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萧喜东 -- bshu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

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

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

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

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

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

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

，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

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

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

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

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

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

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的

、惯常实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

、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

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

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

“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

身”和“党的体现”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

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

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

，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

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17]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

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

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

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

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8]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

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

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

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

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

，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

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

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

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

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19]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

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

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

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

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

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

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

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

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

，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

‘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

，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

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

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

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

‘是可以理解的’”。[20]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

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

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

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

。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

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

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

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2

1]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

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

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

，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

“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

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

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

许吃饭。[22]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

，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

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

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

，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

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

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

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

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

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形容当时的情势：“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

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

‘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2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

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

“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

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

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

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

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学

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

“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

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

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

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後，

“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ＸＸ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

’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

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

，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

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

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

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

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兴风作浪。”[24]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

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

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

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

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

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

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

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

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

，“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

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25]六．二○以後，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

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

。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