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二十章　“七七”抗战的蒋介石

　　那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廿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廿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佟、赵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第二十一章　“八?一三”的蒋介石

　　就在这几天里，蒋介石找程潜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的是在上海方面对日本作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对日本作战，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担任。”到了八月十四日就发表了我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天在陵园的无梁殿，开国民党的中央常务会议。因为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两位副委员长都有了战事的责任，蒋介石的心腹姓戴的就提议把副委员长取消，汪精卫首先赞成。他们这种诡计多端，谁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副委员长的名义是全体代表大会决议的，为什么在这里会通过呢，内股子里就是蒋介石发动的。蒋觉得抗日与他没有利益，不论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只要与他自己不方便，他总是不痛快，有副委员长二位总是他觉得不方便；可是政府亦不明令发表。

　　八月十五日，我到了苏州附近的山上一个大庙里。第二天午前十时，到了苏州城外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看见张的参谋长，知道上海附近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我对张的参谋长说：“你们这司令部应当挪一挪，以免被炸。”我离开苏州向上海前进，出来不过三里，日本的飞机廿八架就把张治中的司令部内外全炸平了。这一次，他们得了很大的教训，至少他们知道日本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司令部在哪里了。至于他们的军队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不用说日本人更知道得很清楚。

　　我的汽车刚到昆山火车站，知道那里汽车通不过去，又转回来。离车站不到二里路，车站上停着三列兵车，都没下车。敌人廿八架飞机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官兵死伤很多。熊斌是我临时参谋长，他离轰炸的地方不到半里路。幸而熊蹲在稻田的水中，只露出一个头来，没有受伤。死的那些官兵真是冤枉透了。后方开来的队伍到哪里停止，军队全不知道，蒋介石都是发命令给后方勤务司令部，火车一到，军队就上车。沿路各车站都说前头什么都有，一站复一站，实在说起来，到了前方车站，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军队调上前方来，司令长官全都莫名其妙。我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看见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商议了一会，如何进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在这时候，张一麟先生、李根源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许多朋友，来到前方慰劳军队，我们大家照了一张相。当时有几十架日本的飞机就在头上飞来飞去。我对张治中说，你这司令部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大妥当。张一麟先生等走了，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是他认识的。张问我能不能替他想办法，我说可以，我去向蒋介石说明此点。

　　到了十八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用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上海附近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做饭。做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做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做饭的炊爨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做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的责任呢?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真正抗日得到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完全是去送命的。

　　上海附近的阵地，造得太坏了，钱却花得不少。因为那是姓黄的找了一个商家，把阵地包给他们造的。像机关枪阵地，不但里面有三尺多深的水，并且是机关枪进不去。这种东西若偷工减料，与别的东西不同，结果是不能作战；何况里面有三尺深的水，兵不能在里面久蹲，无论什么样的官兵，若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况且又不只三天?蒋介石为什么找这个姓黄的造这样的阵地，谁也摸不清。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可惜不可惜!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被这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他们主要地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绝不会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

　　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好像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的实在的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常说的话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

第二十二章　调我到第六战区的蒋介石

　　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我经过南京见蒋，我说王士珍和段祺瑞是朋友，对于国务总理之缺，彼此不直接接任；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

　　我过济南对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又说到饶恕人能有“七十个七次”就更好了，我引的是基督教圣经上的话。信写完了，我对韩、张两个人说：“你们能以真心抗日，无论叫我帮什么忙，我都愿意。”

　　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我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闲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我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我都知道。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我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报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

　　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他们是用避开命令的办法。说实在的话，真不能怪他，连年以来东北军的官兵就吃不饱，穿不暖；从“双十二”以后，蒋介石就拿他们当敌人看待，他们心里不平安怎么会有精神抗战呢?就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

　　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脚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吵了有十分钟，结果是一个兵一块钱，叫他们自己去买，官长不管。中国带兵的格言总是说：“带兵如带子弟一般。”蒋、何两个人的办法，简直拿着爱国军人当为路人一样的看待。

　　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李文田说：“不能再走!”黄维纲问：“为什么呢?”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当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说：“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得比你的多，蒋总司令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喜欢；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愿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大吵特吵。鹿钟麟就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到底没有回来消息。

　　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为了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李文田这个人万不可用。”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后来知道萧振瀛、李文田、何应钦三个人勾结起来破坏抗战，造了很多谣言。

　　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不会巴结，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竟被坏小子欺骗。”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过去了，他还是被他那一班坏小子蒙蔽他，愈蒙蔽他，看他愈高兴，因为他心里是不喜欢真正主张抗日的人指挥作战的。这时候第一战区程潜将军也在平汉路上，第六战区同第一战区在一起很不方便，结果把第六战区取消，我就回到南京。

第二十三章　在南京要投降的蒋介石

　　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后来知道蒋找的人没有我，那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的调停和议。蒋介石就沟通了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一些汉奸都云集在上海沧州饭店、哈同花园，忙个不了。蒋介石派的人是姓吴的和姓翁的和他们接洽，提的条件：一、实际承认满洲国；二、恢复“八?一三”的现状；三、山东事件；四、共同防共；五、华北中日双方均不驻兵；六、经济提携。这是汉奸们提出来的灭亡中国的勾当。陶德曼提出来的议和条件，据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说：德大使第一次调停之条件为：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驻兵；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德大使第二次调停之条件为：一、中国政府应抛弃联共政策和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三、日、满、中缔结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对日本作必要之赔偿。以上这些事是徐谟外交次长报告的。徐说：“在南京是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在座者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长(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蒋介石叫徐谟对大家报告德大使提的条件之后，有人就问有没有别的条件?有没有限制我国的军备?徐说：“据德大使所说除了这些条件，并没有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白健生有何意见，白谓：“是如此条件，为什么打仗?”蒋介石又问徐次长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又问唐孟潇，也称赞同各人意见。蒋介石委员长遂表示：(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找军人开会商讨事情，他为什么不找我?我也用不着说，明眼人都清楚。因为我绝对不答应他投降；他不抗日，我一定要抗日到底的。

　　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在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会议刚开，林森主席就来了，林说，他要上兵舰到重庆去，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兵舰是没法子走，现在向大家告辞，十点半钟就可以开船。林刚说到这里，蒋介石说：“主席走吧，这是没办法的事。”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秘书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上重庆去，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经张群这一说，有的人们就笑起来了，这样林主席才走了。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

　　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紧急，上海方面因为军队吃不饱，没法再打下去。从南京到上海的交通，有铁路一条，汽车路一条，还有一道苏州河。一个是汽车路太窄，再加上管理不善，军纪太坏，许多伤官伤兵无人闻问。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疯狂似的从早到晚在南京、苏州一带乱炸，许多火车装了逃难的人民，一列车一列车被日本飞机全都炸毁，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此，蒋找我先到汉口去。我在浦口上火车的时候，看见下关江南岸上，有几十万同胞都在那里等着上船。前几天上海来的船是在江心中停着，用小民船把岸上的人驳到船上，现在已经满得不能再加了，岸上的老少男女哭声喊声十里八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哭声震天，铁人下泪的光景。

　　蒋介石叫唐孟潇守南京。军队从上海退出来的时候，在苏州河要用民船，看见那些民船上的人全都满了，都不愿意靠岸，军队就开枪打船上的人，一连打伤几个，船不能不靠岸。蒋介石的军队把老百姓都轰下来，军队都上了船。沿这一条河出的事情太多了，民众对蒋介石说些什么呢?看见军队杀戮人民比日本人还厉害，他们对于军官们真是看得同强盗一样。唐孟潇守南京也没有办法，因为军队不听他的命令，更因为蒋把军心全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的呢?就是吃不饱，受了伤没人问，泡在水中也没有人管，这就是那最大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十四章　撤出南京跑到武汉的蒋介石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将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子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受日本的奸杀淫掠，无所不为。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

　　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蒋介石装听不懂，说：“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子一样，说：“万不会，万不会。”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说：“你知道王克敏是咱们的人，最可靠了，何况王同我的关系最深，王怎么能做这个事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我听蒋介石这一段自己骗自己的话，我站起来说：“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蒋问：“您有什么话说?”我答说：“我同你看的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果然没有三天，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蒋介石的眼睛同瞎了差不多，他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坏人当好人，什么事情不糟糕呢?真是有眼无珠的人哪。

　　许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头一个说话的，是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要什么民众运动，民众运动有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都好。”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说：“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说他某处不合格，一推两推一年就下去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么?假如我们不用这个办法，这个也来民众运动，那个也来民众运动，那就如同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么?”一面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人民呀?那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么?简直地说，这话太伤众了。”经邵力子先生这一度教训，那两位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一句也不说了。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从此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是什么情形了。也可以看到党是为谁家的了，党对人民怎样看法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蒋介石一把手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这样闹了三次，李才痛快地说：“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最后，我告你说，不是我们想把你骗走，我们来得你的地位。你的左右要知道，他们都靠着你吃饭，他们以为你一去不回来了，没有地方吃饭了，请你不要同你的左右商量。”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拿这件事情看，就知道李烈钧将军对于国家真是忠肝义胆。可惜的是，蒋听了之后，全当了耳边风，一点也不去实行。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由徐谟次长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廿八日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廿九日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又引希特勒之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说，在希特勒看，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拿这段事情看，蒋介石找汪精卫召集的会议没有找我，为什么?他们是为秘密。为什么秘密呢?他恐怕我反对他们这种出卖抗日的辱国行为。

　　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午后我在汉口看到于右任先生，我对于说：“今天在军官训练班听说，蒋介石在那里讲三个钟头的话。”于先生说：“他一次讲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也没用，他现在不是讲话的人；他要用讲话的人，比他讲得好的人有的是。他这种白费力的办法，费力愈大事情愈坏。”我觉得于先生的话很对，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顾大局的话。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查半点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国民党把好话都说完了，把坏事做尽了；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作，不说一句空话。”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因为蒋的脸上的细纹都表现出来：绝对不赞成我说的这些话，后来果然没有消息了，可叹不可叹呢?

第二十五章　堵塞长江交通的蒋介石

　　蒋介石找我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我先到了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造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我问炮兵的指挥官：“你这炮打多么远?”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他说：“七千公尺。”我说：“这可坏透了。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么?”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样办的。”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他说：“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我说：“你们要知道德国顾问是德国的希特勒派来的，希特勒是和日本勾结一致的。他有什么意见对你说，万不可全听他的。”过了不大的工夫，炮兵的指挥官小声问我：“德国顾问是真坏，他就希望我们打败仗。可是蒋为什么还用他们当顾问呢?”我说：“一定有原因。”

　　我到了马当附近，在长江右岸的山顶，看他们用很多的轮船装上石头沉到江心里去。有的人说这个办法一点用也没有，也有人说有用。我觉得事前要有准备的话，这些轮船上都可以放些小炮、机关枪，就在长江里来回游动，很能打击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用的汽划子很小，到处乱窜。就让敌人的炮舰把我们的船打沉了，那种阻塞不很好吗?只是缺少准备。那天我们在山顶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我们自己带的饭，喝我们自己带的水。九江的文武官吏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不论走到哪里，我不主张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若是奉公出差，到处骚扰人，那是一种最坏的风气，我是反对的。”

　　就在这几天，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真勇敢!正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就是孙连仲的军队，池峰城在台儿庄苦战十几天，结果把敌人打死的很多，并且把敌人打退了。论说张、孙这两部军队至少也应当扩充到每一部十五万人或者是廿万人，因为他们不怕死，敢找着敌人打仗。实在怎么样呢?张自忠称为卅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一个兵、一杆枪、一门炮全没给补充过，就给他一个总司令的空名义；孙连仲的军队不但没有扩充，他指挥的马安邦军长在豫西被日本飞机炸死后，就被蒋介石把他这一军的番号取消了。为什么这样办呢?就因为他们打日本打得太厉害，这是什么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嫡系的军队枪炮是最好的，人数是充足的，饷项是一点不缺的，都秘密地调到陕西北部归胡宗南指挥着包围共产党去了。在哪一方面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说的话，总是说精诚团结，实际上宁自打内战，不愿意打日本。一些朋友看见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和他的言论，一点都不一致，就说：“蒋介石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从此可知全中国人对蒋是什么情形了。

第二十六章　言行不一致的蒋介石

　　在武昌，表面上看着有个好现象，就是蒋介石同共产党联合的有一个抗战宣言，好多人们看见都觉得抗战是有了希望。如同政治部的改组，部长是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大家都觉得自己彼此不闹意见，力量就不会对消了去。把这个力量都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定是很有效果的。实在查一查怎样呢?说是说，做是做，真是一点开诚布公的意思也没有。

　　河北省的政府退到了洛阳，我向蒋介石推荐了鹿钟麟到河北去组织游击队，就发表了鹿为河北省主席及冀察总司令。鹿走的时候就用小白布包袱包了他的官防，由洛阳城北过了黄河。鹿一到河北省就有三百的，五百的，三千的，五千的民军来报告愿听指挥，不到半个月就收了三四十万人枪俱全的队伍。鹿就指挥着这些队伍和敌人打仗，并且打死的日本人很多。论理说，应当把这些爱国敢干的军队编成正规军才好，可是无论怎么说，也不成功。最坏的是待遇不平。那时候吃顿饭没有一百元不行，一天吃三顿饭就得三百元，这一个人一个月就得要九千元才成。可是蒋介石叫鹿钟麟发的军费每人每月六元，光这一种办法就能置鹿钟麟的死命，还说什么打败日本呢!

　　山东有一位孟昭进将军，跟我从南京出来，过徐州府南的李坝集的时候，孟要回山东老家去。我问孟：“你回去做什么?”孟说他的老家是山东章丘县，姓孟的有几千户，他要一家出一杆枪、一个人，编成游击队和日本人打死仗。我说：“你有那么好的勇气和志向，好极了。”我送了他四十元的路费，他就走了。后来孟昭进在山东同日本人打了很多次仗。日本人占领济南府的时候，孟昭进袭击济南省城，不但把日本人打死很多，还占领济南府三天。像这样爱国的民军，应当保存扩充才对呢!结果蒋介石叫何应钦什么东西都不发给他，并且还不承认他。还不是可惜的事么?

　　魏凤楼中将看着日本人到处杀害中国人，对我说，他愿意回去把本县的人组织起来去打游击。我说：“那是好极了。”他同我坐火车到郾城，然后回到西华去组织游击队，不到两个月带着五六千人在豫东同日本人打了很烈的仗。因为都是夜间打进日本兵营的，杀死的日本人非常的多，魏凤楼将军还受了重伤。这种军队论道理说应当保存，应当扩充才对呢!结果是什么东西都不发给他，并且连个空名义都不给他。蒋、何两个人，简直的是谁能打日本，他们一定就把谁消灭了，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河北省大名附近的专员丁树本，带了八九团民团兵打过几次敌人的后路，把敌人的给养兵站全都得到了，并且把所得的东西送到武昌来。我拿那些东西给蒋介石看，并且说明丁树本是个军人又很能打仗，希望把他这个军队给个正式名义。费了很大的力，结果是怎样，到底把他八千缩成六千又缩成四千，最后缩成两千，那就是要把他消灭，蒋、何心中才痛快。

　　谁都知道从北伐到抗日最有名的一员大将，既忠诚又朴实的孙良诚将军，从和日本开仗起，他就带了华北的子弟两三万人，在各战场上同日本鬼子拼死命，打死的日本人很多，他自己带的军队死伤的也不少。不论怎么样，饷不发给他，衣服不给他，连一个正式的名义也不给他。蒋、何以为孙良诚能杀日本人就变成了蒋、何的仇敌了，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以上我举的不过是几个例子，实际上蒋、何对抗日游击队用改编遣散不给军饷以及不发援兵让日本去消灭他们，这种事实太多了。他们的用意，第一是不愿意人民的力量起来，第二是藉此消灭异己，第三是这样才能由他们抓住大权，要抗就抗，要降就降，而无论如何，其结果是替日本人做了工作。

第二十七章　找我到河南查看阵地的蒋介石

　　我从武昌到了信阳附近，有几座洋灰铁筋造的堡垒，全都离着铁路很近，若往两翼远处走一走就没有了。我问本地的文武官吏为什么这种造法?他们都不回答。只有一位廿多岁的青年，他说：“恐怕这是为了给蒋介石看的，或者也为要抗战的人看的。这不是造了很好的洋灰铁筋堡垒，你们还能说：‘我不抗战么’?”我觉得真是一件特别的事!你哄我，我哄你，李铁拐把眼挤。

　　就是那天晚上，我在信阳车站，去看那个医院设的救护站。有医生，有护士，又有廿多位女学生，他们是为了从徐州府退下来的伤兵到这里。他们替伤兵换药，预备的有开水和稀饭。等那伤兵的列车一到，真是鬼哭狼嚎。他们从徐州车站上了车之后，路上走了两天两夜，没换一次药，也没喝一口水。有的伤兵们，伤口臭了还不算，里头都有好多的蛆，给他们换药的医生、护士及女学生们都哭起来了。这是多么可爱可敬的爱国军人，竟遭到了这种待遇，这是谁该负的责任?

　　我到了泌阳县，看见造的那些阵地，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有的因为没有流水沟，一下大雨都塌下来了，那工程不是白做了么?看见一百多里地宽，满山遍野一堆堆的木头，都是预备作盖沟用的，那些木料实在的连十分之一也没用了。那十分之九的木料不是日晒就是雨淋，很宝贵的材料，白白地糟蹋着。我走青水关过，那里有个小学校，他们那里的学生听见我说抗日的事，不但大一点的男孩子都愿从军，就是那十二三的女孩子都愿出去做抗战工作。我想他们为什么有勇气呢?完全是受教育的关系。他一入学校常常的听见讲国家大事，由此可见，有钱办教育，实在是救国爱民的事情。

　　我从青水关出发到舞阳县去，一早就有二三十位非要跟我去当兵不可。我说我是来查看阵地，不是招兵的，劝他们不要跟着；但是他们非跟着不可，结果，我叫张公干带着送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同时，有两个女青年送她们的丈夫，自己也愿意去当兵。我对她们说：“当兵是很危险的事，”她们说：“在家里等着更危险。”妻子送丈夫去当兵，这是我头一次看着的，而且都是喜喜欢欢的，可见只要受了教育，没有不能做的事。

　　在半路的一个小山坡上看阵地，来了几个五六十岁的人，光着背，挂着两篮子黄瓜，说是送给冯先生吃的，一见我的面就哭起来说：“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快来救我们吧!”弄得我不好回答他们，只好对他们说，“打胜日本鬼子就好了。”那老人家说：“能打胜仗的军队全部都消灭完了，不能打仗的军队都扩大起来，这样什么时候能打胜日本呢?”我听了这话就想到：“蒋、何他们想欺骗民众，结果只是欺骗自己，因为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也瞒不过他们。”

　　到了舞阳县，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这时候庞炳勋的队伍才从前方退下来。他这一军损失也很大，他们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了十几个人。我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据我所知道的，在舞阳县同我共过患难的人至少有六千人。我说的意思是：非抗日不能救国家，非抗日不能救同胞，谁是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都应该从军杀我们民族的敌人。当时那些老先生，老太婆们都坐在民众们的前头板凳上，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并且都很高兴。有的人站起来说：“我愿意叫我的儿子去当兵，跟你去吧。”我说：“不要跟我去，到庞的军队如同跟我一样。”后来庞炳勋见了我非常地感激我说：“不到三个星期，所短少的八千人已补充齐了。”

　　我从舞阳到了叶县，这一带的村庄树木太少。县长抓到两个日本侦探，一男一女，男的有廿岁，女的有四十岁，穿的衣服很破烂。我到了县公署，县长就报告了这件事。我请县长带来看一看，女的装哑巴，男的装结巴。他们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杂在难民里头，造谣言的，日本人来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侦探我们后方的情形。那个青年的日本人听见人们说是冯副委员长，真是从脚上就使起劲来，从腿上，到胸直到眼的注视。我对县长说，对于这种军人作侦探要特别优待，以使供出他们的一切计划等等。从叶县到禹县，这一路上过一个大干河，这一道河的河深还有一尺深，宽总有一二里，看那样子不下雨就干了，一下起大雨来，河水就出了槽，两岸就都被淹了。假如这道河能加上人工，用现代的机器，挖它三丈深，二百丈宽，两岸用石头和洋灰把它砌好了，再打它几道大坝，水存起来，就不怕旱灾，有了船闸就利便运输。看这光景和原始时代一样，没有加上一点人工，平素里一点水都不积蓄，天若一不下雨就很危险。

　　到了禹县(原名小禹州)，很多年来在中国北部的药材或买或卖都集在这里，不论广东来的，或四川或东北各省来的都要在这里荟萃一次，然后再分散到别的地方去。近来因为这地方不通火车已萧条了很多。此地县公署有几十通石碑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字帖，是哪一位最有思想的县长或是州官找很有名石工，用最好的青石刻的，这些东西名叫“禹帖”。我在这里买了两份。现在的县长把那石碑封起来了，说是怕把石碑拓坏了，要保存。其实不必这样，任着人们多拓一些玩，既可以使穷人们有饭吃，也可以宣传文化。这都是一些新的官吏，他不知道劳苦大众没饭吃的痛苦的缘故。

　　从禹县经过郏县到襄城县。在郏县看见一位姓赵的，原先当过师长，我对他说要预备打游击才好。在襄城县看见苗中秀，苗是本地人，在这里做生意，还办了一间很好的中学。因为他好说老实话，得罪了县长，也坐了两次监。在这几县看见的长处，就是河北省来的难民或是住在庙里或是住在公共的地方，本地的人轮班管他们饭吃，都尊敬像客人，招待他们。也免不了特别的事情，有几位由河北来的有钱人家，带着几只金镯子和金耳环子在城里城外故意地表现富有，被人们抢了个干净。由此可见就是逃难，若自己不认识环境，也是非倒霉不可。这一路志愿当兵的青年约有一二百人，都叫张公干带着送交张自忠将军去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前方的军队由徐州退却下来，张自忠将军奉命为掩护队，所有的军队全部退走了，张自忠这一军在最后方。张将军又叫他的军队在前方走，他自己带着参谋长张克侠和参谋副官跟着走。张将军的汽车把伤兵运走了，他的几匹马驮着病兵走了，他自己步走了两天的路，碰见一个老百姓对张将军说，他家里有匹小驴，被一个张将军的士兵骑走了。张将军马上叫人把骑驴的找到，问那个老百姓：“是不是这头驴?”百姓说：“是的。”张问那个士兵：“军队的纪律不许拉人家的牲口，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士兵说：“我错了。”张将军哭着说：“这是国家的法律，我没有法子救你!”当场把那个士兵枪决了，把驴还那个百姓。张又向那位老百姓道了歉说：“我的兵骑走了你的驴，对不起你，是我教育不好。”

　　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兵们就左歪右歪地走不动。张将军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白军人要耐困苦忍缺乏的这些道理；然后张将军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有多少泡，官兵都看见他满脚都是泡，这样张将军把腿抬起来向地下一苋，扑嗤一声，血往四下溅。两只脚苋完了，队伍再走。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凸肚地向前走去。这可以证明一位将官的动作与官兵的关系是多么大呀!

　　我在许昌上火车，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各项情形详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问我：“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我对蒋说：“一点不假。”并把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这一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一遍。蒋说：“真是好将领!”我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战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战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开成立会那一天有几十桌客人，我唱了个歌叫“柴夫的儿子”，还讲了一段话。假如在政府的人和党里的新贵族，他们能了解到这一点，我想决不应该后来再弄个张道藩来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虽然那位姓张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没有破坏文协的团结，也可见不以最大多数的利益为利益，而以很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益，永远不会成功什么事体的。

第二十八章　找我检阅湘黔川军队的蒋介石

　　一九三八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我说：“很好，我很愿意去。”用的廿多位文武官员，都是由各部调来的。我把要同我出发的文武官吏都集合在一起，一面讲话，一面规定几件事如下：一、不许喝人家的茶；二、不许吃人家的饭；三、不许收人家的礼物；四、不托人家代买东西；五、不介绍人求差事；六、不借人家的钱。只要把这以上六条切切实实地守住，我们大家确守时刻，按照预定的规程去做事，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大家回答都愿确守。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跺，走了几步又坐在那边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一九三八年十月)

　　那天晚上十二点钟由武昌开车向长沙去，因为汪精卫知道我开车的时候，蒋介石当然更知道。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对跟我的彭团长说：“天若一亮，车就停住，所有车上的人，都从车的左右下去，距车路有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找地方去休息。”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一明，火车停住了。我对朋友们说：“快下车。”我走了没有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子都湿透了。”我说：“不要管，赶紧散开。”就这样走了有五六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岗上，那里有造好的机关枪盖沟。同时，敌人的飞机，就有几十架来到了，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有好多次。最后，炸弹掷完了，就用机关枪低飞扫射。因为我们全都在盖沟里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死或伤。敌人的飞机走后，知道后边的铁路，被他炸毁几段，前面的桥梁，被它炸毁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像预备栽树的一样，炸的那两路大坑，都是距离铁路七八步远。这一次上前去，桥梁坏了，向后去铁路坏了。这是不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个人同日本人设好了的一个陷阱呢?可是到底也没有成功。九点钟彭国政团长找了几位工程师，商议如何修理桥梁。这些工程师们非常热心，他们说：“难修是很难修，我们要特别努力，在明天天亮以前，把它修好。”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真的，他们一夜没休息，在早上三点半钟，桥梁已经修好了。我谢了他们，就开车，果然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这个地方叫羊楼司，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某日的事。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到了长沙。我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看那些官兵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营养太差。我到了岳麓山，祭了黄克强先生的坟，又祭了蔡松坡先生的坟。黄克强先生的名字叫黄兴，是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中华民国的；蔡松坡(锷)先生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也是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党。袁世凯在民国四年做皇帝，松坡先生讨伐袁世凯，我同蔡松坡先生是连在一起讨袁的。这一次来到蔡先生的坟前，祭祀他，觉得有无限的感想。假如克强先生与松坡先生不死，中国或者不至于这样坏。我也看了赵炎午先生，他就住在岳麓山。他有位老弟是德国留学生，在长沙这个地方，有名的正义感的人。那是因为有一天有三个德国人要过江，撑船的人慢了一点，三个德国人上去就打，把那撑船的中国人打得很厉害。炎午先生的老弟看不下去，上去把三个德国人都打倒了。赵问那三个德国人：“你们国内可以打人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内随便打人?”那三个德国人说：“不对，不对，是我们的错，请你原谅!”因为这位赵先生既会说德国话，又有勇气，并且是很爱护同胞，从此以后，长沙人都特别尊重这位赵先生。

　　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我看这种情形，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

　　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酆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澧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酆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谁来见先生就枪决谁。”“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您还记得不记得，民国八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我们想这次您来了，我们想看看您，可是酆悌有命令说：‘谁要去看冯某某，就枪决谁。’您不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么?酆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就这样呢?我们不懂，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常德人恨透了他了，可是谁也不敢说话。”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

　　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

　　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接着他又说：“今天的政治，算是黑暗到万分了，什么道理都不讲，非花钱不能办事。”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使这些士兵受冻受饿。

　　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黄仁霖那班人负责，并且监视得很严密。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苏联国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在卖废铜烂铁汽油给日本人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对于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良好的习惯呢!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电报去了没有回电；我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

第二十九章　武汉失守后的蒋介石

　　我从湖南衡阳出发，经过零陵，看见李烈钧将军，李说：“你到广西，我随后也到桂林来。”在李将军看，武汉决守不住；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决不能打仗。并说到蒋、汪、何三个人，勾结起来，每天同日本人都有来往。我回答李将军：“蒋介石若抗战，我就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李济深将军可以在华南发动；协和将军，你可以在华中发动；我自己可以到华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李将军说：“覃振在长沙同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抗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有不顾一切地来拥护他。有一天，他们不抗日了，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我由零陵到了桂林。在路上过一道河，真是困难极了。有一个小汽船，没有人负责任，后来找着人了，又没有汽油；把汽油找了来已经两点多钟了。要比我在宝庆看见的苏联的航空人员值班的人，无论昼夜都在飞机上，真有天地之别了。在广西省政府的大礼堂，对一些文武官吏讲的话，总是说：“非抗日到底不可。”因为桂林新近开了好几个城门，一有空袭，四面八方都可以出去。我恭维他们，是老百姓喜欢的事，你们就肯做。

　　在桂林住在一个招待所内，房子很讲究，又是很新的一个大楼。这一天正是蒋百里先生从长沙到这里来，他约我同他谈话。蒋百里说：“大局如此，还希望大家对蒋介石多说话。”我说：“你知道说了话，没有效，当面他答应了你但又不办，你有什么办法?”蒋百里说：“你看这汽车路多么坏，路上的石头块都高出四五寸，这样走车，车胎当然坏得很快，车胎买好的是外国东西，若用石灰修汽车路，不管人工，石头和石灰都是中国的，这个钱就用在中国人手中；比较坏了汽车胎，还得买外国的，那就强得多了。蒋介石到哪里去，都是坐飞机，汽车路如何的坏，他不知道。”我说：“百里先生，你这话很对，要大家都说，一个人说是不成的。”

　　就在那天午后一点钟，李烈钧先生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向我说：“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刚听见的。”李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要不努力，恐怕蒋介石就要投降敌人，现在他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我回答李将军说：“我说的话太多了，恐怕没有效果。”李说：“据我所知道，只有你可以转移蒋介石，蒋要打广东、广西的事还不是一件证明么?我是亲耳听见你同蒋说的，他果然没有打他们。现在为抗日，你更应当去说了。”我说：“很好，你看什么时候去说呢?”李说：“马上就走。”我说：“要那么快么。”李说：“非快不可，愈快愈好。”就这样，我同朋友们的行李马上又搬到车上，屋子让给李将军住。从李来到我走，前后不到廿分钟，我就出发了。路上走得飞快，到了衡山，一问知道蒋介石坐飞机到长沙去了；我们就开车向长沙赶。到了半夜，走到半路的一个小汽车站上，司机真是太累不能开车了。就在那里买些稻草铺在汽车站房的地上，大家休息。睡了五个钟头，天刚一亮，就开车向长沙赶。大概十一点半钟，见着蒋介石，是在长沙城外何键的家里，正同唐生智谈话。蒋见我来了，蒋介石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是去桂林吗?怎么又回来呢?”我对蒋说：“因为有重要的事要说。”蒋问：“武汉失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我先给你说个故事，好不好?”蒋介石说：“好极了。”我就说：“在三国时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的江边上，写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约孙权到汉口打猎。孙权就集合了东吴的文武商量如何应付曹操。同时鲁肃从汉阳请了诸葛亮也到东吴。孙权问他的文武对于曹操的信如何应付?张昭、顾雍等一些文人谋士都说：‘曹操兵多将广，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为好。’孙权听了他们的话，一言不发。等孙权站起来去更衣，鲁肃在后面跟着，孙权问鲁肃对刚才张昭、顾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鲁肃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他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人都可说投降，惟君侯你不可说投降。’孙权问：‘怎么讲呢?’鲁肃说：‘每个人投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就是如我这样子去投降，顶少他也要给我个刺史。君侯，你要投降，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称孤道寡吗?’孙权一把手抓住鲁肃的胳臂说：‘好话呀，好话呀!这真是天以子敬赐我也!’我说完了这话，我对蒋说：“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说到这里，饭摆上了。蒋说：“吃饭吧!”我问蒋：“你觉得我的话怎样?”蒋说：“很好，一定照你的话去办。”我又问蒋：“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吗?”蒋说：“没有听见过。”我说：“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临到出兵时，诸葛亮告诉周瑜说，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他怕曹操的兵多，自己的兵少，你要破解这一层，还有就是这些投降派包围着他，你要去指明他这一点，不可听他们的话。周瑜觉得诸葛亮这话很重要，就见了孙权，先把曹操的兵分析了一下：有的是袁绍投降的，有的是刘表投降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纪律；又都是北方人，没坐过船，在船上不是吐就是头晕，不服水土。周瑜又说：‘君侯若不坚定，前方无法打仗。左右的文人随便乱说话，前方的将领如何能作战呢?’说到这里，孙权就明白了，马上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来齐了，孙权说：‘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从今天起再有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把宝剑向桌子角上嘎吃一声，把桌子劈成两半。孙权向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这个桌子没有?有敢再言和的，就同这桌子一样待遇!’说罢，就把那把宝剑递给周瑜。”我对蒋介石又说：“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一宝剑上，你知道么?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人说和，我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我又说：“你没有宝剑，我给你拿把大刀。”蒋说：“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散了之后，有人来找我，说请我今天晚上在长沙电台广播，这是蒋介石表示他已决定听从我的意思，继续抗战下去的一个明白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