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四十章　兵死了用两块破席头埋葬的蒋介石

　　我从重庆出发，到贵阳去督练第九十九军。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我看一位韩旅长带的队伍在半山坡上正在看单人教练。

　　在午前九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光晒得很好，忽然间看见两个叫化子抬着一个木杠子，那是用两条破席头捆着的一个死人。抬死人的走得很快，但走到距我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忽然像走错路一样，马上转弯向右边去了。

　　我说：“站住!放下!”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一位新兵死了，排长叫他们抬出来埋葬的。我问给了他们多少钱?他们说：“每人五角五。”问排长在哪里?他们说：“排长和团副正在上船，还有三十多个病人，有几个快要死了，也刚刚弄上船去。”

　　我叫位姓陈的副官快去把排长找回来，同时又找了县长、绅商及教育界的人们来。我问他们这个兵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由贵阳来的，又问团副和排长他们把兵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说把兵送到宜昌去。我问这个排长：“你们一个兵，死了给多少烧埋费呢?”他说：“十五元。”我问他：“你给叫化子一元钱，其余的作什么用?”这时排长说：“错了。”我对县长说：“可以不可以替这个故兵买一口棺材?”他说：“可以的。”这才重新把故兵装在棺材里掘好了坑，大家致祭之后把这个故兵埋葬了。

　　埋葬以后，我对各界的人们说：“死的青年是为抗战来的，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在半路上就死去，这完全都是带兵的没有招呼好。今天我遇上这个事，我算做了兵的大孝子，县长做了二孝子。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叫化子抬着故兵一直对着我来，否则我也就遇不见他了。”我想，也许是这个故兵的英魂使着他们到我这里来的。我希望綦江县各界的人民组织一个救济过境新兵委员会，替他们解决一切医药问题，或者其他的困难。我问綦江的绅士可以不可以?他们都说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做，事后我把这件事情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请他通令各军注意，并且派人特别调查这个事情。

　　到了贵阳督练第九十九军。名称是第九十九军，实在只有一师人，而且这一军能到操的只有二百多人，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吓日本人还是欺骗他自己。军长叫傅仲芳，他说他有一百多处勤务，出操不能有多少人出来。我对傅说：“云南若有事，你这队伍一定要开动，广西有事，你这队伍也会开动的，你应当用全力为作战才对。不然的话，那一天要调动你这队伍作战，一定要吃大亏的。”我在大操场里教他们唱歌和几本问答书，处处都看出来非常的懈怠。也是过了不久，云南紧急，九十九军也调到云南作战，一见敌人都垮完了。傅仲芳撤差之后，过了好久，在中央训练团当大队长。我见着他，真是可惜得很，带着军队，不注重训练，不讲带兵规则，眼看着在那里等着失败，奇怪不奇怪!

　　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十八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个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查这项工程，听说有人给告发了。蔡继伦本是一位极不实在的人，他做过多少小事，不是诳骗，就是欺诈，这一回被人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本来这个人不能用的，不知道他买通了谁，把自己的命送掉了。

　　第十八军在宜昌的南岸深山中，我看过他们多少次战斗教练，比较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稍好一点。顶大的毛病是不注重精神教育，不注重战斗射击。此外还有个毛病，官长说的话，士兵听不懂，因为很多官长都是长江以南的口音，士兵则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官兵说的话，彼此不懂。平时还可，战时怎么办呢?只有失败。

第四十一章　办中央训练团最糟糕的蒋介石

　　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主席，我也在场。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你们这些常务委员管什么事?你们是怎么弄的?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国家都快完了，你们这些常务委员是不是都睡觉了?”

　　问得主席没有话答，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

　　“讲新生活的教官一上台就说：‘我向来都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东西?偏偏叫我来讲，我讲什么呢?’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就受这种训练吗?这样子不是中华民国倒霉了吗?你们若不能办，不办不是好么?”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

　　“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来吗?因为跟着党里的人来，青年团的就不愿意，若跟着团里的人来，党里的人又不愿意。人家现在公开地说：‘干脆我们就不去，不论党和团，我们都不参加。’这是实在的情形，你们当主席，当常务委员，你们到底负责任不负责任?你们办事办得这样，什么事情不办坏了!”

　　又一位江西省党部委员站起来说：

　　“在讲堂上讲功课，一位教官说：‘国民党太腐化了，并且是太无能了，我们要组织青年团，把国民党打倒，我们来代替他们。’主席，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我们是国民党的党员，能怪我们么?我们在讲堂上把教官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既然办训练团，应当不应当要个妥当计划呀?你们不是把党弄着玩，把国家弄着玩吗?”

　　主席旁边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还是朱家骅当每一个人骂完了，他站起来说：“别骂了，同志，骂的够瞧的了，下次我们一定改了。”他们三个人脸比红布还红。还有许多省党部委员顿着脚，捶着胸，骂着说，“你们都是饭桶，为什么把事情办得这样坏?”朱家骅又站起来说：“我也知道太坏了，请你们留点脸吧!”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条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我找了来?”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又说：“糟糕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糟得这么厉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说了，人家也不听。”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这就是蒋介石花了几百万万办的中央训练团，中央训练团的精神都是这样。

　　头几期的中央训练团是常常找我去讲话，那时是王世杰负责任。王把蒋介石讲话的本子印好了，告诉请来讲话的人，拿着印好了的本子念给大家听。我对王世杰说：“若是这样，你们念就好了，何必找我来。”王说：“别人讲话都愿意这样办，为的是省事，你如不嫌麻烦，那么你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把蒋介石的本子翻开，关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我找出蒋指出的是不对的，我就演绎出来给大家听。那里有个负责任的姓段，是一位小法西斯，他玩的一些办法太缺乏常识。如同请的各院部长，讲他们各院部的事情给大家听，有的是浙江口音，有的是湖南口音，一百个中总有五六十位听不懂，甚至还有百分之九十听不懂。又每次听讲的有两千人，讲话的人的声音只有一百人可以听得见，那些人们也就在那里站两个钟头，这些受训的人怎么会满意呢?结果是前面讲，后面就骂。

　　后来有位姓王的负责训练团的责任，他用种种方法教给学员们一见蒋介石就把帽子抛有二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最好把皮带也解下来，和帽子一同抛那么高。当然免不了有些教员和学员不肯那么谄媚，就问姓王的：“这种动作出于哪本书?中国书有吗?”姓王的回答说，“你们自己不读书，还问我，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德国的领袖希特勒都喜欢他的部下对他这样做。”第二天就把几个问话的开除了，那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还没倒台。

第四十二章　在四川綦江县附近大杀青年的蒋介石

　　这一天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厅开会。那天的主席是孔祥熙，头一个报告的是何应钦，他说：

　　“有很确实的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而且这种暴动有很大的政治阴谋。”

　　何应钦刚一说完，我就说：

　　“凡事须论情论理，像沈钧儒先生那些文人，除了笔管以外，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来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言陷害他们。”

　　我又说：

　　“沈钧儒先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能不能派人去和他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若不能，可以不可以请沈等到党部来谈一谈?我们张口说同志，闭口说同志，同志就是仇敌么?况且没有一个不知道我和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都是好朋友，今天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他们这些话，我不说话实在对不起这些朋友；假若有人说这种谣言的话，我不起来说话，以后谁还跟我交朋友?”

　　我刚说完这话，于右任说：“有了这种谣言，我们可以自己杀自己，自己打自己，不要日本人亡我们，我们自己就亡了我们。”接着孔祥熙说到美洲，由美洲说到欧洲，又说到中国，我记得很清楚的，孔祥熙说过这两句：“我们把法西斯快收起来吧!美国人不喜欢那一套。”

　　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我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那家伙糊里糊涂，共产党预备好了，他是干的。”我说：“你的眼睛认不出人来的，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

　　散会后我回到巴县中学，一进门正看见沈钧儒先生。我说：“很好，今天有个消息跟你说。”我就把今天何应钦报告关于沈先生的一段向他说了，并把大家所谈的告诉他。沈先生说：“好，我去找何应钦。”后来我听沈先生说，他见了何应钦，说请何把他下监，不是说他要暴动么?何说：“没有的事，全是谣言。请坐，喝茶，不要生气。”

　　不多两天，我见到江西一位姓徐的，少将阶级，他在綦江附近训练团当高级政治教官。因为他是李协和(烈钧)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同协和先生也是好朋友，他特意来见我说，他们的团长姓桂(永清)，接到特务的报告说他这几千学生里，有共产党还有汉奸。桂就惊慌失措地抓起很多青年，除了乱打以外，又把火筷子烧红了烫他们，这种严刑之下要什么口供没有呀!已经有一二百人被枪决了。

　　他看到有几个青年拉出来的时候，姓桂的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暴动?”那青年们说：“为的要杀你。”姓桂的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青年们说：“你无缘无故杀了这么多青年，你丧尽了天良，我们还不该杀你!”姓桂的大怒：“推出去枪决!推出去枪决!”这样枪决的又有一二百个人，还有六七百人关到监狱里。

　　后来有些青年的家长知道了，就写信给蒋介石说：“我的儿子为了抗战，为了杀敌人，到了你那里受训。现在你把他们杀的杀死，关在监狱里的关在监狱里，你要是不把他们的罪说出来，我们要起诉你。”这样的信有六七十封，因此蒋才派了几个法官，来审判这些坐监的青年到底是为什么?

　　法官提出了一位青年来问：“你的口供上说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他们要暴动，你怎么会知道?”青年说：“我知道。”法官就把自己来的事告诉他们：“我是政府派来的，你们有什么冤屈告诉我，我不是特务。”青年回答说：“他们拿出火筷子烫我，我没有法子，不能不说。”

　　法官问一个青年：“你认识沈钧儒么?”青年说：“我在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

　　法官又问另一个青年：“你的口供说，你同南京通无线电，你把无线电抛在江里头啦!你只留下一个钢圈，这是你的钢圈么?”青年说：“不错，是我的。”法官说：“我看这不像无线电上的，你在哪里弄的钢圈，你说实话。”青年说：“他们天天用针刺我的手指头，用火筷子烫我的两胁，我没有办法，只可给他们找一个凭据。”法官问：“这个凭据哪里来的?”青年说：“值班的表上的。”法官问：“表在哪里?”青年说：“表我掷在茅厕里，我只拿这个当证据。”这样法官就领着人掏茅厕，掏到最底下，把个破表找出来了。就这样全都证实冤枉了这些青年，错杀了这些青年。

　　法官们把这些情形报告了蒋介石，蒋就偷偷地叫桂飞到印度，又转到德国希特勒那里，给蒋介石做代表去了。一面叫把监狱中的六七百青年放出来。那些青年们说：“忽然把我们抓起来，忽然又把我们打了，忽然又把我们下了监，忽然又放了我们，我们不出去；我们先要问问，犯的是什么罪?”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找张治中，张治中去说了两次，这些青年们还是不肯出狱。后来张治中哭着说，这些青年们也都哭了，最后才出来了。

　　这些都是实在的事情，有许多人都活着，可以查，可以问，多少很好的青年都是无缘无故地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蒋介石招考送到外国去的留学生。

　　他是先登在报上，说明白，要会外国文字的，要在大学毕过业的，或是同等学历的。有些青年人们，不晓得他这内容，都很高兴地去投考。哪晓得一进了军事委员会的门，有的人就看出来了，那个阵势摆得决不像考试出国留学的样子。第一就是填表，印好了的表格上来就是一百几十条，如同信仰蒋介石，服从蒋介石，为蒋介石而死，这一类的话，就搅了二三十条。接着下边就是对于蒋介石一辈子忠实，若不忠实就愿被活埋。若听见有人说蒋介石不对，就要报告，不报告的就是罪恶。无论派到什么地方去，要宣传蒋介石怎样好，不热心宣传的人就是罪恶。每一天有一件报告的，得到奖励，报告多的得到奖励多，报告少的得到奖励少，报告特别少的，就是要得处分，报告的津贴，按十万百万千万的次序。总而言之，报告愈多愈好，愈秘密愈好。

　　这些青年人一看了这些表格，哪像是考试留学生，好多人就想退出去不考了。监考的几个特务头子，就把这要退考的青年拉到没有人的屋子去，一个一个地教训，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秘密地方，你要明白，这个地方只准进来不准出去。这青年人们一听，知道不好，有的装病，有的说家里有要紧的事。特务头子说：“有病这儿有医生，不准出去，就在这儿养病看病。你家有事，这是救国的大事，请你先把家里事忘了。”每天考两三个钟头，训练几个钟头，明明地说，你加入这里头，将来不但能留学，并且能升官，不但升小官，而且能升大官，不但升大官，还可以发大财，你们只要加入这里面，钱有的是，你们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个是官，一个是钱，一个是许他们将来可以到外国。假若你不加入，因为进了这个门了，再想出去是不成的，你若真正不干，那就不客气，你是敌人的侦探，下监坐牢活埋。

　　在重庆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以为真是考试留学生，很高兴地来投考，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完全不对，又不能出来。等到完了，他来见我，他把考试情形及表格，都详详细细地对我说了，我也把那表格全看了。他们父子俩对我痛哭：“这可怎么好呀!这可怎么好呀!”

　　他们来找我，当然是希望我帮忙，但是他们又说：“你是万万不能帮我的忙，因为这种事是不许别人知道的。若你一去说了，就算是他泄漏秘密。”研究来研究去，那位老牧师，还是托了外国人，从美国发了电报来，说是外国教会上给那个大学生说好了，叫他到外国读书。他拿着这个外国电报去找特务负责任的人，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准了他的短假。后来，跑到广东，再跑到上海，好几年的光景，因为他和外国人一块儿做事，或者特务人员知道了也不去找他，才算脱离了关系。

　　拿这一段事情看，就知道哪一个纯洁的青年，不做人而情愿做狗，愿意一天到晚替人做害人的假报告呢?大抵都是被欺骗才加入这种罪恶而下流的圈子，当然也有一些甘心乐意做蒋介石的刽子手的人，那又当别论。

第四十三章　决心不守法的蒋介石

　　在重庆开十中全会，有许多人议论纷纷地说国家、党务、政治弄得如此的坏，全是不守法的结果。说来说去，给蒋介石知道了。蒋在纪念周上对大家说：“有人说我们要守法云云，我觉得有应当说明的必要。我们是革命党，我们要守法，就不应当革命，若革命就不应当守法。”他说这话时，很洋洋得意，当时听的人有许多批评他说：“你自己订的法总得要守的呀，你自己不守法，为什么还要立法院呀?”一会的工夫台下唧唧咕咕地嚷得很厉害。蒋介石把脸一红，把头一扭，就走了。一面走着一面说：“革命守什么法?”当时有些坏蛋都眉飞色舞地高兴起来，“我们是革命党，守什么法!”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美以美会的梅牧师，是美国人，很伤心地对我说：“真是暗无天日的世界。”我问：“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位牧师说：“他们在南山有一处房子，栽得很好的树，长了已有五十多年，这些松柏树长得非常美丽。蒋介石的军队要砍这些树去盖沟，一上来就在那树上砍了几刀。我对那官长说：‘请你们不要砍这些树，你们若是非用木料不可，用多少钱我们给你们钱，你们可到别处去买。因为这些树已是长了五十几年，太不容易。’无论怎样说，那位军官说：‘不成，不成，非砍不可。’我说：‘你们不能砍人家的树，你们应当守法律。’那个军官说：‘我们是革命的军队，要守法还革命么?’弄得没办法，给钱不行，说好话不行，就找了外交部。过了一个多月才来了公事说：‘不准砍那些树。’实际上树早在一个月前砍下来了，一株没有留。

　　因为我不愿意，蒋介石就追究起来，把团长营长都叫去问：‘为什么砍美国人的树?为什么不守法?’团长、营长说：‘为了修盖沟，防备日本敌人，要守什么法呢?况且委员长说过，革命的人就不能守法。’

　　蒋介石没话说了，提起脚来踢了那两个军官几脚，叫他们自己去了结此事。团营长跑到南山找到美国牧师说了多少好话，那位美国牧师说：‘你们要砍树，我们愿意出钱，愿意替你们买木料，都不成，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劝你们守法律。你们说：你们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应该不守法，你们找我有什么办法。’军官们说：‘革命不守法是蒋介石说的，如今他不管，叫我们来找你，这不是该倒霉了?’”

　　那位美国朋友来到我这里问我该怎么办?我对那位美国朋友说：“蒋说了不算是谁都知道的。”听说那位美国朋友后来因生病回了美国，现在已经逝世，这件事他的朋友一定知道。

　　孙科连着发表五篇文章都是说：“非民主不可”；并且把他的五篇演讲都印成小册子，到处送人。我在自贡市主持献金运动的时候，接到孙科给我寄来的书。我回到重庆见了孙科，对孙科说：“你那五篇文章非常地好，你有没有对蒋介石谈过呢?”孙科说：“没有同蒋介石谈过。”我问孙科：“为什么你不同蒋介石谈呢?”孙科说：“你是知道的，蒋要当党里的总裁，你我就推他当总裁。可是常务会议，他到底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他要当主席，我们就推他当主席，他也是不出席。这样上哪里见他的面呀!纪念周上可以见他的面，但是那么多的人，怎么能说话呢?蒋介石找人谈话，既不找你，也不找我，这样有什么话能对他说呢?”孙科愈说愈气，他说：“我父亲活到五十九岁就死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多了，我能把话都带到棺材里么?说出事来，再说吧，我现在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第二天蒋介石找我到南山去谈话，我就把孙科谈的话一件一件地全对蒋介石说了。我问蒋介石：“党里的常务会议你不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你不出席。孙科所说民主的事是非常重要，你为什么不找孙科来谈一谈呢?你还怕孙科造反么?孙科还不是爱党爱国的人吗?”总算还好，蒋介石说：“我打电话找孙科。”

　　蒋介石在南山有一座堂皇的官邸。在他的官邸下面，有一栋五开间的楼房，名曰桂堂，这是为会客用的。第二天午前十一点，我在桂堂的客厅里看见孙科。我说：“你来了!”孙说：“蒋打电话找我来的，不知什么事?”

　　我们在楼底下的客厅中坐了有半点钟。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戴傅贤、吴铁城等从楼上下来，他们是开秘密会议来的。吴铁城头一个下来，无精打采地说：“中央训练团这十几万万算白花了，训练的结果竟是共产党，奇怪不奇怪。”看吴铁城说话的光景，他想不到我和孙科在那里坐着。

　　吴铁城一群人走了，蒋介石就找孙科谈话。十二点半吃午饭，我没有看见孙科在那里吃饭。我问蒋：“孙科先生呢?”蒋说：“只谈了半点钟的话，他就走了。他有会议要到北碚去。”我问蒋：“你和孙科谈到他的那五篇民主文章没有?”蒋说：“没有。”我说：“真是可惜得很!”

第四十四章　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的蒋介石

　　蒋介石找我在南山多住几天同他谈话。有一天，蒋介石向我说：“现在许多人都说民主，真是大错误。现在说民主的人细细地一看，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民主拿民主来打击我们。真是民主起来，我们还能建国么?大家乱吵蛤蟆坑，张说张的对，李说李的对，那还成什么事呢!”

　　蒋又说：“中国的共产党运动了美国的共产党，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是指摘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看蒋介石在说得津津有味。我说：“我有一个故事，说给你听听好不好?”当时陈布雷也在座。我说：

　　“有好多人说，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民主，不必向外国学习。这话大错特错。我们必须跟着人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学习学习才成。若是每天都说，我们都有了，都对了；那可就坏了。前几年美国国会议员裴培尔说：‘德国和日本这样疯狂的闹，我们美国应当赶紧征兵，并且应当通过一个征兵法案。’国会里头为这件事，吵了很多日子。最后一天讨论这件事，国会门口来了很多老太婆，贴了很多标语；还不算，糊了一个纸人，上面写着：国会议员裴培尔。等到国会把这议案通过了，当散会以后，裴培尔走出国会门口的时候，老太婆们拿着刀子、剪刀，就扎那纸人。而且喊着说：‘扎死裴培尔!剪死裴培尔!’最后，用一根绳子拴在纸人的脖子上，把绳子一拉吊到空中去。大家嚷着：‘勒死裴培尔!勒死裴培尔!’裴培尔站在门口对老太婆笑着说：‘这真表现出我们美国民主的精神来。’裴培尔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征兵的案子通过了吗?我请你们大家到咖啡店去，我向你们报告报告：为什么我提议这个案子。’老太婆们说：‘好好好。’大家喝着咖啡，裴培尔就说起来了：‘这个征兵案子一通过，你们的儿子、孙子、侄子，就要去当兵了，你们为了爱你们的孩子，就痛恨我提这个案子。你们晓得打仗的人不是都可能受伤或是阵亡的，像日俄战争一千人中死伤的不到十四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千人中不到十六个半；这不是牺牲极少数的人救了极大多数的人吗?假如我们不征兵的话，有一天德国由东边来了，日本由西边来了，到那时候美国的青年想拿枪也不行了，还不都当了俘虏么?我提这个案子，不但是救青年，还救你们这些老太婆们，因为有了征兵，敌人就不能来了。这样说起来，你们大家不但不应当反对，而且还要拥护我这案子才对哪!’说到这里，老太婆们鼓起掌来说：‘我们拥护你，我们拥护你!’”说到这里，我问蒋介石：

　　“你看人家被人家骂，被人家拿锤子、剪子扎他，而且用绳子吊起来，人家还是不慌不忙地把大家说服了，也没有派特务去活埋人家，用手枪、炸弹对付人家。这种说服人的精神，我们不应当学习么?你怎么说共产党才民主呢?”因为我说的话有故事在里头，蒋介石眉飞色舞地说：“这样的民主真好!这样的民主真好!”蒋口中虽然这样的说，可是办法仍是老办法，他就靠特务来维持他的政权。

　　关于他说到美国的报纸批评他说的事，我也不长不短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我说：

　　“在战国时代，燕国派一个使臣到楚国去递国书，楚国当然也要有国书回答燕国。国书写好了，楚国国务院的秘书长拿着这文书请国务总理签名。国务总理坐在一个很矮很软的大椅子上，拿起笔来要在文书上签名。秘书在旁边端着蜡烛，端得太低了，国务总理就拿一张纸写三个大字‘高举烛’，给那边端蜡烛的秘书看。秘书一看，就把那蜡烛端高了。常说的话：‘高烛下亮’，这一来国务总理签了名，秘书长把公事拿到桌子上去，盖了国宝，封上，交给燕国来的使臣，那使臣就把这文书带到燕国去了。燕国的王把这文书打开一看，除了国书以外，还有‘高举烛’三个字，写得很飞舞。燕王就问他的军机大臣：这‘高举烛’是什么意思?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到底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了弄清楚‘高举烛’的意思，于是燕王召集文武百官开会讨论。因为在燕王想来，楚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强国，若没有意思，决不会写‘高举烛’三个字放在里面。文武百官都来了，讨论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说：‘烛要举得高了，下边就亮。这是不好意思明说我们国家政治黑暗，而暗示我们要修明内政，完全是把一个“明”字告诉我们。’燕王说：‘既是这样就要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黑暗都写出来。’不多的工夫，大家把一切黑暗的事都写出来了。如同：用人不公，赏罚不明，是非颠倒等等的事情。燕王说：‘我们现在就组织一个内政改革促进会好不好?’大家都赞成。燕王说：‘这一次与往日不同，谁要担这个责任，就要认真去做。如到三年，负这个责任的若没有成绩的话，必须从严治罪。’结果，在各方面，都规定出负责任的人来。果然三年以后，燕国的政治都上了轨道。有人提议说：‘我们要饮水思源呀!今天我们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好，完全是楚国用‘高举烛’三个字教训了我们，我们不应当谢谢人家?’于是就备办了北方的许多礼物，备了国书，派大臣出去致谢楚国。礼物有三份：一份送给国王，一份送给总理，其余一份是送给秘书长的。使臣见了国务总理，除递国书外，口中总是千恩万谢的。国务总理总是不明白，他对燕国有什么好处，使燕国送来这样的重礼，又说这么多的好话。国务总理对秘书长说：‘公宴之外还有私享，你在你们家里预备些好酒、好菜，单同燕国的使臣谈一谈，问他我们对燕国到底有什么好处?’秘书长就照着国务总理的话去办，在他自己家里宴享燕国的使臣。到酒足饭饱的时候，秘书长问那使臣：‘你这次来说，我们对贵国有好处，到底有什么好处?请你说给我听听。’使臣说：‘可了不得!我们对别人有一点好处，总是挂在嘴上，你们待人有好处都会忘了，这真是伟大极了!’秘书长说：‘请你说出来，我们待你们有什么好处吧!’那使臣说：‘就是“高举烛”三个字，我们得到这三个字之后，是怎样的开会讨论去实行改造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家上了轨道。’说着说着又是千恩万谢起来了。”

　　我对蒋介石把这段故事说完了，然后话归本题。我说：“我们看人家说的话，有没有意思，不管好意思或是坏意思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人家的话当作教训，研究研究，看他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没有?现在你一听见美国人说你的不对，你就说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美国人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容易受到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国民党也派了很多人在美国宣传，美国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国民党的宣传?我们应该承认，总是我们有些坏处，人家才来批评我们，我们应该欢迎美国人的批评。如果美国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我们就拿燕国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如果一听到人家说不好的话，马上就恼了，那比什么都危险!”蒋介石说：“‘高举烛’三个字好得很，我永远不会忘的。”结果如何?美国报纸一说蒋介石不好，他马上又大骂起来。

第四十五章　血口喷人的蒋介石

　　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老朋友，也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因为他在中国很多年，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平素的一言一动都是平民化的，他所做的事情都肯为大众谋利益。这一次在缅甸同日本人作战，他是实实在在地与官兵同甘苦，没有半点官僚化。因此所有中国的官兵都认史迪威将军是所有中国的人的朋友，无论士气如何消沉，只要一见史迪威将军，士气马上就振作起来。根本原因是史迪威将军主持公道，他的眼睛注视在全中国人民身上，不是帮助中国的某一个阶级，某几个家族或是某一个人。

　　有一次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说：“缅甸方面，很可以打一个极大的胜仗。只要你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军队调出两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险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蒋介石摇摇头说：“你不要管!”从此蒋介石每逢在秘密的会议上，或半公开的会议上总说：“史迪威是共产党。”我知道得很清楚，史迪威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把我们美国人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自己是美国人，因为要保护中国人民，也爱护你自己，如果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你们中国人都是自己的好同胞，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那是我们全美国人的希望。”蒋介石红涨着脸说：“我不喜欢听这一套!”就是那天晚上，蒋介石在一个军事会议上更把史迪威将军骂了一大顿。有好多人说：“蒋介石这种不光明的言论，自私自利自杀的主义，真是太不对!”可是蒋介石更来得有劲。蒋最后说：“我一定不要史迪威，叫美国政府一定把他弄回去!”史迪威为什么得到这个结果?第一是为了向蒋介石要兵，好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出中国去；其次就是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希望中国人爱护中国人。就因为这几点被蒋介石一脚踢过太平洋来了。这不但是中国人一件伤心的事，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一件伤心的事吧!

　　英国有一位将军，会说好几国语言，一个臂是残废的，听说那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摔坏了的。后来意大利投降，他就代表英国签字。这次到中国来，他愿意同中国军界的朋友谈话。有一天在苏联大使馆的革命纪念会上，这位将军见着我说：“我有二十多天都要拜访您，人们不是说您出了门，就是说你不在家，今天可碰见你了!”我说：“我是常常在家的，你什么时候见我，我都喜欢见你。”后来我知道，蒋介石叫人封锁我，不论哪一个人要见我，就说我不在家，免得我麻烦，更免得外国人多知道我们的情形。

　　有一天史迪威将军来见我，他说：“我有好多话要同你谈谈，怎么一找你，就说你不在家呢?”我说：“不是的，说我不在家是有意思的，免得我见了你说实话，与他们不方便。”史迪威握着我的手笑，我也握着他的手笑，虽然没有说什么，也彼此心照了。

　　大概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孔祥熙请了文武百官，到李子坝的一个新的招待所聚餐。到了午后六点钟，人们愈来愈多，有很多军官同我和于右任来握手，说东说西，非常热闹。于右任对我说：“这样的会多有几个就好了，你看多少军官都是好朋友，我们一点来往都没有，我也不敢和军人来往，若一来往，就说我们运动军队图谋不轨。”我说：“也有人对你这样么?”于点点头：“封锁得厉害呀!”

　　蒋介石明明知道萧振瀛是做卖国勾当的，可是蒋用种种帮助萧和雷季尚由重庆到香港来回地飞。

　　有人问萧振瀛：“你到香港见谁?”萧说：“见日本人和知。”又问萧：“你在重庆见谁?”萧说：“还不是见蒋介石么?”又问萧：“你见他们谈什么?”萧说：“当媒人反正是说谎话。一面拉着他们不断绝关系，一面我们可以老在空中飞着，谁也不晓得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这样人家就看得起我们。”又有人问萧：“你每天这里跑，那里跑，用很多的汽油，汽油又这样贵，你还租了很多处房子，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呀?”萧说：“那还不是蒋介石给的钱，我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钱!你们看我东跑西奔都是有任务的，所有各方面的领袖来到重庆，我就接他们到我的房子里去。住很好的房子，不用花钱；吃很好的饭也不用花钱；坐很好的汽车，又不用花钱；最要紧的是不叫他们见老冯，那样我的任务就达到了。”

　　正是这个时候，重庆提倡帮助工商业生产，弄得非常热闹。有一天午前九点钟，两位工程师到罗汉沟我住的地方来找我，说他们失业了。我说：“你们不是在萧振瀛的铁工厂么，怎么会失业?”他们说：“真可气，又是好笑的事，萧振瀛拿着他的铁工厂借了国家一千万元，钱刚到手，工厂马上关门，把我们都解雇了。”这就是中国抗日时的财政情形。

　　谁都知道，有一条德国船沉到长江里，萧振瀛同蒋介石订了合同，准萧无条件地捞那只船，等到打胜日本之后，萧振瀛造一只新船还蒋介石。这一来萧可发了大财，就把这笔钱，开了银行。听说过了很久，蒋介石才知道是受了萧振瀛的欺骗。重庆的文武百官没有不清楚这件事的，都在这里说：“看军事委员会的竺交通处长的事，是非贪污不能升官；看萧振瀛开银行的事，这是蒋介石叫人必须卖国才能升官发财。”这种说话，重庆人都知道了，不久全国也知道了。有人说：“蒋介石是只怕中国好!”

第四十六章　使人制造九鼎预备做皇帝的蒋介石

　　为了献金救国，我到重庆许多工厂里去讲话，鼓励他们献金救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天我到重庆下边一眼望得见的一个造船厂里去讲话，这个厂的主人就是卢作孚。我对员工们讲完了话，他领着我去参观。他指给我看，这是预备献给蒋介石的九个铜鼎。我看每一个鼎高有二尺半，直径也有二尺，鼎上还雕刻着许多花纹。我问：“这是谁出的主意?”旁边一个人说：“这是蒋自己出的主意，他要这样办，谁敢驳回他呢?”我记得中国古书上有一篇书叫“楚子问鼎”，楚子是楚国的国王，他在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里头，是子爵，所以称为楚子。一个子爵当然够不上做皇帝，然而他却要问九鼎，问九鼎就是想做皇帝，因为九鼎象征九州，有了九鼎就是有了九州，就是有了全国。楚子问鼎有多高，多大，多重，周家的官吏说：“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会有用的。最好，你不问鼎为是。”因为有这一篇文章，中国人多少年来，都拿着九鼎当作皇帝的象征，这个故事在中国没有一个不知道。蒋介石虽然少读书，无知识，这个故事总不会不晓得的。但是他的脑子，非常守旧，他虽然是20世纪的人，可是他的思想，总是在17、18世纪之间，他一定暗示他的部下献九鼎，他的动机，不问可知。

　　过了两个月，鼎全做好了，就规定了一个日子，在中央训练团里献鼎。这件事忽然被美国的报纸登载出来：“蒋介石叫人们给他献九鼎，这是预备做皇帝。”蒋一看见这段消息，首先把美国的新闻记者和美国的报纸大骂一顿，然后在训练团把朱家骅他们假意地骂了几句。朱家骅的喽罗当然也在那里骂：“你不叫我们献九鼎，我们就会献了么?现在美国报纸骂你了，你就发起脾气来骂我们，你骂吧，我们都不干了。”就在那几天，许多人上辞呈。蒋介石一个个地找去，对他们说：“骂你们是给别人听的，我心中还是说你们做得好，做得对。”那些人们一个个地更撒起娇来了。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星期，才把这段事平息下去。

　　鹿钟麟从河北回来，谁都知道他收了几十万游击队。当时没有一百元吃不饱一顿饭，可是蒋介石给他的兵一个月六元。就是这样，鹿钟麟还带着队伍和日本打多少次死战，结果把官兵都饿跑了。鹿钟麟回到重庆，把他经手的事和报销都报给蒋介石，快有三个月的样子，都没有批消他这件公事，当然鹿很焦急。有一天，我在国防最高会议问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为什么鹿钟麟的报销不批消呢?是什么缘故?”何应钦说：“鹿钟麟到河北去，一二年的工夫用了六百万，可是他连一本账都没有，若果是他能拿出花钱的草底子来，就可以替他报销了。”我说：“鹿钟麟是那么厉害的人呀?他在河北省带着三四十万游击队，昼夜的打仗，死伤有十几万人，只剩留他的性命没丢在日本人手里，他能把账目的草底儿不丢了，鹿钟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么?假如你要枪决鹿，无论如何可以找出他的错来，把他枪决掉，何必说要他的草底儿呢!”经过这一次谈话之后，过了没有三天，蒋介石把鹿钟麟报销的案子批消了，格外送了五万元解散他的随从。谁也想不到跟过鹿钟麟当过参谋长的那个人说：“五万元不要了，送给军政部的人买鞋穿吧!”鹿钟麟只可忍气吞声地说：“好吧!”

　　这里应当说明的，鹿钟麟往河北当主席去的时候，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军法执行总监，上将阶级，是负责全国军法事情的；一转眼鹿钟麟回来了，军政部就敢没收他的五万块钱，这个胆子够多么大!这种贪污到什么程度呢?明眼人自然很清楚，到底他们为什么敢这样的大胆?是谁来支持他们呢?

第四十七章　谁说真话就枪决谁的蒋介石

　　有一位云南人叫曾万钟，他原来当过第七军的军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带着三十多万人守太行山这一带的阵线，因为种种的掣肘，结果完全失败，死伤的也特别的多，器械马匹就更不要说了。因此曾万钟跑到重庆来就要把作战的实在情形向蒋介石报告，结果走到哪里，哪里碰壁，有话没有地方去说。因为曾万钟是李烈钧先生的学生，又是李的旧部，他知道我同李烈钧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曾万钟就跑来找我。他说：“我在太行山打仗是不错的，可是每一万人都得出三千五百人到后方抬粮食，因为山上没有煤，每一万人还得要出二千五百人去拾柴草。除此以外，一万人中，又有五六百位病人，四五百人看营底子。这样算起来，一万人内能有三千人作战，三十万人只能有九万人作战。又加上了应当拨给我四百匹骡马，一匹也不给我；应当给我的三千夫子，只给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头发很长、面黄肌瘦的二百囚犯，什么东西都抬不动。这样黄河边上的东西，什么也运不到山上去，官兵们接济没有，如何不打败仗呢?”曾万钟又说：“我见过蒋介石的几个大官，要把这些话向蒋介石说一说，有一位大官说：‘说不得。你若说了，蒋就生气，一生气就病了，那谁还能领导抗日呢?’又一个大官说：‘你对蒋介石说这些话，他一气就要病倒了，谁来领导抗日呢?没人领导抗日，中国不是要亡国了吗?你这个东西，要亡中国还得了!”马上拿手枪对着我的胸前，指着我。我说：‘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们不要拿枪打我。’”曾万钟一面说着，一面流着泪说：“先生你看，蒋介石的左右这个样，怎么得了，不叫我们说一句话!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对蒋介石说一说?”我说：“可以，”我又问曾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么?”曾说：“你若查出有半句瞎说，你就把我枪决了，好不好?”我马上打电话给蒋介石，约好了时间，还是在南山蒋介石家里谈话。我问蒋介石：“有个云南人带着三十万兵在太行山打仗的，他叫什么名字?”蒋说：“他叫曾万钟。”我又问：“这次曾来到重庆跟你说什么话没有?”蒋说：“没说什么，他见了我只是叹气。”我说：“你有没有工夫听一听曾万钟对我说的话?”蒋说：“可以。”那天我用了一个半钟头的工夫从头到尾都讲给蒋介石听了。说完之后，我问蒋介石：“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感想?”蒋介石说：“可不是吗?他们老怕我有病，就不愿意叫我知道前线的一些小事情。”我又说：“你这些左右的人这种做法不但把中国完了，一定也把你害死才拉倒。”看蒋那样子一点气没生，也没着一点急，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么一点小事算什么呢?他只是对我说：“不要走，不要走，今天在这里吃午饭。”

　　午后，又是在黄山整军会议。这时正是汤恩伯的军队从河南垮下来的时候，汤恩伯带的队伍到处骚扰人民。当时河南的参政员中有好几位不怕死的，把汤恩伯军队的奸淫掳掠扰害人民种种的无法行为，在参政会中都说出来，又在重庆对着各界的人民说出来。汤恩伯的人到重庆来的也不少，文武都有。他们却反诬河南人民最不好，因为汤恩伯的队伍太扰民，走到河南被民众们收了枪。其实汤恩伯有三个大坏处：一是军队普遍吃空缺。二是从汤恩伯起到下边的排长止，都在河南的边界界首买了日本货，往后方运，把中国的东西从后方运去卖给日本人。军队里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挨次吃空缺，兵力自然大减，打仗还有不失败的么?再加上贩日本货，日本人同中国人长得一样，日本人说中国话，有的曾受过一二十年训练的，日本人同中国人在一起，没有方法可以看出他是日本人来。既然彼此公开做买卖，后方军队的情形，人民的情形，地方的情形，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汤恩伯的军队崩溃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寿山军长带着他一军人守黄河南岸，造的阵地，非常坚固。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到阵地里去参观，大家都说：“赵军长造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无论如何也攻不开。”因为赵寿山军长生性忠诚耿直，能耐劳苦，爱国爱民，不会巴结，不善应酬，那些走狗、特务跟他要钱，他是一文不给。特务们一个一个报告都说赵是共产党，又说赵带的军队里边的人多半是共产党。汤恩伯觉得赵寿山不可靠，把赵的军队由黄河南岸造好的坚固阵地上调到后方的禹县来，把汤的自己军队调上去守黄河南岸。结果怎么样?日本人一进攻，一个星期就把阵地失掉了。又加上汤的军队纪律太坏，日本人在前方进攻，民众们就站起来在后方缴汤恩伯的军队的械，不几天的工夫就败退了两千里路。汤是蒋介石的心腹，蒋向来口口声声地说：“汤恩伯最靠得住，汤恩伯最能打仗。”结果弄成这种情形。

　　在这种大败战之下，蒋介石派陈诚去代替汤恩伯，指挥军队。当时前方的军队闹的笑话太多了，若不是人们小心的话，会把大牙笑掉了。就说在灵宝与阌乡县之间，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胡宗南指挥的，开出去了三团人，刚一见日本人就垮下来，把二三十门炮抛在阵地里，没有人管。还是马法五军长和李兴中军长用他们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从敌人的左侧背一打，把日本的军队打败了。李和马两位军长不敢要胡宗南军队的炮，接二连三地给胡宗南去说：“你们丢下的炮在这里，快来拿去吧!”胡宗南这才恬不知耻地派人拿回去。

　　为什么胡宗南不能打仗呢?那就同一把刀一样，老在地库里存着不用它，它会生锈，久了就不能用了。军队也是这样，长久不打仗，一听见炮响就会惊慌失措。为什么李兴中、马法五这样能打仗呢?在蒋介石眼睛中看他们是杂牌军队，不叫他们吃饱穿暖，永远放在前线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哪一天不在那里和日本鬼子拼命，无论官兵都是愈打愈有经验，愈打愈有本事，也如同钢刀一样愈磨愈快。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因为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陈诚和各将领商量好的，我们在这里挑剔，不是说没法，就是说难办，前方的大将怎么办事呀?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

　　蒋介石又问：“哪两道命令呀?”我说：“一道命令是奖励陈诚，要说明他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敢把这真实的情形说出来，这是谋国忠诚，殊堪嘉尚，此后凡有见到的盼望他不顾一切呈报上来，一定采纳；第二道命令通令全国文武官员，陈诚有什么意见到中央来，在这艰危之时，中央不但完全照准而且还奖励他。此后无论文武官员，见到什么事情，都要大胆地向中央陈述，凡能采纳的一定采纳，只要是合理一定有奖励，就是不对也没有过失。”蒋说：“很好，这两条命令就请你拟一拟好不?”我说：“好的。”这个会一散，何应钦脸很白，把他的眼珠移到眼角来看我。

第四十八章　对于士兵吃不饱知道还装不知道的蒋介石

　　第二天还是在黄山继续开会。蒋介石在他驻地附近叫了一个班长到会场上来。蒋说有一个人我叫他进来，问问他，你们就知道了，于是那个班长进来。蒋问：“你们每顿饭吃得饱吗?”班长说：“吃不饱。”蒋又问：“你们一人一天领多少米?”班长说：“二十三两；除去沙子，除去折扣不过十八两米。”说到这里，后面军需人员和俞飞鹏就大声说：“胡说，他一定有神经病，快快轰他出去!”一阵乱嚷，就这样完事。好像蒋自己也承认，他自己找错了人一样。我看不出这是叫什么儿戏式的国事的会议。

　　有一天，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里开纪念周大会，党政人员都到齐，蒋介石也在场。我讲的话要点如下：

　　一、今天，抗战要得到胜利为最要紧。

　　二、如何能得到胜利?即是军事办得好。

　　三、军事办得好，则在官兵吃饱穿暖，不缺乏东西用。

　　四、事实如何呢，自天水宝鸡开来一军人驻于青木关。

　　五、青木关的几位连长说，沿途逃兵太多。兵逃走了，衣服要连长赔偿。五个兵一跑，排长看他的饷还不够赔偿，只得也跑了。连长看排长跑了，他自己也只好跑了。因为他自己也无法赔偿那些东西。

　　六、兵跑十个八个，枪掷下了，如何携带呢?连、排长无法，只得抓老百姓。老百姓无法抵抗，只有帮助抬，走不了二三十里，一到清静地方，把枪往嘉陵江一丢就跑了。军队就得停止住下去，再抓些别的老百姓从江里往外捞枪。水很深，又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丢下去的，常常是多少钟头捞不上来，等到捞上来，枪也都变成锈的了。至于官兵每个人都吃不了六成饱，有的是有盐没菜，有的是有点青菜没有油，兵们饿的都是面黄肌瘦，这怎么能够打仗呢?这是军国大事，到底该谁负责任?

　　我说完了这些话，像是放了一个炸弹一样，以后有一年没有找我到中央训练团去讲话。因为他们喜欢好听的，我说的都是不好听的。事后我听见说，军政部派人到青木关去，叫兵们签字，说他们吃饱的，冯先生说的不是实话。那些兵们哭着说：“我们吃不饱。”那叫他们签字的官长说：“你吃的饱也替你签了，吃不饱也替你签了。”蒋介石若不喜欢，谁能敢这样做?听说，告诉我这话的连长也被撤了差，这是实在情形。

　　在三十一年二月二日，我对蒋介石说了卅五条，希望他认真查，认真办，认真改。

　　一、营、连逃兵太多，一个不报，为的是吃空缺。

　　二、补许多假名字，并没有兵。

　　三、每连都有二三十个空缺。

　　四、谁吃的空缺多，就谁阔。

　　五、补充团队将要交兵时，所空之缺，一律开除，不是报逃了，便是报不堪造就。

　　六、在接兵时，把兵卖出去，三五百元一名，千八百元一名的都有。

　　七、官兵扣士兵的伙食，士兵吃不饱。

　　八、有故意说伙食钱还未发下，吃饭时叫新兵自备的事。

　　九、补充团队有同县署勾通着，未领新兵，而先报某月某日领到新兵若干名，请发伙食费。

　　十、连、排长有打死新兵而不报告者。

　　十一、连、排长查新兵有钱，叫他缴到连部，过几天把新兵打跑，所存之款尽入私囊。

　　十二、新兵所穿的好便衣，换军衣，把便衣存到连部，连长拍卖而入私囊。

　　十三、逃跑的新兵报病故，报领埋葬费。

　　十四、扣兵的医药费，不管士兵病死病活。

　　十五、扣兵的草鞋费，使兵赤足行军。

　　十六、每次给兵做服装时，军需人员勾通包办，每套扣三四元以自饱。

　　十七、师管区司令、补训处处长，对于饷册尽量扣旷不报。

　　十八、学兵队、军官队到营连去服务，不开底缺，为吃空头。

　　十九、勾通审核主任，而作报销。

　　二十、扣团、营逃兵服装，按第一期原价扣二三十元，往军政部则报废，缴一二元即可。

　　廿一、各级官长接来新兵，都以为两三个月即可以交出去，所以都不负责任。

　　廿二、司令或补充团营新兵未见过营长以上的官长者，即交出来。

　　廿三、各主管官兵都注意在表册上，而不注意实地做事。

　　廿四、各主管官长非常注意自己的服装和外表，全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

　　廿五、士兵自入营至交出止，常有几个月没有洗过澡的。

　　廿六、一连新兵，一百多名，关在一个房内，吃、喝、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内，不许出门，恐怕逃亡，如囚犯一样。

　　廿七、士兵冬天不能换棉衣，夏天不能换单衣，因此，很多死亡的。

　　廿八、行军时，不能行走的病兵，丢在僻静无人处病死、饿死、此事最多。

　　廿九、行军时，遇见青年即拉去当兵。

　　三十、行军时，新兵遇见父母，不愿使儿子当兵，暗送四五百元即将新兵放走，给长官部报逃。

　　卅一、有许多新兵连，全体暴动，打死官长或打死官长而逃走，皆因不能忍受官长无理的苛待。

　　卅二、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三个月，交兵时未有过一百名的；一团应当两千五百名，实在交兵时，还不到一千五百名，有时还不到一千二百名。

　　卅三、师管区补训处既无枪，又无炮，新兵一无所学。

　　卅四、抗战日久，生活日高，后方官长有的存发财之心，周转各方，勾通一切，无训练军队之心，有保守生财之道。

　　卅五、后方补充军队机关，无人视察，无人闻问，内中勾心斗角，讲手段而不讲事实，弄虚伪而不讲实干。

　　我把这卅五条事都详细同蒋介石说了。我说这是刚从前方回来的一个团长王培襄说的，当王团长说的时候，声泪齐下。他觉得，这些事若不改革，没法子打胜日本。蒋听了我的话以后，他说：“很重要，我叫人去查查。”这就是我说了这些话的结果，后来，再也没听见说怎样改革的。

四十九章　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的蒋介石

　　三十一年六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人员，大约有四五百人。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大家知道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作霖的参谋长不也是学校出身吗?有学问而做反革命的事的人有的是，如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喧，跟汪精卫当头号军人汉奸，他不是同曹浩森、熊式辉同学的吗?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的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临阵易将多么危险。到底他们还是把许多很勇敢的，又有很好的学识的，作战很久的军官一个一个地都换掉了，调成参议咨议等，没有一点事情可做。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只会在屋子里读书的，听见枪炮响而不认识方向的，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这些新到前方的军官，那是靠他的表叔、舅父、老师等替他吹嘘运动而带兵的，不然就是讲什么学派的。既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更不知道士卒的生活是怎样的苦法，这样情形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如何不失败呢?

　　就在那两天，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何应钦又说起来：“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我觉得他这些话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我说：“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况且新换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说有什么真正学问。不说别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有多大的学问，那么你还不知道冯洪国是和你同学，你们是前后班。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就是那天说的话，把何应钦说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还是把前面的军官换了很多。

　　有一天，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常会里说：“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后来听见说：“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把人家捕去下了监，不说理由，全世界哪一国也没有听见说过这样对待军官的办法。这不是污辱全体军官的人格吗?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拿着这些国家栋梁的军官当着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