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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青河镇的故事 人物谱 - 我的母亲（续） -- 润树
系列已发：清清的河，从小镇流过 小镇的格局 农家儿女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续）
我在上一帖讲到的两个事例，只是我们几弟兄受母亲管教的管中窥豹。我们从这种严格乃至严厉的管教中，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终生受益。但那也不是没有副效应的。我从十来岁起，就再也没有和母亲亲昵地说过话。别人后来都羡慕夸奖母亲培养教育出了争气的后代，我却总是羡慕好些同学家亲密的家庭关系。我未成年前有些怕她，成年后则感觉我们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既是感情上的，也是思想上的。前几天母亲节，我给她打电话，几句问候之后，就感觉无话可说，尽管我知道她很希望我能多说一点什么。在心里，我很希望能象我自己的儿女对我一样，和她说几句玩笑话；我也希望能象拥抱自己心爱的女人那样，热烈地拥抱她，因为她是我最亲近的人，她给过我那么多。但是我没有，我不能。相对我们现在安定而无味的生活，由于思想的隔阂而无话可说，我更愿意和她一起回忆过去，回忆我童年和少年的那些日子。
母亲是镇上拿工资最高的几个人之一，接近每月60元。那时公社少数几个拿薪水的干部，每月也就是三四十元。但我们的生活并不宽裕。父亲的薪水比母亲的低一点，在祖母回农村后，他每月都得给她寄生活费，再除去自己的生活费后，剩下的，便积蓄一点，以解不时之需。这样我们兄弟四人和母亲的生活费，差不多都得靠母亲的工资。可以想见，除了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大人和小孩都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奢侈。但是我还是记得，母亲曾给我买过两次玩具，一次是一个塑料球，一次是小步枪，都是在她去重庆四舅医院治病后回来时买的。我得到玩具后的兴奋之情，至今记忆尤新。
那时父亲在青河市工作，距青河镇坐火车有六个站的路程。母亲和父亲每月能见上一两次，或父亲回，或母亲去。每次母亲从青河市回来，我们都会在河边的码头等着，先是看到她从对岸半山腰出现，走到渡口，然后从渡船上下来，再一起回家。每次我们都会得到一些糖果。有时她也会轮流带上我们弟兄中的一个同她一起去。为什么不都去呢？节省车费罢，小孩半票，来回也要六毛钱。大哥来青河镇一年后，就到20多里地外的一个小镇上初中去了，住校，星期天也很少回家，就不和我们轮。但是暑假和寒假我们全家都会到父亲那里去团聚。有时是父亲回来和我们一起在镇上过春节。
我5岁的时候，母亲去姑妈的医院治病，带上我去过一次成都。我第一次看到了电车，把它叫做带辫子的车，结果被表姐院子里的同伴看出破绽，叫我乡巴佬。郁闷。
母亲也曾给我们讲过故事，次数不多，至今记得的只有《风雪大别山》，是那时的一个电影，想必是在重庆或青河市看的。青河镇的人们，每年只能看上一两次露天电影。但1968年后，我们常跑道对岸的火车站或工区去看。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记得学校曾请讲评书的来讲过故事。全校师生，都一起坐在前操场上听。讲的什么故事，都忘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开始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六一儿童团”，没多久就被另一些人宣布为保守组织而解散了。接着学生中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教师中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他们都把母亲作为走资派来批判。我记得第一次批判母亲的大会，是在公社的大院里举行的，主要是学校的师生参加。有几个人坐在前面的戏楼上，算是主持会议，母亲弯腰站在前面，没有挂牌，也没有戴高帽子。会议中间有一个学生组织的积极分子，是镇上更夫的儿子，走上台要母亲腰弯得更厉害一些，但并未打人。这对母亲是很大的羞辱，因为她认为自己一直在勤勤恳恳为党为国家工作，威信也很高。我坐在下面也难受。会上有几个人批判发言，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一个老师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件事情，说母亲贯彻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那是一个中午大家在学校的教工食堂吃饭，这个老师和我们一家坐在一桌，当有人说到有些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时，我二哥说，好，我们也半工半读。母亲斥责说，你想去当二流子吗? 这事我经历过，所以记得。批判会结束前，有人带头呼了口号，象打倒XXX等。我举了手，但没有声音，实在难以喊出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无人在意。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也没有人要我和母亲划清界限。批判会结束后，大家都到街上去游行，从西向东，大概十分钟就走完了。
以后的批判，主要是在学校的教师学习会议上进行，但已经没有羞辱的场面。为写此文，我前几天打电话向母亲求证一些事情，才知道她还曾被公开批判过一次。那是在暑假，我们去了父亲那里，母亲留在学校学习。有几个教师造反派的头和积极分子，联络区，县，和专区教育战线的造反派，把座落在清清河沿岸的区，县，专区的头号当权派，一网打尽，扔到青河镇的岸上，再把我母亲加上，开了一个批判会。那个专区的头号当权派，对区，县的头都认识，可那里知道区区一个公社小学校的校长。他看母亲和他们站在一起，问她，你是干什么的？母亲自己也感觉好笑。母亲对我说，其实学校的这些造反派之所以这么做，并不在意批判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为了制造一个大场面，为自己积极参加造反记个大功，进而达到个人目的。因此，会上他们也批判不出什么东西，一个多钟头就草草结束了。关于文革中的这种利益斗争，我今后在写其他人物时还会详细提到。
总的来说，母亲在文革中，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但她心里上受的创伤是严重的。有些老师为了找到批判材料，把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也挖出来，加以发挥。比如一位老师，我们家星期天自己做了好吃的，母亲请他一起吃了，他后来反说是拉拢腐蚀他。另外母亲作为校长，必然对人对事有批评处理不当的，不管程度如何，那时就有人趁机提出来。不过这些也就是在批判会上说说，下来大家天天在一个院子里还是一样过日子，谁也没把谁怎么样。过了一两年，差不多就恢复正常了。那时她的精神状态还是积极向上的，尽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力求改正错误。七一年林彪事件后，很多干部被解放，逐渐恢复职位，母亲也很快被任命为区中心校的校长。但没多久，她多年申请的另一个工作调动也批准了，于是我们七二年就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年的小镇，迁到青河市，与父亲团聚。
母亲思想产生更大的变化，身体和精神慢慢垮掉，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已不属于这个系列要记述的范围。
下一篇的题目是《教师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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