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三十章　忽然说出焦土抗战的蒋介石

　　当天晚上有一个大的会议。晚上七点钟开会，何成浚和熊斌八点半才来。别的人都奇怪，蒋介石对于晚来的人，没有说一句话。这一次的会，自开始到结束，都是蒋一个人说话。蒋对交通界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空军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交通责任的还没有回答；蒋介石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了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完啦!”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湖南主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这一个会开了两个钟头，蒋介石不断地说：怎么放火，怎么放火。会完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楼下摆了很多桌。吃饭的时候，我对蒋介石说：“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要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子住。蒋说：“这也是很要紧的。”正说着，酆悌过来见我，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奉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我说：“好，好，好!”饭后白崇禧约我到他那里坐一坐，当时白已经知道十二点钟我对蒋介石说的什么话，白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给我看，大约有两千多字。我看了之后，觉得字字血泪，句句真话，全是说的蒋介石在政治方面怎么不对，军事方面怎么不对，待人怎么不对，每件事应怎么改革，有条有理。我问白：“你打算怎么办?”白说：“今天晚上十二点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坐火车到南昌去，我要到车站上把这封信交给蒋。”我对白说：“好极了，你要提醒蒋介石一句话：请他仔细地读两遍。千万不要放在衣服兜儿里算完事。”我同白分手后，就去广播。在这次广播中，我主要的是对投降派的人们说话，我说：“今天蒋介石已经决定了抗战到底，现在还有主张投降的人要小心些!你们主张投降是卖国。”我又重复地说：“在重庆有人鼓动投降，你们听见没有(当时汪精卫在重庆鼓动投降)!前方有几百万军队正对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拼命流血，你们在后方发动投降的谣言，这不是该死么?这不应当枪决吗?”广播完了之后，我上了汽车，就向衡阳前进。那天又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汽车站上，还是买了些稻草铺在地下睡的。

　　第二天早晨开车经过零陵又回到桂林，我见了李烈钧将军，把我在长沙见了蒋介石说的话，很详细地说了一遍。我又把那天晚上开会的情形，蒋介石如何说放火烧火车、烧房子的事及白崇禧给蒋介石写的一封亲笔信事都说了一遍。李将军非常高兴!不断地鼓掌。李说：“你昨天晚上广播我们都听见了。”

　　我在这里见着李济深将军。李说：“蒋介石抗日，我们就拥护他；蒋若不抗日，我们就自己去抗日。我们死可以，不能当亡国奴。”李将军和蒋相处最久，蒋当黄埔校长时，李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他知道蒋比什么人都清楚。他看透了蒋介石：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私，不知有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他真是把蒋介石认识到骨髓里去了。李济深将军从不说谎话，他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

　　说到酆悌之死，是长沙大火之后，蒋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酆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酆悌的死和酆的骄横无礼都是蒋一手养成的。此事不能不明白地分辨的。

第三十一章　把装备齐整的军队藏起来的蒋介石

　　我在桂林住了几天，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城里的人民都由各城门出去躲避。躲避警报非常便利，一过江就有很大的山洞，可容很多的人。山洞有了多少年，这要地质学家研究，我们可以断定的，决不是光靠人工可以掘成的，就是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年。这里有巢县逃来的难民，为了这些难民，我曾同李、白、黄三位说过，请他们帮忙。桂省当局拨给了难民很多的地，叫他们自种自吃。这些难民里，凡是贫苦的同胞都很有办法；只是那些破户的少爷，吃也不好好地吃，做也不好好地做。我请了一位董先生帮他们的忙，费了很大的力，可是没有什么成就。

　　我由桂林出发到柳州，看见广西发动二三十万人在那里修铁路。有些妇女们的背上还有几个月的小孩子，肩上还担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这种无老无少无男无女的来做抗日工作，人数是这样的多，我在全中国还是第一次看见。李、白、黄三位先生是很有办法，平素能组织民众，能听民众的话，到这时候民众才会帮政府的忙。

　　到了柳州，看了几个兵工厂，都在很大的山洞里，所有的机器都放在里面，电力一开动，电灯一亮，敌人的飞机无论怎样轰炸，他们在洞里都照常工作。因为洞上的石头还有百丈厚，任凭敌人怎样的轰炸，也不会伤到洞里的人。这种几万年前的石头洞，它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会有这样大的用处。

　　在柳州听见说，蒋百里先生在宜山死了。我就打听什么缘故死的，有人说，蒋百里在宜山的南边路上，汽车坏了，他受了一下子惊，就有一点半身不遂的样子。我记得蒋百里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我看到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当时我劝他小心些，喝多了伤人。他举起杯来说：“死都不怕，还怕酒么?”恐怕喝酒太多与他这次的病有关系。我又见到陆军大学负责的周先生，他们夫妇俩没有孩子，说话很确实，他们不会造谣的。

　　周先生对我说：“在宜山蒋百里住在他们楼上，他住在楼下。百里回来还能说话，他的日本太太要给他打针，蒋百里说等医生来再打。这位日本太太说，先打针好。结果日本太太替他打了针，就再也不能说话，没两天就故去了。”周说这话，他总觉得，蒋百里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他的日本太太是说过的：“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

　　我过广西省北边的六寨，看到广西至贵州的汽车路真是修得太坏，坡度太陡，有的在四十五度以上。那些汽车直向下跑，汽车很容易摔坏，人也容易摔死。听说修路的人太外行了，他以为盘来盘去太费钱，太费工夫，他没有想到一条人命是无价之宝。这几年蒋介石当政以来，用人的方法，第一是他的本家，如蒋孝先一类的人；第二是他的亲戚如孔、宋、毛一类的人；第三是用他的乡亲，那就多得很了；第四，用他的故旧，如二陈派，不问他贤与不贤，先问他故不故；不问他能不能，先问他亲不亲。这种用人方法，哪里去找内行呢?真能做事的人，谁又肯跟他来做呢?这就是这条路坏的最大原因，也是死伤人太多的原因。

　　到了贵州省城，每天都在城的附近看军队。有一天，看见一旅人在一处很好的营房里。枪、炮、器械、服装、马匹都非常整齐。问起来才知道他们是军事委员会卫队旅。我问这位旅长：“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是在后边给蒋介石看东西的。”我说：“前方打仗打得很紧，你们拿着这个好家伙藏在这里，真是想不到的。”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一个电报说：“怕你忘了吧!这里有这么好的一旅人，为什么不调到前方去打仗呀?”奇怪得很，电报去了不见回电。也许蒋介石说：“你不必多管闲事，那一旅人不是为打日本用的，是留着将来打内仗用。”

第三十二章　压迫苗族同胞的蒋介石

　　我在贵阳省城看完了军队，就到贵东镇远去检阅。沿途上一处一处地看，有许多人说地方不靖，许多苗族的人民都上山当土匪。我问：“是什么原因?”有些接近苗族的朋友们说：“就是因为抓兵，什么理由都不对他们说，就是黑夜到他们家里抓青年，用绳子去绑他们当兵。有些苗族的青年连汉话都不懂，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苗族人民如果逃跑，抓丁的人就开枪打，这样就越弄越凶。说实话，实实在在是官逼民反。蒋家的官吏反倒说，受了奸匪的利用，民变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

　　我在马场坪附近一县，叫贵定，集合了几千个苗族老少男女，花苗、黑苗各种的苗人都有。他们虽是被压迫的民族，有的人穿的洁洁净净，整整齐齐，看去很庄重也很精神。我首先给每位送了四斤盐巴。什么叫盐巴?那是四川省自流井从地里二三百尺深吸上来的盐卤，又用地下的自来火在铁锅上熬的，像锅巴一样。贵州的苗人，多少年来就是吃这种盐巴。在满清时代治服苗人，就是用军队包围起来，不准盐巴输进去，结果苗人向满清投降，由此可见苗人对于盐巴非常宝贵。因为是人类中必需的食品，而又不容易得到手的东西。把那些盐巴送给他们之后，通过一位翻译，我对他们说话。我说：“大家要晓得，我们是一个祖先，后来因为我们多少代的祖先，他们老兄弟们彼此闹别扭，你说的话我不说；你穿的衣服钮子在那边，我的衣服钮子非在这边不可；甚至于你吃这种东西，我就吃那种东西；一年又一年的，几千年来，意见就越闹越深，使我们为子孙的见了面彼此都生疏起来。你们看看，我们大家长的眼、耳、发，哪里不一样呀?这实在可以证明我们都是一个祖先，都是姊妹兄弟。”我说到这里，那个翻译，翻得很好，好多老太婆老先生听见我说的都流下泪来了。他们说：“可不是吗?真的多少年来也没见官们对我们说过这么亲热的话。”我一说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年轻人都应当去当兵，保护国家，保护同胞!”他们大家高兴地说：“我们家里有孩子，我们都愿意叫他们去当兵。”我看了这苗族同胞都是勤朴、诚厚，实在可爱到万分!

　　这附近有铸铁锅的，并且铸得很好。这是由广西到贵州第一次看见我们自己制的铁器。北方逢些五排十叫赶集，四川、贵州叫赶场；广西叫赶墟。我每次到场上去看，真是觉得我们太落后了。不要说电器东西看不见，就是钢铁的东西都很难看见，有时有几件东西也是由外国来的。这一次我看见能制造铁锅的地方真是高兴极了!这也表明附近有铁矿已经开采了。我们有许多地方都有五金矿和属于金、银、铜、铁、锡一类东西，只是我们迷信太甚，在这里开，破坏这一家风水；在那里开，又破坏那一家的风水。这一种糊涂迷信的办法，把我们害得很厉害。在这种深山之中，能够开采铁矿的是很好的一种希望。

　　我到镇远看了志书，知道这名称顶不妥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有民族主义一章，明明说着“国内各民族平等”，早就应当把满清时代压迫弱小民族的办法取消了才对，如镇远、平番等名称，真是要不得。说镇远，镇什么远?说平番，平什么番?若说一句公道话，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名词，完全是侵略人的名义。这里有位专员姓华，精明而有经验。我在这里看了队伍，也讲了话，华专员对我说：镇远这个地方就是地广人稀，他觉得征兵太困难了。若去抓去捆，惹起很大的恶感来；不去抓，不去捆，上面的命令，一个跟着一个，好像催命符一样。今天记小过，明天就记大过，后天就是革职留任。逼得人没有一点办法，万不得已，只可飞签火票的差人下乡，见人就抓罢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像很为难的样子。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说：“对于前方作战的官兵要特别优待才行，因为这些士兵征了来太不容易了。”

　　华专员介绍了一个人叫王天锡，他是曾当过师长的，他的哥哥王天培做过第七军军长，是被蒋介石枪决了的。现在王天锡在他的乡间种了廿万株桐子树，已有五六年，结了桐子，打了桐油，一株树每年可以得一元的收获。他又在家乡开了一个金矿，一星期可以出廿两矿金。从贵州的镇远到湘西的桃源，这一道山脉有很厚的矿金，若开采出来是无穷的富源。一个私人都能开一个金矿，若是国家提倡办理，把各地逃难的难民多发给工资，来开金矿，所得的金子来买飞机炸敌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我把这个意见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回电叫王天锡到重庆去。后来也没有听见什么消息。王天锡对我说：“只是委了我军事参议会的参议。”他因为在重庆住不下去，又跑回贵州来了。由镇远回到贵阳，有人说花溪有的苗族跳舞会，可以去看一看。苗人跳舞可以说是很原始的，面上戴着假面具，身上穿一件破旧花布衣服，腰间两片盖腿裙子，手中拿一把刀或一杆木枪，走来走去，鼓也是咚咚的一二个点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几千年来被压迫得喘不出气来，连活着都不容易，还有什么心肠去跳舞呢?有时来跳，也不过是压迫阶级要拿着他们开心取乐换换口味而已。本来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各族平等，但中山先生死后，他的叛徒是只会说不能行的。

　　顺便看看苗族同胞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真是八下透风，一点不暖。牛在下边，人在上边，捆几条木板子，牛粪气味很大，还有什么卫生的讲究?简直是人间地狱，拿着人不当人待，莫此为甚。多少年的官吏对待苗人，不是杀戮，便是剥削，决没一点为他们谋什么幸福的打算。

　　过遵义县，此间距四川已近，文化比贵州全省都高一些，读书人多。此地许多绅士也来见过，并谈了很多地方上艰苦的情形，尤其是抓兵的事，地方上的人们觉得难过。

　　第二日，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我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我当时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

　　我在遵义县的旅馆里住，有上海的几个青年来找我说，他们由上海来要到重庆去，路过这里有检查的人说他们带的书是犯法的。后来知道那些书都是抗战歌曲一类的书，检查的人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送到县党部，现在要把他们解押到贵州省党部去。我听了这话，找了县党部的人问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近来青年们经过四川到陕北大学的人去的太多了，不能不设法留难他们。”我问：“什么理由?”他们就拿青年们所带的书作凭据，说：“不应当拿这种不好的书。”我问：“这书怎么不好呢?”他们说：“读这种书有共产党的嫌疑。”那几个青年都曾经在上海听过我的讲话，他们这时求我救他们。我说：“你们先跟他们到贵州省党部去，我设法救你们。”不久我从四川回来还到贵阳，我把他们保出来了。这几个青年以后有的在政府做事，有的在军队做事，实在说起来，连半点共产党的嫌疑也没有，硬要把人家扣押起来。我记得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在张将军那里当排长和日本人打仗阵亡的。像这样残害青年的事，非常普遍，听说就在遵义这一个地方就扣押了青年两千人左右，都是广东、广西、江苏、浙江要去重庆的青年。他们硬说，这些青年是要到陕北去，这些青年们为了他们不欲做亡国奴，不怕艰难困苦向重庆跑，还走在半路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扣在这里怎么生活?这是有意毁害青年哪!

第三十三章　利用特务毁害文武官吏的蒋介石

　　我到了桐梓县，那里的县长是山东人，名字叫孔福民，他在这一县做得很好。跟我来的朋友，有人专门担任社会调查，因此知道这孔福民在他的县公署里，对于伙食的分派是用百分法，如同县长一个月收入二百元，他伙食费以收入百分之二十摊钱，县长就出四十元；工人呢?一月十元就出两元钱。大家吃饭在一起，菜饭全是一样的，赚钱多的多摊，少的少摊，这样工人们就都很高兴。乡间有什么人告状，孔县长就带了个秘书，一个人骑一辆脚踏车下乡，把事情问一问，该了结的了结，该说合的说合，因此地方上的人对于孔县长是很佩服。我把孔县长种种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第二天就得一个电报是嘉奖孔县长的。

　　后来不久，孔福民调升遵义县县长，没有几个月孔福民就坐了监。很久以后，我又在重庆见了孔福民，他是到重庆复兴关受训的。我问孔：“听说你做遵义县长，被人拿了你去坐监，是为什么呀?”孔说：“那件事太冤枉也太笑话了。”桐梓县是个三等县，遵义县是个一等县，孔被调升遵义县，重庆就有人给他介绍人到县公署做事，来的人要当秘书，孔叫那个人做了科长。那个人很不高兴，过了两个星期，就由重庆来了电报，说孔福民是共产党而且跟他来的人也是共产党，就这样坐了监。当时孔福民就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写信说，不论犯了什么罪应当问一问，不能关在监里一句不问就算了。过了几个月吴鼎昌把孔福民叫到贵阳省城，孔问吴：“我犯的是什么罪?”吴说：“他们要做你的县长，你就是犯的这个罪。”没有几天吴鼎昌就放孔为独山县长。日本人攻独山的时候，独山城里大半被炸毁了，孔福民在城外山坡上搭一个草棚子办公。日本人退回去，孔福民就升了专员。孔的亲戚结婚，请孔作主婚人。女家那边也有一位主婚人，就是在遵义县当秘书，孔福民放他当科长的人。婚礼之后，就吃酒，彼此吃酒很多，女家的主婚人对孔说：“我实在对不起你。”孔说：“没有什么。”女家的主婚人说：“我到遵义县来要当秘书，你放我当科长。我不愿意，因为我是特务，我就报告你是共产党，你就下了监，吃了苦。经过多少波折，你当了专员，今天我们做了亲戚，我对你说，我今天良心发现，我太对不住你了!”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并说：“我做了不是人的事，是给人当狗的事。”孔福民一面对我说着，一面摇头说：“悲哀呀!黑暗到万分，但是我们做小事的人不敢说话。”

　　从桐梓到东冶镇，在那边停有六辆卡车，每辆都有两个宪兵押着。我找一位副官问那些车装的是什么东西，回来的人报告说：“车上满满的都是烟土，是从贵州省城护送着给蒋委员长的。”我把押车的排长叫了来，一问：“车上装的是什么?”那宪兵排长说：“全是烟土。”我问：“从哪里装的车?”他说：“从贵州省政府。”我又问：“送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交给蒋委员长。”他又说：“上海有人专办出售烟土的事。”本来没有人不知道的，蒋介石在上海的时候，做交易所的买卖，主要就是贩卖烟土，今天他做这个事还是他的本行。不过别人吸大烟的被枪决，买卖烟土就算犯法，这话怎样讲呢?

　　来到綦江县，这里的出产很富，人也很多。最好的一种东西是广柑，一元钱可以买一百个。我们在上海、南京看见过同这种广柑一样的，广柑上面打个戳子是美国来的，民国廿五、廿六年，每个都是一两角钱。自己本国的东西这样贱法，一元钱一百个，最大的原因是我国交通不便，本国人不能吃本国的东西，反而买外国的东西吃，钱就向外国走。外国人得到我们的钱造飞机、大炮、兵舰，结果我们打不过人家，惹不起人家，不是赔款便是割地，由此可见若兴办实业不先办交通是不行的。

第三十四章　鼓励贪污的蒋介石

　　到了重庆，许多军官都在人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地说，蒋介石的至亲浙江人姓竺的，在军事委员会当交通处处长，他偷着卖了一千七百万的汽油，一千八百万的军米，都变为他自己的财产。经人告发之后，蒋介石派人去查，一查完全查实在了，一点也不假。蒋介石下条子要把姓竺的枪决；前方的将领王敬玖、顾祝同来电保，被改为十三年监禁；又经别的将领来保，改为七年的监禁。怎样执行呢?姓竺的就住在何应钦的客厅里，那真是非常的优待。还没到三个月就调赴军前效力，升了浙江省保安副司令。比着原来升了三级。这件事全军事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全重庆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人人都说：“要想升官，非贪污不可。”

　　有一位蒋介石的亲戚，在水利委员会做事，曾在军事委员会做过总务处长。他说：“蒋介石是有一本贪污哲学的。”我说：“怎样讲?”他说：“蒋介石是跟过孙中山先生的，孙中山在革命时候，从海外各地募了来的捐款，为了推翻满清，就不能不利用军队。有人对孙先生说，我那里有三千人，那里有五千人，到时候可以起义袭击什么地方，要十万元，八万元；孙先生就马上给他们。有人对孙先生说：‘这个人靠不住，他是欺骗你。’孙先生说：‘不怕的，一百个人跟我要钱，只要有一个人的炸弹炸到摄政王的身上就成了。’又有人对孙先生说：‘那个要钱的人顶靠不住，不是赌钱就是逛窑子。’孙先生说：‘他被人通缉，旅馆没法子住，亲戚不留他，他不住窑子怎么办呢?’孙先生只是要人家肯革命，什么事情都原谅，那是革命的时候，没有法子只可这样办。蒋介石却不同，无论你怎样贪污，也无论你怎么坏，只要你拥护他个人就能成。他忘掉了在受压迫的艰难环境中从事革命，有些小节只可从宽，而今是国民党已得到政权，统治国家，领导人民，若是纵容官吏军人贪污胡干，剥削人民，国家非大乱不可。”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话，再看看蒋介石做的事，完全是他的一本贪污哲学，把国家和人民给害了。

　　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是蒋介石的师傅的一个儿子，叫徐继庄，在重庆做的贪污的事情和贪污的数目字，报上都登了出来。有人去查考他，徐继庄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查考我的账目。”徐说：“我自己赚的钱是同蒋介石分着用。”事情弄大了，蒋介石把徐继庄叫了去，拍拍徐的肩膀说：“你做得不错。”没有两个月就叫徐升了两三级。在中央的财政机关中，徐要做什么，蒋就给他做什么。后来到上海蹲不住了，跑到香港去。实在说起来蒋不重用徐，这个人还不会犯这么大的罪。我把这两段报引在这里，那样可以明白徐继庄做的什么事，蒋介石用的什么人。

　　引渡贪官徐继庄案再度提讯，准具保五百万元。

　　徐被控盗窃公款美金三十一万元，国币二十八亿元。

　　民革社香港航讯：哄动一时之中国政府要求引渡贪污犯官，前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一案，本港法庭曾作四次提讯，昨(十八日)在中央裁判署亚司庭再度提堂。关于准予具保问题，双方律师辩论甚剧。被告辩护律师施露华引申法律，要求准予具保，而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则指出本案系有关中英国际之引渡，不能与普通案相提并论。经过一番剧辩后，法官同意准被告以港币五百万元现款具保出外候审。即由原判保款一百万元增至五百万元，并谕将案押候一周然后再审。

　　此案于十二时开庭，计审讯时间一小时三十五分。代表中国政府起诉律师仍为冼秉熹，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改由兰仕杜莅庭(前为祈礼福)，施露华律师依然代表被告出庭，徐继庄之爱妾王白梅偕一女友到庭观审。

　　首先由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将日前所控之罪名，加以修正，即根据一九三五年法例第三十二号，分控被告徐继庄罪名两项。计开：一，身为公务员，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地方上海盗去中国政府公币美金五万元，及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约值二十六万元。二，身为公务员，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国地方上海偷窃去中国政府公币二十亿五千万元。

　　跟着皇家律师兰仕杜对庭申述法典说，此案为逃犯引渡案，这与普通案件不同。有关于中英两方所订条约，根据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内第廿一款之规定：凡中国之犯人逃至香港，或潜匿英国船中者，中国官方可照会英方指交引渡。兰氏又引述一八九八年之法案，亦不准予具保，因为这是国际案件，而且盗窃公币数目庞大。最后，兰氏向法庭提供将该案押候两星期公审。代表被告律师施露华则引申英国法例三宗，认为法庭有权准予担保。兰氏则据法反驳，双方辩论甚烈，结果法官准予以现金五百万元具保出外候审，并将案押候一周提讯，然后再定期审讯。

第三十五章　放走汉奸汪精卫的蒋介石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在国民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完了以后，大家团拜。本来那种团拜就不对，真的团拜大家应该站一个圆圈，那样彼此一恭贺，就都有了，省事情又省时间。可是这里的团拜，都是一行行地面向北面，文的向左转，武的向右转，彼此一鞠躬，这可以说是文武对拜，不配说什么团拜。礼行完后，马上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说：“汪精卫飞走了。”又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蒋介石问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先生许多位都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要通缉汪精卫。”蒋介石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我们应当饶恕他。”当时在座的七嘴八舌，有骂的，有咳嗽的，有的就说：“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后来有人提议要正式开会，这样蒋介石又站了起来背遗嘱，这就算是正式开会了。这回算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有的中央委员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吐我们的口水。”我觉得蒋介石把这些话都听见了。蒋把脸往旁边转，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去了。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蒋和汪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为什么战后有些大汉奸，迟迟不肯判罪?而且有些明明投降过日本的军官，放了回来，仍旧重用，到现在还带着兵在打内战?

　　我见了蒋介石，把我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他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重要的几件如下：一，士兵吃不饱；二，士兵穿不暖；三，各级官长不拿着士兵当人看，随便打骂；四，军队空缺太多，饷项都被各级官员中饱；五，壮丁未入营之前，在路上用绳子捆着；六，送壮丁的人在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叫士兵们把裤子脱下来交给官长收藏，让壮丁跑不了；七，怕士兵跑，把房门锁上，士兵们就在屋里拉屎、撒尿；八，未入营前在路上捆着不给吃饱，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肠子都饿细了，一到营里，吃得过饱，胀死的很多；九，无论什么时候士兵有了病，缺乏医生更缺乏药品。我把在遵义县照的相片给蒋介石看，蒋仔细看那照片，士兵穿得还不如叫化子。蒋站起来问我：“这是遵义的事吗?”我说：“是的，一点都不错。”蒋说：“贵州省主席是吴鼎昌，不懂军事。他的参谋长是谁?”我说：“是姓何的。”李济深将军在座，蒋问李将军：“贵州的参谋长是何什么?”李将军说：“是何辑五。”蒋说：“何辑五这个坏东西，为什么不问事呀?”李济深将军说：“以前何辑五在广东是交代不清就跑了的。”蒋说：“我马上去电报先把他换掉。”何辑五是何应钦的胞弟，后来何应钦对着别人说：“蒋介石收拾何辑五是和何应钦过不去。”这是多么可笑的事。

　　我住在四川重庆巴县中学里，这一天放了空袭警报，日本的飞机来了七八十架，轰炸重庆。巴县中学后边山坡上，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在那里一面躲警报，一面拿着一本书。有两个特务从她面前过，要看女学生看的什么书。那位女学生说：“我看的书，你管不着。”两个特务过去就抓，那位女学生大嚷起来，她看着两个特务蛮横无理，她就把她身上带的三角校章摘下来吃了。校章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那位女学生立时喘不出气，眼看要死。两个特务把她送到中央医院，由王鹏万医师(耳、鼻、喉专家)给那位女学生把那校章从喉中取出来了。虽然能够喘出气来，可是流血过多，并未脱离危险。王医师对两个特务说：“这个女学生的伤不轻，应当静静地躺着，两个星期才能动。”特务马上拿枪对着王医师的胸膛说：“你要多说话，把你打死。”王医师不再说了，特务就把那位女学生拉着，推着走了。就在那天，王医师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为了这件事当天去见蒋介石。我问蒋说：“前方打仗，后方要安定人心，不可自己捣乱。”我就把刚才王医师对我说的话，从头到尾对蒋介石说了一遍，更说到：“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只要本着孙中山先生的教训，人民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老百姓喜欢的我们说，老百姓喜欢的我们做，万没有不得人心的道理，能得了人心，要用什么特务呢?这不是自己捣乱吗?”蒋介石马上叫李惟果把我说的话照记下来。我回到巴县中学，李惟果又拿着笔记来问了我一回，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他马上到中央医院找王医师去，我对李说：“刚才我对蒋说过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谁没有姊妹，谁没有儿女，为什么平白无故拿着一般女学生当强盗反叛对待呢?”李说：“我查查去，查查就放出来。”

第三十六章　随便杀人的蒋介石

　　我在重庆特园康庄住着，一天，有一个军长韩练成来见我。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他是国民军的干部学生，又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最近他又调到复兴关，特别来受高级训练。他住在白崇禧将军的公馆里。这次见我之后就哭起来，愈哭愈厉害。他说：“随便杀人，真是暗无天日。”我对韩练成说：“什么事，你对我说一说。”韩说：“我有个同学，是陕西人，黄埔毕业，又在陆大毕业，当师长，驻在潼关附近。被特务告密了，说他贪污，把这位刘师长和刘的参谋长并一位保长都从陕西押解到重庆来了。组织了军事裁判委员会，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着定了罪，刘师长六年监禁；参谋长五年监禁；保长三年监禁。公事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画了一道黑线，批的是一律枪决。这样一个好好的军官，就随随便便给枪决了，国家还有法律没有?”说着，韩练成大哭起来，他哭得非常的沉痛。我对韩练成说：“我听明白了，让我找蒋介石去说，他要杀刘师长他们三人，请先把我姓冯的杀掉，不然他就不能这样办。”韩一听我的话就不哭了，他说他去对白崇禧说，看白有什么办法。过了两个钟头，韩回来说，他已经向白崇禧说过，白说冯先生不要去，白先去碰一碰，不成，冯先生再去。我说很好。在这时候，我拿起笔来写了四扇屏，是汉隶端楷，第一扇写的是汉文帝出城过一道大桥，桥底出来一个人，把汉文帝的马惊着了。卫士们把那个人抓住，送给最高法官张释之，汉文帝要张释之杀那由桥底出来的人。张对汉文帝说：“法律上不能杀他，只是徒刑。”汉文帝说：“他若把我的马弄惊摔死我怎么办?非杀他不可!”张释之说：“若皇帝要杀那个人，你就在他从桥下一出来的时候，叫卫士把他杀掉，那还可以。若是交在法官手里，就不能不按着国法去办。一个国家不能一喜欢就叫他活，一恼怒就叫他死；若那样还成什么国家呢?”汉文帝说：“很好，我听你的话。”第二扇我写的是，有人偷了汉高帝庙门上的铜环子，被人拿住了。汉文帝叫张释之去灭他三族，张释之说：“不可，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一类的罪只是斩决，不能灭族。”汉文帝大怒说：“我为子孙的，连父母的庙都不能保存；今天把人拿住了，交给你来治罪，你反倒这样办起来，那我还能做皇帝吗?”张释之说：“若偷了一个铜环就该灭族，在长陵上挖一?g土，该当如何呢?”汉文帝半天无话说；等了一会说：“你等我见了白太后再定。”见了太后，说明此意，白太后说：“张释之是也。”汉文帝对张释之说：“准你依法去办理。”第三扇写的是，唐朝李世民办选举，后来知道有些人是贿选的，李世民大怒，就交给最高法官戴胄，并且叫戴胄把贿选的人一律斩决。戴胄说：“只可处徒刑，不能处斩刑。李世民一听戴胄驳回他的话就恼了，他说：“我亲笔下的手谕都不算数，我真的没有脸面做皇帝。做好人都是你们做法官的事，作恶人的都是我做皇帝的事，你想想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戴胄说：“这样办法不但有脸面，并且是更光荣。”李世民问：“什么理由?”戴胄说：“刚一听见说选举是贿选的，不由得就恼怒了，拿起笔来就画一律斩决；回来一看，知道手谕和法律不一致，马上取消手谕，尊重法律。这样国王不但不丢脸，反而更觉得光荣。”李世民站起来握住戴胄的手说：“我有你这样的法官，我一生也不会做错事了。”第四扇是明朝的一段故事，意思与上边三个扇相仿。因为我都照有相片，不必在这里多说了。我用红纸包了一大包，把这四扇屏送给蒋介石。上面写着：“五月端阳的礼物。”第二天开国民党的常务会议，有一位姓陈的对我说：“你写了四条屏给蒋介石是不?”我说：“你怎么知道?”陈说：“蒋读了那四条屏之后说：‘除了冯先生给我写这之外，再没有人给我说。’”当天晚上蒋介石找我去谈话，说到刘师长被枪决的事情。我说：“你一喜欢就叫人活，一不高兴就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这里，让你胡来吧?”蒋说：“这件事，实在是我不对，我一定要改办法。”

　　一月二日从重庆出发，到了永川县。在这里看着专员公署的一位周敬承先生，他自己捐钱，自己写作并印刷出来小册子，都是关于抗战的。用的全是四川土语，唱的是金钱板的调子，他一只手打着板子，口里唱着，一听就懂。我觉得在抗战的时候，后方的人民能够这样做实在可佩服。我把周先生热心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回电请周先生到重庆去见见面。听说见蒋的结果顶好，蒋还鼓励了周先生。当周先生回到了永川，有人请周先生到璧山县的训练班当了教员，周先生心里很快乐。哪晓得还没有半个月，就有人对他说：“你快跑吧!来抓你了。”周就打听为什么抓他呢?有人告诉周说：“你编的小本子里有：‘刘峙不打向后退。’现在刘峙是重庆的卫戍司令，看见你写的刘峙这件事，他很生气，已派人抓你。”周敬承听了，马上从后门跑了，再也不敢在家里蹲。后来我在自流井各地劝人民献金，周先生就到我这里来帮忙，也编了些献金的金钱板，非常感动人。自流井献金完了之后，周回家去，临回去时他说，三两个月他就来重庆见我。想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把他们弟兄俩都暗杀了。这件事情激起了江津和永川两县的人民很大的公愤，逼得县政府没有办法，抓住两个人，说是凶手，可是有人不叫县长问。政治黑暗到这样，这才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个执政当权的人好杀人，他下面的人必定就要用尽方法乱杀人，才能显得出他们的威风，得到他们领袖的信任。像周敬承先生这样的人，虽然被特务害死，但四川人没有不说他死得冤枉的，因为他是一位忠肝义胆，热心爱国，平民阶级的文人。

第三十七章　在天气很冷时脱下士兵棉衣的蒋介石

　　我从永川到内江，看这地方上的军队，这里的一旅人还算是好，我对他们讲了很多话，不外乎抗战救国的道理。这里的宪兵团长对我说，他们的宪兵近来逃走的太多了。他们的宪兵至少都是中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到前方作战，不愿意留在后方。因为一到前方，马上就可以当排长。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个兵。一个兵当了排长，怎么好抓他回来呢?近来宪兵团没有法子维持，因此宪兵的空缺就太多，逃走了一个不容易再招了来。

　　内江是出糖的，周围八十里都是红土，种甘蔗最相宜。我以前从这里过，看见做出来的冰糖有三尺直径的，由地下摆到房顶上。听说这里的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起来反对。起初执政的人拿定了主意，民众们骂，就叫他们骂去，反正不听他们，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为什么这么办呢?原因是蒋介石要利用谁，无论他多么坏，还是要用他。这真是一件得罪主人的事。从内江到了资中，县长专员许多人欢迎我。正说着话，好多老百姓来喊冤说，他们的孩子去当兵，刚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着新棉衣的，县长叫他脱下，穿着单衣。冯先生，你看这大冷天还不要冻坏了么?我问县长：“你是怎么办的?”县长说：“请领棉衣上边不发，我怕冻坏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给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们穿着走了，再来了新兵怎么办?不是还得冻着吗?”专员说：“打电报到成都，成都不管；打电报到重庆，重庆不回。好容易得到重庆的回电说，前头的新兵穿着走了，后来的新兵还是冻着，不如把棉衣留下来，反正新兵到营里会有棉衣的。”我问计算计算多少日子这新兵可以到营呢?他们说：“慢着半月，快着要十天。”要说冻死人，别说十天，一两天就可以冻死。我对专员、县长说：“你们赶紧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发两个钟头，还赶得上。”专员、县长齐声说：“衣服送走了，钱谁给呀?”我说：“你们可以拿笔记下来，作证向上报销；如果政府不承认，我将来赔偿，可以不可以?”专员、县长都很高兴地把我的话记下来了。那些刚走的新兵们的父母亲戚都感激的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这地方一下雨，黄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在蒋介石手下办事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敷衍，不负责任，并且说是省钱。实在说起来，这些车不值钱么?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见小利，看不到大事。这就是蒋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他们留下的话说：

　　“与其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给别人送钱，不如我们发个小财。谢谢你们!”这件事弄得蒋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我们是加入军统，还是加入党统；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看那样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我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成都人民对我说：“军官学校的学生纪律太坏，他们时常不断的手里拿着手榴弹往鱼塘里扔，炸弹一响，鱼死了，浮在水面上，军官学生就捞回去吃。百姓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里的戏院和电影院子，军官学生今天逛这个戏院子，明天逛那个，谁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军官学校里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请他们来，问是什么缘故这样做，他们说：“校长是蒋介石，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或二次。负教育责任的，用人用钱，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坏呢?”他们又说：“蒋介石一身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交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航空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又曾任过一度中央大学的校长，还有许多军官分校也是蒋介石当校长，只有一个兽医学校校长不兼。大概算起来，蒋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教育长都当不了家，事情怎么不坏?军纪怎么不坏?”我看那些教官们都忧愁极了!

　　在华西坝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学生们听了我的话有时落下泪来，有时大笑起来，有时鼓起掌来。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散会后，有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可怜得很，很受压迫。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说：“学校里布满了特务，谁说了不满政府的话，不是失踪挨打，就是被开除。还有念书好的，就称他是共产党，更有那些吃苦耐劳而帮助人的学生，那就是红色帽子戴上了。”我听见他们报告的这一切实情，真觉得难过。

　　我曾到过华西大学教授费尔普先生家里，他是美国人。这里有三对美国夫妇都是很好而又热心的基督徒，共同写了一本《为人的耶稣》。这个意义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当然基督还不是老师么?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说法。但谣言却因此出来了，说他们不该说神话，一定是共产党。我想连美国人写一本书都拿红帽子给他们戴上，中国人那还得了!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调。”我说：“是那样吗?”

第三十八章　到处遍设收税机关的蒋介石

　　原来国民党喊出的口号是铲除苛捐杂税，结果呢，各处都是收税机关。有人说：“自蒋介石当政以来，只有放屁没有捐税，任何事情都有捐税。”我从成都回重庆，经过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馆里，用自己带的午饭。同我在一起检阅军队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们的馒头篮子从车上拿下来，有鸡蛋弄咸菜汤，一个热汤一喝就成了。正在路南的茶馆里吃饭，看见路北的楼上，两个鬼鬼祟祟地向我们这里看。我想一定有点缘故，就请跟我的赖秘书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查了之后来报告，那是一个税局子，楼上头的床上摆着鸦片烟盘子，两个人正在那里抽大烟，楼下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四个人正在打着。把他们收税的本子看看，本年的账都写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开支总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又次十二元。这样看起来，收税机关是为谁而设的呢?他们的账目上收入二百八十多元，支出二百九十多元，是为国家的么?还是为他们自己?一斤猪肉，一个鸡蛋，一块劈柴，一棵白菜都有税。这些税务人员，口口声声都说他们穷，他们又能抽鸦片，又能打麻将。把他们叫到面前来看一看，都是面黄肌瘦像活鬼一样。我到他们的楼底下去看一看，墙上贴满了用红纸绿纸写的标语，如：“拥护蒋委员长”、“实行新生活”，我想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像裘溪河这样的地方，在成都到重庆这一段路上总有几十处，若以全国计算，该有多少?像这样的收税机关不是有意养个臭虫来吸人血么?还是别有意思呢?我问那收税的人员是怎么来的，他们理直气壮地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在最高机关买下来的。”我把这个情形，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回到了重庆，又当面对他说了，随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是后来我知道，连半点也没有改革，这不是奇怪的事么?

　　第二天我到白市驿去检阅军队。那里的团长拿着士兵的点名册给我看，前一个星期人数是足的，现在的人数每营都缺几十个。我问他什么缘故?团长回答说：“有些新兵从家里来，路上得走一二十天，故意地不给他们饱饭吃，饿得太厉害了。一来到这里，他们要尽量地吃饱饭，因此每连都有胀死的兵。这都是经医生检查过的。这不是故意害死人是什么?如果稍有人性，无论如何不能在路上把壮丁饿到这个样子。”这一位团长说的话非常诚恳，他把当时他这一团人的困难，一桩一桩地都说了出来，我觉得这样的团长还算是很少的。

　　由白市驿到铜梁，街上清清净净，没有什么人来往。我细细打听是什么缘故，有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里的县长，对于征兵的事满不在乎；到了这几天，上边来了命令，若是不把一千七百名壮丁交出来，马上把这位县长捕起来。于是县长急了，把城墙的要路口把住，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就抓。学校的教员，店铺的老板，以及从这县过往的客人抓得干干净净。真是抓得路断人绝，谁也不敢出门了。现在已经凑够了一千五百人，按应当交的人数还少二百，因此这里成了看不见人的情形。”我们找了几位地方上的士绅来谈话，都是这样说。午后，都说县长换了。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就是这样，他做错了做坏了，就把他调一调，从这一县换到那一县。没有开一个会真正检讨他过去的错误，哪里做错了，姓什么，名什么，应该把他做错的缘故和情形，一一地告诉大家。或者在事情未出以前有一种事实的训练，也是好的。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所以出的乱子愈来愈多，人民大众吃的苦头也都就没有终了。

第三十九章　对于病兵不闻不问的蒋介石

　　检阅军队的事完了，又发表我督练三军。这三个军驻扎的地方相距很远，第一个是三十六军，驻重庆附近；第二个是九十九军，驻贵阳附近；第三个是第十八军，驻宜昌附近。我先从三十六军开始，军长名江纯。我按着预定表先来训练干部，每天午前三个钟头，从八点开始到十一点止，在沙坪坝附近训练。重要的是士兵爱国问答，因为这本小书，共总是四十问，简单明了，我把它写在这里，我每天亲自教他们唱歌，主要的歌也写在下边：

　　(一)官长救国十问：

　　第一问：目前各级官长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

　　答：是知耻图强。国家人民今天受到敌寇这种压迫，都是由于我们军人没有尽到保国卫民的责任，这是我们军人的奇耻大辱。从今以后，要下决心，立新志向，驱除倭寇还我河山。

　　第二问：军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是爱民。因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国民的公仆，要真心真意为他们解除痛苦，赶走压迫他们的敌人，使他们安居乐业，对于军队欢喜感激。

　　第三问：与爱民同样重要的是什么?

　　答：是爱兵。因为他们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同胞手足，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替他们解除困难，注意他们的饮食、被服、卫生和健康，每次战后，对于有功勋的士兵要特别呈请奖励。

　　第四问：对于伤兵和阵亡的士兵应该怎样?

　　答：对于伤病的士兵应该倍加爱护，使他们医治得法，迅速痊愈；对于残废了的，更要为他们打算，使他们学习一些技能，不致饥寒；至于阵亡了的，更应在埋葬后，为他们举行祈祷式，把他们的牌位，鼓乐喧天地送到烈士祠；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的遗族得到教养。

　　第五问：对于军纪应该怎么样?

　　答：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民众是军队的后盾，军纪的好坏，都从军民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维持军纪总以不扰民为初步，必须三令五申，亲加考查，有违犯军纪的，务必加以惩办，丝毫不能偏私。

　　第六问：官长自修应该怎么样?

　　答：应当廉洁刻苦，事事以身作则，最少要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不佩带金银珠玉的装饰；二、不穿着纱、罗、绸、缎的衣裳；三、不居住华丽高大的房舍；四、不宝贵奇怪珍异的东西；五、不受赠送之物；六、不贪非分之财。

　　第七问：用人应该怎样?

　　答：应该以忠勇服从为主。忠勇服从而又常识兼优的固然最好；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完全具备，就宁可挑选能革命会打仗和服从的人才。假若只有学识而不能作战，不明革命又不知服从为何事的，就是军中的废物，至于亲戚、朋友、本家、同乡，能回避的最好回避，不能回避的也要他是真正合乎上述的条件。不能有一点偏私，军中才能真正和睦。

　　第八问：行政应该怎样?

　　答：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必须使大家快意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千万不可越级行事，紊乱系统。

　　第九问：办事应该怎么样?

　　答：应该心到、眼到、手到、脚到、口到，实事求是，一点不懈怠，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革命事业着想，才能做到好处。

　　第十问：与友军协同作战，态度应该怎样?

　　答：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明大义；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有这样的修养，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军官。

　　以上十问，广泛地包含着现代军官应有的品德，也是每一个现代军人所应该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救国之道，本非一端，但最重要的是先从建军与健全军官做起。大家如果能够从十问领略体会，切实做到，那么基础即立，其余枝节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切望大家朝夕自省，互相勉励，确实做到，贯彻到千万不要当作奉行了事，无足轻重。

　　(二)官长爱兵十问：

　　第一问：为什么要爱护士兵?

　　答：因为放枪放炮，打走敌人，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全靠他们。

　　第二问：为什么要与士兵同甘苦?

　　答：因为官与兵，只是职务上的不同，士兵和官长，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同胞、兄弟、手足。

　　第三问：可以举古时名将和士兵同甘苦的例子吗?

　　答：以前有人送酒给一位名将，他不肯独饮，把它倒到河里，叫士兵到下流共嗜河水中的酒味。

　　第四问：关于爱护士兵的道理，古时军学家还有教训吗?

　　答：孙子说：“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

　　第五问：怎样视士兵如“婴儿”、“爱子”呢?

　　答：婴儿是初生的孩子，爱子是自己高兴的孩子；做父母的对于婴儿、爱子是解衣让食，推干就湿，带兵的人能够这样对待士兵是没有不打胜仗的。

　　第六问：照古时名将的道理，饮食起居应该怎样?

　　答：士兵的饭没有熟，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吃；士兵的宿营没有弄妥，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进房子。所以士兵们从内心感佩官长，愿意服从命令。

　　第七问：关于穿的、用的，应该怎样?

　　答：冷天士兵没有穿皮衣，自己有皮衣不穿；热天士兵没有拿扇子，自己有扇子也不扇；雨天士兵没有打伞，自己有伞也不打。

　　第八问：官长对于士兵寝室应注意什么?

　　答：最要紧的就是垫草和军毡不能湿，要够温暖，官长应该每天亲自查看，表示一刻都没有忘掉他们。你一刻没有忘掉他们，他们也一刻都不会忘掉你，才能使官兵打成一片，亲同一家。

　　第九问：士兵有病，官长应该怎样?

　　答：应该像自己的儿女病了一样看待，替他料理医药。如果有军医设备，应该要军医立即替他诊治；如果没有军医，也要弄些民间验方，如姜汤之类替他治疗。这样不但士兵心感，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感激你的爱护。

　　第十问：爱护士兵古时名将有什么先例?

　　答：吴起军中有一士兵生疽，吴起不但为他看护，并且用口把疽里的脓吸出来，全军知道了，都感动得流下泪来，官兵关系融和到这个地步，还有不打胜仗的吗。

　　以上十问是各级官长对士兵应有的态度，大家切实做到了，一定能够加强战斗力量，提早消灭日本鬼子。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大家活在世上像个人，为了叫子子孙孙永远地抬起头来，希望大家切实奉行，从今天起做一个爱护士兵的官长。

　　(三)士兵爱民十问：

　　第一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第二问：我们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第三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也是老百姓。

　　第四问：将来我们打完仗，退了伍去做什么?

　　答：还是做老百姓。

　　第五问：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六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七问：老百姓吃的穿的怎么样?

　　答：老百姓吃得坏，穿得坏，把省下的钱，都给我们了。

　　第八问：既是这样，若还欺压老百姓对不对呢?

　　答：不对。欺压老百姓就同欺压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一样，那就是丧尽天良，不算是人了。

　　第九问：那么我们对待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呢?

　　答：应该爱护他们，敬重他们，处处帮助他们。

　　第十问：我们能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答：老百姓也一定爱护我们，敬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军民大家同心合力，就一定可以很快把鬼子赶出去，把民族复兴起来。

　　(四)士兵救国爱民歌：

　　我们的父母是百姓，我们的弟兄也是百姓，亲戚和朋友，都是老百姓。

　　我们也曾把地种，我们也曾把田耕，打了胜仗回家转，仍愿拔草做工去谋生。

　　我们吃的哪里来?百姓血汗来供应。

　　我们穿戴衣帽和鞋袜，哪件不是百姓辛苦所做成。

　　他们忍着饥饿和痛苦，无非是希望我们：

　　拿枪杀敌保家园。

　　如今鬼子没赶走，如今失地未收还，

　　自己的天职没有尽，若果再去欺压老百姓，

　　简直连人都不算。

　　爱护老百姓，保我好河山，

　　立个大志愿，要做英雄汉。

　　打仗拼命打，不打仗时勤训练。

　　有空就帮忙老百姓，

　　插秧、割麦、灌地、盖房，样样干，

　　不白拿百姓一根草，不白吃百姓一顿饭，

　　大家人人都如此，就是英雄和好汉。

　　我对江纯下属的团长说：“你这一团的病人在什么地方?”他说：“最近的离这里也有四五里远，有几十位病人，那里也有一连人。”我对这位团长说：“我要去看看病兵。”团长说：“太远，不必去了。”我说：“我不怕远。”团长说：“正在下小雨，路上很泥泞，上下山不方便。”总而言之，他说了许多理由不叫我去。他愈是不要我去，我愈是要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团长对病兵一定不关心，我要给他做个榜样，让他以后改变对病兵的态度。因此我非去不可，这位团长只好带我去。翻过两个山头，大约有五里路，到了一个村庄，团长找了一会发现那一连人没有住在这里。我问团长：“怎样呀?”团长说：“原来是住在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我说：“你自己的一连人搬到哪里，你都会不知道，不是可笑么?”他没法子说，又领着我过几个山头，到了一个小庄上。那里有二十多个病人。我进去一看，那些可怜的青年孩子们脸烧得通红，穿着身棉衫棉裤，躺在门板上，用稻草盖着。我用右手一个一个摸他们的头，比热锅底还热。我问他们病了几天?吃药没有?喝水没有?有医生看过没有?那些孩子们天真地哭了起来，他们说：“自得病以来，还没有人来看我们，想找口热水都找不到。”团长走到我跟前说：“这些兵们都是发热症，恐怕他们是传染病，先生若用手摸他们，恐怕容易传染。”我对团长说：“你的儿子兄弟病了，你也不看他们么?”我又问那团长：“日本鬼子正在鄂西打仗，一天调你这队伍到前线打仗去，你是不是指靠着这般有血性有天良的弟兄们?”江纯军长也在旁边看着，他也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