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foundera

第五十章　大骂呈报河南旱灾的蒋介石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这是拿着民命当人命吗?

　　就在这两天，河南省的参政员姓郭的大骂政府。郭说，他坐过监，坐过牢，下过狱，他什么都不怕，“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还算好，经他这一骂，才派张继等调查去，看到底有没有旱灾。这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饿死千千万万的人，还说看看有灾没有?我想走遍世界也看不见有这样的政府吧!这种行为如何不把人心失掉了呢!郭参政员和苗钟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请大家看看河南人吃的“观音土”。人们吃了这“观音土”就不能大便，所以不是饿死，便是大便闭塞死。连红高粱糠都摸不着。这样地吵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蒋介石也看到相片。蒋介石才说：“你们说有旱灾就有旱灾吧!”他还是一点赈济的意思也没有，这不但河南人难过，全国的同胞听了，难有一个不难过的。

　　河南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向陕西和四川省逃难。蒋介石知道了，他下令陕西、四川边界上的官吏，截住他们，不许他们到后方来。当时逃难的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本是指望这样可找着一个活命的地方，哪晓得沿路关卡故意的留难，盘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约有七八天，不准过来。逃难的人哪里受得住七八天不放过来，吃什么呢?所以就在盘查的地方饿死了不少的人。那些难民说：“我们早知道不准我们到后方来，我们还不如不逃，在当地饿死呢。”当时惨痛的情形，我们听了这话，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国民党员和重庆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蒋介石对于孙夫人非常冷淡。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这才在国民政府里开了一个茶话会。那天到会的中央委员有一二百，林主席半死不活地致了几句词，林的意思是不希望孙夫人说话。覃振一面哭着一面说：“请孙夫人说话，我们欢迎孙夫人，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覃先生一说完了这话，委员中就有三分之一落下泪来。于是孙夫人就说话。那天孙夫人说的话虽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说出了。她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抗战到底，必须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万不可专制，专制一定打败仗。第三，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孙夫人指责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先生革命遗教时，她忍不住失声而哭了，许多人都受了极深的感动跟着流泪。大家在悲哀中鼓了掌，可是这次的欢迎会，蒋介石就没有出席。许多朋友都彼此相问：“蒋介石是尊重孙总理的么?还是别有用意呢?”

　　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周围二百里内，无论文武大小官吏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不，都觉得自己不能问事，因为谁问了事都不算，无论大小事都得蒋介石亲笔下条子，才有人去办。

　　举一个例，重庆到南岸的几条渡江小轮都要蒋介石说：“船要洗净!”那些管船的人们说：“难道我们都是饭桶么?那好了，我们不问，就等你下条子吧。”

　　像这样的事太多了，如像各机关的门窗不干净，蒋介石下手令叫一律换蓝布的。因为蒋介石每事都要自己管，于是一切的事都没有人负责任。比如重庆的自来水，每隔一两里路的地方，都有个卖水的管子，担水的人们常常排成半里多路的行列，阻碍着交通，人们没法子走路，也没有人管。为什么?不敢管。同时重庆背街背巷成堆成堆的垃圾，甚至有死的小孩子在那里都没有人管。为什么呢?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蒋介石下条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事。

第五十一章　阻碍献金救国增加抗战力量的蒋介石

　　起初我看着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们实在是可怜，又加上军财两部，一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蒋介石，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后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后，还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在这里就听见蒋介石派了二三十个特务跟着我，同时也有打前站的宣传说，冯先生出来献金，蒋介石不赞成，因为蒋不愿意民众接近冯先生。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非常危险。”我问他们怎样危险?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种税。一只鸡，一个蛋，有税；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葱都有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蒋介石派了军队就要保护这些关卡，就在门前架起四挺机关枪，对老百姓们说：“你们敢反对，就开机关枪打死你们。”百姓们那么多，他们绝不怕。有两位老绅士怕把事情闹大了，就跪在机关枪前说：“千万别开枪啊!”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好说歹说地说了一个星期，关卡们才把小葱白菜的税减了一些。两位老先生问我：“国民党不是说，免除苛捐杂税。这些什么都上税的办法，北洋军阀政府没有的，满清政府也是没有的。冯先生你说这些事情蒋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说：“重庆一个渡船打扫干净都是他下条子，像关卡抽税的事不是他命令，谁敢做呀!”

　　在这里还有一件顶有意思的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非是教育部的书局不能买。可是纸太坏了，我们都看不清楚。冯先生，你看看这本，你看得清楚吗?”我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小学生说：“若这样，我们活到你的年纪就要变成瞎子了。”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那小学生走了两三步，又回来问我：“冯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为什么办教育的人们这么坏，政府为什么不用好人?”我笑了一笑：“好孩子，你说的话，我替你说。”从乐山到夹江是一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

　　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办党出身的。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

　　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我听冯先生讲话，我的眼泪把我的胸膛全流湿了。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事后有人对我说：“前三四天有特务人员从这里经过，说冯先生来献金是绑票式的，把你请了去，一个人非捐多少钱，不叫你出来。这里的绅士听见说就害怕得都跑到乡间去了。”昨天有人听了我的讲话，今天又听了我的讲话，马上乡间又都知道了。那些害怕而到乡间去的人又想回来，又不好意思的，反倒托了一些人来见我，对我说，他们愿意献金，是因为有些特务吓他们下了乡，觉得对不起。我表示没有什么关系，救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日、廿日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弄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许多大的害民贼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这彭县城里头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么?”这位绅士又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像有神经病一样。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有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好像疯了似的，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后来到了成都才知道，因为这个学校献金太烈，马上就把这位校长丁秀君女士撤职。由此可以知道，蒋家的人们怎样阻碍献金，可是他又不敢公开地做。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颖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有些变了色，有问看堂的人，说是贼娃子给洗去了。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是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神情亦多呆滞。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作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作纪念。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到四川双流县，县长吕秉仁，东北人。下午三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十二月廿四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放在圣诞树的下面，这是他私人献的。到了第二天十二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用午饭庆祝圣诞，就请我同大家讲话。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站起来说话：“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的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我问：“什么缘故?”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献给国家，有的穷学生把毛衣也脱下来，献给国家。还有一个穷学生把一个棉袍子也献出来，天气冷，冻得那穷学生也打冷战。我当然不能剥穷孩子的衣服，不肯接受他的捐献，可是他却非脱不可。这些洁白的青年，他们爱起国来，连命也不要。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假如这天的大会，不被特务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至少当有十万人以上。他们一定要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若各大学各中学的学生们都来参加，不是很好的机会教训青年么?可是他们怕青年、怕民众，更怕青年和民众和我见面。

　　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我问张群：“你对这献金有什么感想?”张说：“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成都北边广汉坝修飞机场，说好了五千万块钱，就可以动工。因为交通的关系，法币没有运到，人民躺在地上，不准动工，要打县长；这是先生没有去过的地方。彭山县是你走过的地方，也是修飞机场，那里地方的人民情愿把土地献给国家不要钱，从此就可以证明你的献金运动到过的地方和没有到过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第五十二章　用种种阴谋破坏献金大会的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献金经过。所有的中央委员和文武百官左一次，右一次地鼓起掌来，一会儿闭不住嘴地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地紧张起来。蒋介石在旁边坐着，好像很不痛快的样子。散会后，好多青年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中央政府开会，这三四年里头没有像今天这种自然的快乐表现。已往无论开什么会，总是说：奉总裁谕……弄得大家觉得一点兴趣也没有，今天真算是第一次。”虽然大家对于我的献金运动都赞成，可是，蒋介石是不愿意我再去做节约献金救国的工作了。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因为我们没有到前方杀敌，我们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那些女孩子听了我的话欢天喜地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报上登着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都响应了。她们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但蒋介石的特务到处破坏着说：“士兵们草鞋穿惯了，布鞋没有穿惯，只有老冯从前带的队伍是北方人才穿呢!”这种的破坏造谣是多么可笑啊!

　　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拔拔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民众们来对着我喊冤。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院子来看戏，不买票。这城里的士兵把着戏院子，没有买票的人不叫进去，因此大吵起来。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问政府派人查过没有，县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对我说：“我们打了电报到中央政府，政府查的人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冯先生，你看政府练的兵，自己打自己，把我们老百姓打伤好几十，还叫我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真是没有看见过这种害国殃民的政府。”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江津县参议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说蒋介石草菅人命。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他们简直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国家。因为商会的人们不肯多出钱，学生们都跪下了，叫他们救国家不要只管自己。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们都跪下了。》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那篇文章也不会不落泪的，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事后蒋介石的特务造谣言说：学生跪下是老冯设的法子压制商会的人。特务对商会的人说：“最好你们不要献金，看老冯有什么法子。”

　　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他在一个中学念书，大家都吃不饱饭，要求校长改良伙食。他是个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把他吊起来，左打，右打，叫他承认是共产党。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的打，这样的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天良发现了，过了不久才把姓王的释放了。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里头的小褂脱下叫来我看他身上被鞭子打的疤痕。这个青年的背被我摸的时候，他的泪如雨下，痛心极了。他说：“我们把祖宗的坟墓丢在东三省，父母也抛在东三省，为了自己不肯当亡国奴，跑到四川来，要抗日，要救国。谁想到说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共产党，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挨打的挨打，这真是黑暗到极点了。”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钢戒指的发动，乃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宏对我说，他在图书馆看书看见德法战争时，德国军费难办，就想出用钢铁戒指换金戒指和宝石戒指的事，五六百万只戒指也能值很多钱。到了一次大战之后，一个钢戒指就值十万、廿万元了，可见纪念的价值是很大的。江津合江的妇女把金戒指造成字，造成地图献给国家，她们真是热诚极了。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死了。全县的人民都闹起来，于是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可见为民谋福利的官吏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我住在泸县城内的银行公会，房子盖得很好。住了两天，听到说前三四个月这个大屋子里住了二三百个新兵，带兵的官怕他们跑了，把门窗都替他们锁上，因为不通空气，把二三百人闷死在一个大客厅里。从此以后，这座房子没人住过。蒋介石的特务，以为这里一定有恶鬼，可以害人，于是出主意请我住银行公会，他们的用意是想我给鬼害死。我刚住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知道以后，也觉得很平安。害民、害兵的人，才觉得各处都是鬼；同兵民站在一起的人，什么都不怕!我听说闷死了二三百新兵，到底没人问就算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士兵连狗都不如。

　　泸县这里有美国的五位小军官，两个是陆军军官，三个是海军军官，都与空军有关系。他们请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吃美国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原来当我在白沙献金的时候，一个美国陆军的小官到重庆美大使馆领他们五个人的饷，装在一个口袋里，坐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枕着口袋睡，睡着以后，口袋丢了，钱没有了。到了白沙下船，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正在那里难过，碰见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懂英文，军官把他丢钱的事向大学生说了。大学生说：“这件事若找冯玉祥将军可以替你办。”大学生就把这位美国军官领到我这里，说明他丢钱的事。我说：“美国人来到中国和日本鬼子作战，这是帮我们的忙。你在船上丢了钱，一定是中国人拿去的。中国人拿的，就如同我拿的一样，我来赔偿你，你也别着急。”我马上赔偿美国军官三万元，这美国军官很感谢也很诧异。后来，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还要到泸州去?”我说：“去的。”他又说：“你到泸州时，请到我们这里，我要请你吃顿美国饭来答谢你的美意。”这就是他们今天请我吃饭的原因。

　　菜很好，头一杯是红色的番茄汁。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东西?”他们把罐头给我看，这是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由此可知他们的军队多讲究，连番茄汁都是用飞机运来的。其次是巧克力的饼，总之他们吃得很舒适。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拼命的时候拼命，但国家要他们打仗拼命，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我们中国就大不同了，我们的士兵是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永久是受苦的，可怜不可怜?

　　泸县这里每天都有喊冤的人来，状子递了一大堆，其中有一张状子上写着这样的一件惨事，大意说：姑嫂两位过沱江，船走到江当中，那边军政部监护队的官兵，砍了柴回来，也要过江，叫这小船开回去。驾船的人说：“我们已快到那边的岸，等回来再装你们的柴火。”兵们不听这一套就向着船开了枪。当时就把廿多岁的一位女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都打死了，撑船的人跳下江去跑了。这件事发生以后，告状的人无论在哪里告，没有人管，因为地方县官都不敢惹军队。我马上把这件事连打两个电报给蒋介石。他回电说：“派人去查。”因为没有结果，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又把那些状子当面给他，他还说是：“查查。”

　　在这里献金总数有五千多万，若不是蒋介石的特务从中破坏，就是两万万、三万万都不为难的。

　　从泸县到隆昌，这里是个小县，献金也不少。从隆昌再到内江，内江这个地方献金是五千多万。那时候正是华莱士副总统到了重庆，报纸上每天都登着献金的事。内江地方上的人，有的献地，还有学生把他的家产都献出来。有一个小女孩，是个穷孩子，没有钱献金，看见别的学生都为了救国来献金，她就用稻草打草鞋，一夜打了十几对，第二天早上拿到场上去卖，把那钱献给国家。她的眼因为一夜未睡觉打草鞋所以很红。有的老太婆把她祖母给她的银镯子都献了金。老绅士们说，你看这镯子都是黑绿色，这是她们一辈传一辈，在家切猪草染上的绿色。

　　内江献金完了，就到自贡市。上次曾路过这里一次，已经献了二百八十多万，也可说献金是由自贡市开始的。他们因为听说，别的小城都献了几千万，所以又请我到那里去献金。头一个献金多的就是余述怀先生，他献了一千万；接着就是王德谦先生，他也献一千多万。这里的人很好，献金也特别的多。监务局的曾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的帮忙，结果献了一万万二千万元。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国。假如不是有人破坏，这里的人民一定是甘心乐意的献八万万、十万万。

　　从自贡市转到富顺，这是一个小县，这里献了金戒指一千二百多只、军鞋一万二千双、黄谷三万石，折合起钱仅次于自贡市。

　　从富顺到威远县，在威远住了四天。一天是主持慰劳抗属大会，一天是主持阵亡将士入祭忠烈祠大典，其余的时间是和地方上的朋友讨论献金的事。结果此地献金二千多万、布鞋一万双。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威远县的商会会长，去听我讲话，走到大门口，还对人说：“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他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献金。但是，他听了我两个钟头讲话以后，他流的眼泪把他的胸膛全部都湿了，他首先站起来说：“我拥护献金，要多献金。”由此可以证明，不把话说明白，就叫人出钱，那是不成的。

　　在威远我发起了官兵入忠烈祠的事。我问县长，这里出壮丁多少人?他说：“能查考出来的有九千八百多，阵亡报了来的有二百多。”我说：“为什么不把阵亡的官兵送到忠烈祠去呢?”县长说：“还没送齐。”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怎会送齐呢?你赶紧把名单开出来，把木头牌位都油漆好，三天后我们送他们入忠烈祠。”县长说他马上去办，并且拿很大的黄纸找我写忠烈祠三个字。这里的忠烈祠是拿关岳庙改的。到了入忠烈祠那天，在大草场开会，到了一万多人，把所有的牌位放在三个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都参加送牌位的典礼。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大街，家家户户都烧香、点蜡，摆着祭桌，放着鞭炮。牌位入了祠堂之后，一位老先生说：“我的儿子叫什么什么名字，今天冯将军来把他送入忠烈祠里，我真是觉得光荣。从此我可以对得住我的祖先、我的子孙了。”

　　后来有一位空军将士的兄弟替他父亲致词说，他的兄弟在空中阵亡了，他父亲听见说，冯将军到这里要送他们入忠烈祠。他父亲因为有病不能来，叫他来代表，他们这个姓的人有两千多户，都觉得无限光荣，他们这一乡、这一县都觉得特别光荣。

　　散会时，每一位阵亡的家属，都送给他们米、棉花、猪肉、菜蔬和应用的东西，叫学生们抬着送到他们每个人的家中。就这一来，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要去当兵的人，一会就有几十位。从此，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老百姓的良心里，有的是文天祥、史可法，若不发掘，那是无法看见的。因为有这样热烈的大会，蒋介石接连来了两个电报找我回到重庆。我见了蒋介石之后，详细去报告他这各种。他虽然嘴里哼，哼，哼，可是能够看出来，他对于我所做的这些事是不感觉兴趣的。

第五十三章　制造谣言说陈嘉庚是共产党的蒋介石

　　陈嘉庚先生在重庆我见了他，说话痛快而耿直。他这次在抗战中回国来，抱着很大的热心，想着用他的力量帮助抗战。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他知道要帮助抗战，必须要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因此，在他回国以后，他并不安安静静住在蒋介石的招待所吃喝闲谈，而是跑到国内很多地方，去考查社会的实际情形。他在各地所看到的，都是黑暗、腐败和贪污，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不在暴政的压迫之下。陈嘉庚先生他爱国也爱民，他忍不住他的情绪，把所见的罪恶，打电报、写信给蒋介石，为人民诉苦。为了团结抗战，他又到了陕北中共区，看了实在的情形。因此，蒋介石就对他左右的人们说：“陈嘉庚是共产党的尾巴。”又要他的走狗在各地造谣说陈嘉庚替共产党宣传。蒋介石忘了陈嘉庚先生在海外捐了很多的款子，帮助抗战，他这一次回国是代表南洋很多的华侨来慰劳全国的人民，不是来慰劳哪一个人或哪几个家族的。陈先生能在国内有多久呢?他说几句真话都不能容他，真是可耻得很!我对陈嘉庚先生说：“先生处处实作，爱国爱民，毁家兴学，影响了中国和外国有正义的人士。抗战以来领导着侨胞不断地捐输襄助抗战的费用；汪精卫叛国，先生首倡攻击，这些事情都是我最佩服的。”陈嘉庚先生说：“我同庄先生正想看您去，您先来看我，愧不敢当”。后来我知道，陈嘉庚先生自到西安之后，政府就派好多人去招待他，告诉他说：“不要和共产党办公处的人有来往。”他的言论行动，都受到限制，觉得很不自由。最使陈嘉庚先生痛心的，而且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在终南山看胡宗南的军队操练，大炮队、坦克车队、机关枪队、手榴弹队、骑兵队、步兵队，样样齐全，然而这样好的装备军队，为何不到前方去作战呢?陈先生自己很不明白，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是打共产党用的。陈先生才晓得蒋介石脑子里，打共产党比打日本人要紧，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第五十四章　把军队弄成纸老虎式的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省的独山，各地的情形都紧急了。每一部分军队的军官自己的东西都卖完了，士兵们的胳臂饿得都像麻秆一样的粗细，所有的驴马都饿得走不动路。这时候有一位陈军长，他带着军队到了重庆南边的綦江县，重庆各界的人们，几十位到了綦江去慰劳。陈军长集合了所有的军官对着慰劳团的人谈话，他说：“我带着这军队从甘肃的天水经过陕西省的宝鸡，来到了这里，所穿的就是身上的一套衣服，淋湿了没有衣服换。说住的，沿路上经过的大城小镇，都是关门闭户，官兵们都脊背对着脊背在人家房檐下蹲着，是这样的一夜一夜走到这里。说吃的，是盐水泡着带沙子的粗米饭，有时候有点咸菜，有时候就什么也没有。你们大家看看我们吃的、住的、穿的是这样，你们从重庆来，你们看看你们重庆的猪是不是比我们官兵好?我们吃的连你们的猪都不如，叫我们来保卫你们的生命财产我们是做不到的。”这一段详细的情形，中央社马上就印出来分送给各中央委员。第二天一早，于右任拿着这印出来的东西去问蒋介石：“这种印刷品，你看见没有。”蒋翻了翻说：“看见了。”于问：“有什么办法?”蒋说：“我有办法。”于问：“你有什么办法?”蒋说：“一定有办法。”随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蒋介石说：“前方官兵吃不饱，何应钦带两万万元到前方慰劳慰劳去。”何应钦说：“我是参谋长，我应当在后面，到前方做什么?况且那些官兵，我都不认识，我不去，去了也没用。”蒋介石看着没有办法，又说：“那么张治中(政治部长)，可以同你(何应钦)一路去。”张治中说：“我是政治部长，我是应当在后边，平素你都不叫我带兵，我不去。”蒋介石说：“辛苦一趟吧!大局危险极了!”张治中还是没有答应去。蒋又说：“后方勤务总司令俞飞鹏可以同你们(何应钦、张治中)去。”俞说：“明明我是后方勤务总司令，我到前方去做什么?我不去!”蒋说：“你是后方勤务总司令，你应当办兵站。你不办兵站，叫兵们在前方饿着，叫你去，你还不去?”俞飞鹏大声嚷着说：“要杀我就杀我好了，你不能说我不办兵站!我对你说过有五六十次要办兵站，你说办兵站花钱太多，今天官兵都饿坏了，你把这罪过都推到我身上，我受不了。”蒋介石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们(何、俞、张)三位辛苦一些，无论多么为难，你们替我去一趟。”何应钦说：“我的车坏了，没法子去。”蒋介石说：“坐我的车去。”这样算是决定了，他们三个人带着两万万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去。当时在会议场中，还有几位别的朋友出来顿着脚骂：“平素养了一般骄子，到了有事啦就软如鼻涕一样。”蒋介石把军队弄成同纸老虎一样是一点也不假。

第五十五章　派特务监视各界民众慰劳团的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年底，天已下着大雪，在前方作战的官兵们，短衣缺食。重庆的各界民众、教会的团体，组织了慰劳团，买了许多肉菜和实用的东西，用大汽车运到贵州的前方去。这还不是真心真意地帮助抗战么?但是蒋介石派他的男女特务夹杂在里边，想出多少方法来，不准别的人痛快讲话，还用多少造谣惑众的办法造些假报告来说是说非，好多人被他们弄得唉声叹气。

　　我看蒋介石处处都是为自己打算，表面上总是说为国民党打算，实际上是为他们几个打算。为了想打破他们的自私，我老想对他痛痛快快地解释一回。有一天，我用了雪白的宣纸，顶好的笔墨给蒋写了四扇屏，是用汉隶端楷写的。这四扇屏，我曾经照下相片。其文如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才，能以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济人之急，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义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一段话，是周朝的文王在渭水河边第一次见姜太公的时候，姜太公对文王说的话。这明明地指出，凡事不可为自己打算，要为大众打算，若大众全好了，你自己的好处也在里头。我把这条东西交给蒋介石，蒋找我给他讲一讲，我就一字一句地给他讲。讲完之后，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很好。我问蒋：“国民政府主席有没有权赦免人们的死罪呢?”蒋说：“有的吧!”说到这里，我替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说：“美国大总统林肯小传上写着，当时美国有一位不法的军官犯了死罪，这个军官他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到监狱来看他。犯罪的军官说：‘我快死了。’孩子就痛哭起来。军官对他的儿子说：‘哭也没有用了，除非大总统赦免我的死罪。’这个小孩子就跑到总统府门前要见总统，守门的不准见，孩子再三地哭求守门的报告林肯，林肯叫这孩子进去见他。孩子见了林肯，一面哭一面说，要救他父亲的命。当时林肯正在削苹果，就把半个苹果给小孩子吃。孩子手里拿着苹果不吃，还是直哭，仍是哭着求救他父亲的命。林肯又削好了那半块苹果递给那孩子说：‘拿回去同你父亲在一起吃吧。’旁边一位先生说：‘总统把你父亲赦了。’孩子谢了总统回到家里去，果然他父亲回来了。”我说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就引上本题。“我说常说的话：‘死者不可复生，亡者不可复存。’免人之死，这是大德的事，你今天做了主席，应当做些这类的事。林子超当了几年主席，我没有听说过他赦过谁的死罪，这就是我给你写的免人之死的道理。至于说救人之难，现在等着救济的人实在太多了。你看看扬子江南岸，从广西、贵州来了多少难民，真是可怜到万分，你带上几千万款子，找几个能办事的人，把这款子去散一散。这样一来，要病也不病了，要死也不死了，这不是积德的事吗?我很希望你下一个新决心，能照着解人之难、救人之患，做几件事出来，使这些苦难的同胞们喜欢喜欢，好不好?”蒋说：“好!好!好!”但我没有看见他做过。

第五十六章　朝朝夕夕都在算计着打共产党的蒋介石

　　自一九二八年来到现在，蒋介石和他的左右一天到晚都以为我准是共产党，或以为我是共产党的尾巴。有一次，社会部某次长对我说：“谷正纲(社会部部长)公开地对社会部里的人说，老冯就是共产党。”我把这话告诉蒋介石，蒋介石笑着说：“不会吧!谷正纲是小孩子，请你不要在意!”我说：“谷正纲是不是小孩子，那是另一件事，你怎么看法，那是要紧的。你觉得我可以说蒋介石是共产党吗?谷正纲是共产党吗?”蒋介石看见我认真，才说：“我查一查，我查一查。”我说：“有人有证的事，我不知道你要查什么?”他说着就把话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我记得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蒋介石忽然问我：“关于共产党的事，你有什么意见?”我想了想说：“你这样的虚心，我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几年来最重大的一件事也就是关于共产党的事。我听见有人说，共产党要求多编几个师，如何，如何。我认为多编几个师一点关系也没有。共产党如向中央要钱，要官，要饷，要粮，要衣服，都是最好的现象，应该一律都发给他们。至于什么官，什么名义，赶紧都给他们。不要幻想共产党可以压服，如果中央要求他们听命令，也只能要求他们先听三分，再听五分，然后听十分之十的命令。只要中央的命令一发出去，他们就肯就职；国内的报纸一登，世界的报纸又一登载，这就无异告诉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已经统一了。这样，国内和国际的观感，马上就不同了，敌人也就马上害怕。不过这件事情非得你自当家不可，不要同恐共病的人商议，更不要同仇共病的人讨论，自己毅然决然地拿定主张把这件事早日办好。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全国的事就算办好了一大半。我们注意‘真正爱百姓’五个字，再加上‘真正实行’四个字，共产党敬百姓一尺，我们敬百姓一丈，争着替百姓服务；真能这样，处处替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做事，一定有一天共产党来跟我们合作。”蒋说：“好，好，好!”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字条递给蒋介石，我说：“这上边，都是写的怎样爱百姓，怎样同共产党合作的事，请你仔细看着!”蒋接过去就放在他的袋儿里。我说：“你放进去不要紧，千万别忘了看呀!”实在的事实怎样?他把他自己嫡系的部队、美式装备部队都放在陕西北部包围着八路军。好像他不怕日本人，专怕八路军，这不是奇怪的事么?

第五十七章　拿着新生活欺骗世人的蒋介石

　　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廿四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我每逢讲一次话，总是不顾一切，要说的非说不可。蒋介石和他的左右，听我讲话都好像针扎耳朵一样，听不下去。因为这些奢侈生活，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说穿，说穿了，他就不能骗人。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还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我替他想，蒋介石这种鬼祟的办法，都是想欺骗美国一般传教的朋友。如果不信，可以把过去的事一年一年地考查考查，无论哪一件事都能证明蒋介石是利用新生活的名称来骗人。实在说起来，蒋介石一生就决没有实行新生活的。看看现在实在情形，再拿他找人写的几十本小书来看，就知道满没有这么回子事。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哪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他自己就说过：“不过弄这些东西(新生活这个名词)，换换口味罢了。”

　　阎宝航先生就是一个大证明，因为阎先生是勤苦耐劳，说实话，做实事的人，蒋介石就是不要他。说假话能赚钱，奢侈骄傲的家伙，他不但叫他办新生活，还叫他带上少将的肩章。少将的肩章是多高尚、多宝贵、多难得的品级呀!至少也是弄冷身子碰热炮弹出身的人，不是十年也得二十年，才能得到少将的肩章戴一戴。就是军校出身的学生，毕业之后，先当排长，二年一级，没有一二十年也带不上少将领章呀!大家去看一看站在蒋介石的背后，端茶倒水说“耶司”(Yes)的奴才，不到几天就带上少将领章。难道说：是办新生活有功么?就因为这个，哪一位行伍出身的将官和军校或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看见了那种摇尾乞怜，歪肩谄笑的走狗态度，没有一个不在那里骂着说：“少将的领章和肩牌就这样的不值钱么?”

第五十八章　原子弹响了之后的蒋介石

　　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子弹在日本响了。蒋介石应当欢喜快乐，实际怎么呢?他一点欢喜也表示不出来。理由谁都知道，自从“九一八”要求抗战的青年学生有多少?好多是被他杀了，活埋了，掷到长江了，掷到黄河了。像在救国会的沈钧儒先生，七君子领导下的群众，下监的下监，被打的被打。还有那些曾经迫着他非抗战不可的人，如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也是囚禁的囚禁，弄死的弄死了。至于日本的将领，有好多人他都暗中勾结过人家，预备投降。最使他良心难过的，就是蒋介石对于真心抗日的，老看成仇敌，而把一般投降派看成心腹。今天真正胜利了，他连走路都走不上来，这是他的“内疚神明”的地方。因为如此，胜利到来了，他自己觉得没法子见人，结果迟了又迟，好多日子连个庆祝会都不开。为什么?就是他的良心不安，对不住那些为抗日而被他害死的人们，和那些虽然活着而仍然被囚禁的人们!

　　原子弹响了之后，蒋介石第一次要办的，就是叫二陈派找了无数的人到各地抢报馆。全国有两千多家报馆，不分大小，都被他们抢到手里，有几个硬骨头的报馆，都被蒋介石封闭了门。二陈派说：“这报馆归我们，要钱要官都有；不归我们，你们就是汉奸，要没收你们的。”这样一来，真应了蒋介石从前对古应芬说的话了：“只要有报馆在手里，叫它骂谁，它就骂谁。”这就是蒋介石的“舆论哲学”，不是实在的事么?

　　二陈派的特务，除了抢报馆，又抢出版机关。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有印刷和出版的机关，蒋介石都叫二陈派一把抓来。任何出版物，不经蒋许可，不能出版。凡反对蒋介石的书，烧的烧了，毁的毁了；只有歌颂蒋介石、特务、杀人犯、骗子的书，才能出版。哪里还有半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呢?

　　全世界无论哪一国，不会有两千几百家报馆，全都抓在一个人手里吧(一县一个报馆，就是一千九百多，大的城市不止一家报馆，合起来共有两千几百家报馆。)?!然而蒋介石却是两千多家报馆的后台老板。因此上海、天津、广州、成都等各大城市的舆论，都变成了蒋介石的传声机。蒋介石利用他御用的中央通讯社，制造谣言，颠倒是非。又压迫各报馆，替他传播谣言。蒋介石说：“黑是白”，没有一家报纸敢说黑是黑。这种情形，还说不是独裁，不是专制，不是希特勒的作风，是什么呢?

第五十九章　收买领袖不成功的蒋介石

　　中国有一种秘密的社会组织，名曰红帮、青帮。这种秘密组织，有很长的历史，据说是明末中国的大学者顾亭林先生和许多反抗满清的先贤创立的。他们的信条，有八个字，即“驱逐鞑靼，恢复汉室”。这种组织，是带着封建性的，入帮的人，是论辈的，有长有幼。蒋介石曾经加入这种组织，但他的辈并不高。在重庆时，谁都知道，在这个组织中，有一位张先生和另一位黄先生辈数最高。在这个组织中，他们是蒋介石的祖辈。蒋介石对于张、黄，只好自居孙辈，但他不愿张先生再收门徒，因张先生多收一个学生，蒋介石就多一个师叔。在别人多一个师叔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蒋介石做了主席，当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觉得每天都添些师叔，有些不好意思的。因此，就在一九四○年，托人送了一百万款子给张先生，请他不要再收徒弟。张先生回答说：“钱我不要，徒弟我还是要收，谁也不能管我这些事。”

　　有一次，有许多人开了一个会，说蒋介石的辈太低了，要把他提长一辈。那样比张先生只晚一辈，就是张先生再收徒弟，也不过多一些兄弟，不会再加上些师叔了。会场里马上就闹起来，吵着说：“有了钱，官大了，就长一辈，我们青红帮里的这本书说着这个话吗?”愈吵愈厉害，眼看就要动武，后来经大家调解，就作为罢论。为了不听蒋介石的话的缘故，张先生在重庆，在南京都受监视，这也算是社会上一种奇怪的事。

　　蒋介石无论对于谁，能收买就收买，能利用就利用，可是他对于谁也不信任。有一年他看着回教的朋友马福祥可以利用，蒋叫马当安徽省主席。过了不久，蒋看马福祥没有什么势力，马上又不用马了。为了这件事，马福祥少活了二十年。至于对于马鸿逵和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芬，都是利用他们去控制宁夏和青海。宁夏和青海这两省本来是宁夏府和西宁府，那么小的地方，地旷人稀，那一省连一师人也养不起，如何能养得起再多的人马呢?蒋介石用的方法是真多，先是用党的方法，后是用特务的方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到底一根枪一门炮是不发给他们的，饷是更不要说，决不增加。到了非用他们不可的时候，就送去百八十万。西北的地势那么好，别说一百辆坦克车不给，就是二十辆坦克车也不会给的。因为蒋介石就是不放心他们。所以马家兄弟对于蒋介石拉拢他们是真心还是假心，他们都清楚得很。况且西北因为缺乏雨水的缘故，人民是痛苦极了，蒋介石的政府，常常地说开发西北、开发西北，蒋的开发西北是打算拿出一万块钱，拿回两万块钱来，那如何能成功呢?西北需要三万万、五万万的美金去开发，还得等到三十年、五十年后才有收获；若是放下钱就拿东西，西北永远是不会开发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西北的小孩子是穷苦到连衣服都穿不起，什么缘故呢?非有大量的资本把黄河的水坝筑起来，使黄河的水可以灌田，不怕旱灾，这才是真正开发西北，才是真正造福西北的人民。但这决不希望于蒋介石的政权，除非将来新中国的政府，才可以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