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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翻译】内部观察:三十年代的苏联工厂制度(上) -- 包子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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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内部观察:三十年代的苏联工厂制度(中)

企业的人身压迫制度

为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当权者常援引工业建设和产业「巨人」的发展数据。然而(攫取)利润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有更多巨型工厂,并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既然说到姓社姓资,展示工人与工厂的关系本应更具说服力。当然,我指的并非那些关系的物质一面,而是它们的社会特征。

说心里话,苏联工厂是一座苦役监狱。我敢这么讲,因为它是纯粹的事实。工厂的无数触角束缚着工人,把他体内最后一滴汁水吸干;工厂监控他、刺探他、对他的一切(包括个人隐私)无所不管;只有死掉,工人才摆脱上述苦难。

厂里的书记局保存着全体工人的档案,从生平履历到任何其他材料。在企业里,工人处于密探网、墙报、厂杂志、党与工会组织及会议的刺探目光下,如履薄冰。工人的任何小错都记录在案,被厂内黑板报点名曝光;假如犯了大错,会受到厂内「同志法庭」处理;一旦自己的政治忠诚遭到怀疑,便轮到国安出面了。

工厂(或说厂内上层官僚)是工人的主子。一句「生产需要」,厂里就能把工人派去天涯海角数月甚至数年。工人无法拒绝,否则会给扣上逃兵和怠工的大帽子,闹不好蹲大狱。

农忙季节,工人常被派去农村——有时很远——帮忙收割和抢运粮食。木柴、煤炭和铁原料的紧急搬运也不时以工人为临时劳力。严冬之际,工人还负责除雪。莫斯科地铁工程实施期间,我曾目睹数千18-20岁的女工充当不折不扣的苦力:挖隧道、搬运铁块和建材。要知道,上头拍板的地铁工期很短。这类「大干快上」的活动造成很多意外伤残,但苏联统计部门从未公布有关数字。

苏联的厂规相当严酷。连续两三次迟到(哪怕五分钟),工人就成了「旷工分子」;这罪名很吓人,足以开除任何工人。假如你的工作证上有「旷工」记录,就没法再进任何工厂。这类工人只有一条生路:放弃专长和工种,改谋别职(去当温饱难料的杂工或雇农)。「旷工分子」生活恶化的原因不仅在于收入下降,也因为失去住宅。想恢复原有工作,被开除者得有数年的「良好」表现。

当局推出的工作证制度,也有妨碍工人自由流动的意图。工人无权自主换工厂。谁愿调走,得请求地方官僚「解放」他。如果请求被回绝,工人的「解放」便成泡影,被迫放弃调走的好处。

以上诸种丑恶统统打着虚伪的「自由」旗号。新一代工人没见过其它(社会政治)条件,也就屈服于现有体制。至于老一代工人,他们视周遭的官僚专制为回归可怕的(沙皇)专制,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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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反对派公报》N65

1938年4月

工厂

我上班的这家工厂有两千职工,女工占多数。厂长拥有绝对权力,只有驻厂的国安办公室敢顶他。厂长、副厂长、助理及其他亲信组成互相包庇的关系网。假如厂长调任,肯定连心腹一起带走;在新企业,厂长会把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以便互相帮衬。至于工厂委员会,它的脱产干部也隶属上述亲信圈子;我亲眼看到本厂厂长如何解雇工委会的老书记,让自己人顶替。实际上工委会毫无作用。它的唯一功能,是间或安排工人开会通过某项「正确」决议,应付政治审判与选举的宣传任务,

职工分成两大范畴:工人和干部(含工程师、车间主任和高级技术人员)。干部拥有全部特权,工人沾不上光。工程师的固定工资是两千卢布,钳工的工资是400卢布,非技术工人只有150卢布。除了高薪,负责干部还有最多1500卢布/月的外快:奖金、奖品、休假补贴与加班费。外快的数额多少,取决于干部与厂长之间「热乎」到什么程度。外快怎个捞法?两千卢布能让人吃喝讲究,可不够衣服钱,别提其他开销。怎么办?这位干部跟厂长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得弄个千把卢布买身好穿戴」。厂长问:「新零件投产的日期是哪天?」。干部答:「两周以后」。厂长:「好,到时候发你奖金」,并当场签发一千卢布奖金的批条。

干部的另一种特权是社会保险。工人必须在同一工厂上班两年,才享有100%医疗报销的社会保险。按照最新颁布的有关法律,工人得自付医药费。工程师上班后立即享受全额保险。依照法律,重病工人有权得到医院床位;但床位一向短缺,他必须排队10-15天(本厂一位阑尾炎化脓的患者在家里等了三天)。假如某位厂干部生病,他立即在特护病房得到床位。至于工程技术人员,技术部门的「特别事务处」全权负责有关的特殊待遇。

疗养券的发放同样苦乐不均。工人别想去克里木或高加索渡假,头等疗养院的少数配额一律「内部处理」。我曾去过工人疗养院,没碰上任何工人。这不难理解:工人没礼服也掏不起车票钱,得到疗养的机会也白搭。结果,疗养院内「解除疲劳」的全是干部及家属。

工人的饮食如何?早上,他就着开水(无茶也无糖)啃块黑面包(一公斤90戈比)。中午,他有时去食堂喝一份菜汤(60戈比)或吃份煮土豆。晚上还是黑面包就开水。工人家庭大都住在家庭宿舍(六七口人挤一个房间),单身工人住的宿舍,床距之间不超过50厘米。工人的贫困相当可怕。他们连便宜的伏特加也买不起。只喝变性酒精。工人们说:资本家喝三星白兰地,我们喝三骨白兰地(酒精瓶的毒药标志:颅骨与两根交叉胫骨)。喝变性酒精,常使人们中毒、失明或死去。

工人与中层技术管理人员(车间主任、电工、修理工)的关系如何?中层的处境很为难。当工人因钱少或活少而不满,厂长马上说:车间主任怎么搞的?工人听了以后就生主任的气。另一方面,中层技术干部负责落实生产计划,但得到的经费永远短缺。他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裁减工人降低工资),同样引起工人愤怒。对此,工人以各种花样报复:在清洗机器时骂街、损坏机器、破坏生产财会计划。中层干部得安抚工人,还要与厂里搞好关系完成计划。想与工人和平相处,就得涨工资、发奖金奖品、不裁人并保证有活干。怎么办?他编一个假预算。比方说,他一般得到八万卢布/月的生产拨款单。这次,他递上去十六万卢布的预算,包括大修费、工具保养费、更换电线的开销等等。尽管列出的许多项目不会执行,但他知道没人会检查。厂长砍掉1万-1.5万卢布,然后签字;托拉斯经理再砍再放行,部里也照办如仪。最后,这位中层干部得到11万-11万5千卢布,心想「多出来的钱,正好补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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