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十章　迁都到洛阳的蒋介石

　　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准备逃难。他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来跪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吵闹得不成话。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得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办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大家都说汪蒋一定另有阴谋。

　　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的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有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这是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很痛心的事。

　　我们过开封的时候，刘峙预备了酒席，请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省政府吃午饭。预备的菜有黄河鲤鱼，刘说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有的是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一个陈煮。又说开封的饭馆，客人要吃鱼的时候，堂官拿活鱼进来给客人看，问可以不可以，若可以，堂官就在地下一摔，把鱼摔死拿到厨房去做，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不是新鲜的活鱼。那位姓刘的一套一套说得很多，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对不住，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主席，好多年也没请过客，也没吃过鱼。”那位刘先生冷笑着说：“先生又来了。”那位刘先生说话是有用意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以后，他住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石敬亭参谋长看他的军队，刘请石到他家里吃饭。刘问石敬亭：“咱们的冯总司令有多少钱?”石敬亭说：“冯没有钱，我没听说他有钱。”刘说：“可了不得，总司令连你都瞒过了，这个本事真大，他在美国存有多少万万美金，就在上一月就存了一千七百万美金到美国去。”石问刘：“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南京上海好几个银行的人说的。”后来石敬亭回来对我报告这件事，我说：“明着是自己拿着许多报馆，暗着是派许多人到各处去造谣言，这样可以自己互相纷争起来还可以互相残害起来，这是人家的打算，也是人家的计谋。”今天这位姓刘的和蒋汪坐在一起也是特别的事。

　　从开封开车向东去，我自己单挂了一列车。我想，蒋既不抗日，我上南京去做什么?我觉得泰山这个地方很好。到了徐州，我就一直的正北到泰山去了。

第十一章　我在泰山时的蒋介石

　　我住在泰山，不断地到泰山周围观察观察。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住持。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围原来庙宇很多，近年以来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庙的根基还有，有的只有半截墙的。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了他。后来我知道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李顿到了南京，招待他就好像仆人招待主人一样，同时令各草棚之平民把他们的住房都拆去，由此可见是多么恭维国联调查团了。李顿来到泰安，雇了二百多顶轿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不可。顾就找县长周百槁，周就找两个轿夫头，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问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因此李顿就不开车，县长周百槁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顾维钧保证准给李顿找回来，这才开了车。我听说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了，太不公平。我把县长周百槁找来，问明白这件事情，我对周县长说，李顿他们坐轿之前，是不是说明白了替他们看东西呢?抬轿子多少价钱，看东西又是多少价钱，若没有说清楚，李顿丢东西为什么找抬轿子的?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李顿的手杖交给哪一个人了?没有别的，请你马上把轿夫头放出来，不要押他们。至于找东西的事，可以帮他找一找。周县长回去就把那两个轿夫头放出来了。过了两天在泰山顶的一个干牛粪堆里找出来的。后来听说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无论怎么样，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文武官吏大多数是怕外国人，那种怕的样子一点道理都不讲。常说的话：“平时以礼相待，有事据理相争”，外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个人，你能说话我也能说话，万不能以为是外国人说的就是对了。外国人很多是明白道理的，他看你就会说是是是，他也不会看得起你。

　　山东本来还算平静，忽然有乱子起来。那是因为张宗昌旧部刘某，在南京蒋的左右送礼花钱种种运动下，愿归蒋直辖，不愿归山东省主席韩指挥。刘这一表示正中蒋的心意，并告知刘可以就地取饷。因此韩刘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军人民众都死伤得很多，无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谁都看着难过。若说那些军人，死伤之后，更是无人闻问。因这一件事情，地方是全都糜烂了，死伤那么多的人，枪炮子弹是国防的东西，也都自己消耗完了，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欢痛快。这场事情的发端，若说蒋介石主动，那才是一点也不假，我看山东不能住，就在这时候到察哈尔去了。

第十二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的蒋介石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一?二八”上海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作战呢?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我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他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日本还有一支兵就攻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打仗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当时日本人骂中国的军队说，你们的腿跑得那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见日本人是怎样轻视蒋介石的兵了。

　　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订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是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廿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您走。”又说，“这里不安全得很!”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卅万兵，就抗卅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个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拿着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得都对，李忻跟过你廿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专为帮助抗日的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见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么?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么?有什么难过。”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六日，我就是当天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廿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的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大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

　　蒋介石以为谁都可以帮助他来杀人。其实是不然的，人家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愿意救人民，不愿杀人民。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帮他来做杀害中国同胞的事。这位刘先生，在国内国外，大家都道他是一位前进分子，这一次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就有些不明白内容的朋友们，对刘先生冷讥热讽骂得不亦乐乎。后来忽然被通缉了!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偷出来，交给人民一方面的人们，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把刘先生偷出来的计划和地图，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不久，就知道是刘先生偷的，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他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槁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那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有一家人看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了，便逢人便说，梁先生家里来了两个蛮子，快去看吧!每天都是挤不动的人，都到家里去看蛮子，这样恐不到两星期，泰安城里都知道了，由此可知乡村里不能住。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他不愿升官发财，不愿帮着屠夫杀人，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

第十三章　何梅协定以后的蒋介石

　　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

　　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把一般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人逼得走投无路。最阴险的，抓人的时候，他不说某人是抗日，某人是救国，他是给他一顶红帽子戴，何用的那种方法和手段，同张作霖、吴佩孚杀青年的办法完全一样。并且他用的那般人，也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用过的那般人，旧的还都存在着，又加上些新的。报一个告，给多少奖金；不报告当然没有奖金，因为这样，那些人都乱报。一个连一个，弄得北平附近，日日都有失踪的人，日日都有活埋的，有几个干井，死尸都是堆得满满的。几个特务在大卡车上，就在大街上，也到处都乱抓人，弄得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黑暗世界。

　　蒋介石的侄子叫蒋孝先，是宪兵第三团团长，在北平和天津，每天都是三十、五十地抓人。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东北抗日的，就抓起来了；他听见谁说哪一个是在察哈尔抗日的，马上就抓起来了。被他活埋的，被他抛到永定河里的每天都有。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海河里，先是发现了二三百个死尸，接着发现了两三千个死尸，那都是替日本人做秘密工程的工人，工程做完了，日本人怕这些工人泄露秘密，他们就把这些工人，三个一捆六个一捆，掷到海河里。这件事各个报纸都登的有，蒋介石同何应钦，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装聋作哑，一句话也不说。

　　就在这个时候，更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蒋和何指派的人，在上海控告朱子桥先生，说他的财政不清，要叫朱将军宣布他经手的款项是怎么用的。实在内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朱子桥将军帮助抗日的。因为帮助抗日，就变成蒋介石的仇敌了。我在察哈尔，举起抗日同盟军的义旗，谁都知道朱子桥给过我十万现洋，蒋何对于这件事，痛恨到了万分。他们怎么办呢，只可用指出人来去控告朱子桥将军，这不是暗无天日是什么?

　　在这个时期里，蒋和何两个人做的工作，一个是重用殷汝耕这一类人，因为他是汉奸，他要恭维他，联络他；第二个是同王揖唐、王克敏这一般人密切地联络；第三个就是到处秘密的抓抗日的人和救国的人；第四个就是到处散布，若抗日就是“三日亡国论”。这是当时实在情形。

第十四章　福建抗日人民政府时代的蒋介石

　　我回到泰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国联调查团》，又一本叫《察哈尔抗日实录》，还有一本是《胶东游记》。除工作以外，又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还有讲天文、历史、地理、心理、生物、物理、化学和中国文学。有的一连讲三个月，也有的讲两个月。午前讲三个钟头，午后讲两个钟头。在泰山这二三年读书读得很有意思，真是先贤说的：“学然后知不足。”有一位泰安人，范明枢先生，当时有七十岁左右，他在济南图书馆里负责任。每天他有两千多字的日记骂蒋介石不抗日是个卖国贼等等的话，特务看见范先生的日记，马上就捕了范先生同他的学生、工人约九十二人，并把范先生上了木狗子、手铐、脚镣，硬说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我听到说，就给山东主席韩复榘打电话说，山东省七十多岁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血口喷人，你快把范先生放出来。范先生在狱中有一个星期，回到泰安，我请范先生给我讲《春秋左传》，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用了四五个月的工夫，我就写了一部《读春秋左传札记》，那部书里有很多新发明、新学说，都是与新的科学有联系的。范先生虽然有七十岁左右，可是他的思想很进步，而且喜欢帮助青年，因此我请范先生帮我在泰山成立了十五个小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那些孩子们在一九三三年都是十二三岁，到“七七”抗战时，已有不少是十七八了。有些人到陕北去学习。范先生后来组织了游击队对日本抗战，也打死不少日本人，有好多学生们、青年们参加了范先生的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从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十一月廿四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的轰炸福州，当时死的人民很多。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收复失地。蒋介石又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就是日本尽量让我们来准备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能赶得上呢?”这些话是不是恐日病?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第十五章　约我到南京开会的蒋介石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有电报约我到南京去开会。他的电报是这样：“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

　　我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

　　非诚不能感人；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

　　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

　　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

　　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

　　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卅电：“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叩卅传密京。”

　　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十一月一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已入中央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

　　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

　　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

　　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

　　本年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派陈仪，同着厦门市长王固盘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台湾四十周年大典。陈王两个人在台湾很奉承日本人治理台湾治理得好，并且把日本对于中国的问题有个秘密的商量。蒋介石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无耻地奉承日本人，就把王固盘调升了南京警察厅长。我对蒋介石说：“一般爱国的人，都说陈、王两个人是媚外的，你对于他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只看见眼前有一点事，就把大事给误了。”蒋听见我的话，看看我，就哼哼哼!

第十六章　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的蒋介石

　　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的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一查。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里边还有一条很有关系日本在山东总领事的报告说，山东人最老实，只要把孔夫子抓住，什么都好办，若抓不住孔夫子，山东人抵抗力很强。最好在日本多盖些孔庙，请些个山东坏绅士到日本来，庆贺孔庙。那些人们一定愿意来，从此就可以同山东的坏绅士来往。广东的总领事说：“广东人抗日的心很热。”湖南的总领事说：“湖南人骨头最硬。”四川总领事报告说：“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样的都不好惹。”我把这本书一条一条地对蒋说，他好像有点半信半疑。在抗战八年中，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这些地方的人民确表现了他们的特点出来。

　　二月廿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的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

　　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并且还说：“你若说我说的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的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李烈钧不知不觉地就在那里鼓起掌来。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第十七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的蒋介石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廿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廿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廿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廿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的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的变成了神经病的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有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全是美国传教的人们和教书的人们，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就不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的连个人也不算。我是那样的人，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预备了很多的茶点。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庭。“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伍子胥把平王的尸首，从地下挖出来，用铁鞭打了。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驿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驿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所以你们是主张真理的、正义的，你们应一面救我们中国，一面救你们摇摇欲坠的人格。最后我也落了泪。会散了，美国朋友都来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实在应该帮中国，不应该看着日本欺负中国人。”我看黄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错。

第十八章　西安事变“双十二”的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说“兵变了”，蒋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一蹲，腰里吃了亏，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有两个兵拿起枪把子向蒋身上打，问蒋：“你为什么对着日本人一点都不抵抗，对着国内同胞，你一定要赶尽杀绝?”一面打一面问，蒋是一言不发，只是哎哟哎哟地叫。就在这个时候，蒋的侄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从西安向临潼来，走到半路上被士兵们把他截住，问他：“你是不是蒋孝先?”蒋孝先说：“是的。”士兵们说：“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拉下车来就枪决了。

　　“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蒋家的走狗一看不好，就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这明明地是这群坏小子另有阴谋。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

　　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通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电：“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翻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

　　致学良先生之电，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

　　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

　　冯玉祥。”

　　十二月廿四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廿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廿六日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扣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那一次蒋过的难关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就看这一两个月里的事情，就知道要有大祸发生。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就因为这样，蒋介石亲自下的手谕命令戴笠派人把王以哲刺死。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注：王以哲将军死于“二?二事件”，并非戴笠派人刺杀。冯玉祥将军当时在海外又受限于资讯，了解情况不确。)。

　　到了二月十五，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么?”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这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

　　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么?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奇怪!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像这种矛盾暧昧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句，除了他们两个，谁能想得出来?当时人人都觉得这会叫外国人耻笑，但他们都只想以此阻挡人民抗日高潮涌涨起来。

第十九章　故意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蒋介石

　　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工农。在一九三六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他们夫妇俩都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十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都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应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钓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八画和作我的丘八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家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