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萧喜东 -- bshu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

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

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

，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

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

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

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

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35]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

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

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

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

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36]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

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七月二十二

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

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

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

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七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康生

、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

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

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

”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

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

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韶华）联合发言，“

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

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

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

起。[37]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

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

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

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

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

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後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

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

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

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结束。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

，不是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击迫害狂，而是给受打

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在

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

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

青年亲身领会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

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盗用着毛主席和革

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亲历者今天这样写到

：“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

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3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

插曲，否则本文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

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

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最初没有

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

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

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

事实，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颠倒、似是而非。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需要补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园，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

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

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

名义。这将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讨论。

　　以上这个角度的历史陈述，自然引发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现有对

文革意义的评价，有这样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

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

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39]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

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

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

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

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

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

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

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

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

的，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

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

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

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

．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

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

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

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

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

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

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

，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

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

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

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

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

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

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

[40]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

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

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

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

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

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

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

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

对两派群众，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