，不能打了。蒋介石不管，叫张学良自己去了结。这件事大家都晓得，因为过于高兴了弄出来轻举妄动，使苏联看不起我们，使全世界上的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这种动作不是儿戏国事是什么?

第七章　“九一八”的蒋介石

　　“九一八”以前，因为蒋介石鼓励坏的军队，不容好的军队，当时不论文的、武的，都被蒋领到吃、嫖、赌和抽大烟的路上，军队的训练没有，军纪、风纪败坏到万分。这些实在情形，日本人全都了解。本来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许过很多的利益给日本人，因为张作霖把郭松龄夫妇打死了，那样张作霖对于日本人的要求，就拖延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不高兴的。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失败，由北平退到东三省，在皇姑屯的大桥底下被日本埋的地雷给炸死。日本人所要的权利还没得到。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日本占了辽宁省城，接着就像疯狂了一样在各地烧杀，很多青年学生被日本人把手砍下去，有的腿被他们砍下去。就在那两个星期里头，日本人杀我们的同胞就有一二百万，如同切瓜切菜一样。这种惨痛的情形，有人报告了蒋介石，蒋总是不闻不问。东北的爱国军人们看张学良既不抵抗，他们自己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还有许多爱国青年如苗可秀他们拉起义勇军来，对着日本人拼死命；像小黑山栗家窝铺孙洪献老举人，八十多岁带着他全家和孙男弟女三千多人同日本人打了几次烈仗，房产土地全不要了，向热河察哈尔退进来，那种惨况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知道了，也没有不落泪的。当时上海方面和国内各地的爱国人士都起来责备政府，并且捐了许多款项找朱子桥(庆澜)将军组织了东北义勇军和后援会。

第八章　为“九一八”在南京会议的蒋介石

　　“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着东北三省全都要丢掉了。无论国内国外，没有人不说“你这国民政府是干什么的?”蒋没有办法了，先找孔祥熙给我一个电报：“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我复电：“‘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过了两天，接到蒋的电报：“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下野的事，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一定下野。”我的老朋友刘允丞(守中)，当时由晋南来看我，刘说：“蒋若诚心认罪，先生应当到南京去商量救国大计，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也愿意去。”我同刘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阎锡山已由大连飞回来了，在太原北边一个中学内，我同阎锡山并阎的朋友在一起谈了一天。阎锡山说：“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儿皇帝，不愿意抵抗日本。”我就同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蒋介石既来电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请大家去’。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是不管。”由太原开车，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岳师长上车来见我，这位黄师长两只手拉着我说：“老将军快出来救国吧!我们的国家不得了啦。”一面说着，一面哭。看他的年纪有三十多岁，知道他是东北的军队。他请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在车站上看他的队伍，大约有一营人，个个都是精壮得很，他就是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指挥的。我问他：“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那位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会把东三省占了呢?”我又问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黄师长说：“蒋介石调我们到这里来的。”开车后，由丰台转天津，都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对他们说：“东三省丢了，我们要抗日，谁要不赞成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的火车到了济南府，韩复榘到车站上来欢迎我，我对他说：“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也只有为收复失地，为雪国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算对得住先烈。”韩说：“我要紧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

　　车到了浦口，很多党里的老朋友来接我，在摆渡上，我说：“我们一定要抗日，蒋介石已经认了罪，已往的事，可以宽恕他。我们是为专制、独裁来打他的，他要不专制，不独裁，决不会有‘九一八’的事。”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在中央党部讲话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扩大会议为什么打仗?是为打倒独裁。早看清楚，在民国里有独裁，一定要招出大祸来，现在蒋介石有电报说一切事情都是他做错了，他请我们大家来，我为了共赴国难来的。”且郑重地说：“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会散了之后，就有人说：“蒋不会抗日的，你若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我的回答是：“我来就不怕，我怕就不来。”

　　每逢和蒋介石谈话，他都是哼哼哼是是是，并且一天到晚都是同汪精卫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就来上车对我说：“今天秩序是没法维持的，因为上海工人、群众都要看看你，没有法子不叫他们不看。我站在先生的背后，若有人掷炸弹，我也跑不了。”我对张群说：“别开玩笑，不会有人炸我，一个我是老百姓，一个我是老百姓的仆人，老百姓喜欢的话，我就说；老百姓不喜欢的话，我不说；老百姓喜欢的事，我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我不做；你明白这个，就知道老百姓不会炸我的。”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点多钟才出了车站。在上海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谁反对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战。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

第九章　“一?二八”上海大战的蒋介石

　　日本人知道蒋何二人的“三日亡国论”之后，在华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积极侵略。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

　　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须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廿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么?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骂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