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内部观察：三十年代的苏联工厂制度（上） -- 包子1971

内部观察：三十年代的苏联工厂制度

反对派公报》N56-57

1937年7-8月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外国共产党员，1928-1936年间赴苏定居。他曾在莫斯科等地工厂工作，本文发表前已离开苏联。

车间会议

至今为止，我在这家工厂上班一个半月了。我是「工人突击手」[1]，但并无了不起的贡献。与同工种的法国工人相比，我干的活不多也不出色。但这里的情况不同。无论莫斯科、高尔基城、伊万诺沃或其它城市，我发现工厂的劳动生产率都很低。（由于个人技术的相对高水平）最近两周我赚了六百卢布，车间工程师的同期收入只有250卢布，多数工人（杂工、二、三、四级工）能拿60-100卢布。

某天，一个相熟的工人（车间党组织的代表）邀请我参加车间会议。最近几期墙报一直提醒开会的事，所以我早知道了。

党支部和工会联合主持本次会议。从数量的角度讲，车间的党组织较弱——工人的党员成分只有4%。所有工人都是工会会员，但入会带有强制性。开会当天，我填写了保证赴会的书面文件；据我观察，许多填了「保证书」的伙计收工就走人，没理开会的碴。

进会场前要登记。工人很少。选举产生本次会议的「荣誉主席团」（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和执行主席团之后，厂长开始做长篇报告。报告内容如下：现有设备足够完成生产计划。计划落空，因为工人和技术员敷衍塞责。生产工作存在若干缺陷：无组织性、职工能力不足与怠工。需要火速提高产品质量。最近两年出的废品造成的物质损失，拿来建工人宿舍都够了。厂里开办了工人技术培训学校，但上课率太低、效果差。党肩负重任，暗藏敌人却一直搞破坏。我们能够打垮敌人的顽抗。诸如此类。

与会群众边听边鼓掌，掌声热烈而又无动于衷。然后是一系列无味的发言。前面提到的那位工人党员也发了言。我熟知他的私下观点和情绪，所以有所期待。我错了。他100%地赞同厂长的报告。他声称：一切都是工人和技术员的错。生产计划太浮夸？胡说！有一帮不满分子，私下咒骂经理室和党。这种不满方式，是低贱、无耻和恶意中伤的方式。需要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勇敢精神，在讲台上捍卫自己的思想。需要说老实话、说真话，就像我现在一样（！）。

他讲完后，我无法继续坐在会场里。恶心的感觉令我窒息。这感觉并非来自那位工人的可怜兮兮而自我矛盾的发言——他无非是专权制度的牺牲者。我对那架蜕化官僚营造的恐怖机器感到恶心，正是那只庞然大物，让双重道德和政治虚伪变成了苏联社会的常态。

1原文直译：斯达汉诺夫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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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突击手」运动[1]

运动的开端是这样的：某日下班前的半小时，各车间工会代表当众宣读号召「向斯达汉诺夫学习」的斯大林讲话。然后，区党委特派员开始发言：关于「工人突击手」运动，一切都包含在这篇「可爱」（？）的讲话里。斯大林再好不过地概括了「突击手」运动的性质。我们工人和技术员该做的，是落实党的新路线。

接下来，另一位干部发言说：「有些人、甚至有些党员，每逢党中央或政府下达指示，就喜欢问一声‘路线对头吗？’。简直乱弹琴！苏联政府的领袖既然发出指示，它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一定是正确的指示。我的党内职位不算最低，可我想都没想过批评或者参与制订党的路线。制订路线是中央、政治局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任务。只要上面提出新路线，我就立即采取措施全力落实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该像我一样。（社会主义）‘新人’就该像我一样」。我得指出，对这套官僚的反动「学说」，会场没什么反应。

「斯达汉诺夫周」的开展，刺激了工厂的最大生产能力。钢铁零件与人的肌肉都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如今，计件工资的定额没有任何限制。谁完成一份劳动定量，便得到X卢布的报酬；完成100份定额，便得到100X卢布，以此类推。简直难以想象职工积极性的狂热和强劲气势。总体上讲，师傅们乐呵呵地接受了这一新实验。

工人的热情从何而来？很简单。「突击手」运动的全部热情，源自对挣钱的渴求与追逐。追逐的动力是贫困而非贪婪。什么东西赋予了这场运动强大的生命力与振奋精神？群众对多少改善自身赤贫的巨大需求。对工人来说，用哪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自己的身心与全社会得付出何等代价，都不必在乎。他们现在只看重一件事：多挣几块钱。

我问自己：运动的口号是「挣钱吧！」，它与新经济政策的口号「发财吧！」有着古怪的相似。当年的口号加强了富农的政经阵地，使中农与贫农陷入贫困与无产化。今天，对挣钱的渴求与追逐扩散到了整个经济领域，是否会导致与新经济政策近似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是否会导致各阶层物质地位的大分化，而分化趋势对较机灵、有能力及享受特权的那部分人有利？（各阶层）于各异的社会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地位，是否将因此呈现长久的稳定化？我回答：是的。不过，暂且搁置对未来的推论，现实终归更让人操心。

在苏联的工厂里，能看到最戕害工人的生产合理化手段：报酬极低的计件工资制（与奖金制相结合）；越来越快的流水线；「工时标定」制及其它手段。夜班和所谓「社会主义竞赛」原则也在残害工人。利用低工资和对当局的恐惧心理，「社会主义竞赛」迫使职工在家里继续替厂里干活。最后收工的时候，大伙无不精疲力竭。

过去，苏联工人的收入限制体现为产量定额的束缚。工人对提高定额没兴趣，因为工资不会超出某个预定极限。「突击手」式的劳动系统打破了旧的限制，并集中体现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切手段。

另一方面，「突击手」运动揭示了苏联经济对新机器、新技术的吸收程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政府的口号是「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走在世界最前列！」，拜工业（国有化）与农业集体化所赐，经济计划得到运用；十年工业化过后，各生产领域都有惊人成就。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但也要看到另一个事实：苏联经济不仅还没走在世界最前列，而且尚未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产量定额取消后，「斯达汉诺夫式」的突击手段被采纳，产量无疑大大增加。但如何增加的呢？依靠更高劳动生产率还是更大的劳动强度？这是问题的关键。

「斯达汉诺夫周」期间，我观察所在的工具车间（聚集了厂内的优秀技工）并得出结论：尽管许多人提高了产品数量，但基本上没人能完成生产任务。要知道，我过去上班的资本主义工厂——设备水平与本厂相同——的产量比本厂次次落空的计划高一倍。

这一周，工人以极限强度投入工作。几乎没人为了抽口烟浪费时间；走廊扎堆儿闲扯的人群也消失了，大家都埋头干活，许多人午饭也不休息，边啃面包边开机器。精密机械修理车间的头儿告诉我：为了抢时间，他的工人把零件拿回家修。电力修理工和机械工经常一干就是14-16小时，因为坏零件太多了。虽说如此，厂里的总体计划照旧落空。这一事实的主要结论如下：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强度的加大，而非利用新技术的结果。「斯达汉诺夫周」期间，工伤、病症和故障大增，而产品质量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1原文直译：斯达汉诺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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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工厂的矛盾

社会关系的角度说，苏联工厂的「人力物资」大致如下：十个工人有八个农民或农民的孩子。我现在待的工厂里，多数工人是逃避饥荒的农民[1]。毫不奇怪，冶金工人制服下隐藏着小有产者狭隘自私的灵魂。他们的思想世界里，集体财产、社会主义财产的观念相当淡薄。这些「工人」得以管理现代工业的最复杂机器，而他们接触过的最复杂工具是锄头或犁。他们很难明白面前的机器具有钟表的灵敏度。机器运转不好？因摩擦而过热？某个螺丝轧轧响？拿锤子砸呗！唯一的结果是机器停转、部分毁坏或钢产品报废。但「工人」何必在乎？机器很多，故障会修好。

更有甚之，工人以「突击手」的方法工作[2]。他只有一个念头：这一班的时间里机器能提供最高生产力。暂停哪怕几分钟，以便拧紧螺丝、清洗机床并给它上油，这与工人的最直接利益无关。某根轴承发生偏离，导致机器生产低劣产品或干脆出产废品？废品的数量也值钱。某个零件得重新打磨？不必浪费时间，扔掉变钝的零件申请新家伙。我待过的所有苏联工厂，都能看到对原料和机器的糟蹋做法。我曾在某车间上班，那儿角落里有一堆废弃的铁块（多半是零件）。机器用钢非常昂贵，我从这堆垃圾里挑选金属原料给自己制造工具。工友们总以为我保存的工具「出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拒绝相信一个事实：我用他们扔的铁块给自己造工具。工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矛盾；这一矛盾，正被「突击手」运动进一步激化。

低觉悟前提下的计件制与苏联工人的低水平生存状态（后者无疑重要得多），加剧了机器与原料的损毁。对机器——即「国家财产」——存在普遍的「事不关己」态度。班组长的工资与产量挂钩，使他不顾一切逼着工人跟机器玩命。对国家财产「事不关己」的态度，与班组长对工人身心健康的冷漠互相补充。从车间主任、工程师直到厂里的主要管理者身上，能看到类似的冷漠。这一困境的最大受害者是工人和国家财产，后者不断遭受破坏与偷盗。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工厂的高层官僚。

1译者注：指20年代末强制集体化造成的饥荒。

2原文直译：工人用斯达汉诺夫的手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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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工厂官僚的寄生性[1]

苏联工厂处于硕大无朋的官僚机构笼罩下。它像铅制屋顶压得工厂预算摇摇欲坠。我的工厂里，干部队伍很长：厂长、副厂长、总工、经济师、总会计师、秘书、副秘书、党委成员、工会干部、共青团干部、总务主任、房屋管理主任及其他大小官员。此外，还有驻厂军事教官、国安代表与其他中央部委代表。他们的工资是普通工人收入的5-20倍，而工资仅是干部收入的一小部分，隐性收入才是大头。有哪些隐性收入？我一一介绍。

工厂拥有一批生产用小汽车（数量多少取决于企业规模）。但它们让干部们把持着，以满足自己和家属、熟人的私人需要。

前几年，工厂存在内部职工的日常供给制度。除了通用的供应份额，干部有单独的特供系统，供给品质量好价格低（目前名义上取消了特供，实际还在）。

一般情况下，各工厂都与某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食品纺织及其它类型的工厂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企业从关系户手里弄到日用便宜货，供应本厂工人。这些物品首先在干部中分配。

苏联有各种学校：中等、高等、优秀学校和较差学校，综合大学与专科；学生们研究产品制造、外交与国家职能，诸如此类。形式上，每个苏联公民只要有一定工龄并掌握某些知识，都能上学。但「上等」学校位置有限，每个名额起码有10-20-30个竞争者。对竞争者的筛选手段是「人情远近」。通常，幸运儿总是大官的儿子、兄弟或熟人。

每周，工厂向职工分发定量的戏票或组织观看体育比赛，但优先权属于干部。奖金发放也不例外，多数进了干部腰包。

对多数工人来说，医疗服务和药品既坏又短缺，多半还要付钱。官员拥有质量上乘的医生、疗养院、特护病房。此外，干部享受免费待遇，由工厂或所属机关付帐。

现在说住房。对干部群体来说住房不是问题。工厂家属楼首先保证领导用房。如果还有富裕，才轮到工人排队。干部家庭（丈夫、妻子和一个孩子）通常拥有两三个房间外带厨房，经常还有浴室。工人的五口之家如果能摊上一个10-12平米的房间，非得感谢上帝不可。

假如谁怀疑上面的描述，我建议他们看看莫斯科「滚珠轴承」厂的家属区（我在那家厂子也上过班）。

最后要补充一点：人情徇私制的横行，使厂里的漂亮女人（女工、职员和秘书）沦为上层干部的轻易猎物。事实上，这是苏联卖淫业的主要形式。谁来付这笔「过夜费」呢？还是苏联工厂！

1原文直译：上层工厂官僚主要依靠企业预算的总支出生存

企业的人身压迫制度

为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当权者常援引工业建设和产业「巨人」的发展数据。然而（攫取）利润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有更多巨型工厂，并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既然说到姓社姓资，展示工人与工厂的关系本应更具说服力。当然，我指的并非那些关系的物质一面，而是它们的社会特征。

说心里话，苏联工厂是一座苦役监狱。我敢这么讲，因为它是纯粹的事实。工厂的无数触角束缚着工人，把他体内最后一滴汁水吸干；工厂监控他、刺探他、对他的一切（包括个人隐私）无所不管；只有死掉，工人才摆脱上述苦难。

厂里的书记局保存着全体工人的档案，从生平履历到任何其他材料。在企业里，工人处于密探网、墙报、厂杂志、党与工会组织及会议的刺探目光下，如履薄冰。工人的任何小错都记录在案，被厂内黑板报点名曝光；假如犯了大错，会受到厂内「同志法庭」处理；一旦自己的政治忠诚遭到怀疑，便轮到国安出面了。

工厂（或说厂内上层官僚）是工人的主子。一句「生产需要」，厂里就能把工人派去天涯海角数月甚至数年。工人无法拒绝，否则会给扣上逃兵和怠工的大帽子，闹不好蹲大狱。

农忙季节，工人常被派去农村——有时很远——帮忙收割和抢运粮食。木柴、煤炭和铁原料的紧急搬运也不时以工人为临时劳力。严冬之际，工人还负责除雪。莫斯科地铁工程实施期间，我曾目睹数千18-20岁的女工充当不折不扣的苦力：挖隧道、搬运铁块和建材。要知道，上头拍板的地铁工期很短。这类「大干快上」的活动造成很多意外伤残，但苏联统计部门从未公布有关数字。

苏联的厂规相当严酷。连续两三次迟到（哪怕五分钟），工人就成了「旷工分子」；这罪名很吓人，足以开除任何工人。假如你的工作证上有「旷工」记录，就没法再进任何工厂。这类工人只有一条生路：放弃专长和工种，改谋别职（去当温饱难料的杂工或雇农）。「旷工分子」生活恶化的原因不仅在于收入下降，也因为失去住宅。想恢复原有工作，被开除者得有数年的「良好」表现。

当局推出的工作证制度，也有妨碍工人自由流动的意图。工人无权自主换工厂。谁愿调走，得请求地方官僚「解放」他。如果请求被回绝，工人的「解放」便成泡影，被迫放弃调走的好处。

以上诸种丑恶统统打着虚伪的「自由」旗号。新一代工人没见过其它（社会政治）条件，也就屈服于现有体制。至于老一代工人，他们视周遭的官僚专制为回归可怕的（沙皇）专制，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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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反对派公报》N65

1938年4月

工厂

我上班的这家工厂有两千职工，女工占多数。厂长拥有绝对权力，只有驻厂的国安办公室敢顶他。厂长、副厂长、助理及其他亲信组成互相包庇的关系网。假如厂长调任，肯定连心腹一起带走；在新企业，厂长会把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以便互相帮衬。至于工厂委员会，它的脱产干部也隶属上述亲信圈子；我亲眼看到本厂厂长如何解雇工委会的老书记，让自己人顶替。实际上工委会毫无作用。它的唯一功能，是间或安排工人开会通过某项「正确」决议，应付政治审判与选举的宣传任务，

职工分成两大范畴：工人和干部（含工程师、车间主任和高级技术人员）。干部拥有全部特权，工人沾不上光。工程师的固定工资是两千卢布，钳工的工资是400卢布，非技术工人只有150卢布。除了高薪，负责干部还有最多1500卢布/月的外快：奖金、奖品、休假补贴与加班费。外快的数额多少，取决于干部与厂长之间「热乎」到什么程度。外快怎个捞法？两千卢布能让人吃喝讲究，可不够衣服钱，别提其他开销。怎么办？这位干部跟厂长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得弄个千把卢布买身好穿戴」。厂长问：「新零件投产的日期是哪天？」。干部答：「两周以后」。厂长：「好，到时候发你奖金」，并当场签发一千卢布奖金的批条。

干部的另一种特权是社会保险。工人必须在同一工厂上班两年，才享有100%医疗报销的社会保险。按照最新颁布的有关法律，工人得自付医药费。工程师上班后立即享受全额保险。依照法律，重病工人有权得到医院床位；但床位一向短缺，他必须排队10-15天（本厂一位阑尾炎化脓的患者在家里等了三天）。假如某位厂干部生病，他立即在特护病房得到床位。至于工程技术人员，技术部门的「特别事务处」全权负责有关的特殊待遇。

疗养券的发放同样苦乐不均。工人别想去克里木或高加索渡假，头等疗养院的少数配额一律「内部处理」。我曾去过工人疗养院，没碰上任何工人。这不难理解：工人没礼服也掏不起车票钱，得到疗养的机会也白搭。结果，疗养院内「解除疲劳」的全是干部及家属。

工人的饮食如何？早上，他就着开水（无茶也无糖）啃块黑面包（一公斤90戈比）。中午，他有时去食堂喝一份菜汤（60戈比）或吃份煮土豆。晚上还是黑面包就开水。工人家庭大都住在家庭宿舍（六七口人挤一个房间），单身工人住的宿舍，床距之间不超过50厘米。工人的贫困相当可怕。他们连便宜的伏特加也买不起。只喝变性酒精。工人们说：资本家喝三星白兰地，我们喝三骨白兰地（酒精瓶的毒药标志：颅骨与两根交叉胫骨）。喝变性酒精，常使人们中毒、失明或死去。

工人与中层技术管理人员（车间主任、电工、修理工）的关系如何？中层的处境很为难。当工人因钱少或活少而不满，厂长马上说：车间主任怎么搞的？工人听了以后就生主任的气。另一方面，中层技术干部负责落实生产计划，但得到的经费永远短缺。他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裁减工人降低工资），同样引起工人愤怒。对此，工人以各种花样报复：在清洗机器时骂街、损坏机器、破坏生产财会计划。中层干部得安抚工人，还要与厂里搞好关系完成计划。想与工人和平相处，就得涨工资、发奖金奖品、不裁人并保证有活干。怎么办？他编一个假预算。比方说，他一般得到八万卢布/月的生产拨款单。这次，他递上去十六万卢布的预算，包括大修费、工具保养费、更换电线的开销等等。尽管列出的许多项目不会执行，但他知道没人会检查。厂长砍掉1万-1.5万卢布，然后签字；托拉斯经理再砍再放行，部里也照办如仪。最后，这位中层干部得到11万-11万5千卢布，心想「多出来的钱，正好补窟窿」。

特工部门在工厂的活动

厂里的「特别处」扮演国安的角色。多数情况下，处长由党委书记兼任。这个部门负责监视工人、偷听工人谈话、关注开会的到场比例和群众表现。各种琐事都记录在案，以备万一。它到处网罗眼线：工人、党组织和技术口儿的干部。我的朋友（也是旅苏外国共产党员）谈过一件事：特别处让他手下的打字员监视自己的上司。她无权拒绝，再说还有300卢布/月的好处。幸好我的朋友与她关系亲密，所以她只汇报一些无关痛痒的事，否则后果难料。

这种环境里别想谈政治。大家聚会时闲聊八卦，拿小市民的庸俗话题（谁给谁戴绿帽子）打发时光。在厂里，这么多年我只听到一次政治谈话：1935年，我听说莫斯科第一滚珠轴承厂发现反对派的传单；第二天，那家工厂有300-500个工人被捕，后事不知。工人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不好说。大伙的嘴都挺严，不说心里话。开会时，大家尽量比别人更肉麻地歌颂伟大领袖。

通常只有出大事（比如刚结束一场政治审判），才召开工人会议。党委出面，大家听喝。特别处暗中计算到会人数。开会后，党委书记宣读特别通知，发言强调枪毙「法西斯疯狗」的必要性。然后几个工人发言，把书记的话重复一遍；发言者大都是在书记手中有较多把柄的工人。一致通过决议。散会。我没什么好隐瞒的：一向跟着大家投票拥护政府。

看看厂里多少人失踪，可知特别处的活跃程度。谁都明白失踪就是被抓了，原因没人知情。也不敢问。有天我上班，同车床的副手没了。我也不言语，闷头干活。

苏维埃选举

本次苏维埃选举前的两周，发生大逮捕。事前，厂里公开谈论「又得严打了」，并等着抓人。每个多少有点「劣迹」的挂号职工都坐等公安上门。许多工厂里的外国人故意渡假，以远离本区的投票站。我的一个朋友请厂长发张疗养券去南方，以为能摆脱投票义务。结果呢？结果还是投了票（在疗养地[1]）。投票站设在豪华旅馆，门前安排了音乐、舞蹈。大厅布置得很棒，选举工作组在此办公。本地选民和外地选民分别从两个窗口领选票。我朋友出示护照后，拿到两张表格；表格提示栏写有「勾掉（反对的）候选人名字」等等字样。候选人只有一个，勾谁啊？他拿着表格去投票小间，那儿有漂亮的铜质墨水瓶和几支笔，但……没有墨水！用什么勾啊？按选举规则，铅笔字迹无效。他把表格扔进封好的投票箱（本次选举的唯一民主象征），往外走时得到了人人有份的免费戏票。

回莫斯科后，他听说附近工厂出了晴天霹雳的大事件。某工人老哥——估计喝高了——拿表格时连喊带叫：不希罕苏维埃代表，最好发面包！他若无其事地在厂里待了好几天，让大家啧啧称怪；第十一天，他失踪了……

1原文直译：塞瓦斯托泊尔

作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肃反前的几年在苏联工厂干活。

这是篇很旧的文章，托派文献之一。70年代就被内部翻译出版过，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证据之一。

这篇，大概是有人从托派网战上找的中文版。

文章里有交代。

哪里能找到啊？我可费了不少力气翻译。

原作者大概不是托派分子。

举个１０００万人退党的牌。。。牌下就一人。。。

不过，小邓批老毛，好像没这种问题。。。

脑子迷糊。外出有危险。不宜进食。

那些法共党员是另一茬韭菜了。这位是36年的。估计很难活过2战。

老外看了轮子搞的什么动动，类似的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