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萧喜东 -- bshu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

　　　　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

　　　　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

　　　　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

　　　　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

　　　　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

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

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

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

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

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

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

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

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

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

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

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

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

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

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

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

]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

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

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

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

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

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

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

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

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

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

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

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

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

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