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河镇的故事 人物谱 - 同学 -- 润树

系列已发：清清的河，从小镇流过 小镇的格局 农家儿女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续) 教师的众生相 婉莹和婉苓 伙食团的工友陆师傅 学校大院的小伙伴

同学

1964年，我七岁，该上学了。这一年，青河镇小学新生只招收了一个班。学校大院只我一人适龄。温婷要高我一个年级，温玉，万紫，唐继康（即唐四）则低一个年级。倪健（即倪大）过了两年才插到我这一班，两年后又随父亲到农村去了。镇上有两个小孩和我一个班，一个是信用社会计的女儿金小华，一个是家住镇上但属农村户口的周向龙，其他同学都是从远近的农村来的。报名那一天，我很兴奋，看见金同学，长得胖胖的，很可爱，竟把她抱起来一下，以示友好。不料开学后老师真把我俩安排坐在同一张桌子。

第一学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已经没多少印象了，只记得学拼音，写拼音，学数字，写数字。还记得听到班主任对另一个老师说，润同学的成绩一般，没有预期那么好。润同学听了不服气，从此便专心用功一些。但金同学在我的眼里渐渐地不可爱了，我很有些不想和她同桌。

第二学年，我的同桌换成了一个敦敦实实的男同学，姓刘，不高但质量很大。没过多久，我就领教了他质量大的意义。这家伙非常野蛮，不讲道理，老是无故给我找麻烦。上课时，他常常霸占一大半的桌子，把我挤到边上。我气不过，和他试了试手，无奈没他力气大，不能制服他，使他收敛。我又不想向老师告状，只好忍气吞声。慢慢地，我才知道他为何如此表现。原来他是对我们住在镇上的人不满意，骂我们吃疙瘩（国家）粮，拉疙瘩屎。即说我们不种粮食，反而享受国家定量粮，还都是吃细粮（大米）。以刘同学的小小年纪，应该不会想得这么深，定是在家里受大人影响。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不能释怀。待长大了，懂得更多道理后，我才对农民和农村的同学，多出一分理解和同情。

不过，其他农村同学像刘同学那样无理的几乎没有。相反，我渐渐和好几个同学建立起友好的关系，有了同盟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刘同学也逐渐放弃了过去的蛮横。以后几年，我和同桌的每一个同学都成了好朋友。其中一个还请我到他远在5-6里地外的生产队去玩，在他家吃饭。这些同学，有时还从家里带好吃的东西到学校来分享。像刚从地里挖出的花生，带着泥，里面新鲜的果实，口感好极了；干炒的豌豆，蚕豆，又香又硬，要有好牙齿才能享用，大人不行，小孩是不成问题的；还有煮熟晒干后再用沙子热炒的红薯干，又甜又香又脆，哪里是美国的M&M可比的呢。

我们几个要好的男同学，都觉得一个女同学长得好看，但谁也不愿明说，就互指别人喜欢她。而那女生姓何，恰好和刘同学是同一生产队的，天天上学回家他们都走在一起，让我们感叹。现在那些同学都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说什么写什么了，我就在这里描写一下她是怎么好看的：她的个子不高不矮，身体不胖不瘦，五官自然是端正的 （抱歉，技术含量低，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很少对别人说话，但那忧郁甚至有点惨白的面容，又教人不敢轻易和她说话。事实上，我确实不记得和她讲过任何多余的话，而不多余的，也几乎没有。偶尔她也会不出声地笑一笑，或作窃窃私语，但那是对女同学。

我们班还有个男同学，姓曾，家离学校很远，常迟到，成绩也就很一般。文革开始时，我们才10来岁，什么都不懂，没有怎么活动。但曾同学个子高胆子大，就去参加了高年级的造反组织，且十分活跃，一时成了风云人物。我和曾同学关系素来不错，他拉我去参加了一次他们组织的会议，似有意发展我加入。但我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在意。不久全校成立红小兵组织，每个班级都编成排，几个班是一个连，全校是一个营，曾同学竟成了曾营长。到我们六年级时，大概是因为反对极左思潮的缘故，红小兵组织都取消了，成立了学生会。不过曾同学仍是会长，我做了副会长，都是学校领导或老师任命的。也没做过什么事，就是在开学生大会的时候，通常是批判什么什么思想，坐在台上主持会议，宣布下一个发言的是谁谁谁。从中唯一得到的训练是，要把发言的男生和女生穿插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不记得学校是否停过课，如果停过，也应该是很短暂的，因为那几年我们班几乎每个学年都换班主任（通常是教语文的），而这些老师我都记得很清楚，是学校新增加的高中毕业后回乡的年轻人。他们教学的模式都很相似，就是先让同学们自己读课文，然后逐段抽选同学站起来朗读，划分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语文课还是有些意思的，算数，图画，写字，体育也不错。不喜欢的是作文，都是在老师的命题下写些自己不懂的批判文章，像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极左思潮等，都批过多次；老师还经常要我们写些空洞无物的个人感想或好人好事等。“我的愉快而有意义的一天”，大约是没个人都写过的。

由于这些回乡知识青年充实了教师队伍，青河镇小学在68年就开始增办初中。我70年升初中时，就不需要像大哥以前那样复习准备考试，直接就升了。可能也经过一些挑选，因为我们原来班上的同学并没有全升，但却另外曾加了一些同学。这个挑选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遗憾的是，曾同学，刘同学都没有再上学，可能需要回家帮助务农，但何同学留下来了。

新增加的这批同学中，有几个是河对岸另一个公社的，还有几个是铁路区工段工人的子女。他们每天要走好几里地来上学，放学后再走回去。这里面有个农村的女同学，比较活泼，喜欢说话。但我们那时有严重的男女界限，她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然而，在我离开青河镇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却吃了她的苦头。这个学期我和一个要好的男同学同桌，这位女同学正好与何同学坐在我们后面一桌。有一天课间时，我向同桌的同学学了一遍我从镇上的朋友那里学来的几句带颜色的谐音笑话，自以为得意。过了几天，母亲问起我在班上说过什么坏话没有，我一时竟想不起来。后经提醒，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得老实交待。我后来推断，一定是那个女同学在我们后面听到后向老师告的状，老师再报告到我母亲那里。但我情愿相信，何同学没有参与其中，因为她的形象在我心里，一直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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