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萧喜东 -- bshu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

　　　　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

　　　　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

　　　　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

　　　　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

　　　　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

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

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

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

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

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

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

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

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

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

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

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

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

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

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

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

]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

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

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

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

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

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

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

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

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

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

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

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

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

的历史。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

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

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

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

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

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

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

”。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

[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

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

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

“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

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

。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

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

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

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

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

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

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

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

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

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

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

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

，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

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

闹事。”[9]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

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

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

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

：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

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

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

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

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

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

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

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

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

。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

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

”、“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

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

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

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

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

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

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

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

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

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

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

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

ＸＸ、朱Ｘ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

”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12]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

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

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

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

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

’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

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

，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

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

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

，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

。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

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

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

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

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

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

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

？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

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13]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

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

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

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

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

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

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

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

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

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

，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4]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

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

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

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

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

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

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

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

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

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

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15]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

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

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

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

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

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

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

，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

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

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

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

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

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

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的

、惯常实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

、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

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

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

“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

身”和“党的体现”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

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

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

，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

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17]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

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

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

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

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8]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

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

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

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

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

，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

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

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

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

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19]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

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

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

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

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

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

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

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

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

，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

‘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

，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

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

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

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

‘是可以理解的’”。[20]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

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

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

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

。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

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

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

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2

1]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

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

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

，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

“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

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

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

许吃饭。[22]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

，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

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

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

，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

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

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

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

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

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形容当时的情势：“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

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

‘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2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

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

“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

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

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

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

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学

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

“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

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

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

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後，

“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ＸＸ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

’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

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

，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

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

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

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

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兴风作浪。”[24]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

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

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

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

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

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

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

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

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

，“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

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25]六．二○以後，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

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

。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

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

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

，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

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

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

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

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35]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

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

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

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

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36]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

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七月二十二

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

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

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

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七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康生

、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

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

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

”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

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

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韶华）联合发言，“

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

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

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

起。[37]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

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

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

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

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

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後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

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

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

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结束。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

，不是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击迫害狂，而是给受打

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在

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

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

青年亲身领会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

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盗用着毛主席和革

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亲历者今天这样写到

：“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

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3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

插曲，否则本文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

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

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最初没有

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

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

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

事实，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颠倒、似是而非。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需要补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园，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

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

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

名义。这将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讨论。

　　以上这个角度的历史陈述，自然引发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现有对

文革意义的评价，有这样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

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

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39]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

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

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

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

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

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

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

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

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

的，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

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

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

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

．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

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

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

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

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

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

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

，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

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

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

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

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

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

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

[40]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

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

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

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

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

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

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

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

对两派群众，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

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

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

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

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

”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

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

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

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

“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

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

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

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

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

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

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

”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

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

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

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

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

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

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

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27]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

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

’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

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

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

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28]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

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

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

、“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

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

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

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

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

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

。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

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

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

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

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29]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

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

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

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

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

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

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

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

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

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30]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

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

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

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

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

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

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

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

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

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

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

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

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

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

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

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

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

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

“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

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31]

经济倒退,文化破坏,人性丧失......动乱国家,贻害人民,乃千古之罪!

刘少奇专门配给太子党的。占地都为普通中学好几倍。

我父母当时在北京的基层中学和技校，可以看看他们眼睛里的那两个月是怎么回事：工作组是如何兴衰的，毛泽东江青陈伯达等人的讲话是如何在基层起到“煽风点火”的效果的。

文化继续破坏......向野兽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