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没有156项工程，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有可能比真实历史更快。 -- 乾道学派
到和平厂做成大炮
大炮厂的名字叫和平！😄😄😄
一个原话【先搞小化肥是不现实的】一个原话【小氮肥都搞不了】。还不可行，你们懂个毛线的技术？小氮肥在技术上叫“合成氨”，这不是我故意挖坑，小氮肥是相关专业人的叫法。
懂什么叫合成氨吗？这是一项一战前的技术，20年代就已经成熟了。这是现代无机化学的核心，丛肥料到炸药，无所不包，如果你说技术上搞不来，那就是49年整个中国，连现代无机化学的入门级技术都搞不定，连30年前的技术都吃不透。
你懂什么叫合成氨吗？这是单项技术足以和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技术，有了合成氨之后，才有了现代农业，连现代农业都没有的工业化是始终瘸腿的。
你懂合成氨在化学上多么简单吗？氮气+氢气+催化剂+高温+高压，这是一个可逆反应，然后要不断把氨分离出来。温度500度在化学上真是特别高温了？？？压强几百个大气压。扣除掉高温高压，这套流程你都可以手搓。
工业生产的时候，需要的是生产大量的氨，所以整个工程才复杂起来，整套工序要耐高温耐高压耐腐蚀，合成塔要修得特别高来让单次循环产生最多的氨，从煤开始制备的话，各种脱硫环节，氢化环节。凡此种种，纯粹是工程上的复杂，并不是什么技术上的复杂，这就是化工和化学的差别。
化工更像是一项工程而不是一项技术，合成氨作为一项技术成熟得不像话，这是从20年代就特别成熟的技术，怎么改？除了催化剂你还怎么改，温度和压强相关的结论特别成熟，不同温度和压强能够达到的氨浓度都有现成的结论。但合成氨作为一项工程，不仅最近还在向更大规模的集约化发展，而且近些年还出现各种绿色、低能耗、减碳排放的无脑需求。
你再怎么说【国史性质的当代中国丛书，主要的分册我全读过，好几十本，每个工业部都有一两本，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你都是不懂技术的，特别是这种进了科学史的技术，你别说懂了，你连最基础的了解都不了解。读再多的机械相关的，你把这种现代文明最核心的技术都能漏掉，你这读得也太草率了，甚至不如去把大学的无机化学教材读一遍，甚至只要高中的物理化学你认真学了，你都不会错过合成氨多么关键的信息。
至于从合成氨到合成尿素，这依然是工程上的问题，后一环节的技术并不比前一个环节高，但两个环节串联，工程上的复杂度、对工人组织度的要求就直线上升了。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初合成氨只建立小的氮肥厂，不是技术上达不到，而是工程上达不到，强行建更大规模的设备各种安全问题就出来了。
合成氨是我在化学和化工领域唯一称得上专业的知识，这仅仅是知识而已，并不是我在相关行业干过。为什么你们明明连一些最基础的知识都没有，就能一口在技术上否定了可行性？表现得特别像电视里媒体上的专家教授。看了你们的表现，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纯粹的技术路线之争等价于权力之争了——无知者无畏，既然我不知道，那么所有人都不知道，那么我就可以为了支持我的技术路线而随便扯谎，否定别人的技术路线；扯谎的短期收获都是我的，中长期的话，搞砸了事情的代价是大家的。漫天扯谎在女性中特别常见，在男性中除了吹牛逼侃大山以外并不常见，原来男性中喜爱漫天扯谎的，低的都成了专家教授，高的都去搞政治了。
河里只是个小圈子，我以为讨论是基于客观事实的，你们不去学新闻真是屈才了，何必在河里表现你们是多么多才多艺呢？你看看那些学新闻学得比较成功的，低的都成了专家教授，高的都去搞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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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的典范，也是最大的奶牛】
实话最伤人，你觉得我那段“大工商、小工商”的总结的是哪段历史？上海的老工人我没见过，但我知道旧社会的上海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上海的二代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上海的三代是什么样子。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老上海人在精神上的富足，连第二代都辐射不到，还是算了吧。
很多说法也就骗骗对上海不了解的人，金山卫，松江府，宁波的买办，苏北的底层，山东的巡捕，安徽的新移民。不论哪一代上海人，最大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他们甚至不能被划分为“本土派”，我对上海人要求就是这么低，不要求像知乎荻生那样立场坚定，单纯的本土派就行了。
由于高温高压对管道的超高要求，咱们实现技术大发展确实依靠了四三计划。
这点我是理解的。
唯一没看懂的是你俩在争论国内土法上马还是民族企业自主化问题啊？这应该是两个问题啊。
新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临高启明只是十分之一或者更少吧。
现代大工业太了不起了，说是几十年实现百年积累，真是一点也没错。
中国生产了两弹一星、运十飞机、青蒿素、大量农机和矿山机械、三酸两碱，等等等，已经很了不得了。
1975年五小企业生产小化肥，社队企业搞的，是否也需要较高的工业要求呢？我感觉大跃进只搞了小高炉大炼钢铁，是否也有小化肥（小微型合成氨？）？
我前面说的是，“没有“煤钢复合体”，无法建立大量的小氮肥厂。”
“先搞小化肥是不现实的”不是说建几个厂不现实，是大规模建小化肥厂，实现“整个粮食产量、整个经济规模、能够支撑的工业人口、能够支撑的脱产人口，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大的增长”不现实。
不论哪一代上海人，最大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他们甚至不能被划分为“本土派”
上海人是不是“本土派”我不敢下结论，但上海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是无法抹杀的。
还有姚文元，这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海从一个殖民地经济体，成长为新中国的工业支柱之一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丝滑转换的，上海人不可能那么老实，雅叔的沉默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重要的是无论外企还是本企，都是要强烈依靠西方设备和相关高管，这些企业在西方势力退出之后要转换为新中国的本土技术人员是需要时间来转换的，同时，把外企技术，本土技术凝聚成一股绳需要足够的状态和时间。
而且还要依靠苏系，你说不需要，这是不科学和不现实的，我推测你现在在上海，所以可能产生了一些感想。
但是，这些对于广阔的新中国是远远不够的，你最近很多帖子没有回应我，我感觉你应该是觉得不好回应。
你家乡在四川，有矿，现在你说建设在上海，你理解这个难度吗？我个人觉得你并没有理解。以当时的条件，四川那些矿石要运到上海，有多么艰难啊。
煤钢复合体，怎么建设？洗煤厂、选煤厂在哪里建设，多大的规模？
难道也要在上海吗？呵呵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自相矛盾了。
所以你的设想显然是不符合新中国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宝成、成渝等建国初的铁路才有意义啊。
上海是一个很好的殖民地工业体，也算初步完善，我感觉还是差很多的，是苏联布置的大工业体系弥补了上海的不足，才有的上海的自我独立发展，并且成为了全国体系的一部分（可以加上重要）。
正如我之前所说，通过走私可以获得一些配件和设备，但是已经供应不上上海的需求啦，上海机械尤其是重工机械的补充，依靠的是我们东北的重工业。当然，我们也确实购买了上海的一些设备。
总之，是互相配合的，我也想，上海稍微独立一些，和西方建立起顺畅的通道，获得更多的新时代的设备，只是，一直没有成功。
上海的本土化升级改造是依靠了新中国工业化成长才完成的，因为基础确实很好。但是，这真是远远不够，因为他就是一个城市工业体，和较大面积的地区的工业化建设不是一个路子。
看看今天的新加坡或者香港就可以很清楚了。
昨天某河友说韩国，韩国也不行，这还是韩国有着充分的美国上下游支持呢。
如果上海在50年代就走今天的或者说改开的道路，和全中国又有一毛钱关系吗？上海绝对可以繁荣了，但是能带动你们四川吗？
你给大家找一个思路证明你的可行性啊？
等着你的分析和解释啊。
中美俄三国博弈史 # 国际局势 # 中美博弈
https://v.douyin.com/i6MY2VEW/
我记得刘、周是“官僚地主”阶层的描述我也说过好几次，是什么给了你，他们不是胥吏的错觉？
而且，任用他们可比任用胥吏差多了。胥吏可没法打着中央甚至军委的名号发文件；胥吏不行就可以换掉，他们你可换不掉；胥吏没办法在党内、军内上下勾结，顶多在党外串联，他们可比胥吏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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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程角度，懂或者不懂都不会把事情搞砸。只有不懂装懂是例外，他们总是能以一个神奇的角度，把一些绝对不会失败的项目彻底搞砸。
河里有工程项目经验的人这么少的吗？从土木工程到码农，这些都是工程问题和项目问题。只要你有过相关的经验，你就知道，绝大多数工程和项目的限制是客观条件，加钱和给人的话，各种客观限制会小很多，但现实中往往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所以各种工程师们只能在几个客观约束下跳舞，勉强走出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工程路线。
比起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更差的是，甲方或者上级“不懂装懂”，蠢材总会强行增加一些主观上要求和限制，这些在客观上往往是不必要的。所有的工程问题只要不涉及安全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钱少人少就降级解决，但遇到一些不懂装懂的蠢材，问题就变得不可解了。啥都不给，就会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要钱要人都只会推脱。这个时候，一个工程就变成了两个工程，一个是真正的工程，一个是面子工程，但是当不懂装懂的人，以真正工程的标准去验收面子工程的时候，这问题依然无解。
这种不懂装懂的蠢材，可比不懂或者懂都麻烦。外行领导内行不是问题，内行领导内行不是问题，不懂装懂蠢材领导才是问题。
前三十年工业化，是科学问题，是技术问题，还是工程问题？这就是对于不懂装懂的蠢材最大的鉴定问题，懂或者不懂都是正常的，在这个问题上不懂装懂才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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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三十年的遗毒，我们现今的所有工程问题，都有着特别严重的“面子工程化”的现象，不给钱不给人，要求还爆高，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实际问题就装聋作哑，干活的时候见不到人，表功的时候全是他的功劳。从土木到码农，所有做过工程项目的都知道，
（1）不要碰任何安全相关的工作。
你永远不知道那些不懂装懂的人能够捅出来多大的篓子，到时候这些都是背锅位，永远不要低估他们的甩锅能力，我最大的庆幸就是我的工作从来没有涉及到安全问题，不懂装懂的人真是什么都敢，反正不要他们负责。
（2）任何工程和项目，大领导是谁不重要，你的直接上级最重要，这个人的能力和操守，直接决定了你应该怎么干活。
直接领导不敢承担责任，那么淡季你们项目组就抢不到活；直接领导爱抢功还爱甩锅，那么你们的项目组你做得越好，就越会被抢功、越会被甩锅。遇到这种领导，转组和走人才是最佳对策，其他所有对策都是对面单赢。
我在这个帖子里面只是在网上炸毛，当年我可是直接炸了。当年我那个上级是辽宁沈阳人，家里是国企工人，对他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会”。当时他手下有好几个小组但人都不多，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这其实看年景的。每次，顺利时他来抢功，不顺利时他反手甩过来一口黑锅。所以我们就见到，他手下每年走一个人，但他的级别蹭蹭蹭往上升，我们心里都在犯嘀咕。但最深的领悟只有轮到我了，只有到我走的时候，我才直到国企工人家庭出身的人多么“会”。
作为注脚，当年在他手下的，另一个国企工人出身的员工和他的斗法才叫精彩，上面的领导瞎指挥，下面的员工直接天天找领导的领导汇报工作，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员工转组走人。我只能感叹自己当年太年轻，看不懂“国企工人”出身意味着什么，我一直以为我们是靠技术吃饭的，但“国企工人出身”的领导和员工纷纷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这种人真是图样图森破，故宫大奔、南昌周公子、北极鲇鱼才是最厉害的。
靠技术吃饭的结果是吃不上饭，三天饿九顿；故宫大奔、南昌周公子、北极鲇鱼的生存之道才是最厉害的，任何时代、任何组织、任何机构，这种才是主流——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在前三十年代，这种人当然也是主流。
（3）越是传统企业、越是传统软件企业、越是层级多的企业，以上现象越是严重，逆淘汰直到整个部门或者整个企业垮掉之前，这种趋势都是是不可改的；
互联网企业的扁平结构，将对领导的“能力”和“操守”要求降到最低，结构越是扁平、同一个领导直接管理的人越多，上级越接近沟通、协调的功能，也就没时间挖空心思去雕花，病情就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控。
在进入正题前，先跑个题，我们谈论上世纪中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建议应该立足于事务本身，脏否人物顺带揶揄或斥责也无不可，但不能作为主线。新中国走到今天，已经坐二望一，无论过程如何曲折，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参与者，即便是所谓的“反动势力”，那也是试金石，是反向试错的成本，大家都在一个盘上，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盘，不一定非要搞非此即彼。以新中国的资源禀赋，棋子多于棋手的定位，走到今天这个结果，已经是较为满意的结果，任何历史假设比今天更好的结果，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要过多纠缠于过去，向前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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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大工商和小工商的提法，令我茅塞顿开，这些年一直有大科技小科技&核心科技辅助科技的疑惑，像谷堆悖论，始终让我的思路无法厘清，这个大工商和小工商博弈基础的不同，就是一把钥匙。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能力跃升的基础改造工程，是类似于武侠世界洗髓经的存在。同时工业化也是一条“贼船”，上了这个船，你就不能再回桃花源，不能再讲温情脉脉的“慢生活”，历史上试图温情一点的工业化地域国度，转身就被临近的不讲武德飞速发展的工业国踩在脚底。也因此，剧烈的竞争使得工业原材料和工业血液，像鞭子一样在后面抽打统治者，逼迫工业国快速运转。从这一点来看，以我们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不客气地说，他就是一个嘴炮喷子、键盘侠，他根本没看懂工业化运行背后的基本逻辑，就反复盯着一个剥削烂坑反复发酵组织话术，其本质上和今天1450干的事没有太大分别，当然技术含量是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作为上上世纪的人，我无法苛责，其历史贡献我也是认可的，但是今天的人，如果还动辄马克思话术，那么真是需要拿锤子锤醒。
人类社会，自打有了分工，一部分人供养另一部分人就是社会化必然，那么这个供养比怎么样才能公正公平呢？这是一笔糊涂账，公检法和军队等强力机构说我保家卫国、保一方水土，丰年你们剩多少都该给我，我增强能力；灾年你们也要尽可能供着我，我要维持基本功能。所以这个帐怎么算？马克思的算法就是，我才不管你，你只要不是自己生产的，你就是剥削，社会安全关我屁事，价值只由劳动人民说了算，参与生产的工人才是劳动人民，其他统统滚粗，统统是剥削。所以马克思这一挥舞奥卡姆剃刀，就把除了第一产业的绝大部分人都划进剥削阶层了，然后他抓大放小，再次挥动奥卡姆剃刀，就盯着生产资料，又搞出一个资本家阶级，剩下的不再细分，统统又重新划回劳动人民。所以光看马克思对于劳动人民的定义，就是一个精分的定义，他根本不敢回答，军警算不算劳动人民，直到毛公让军人同时务工务农，成为人民子弟兵，这个BUG才算补上。但是问题其实一直在，只要提剥削，就面临分工的供养比问题，什么样的供养比是剥削，什么样又不是，这是一个糊涂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是一个巨坑，几乎不存在可执行性，你不能总让专业人员去拧几颗螺丝，去挥几下锄头，然后强行凹一个劳动人民人设，再强凹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问社畜的摸鱼，你敢不敢计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个环节，只要一引入竞争，马克思的理论就歇菜，因为竞争没有底线，也没有尽头，强行设置底线，这个底线的科学性又在哪里？可以说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底线在随时变动，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工业化社会是一个活的事物，它对于各行业的冗余度也时刻在变换，也就意味着分配的基线其实也一直在变动，你限死了注定是不科学的。从竞争角度来说，马克思理论更像是先发工业国给后发工业国准备的一剂毒药（共产国际的主旨，其实是个罗生门），欧洲最早的列强有近20个，后续陆续落伍，头等强国就那么几个，除了基础条件的差异，马克思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工业化禀赋下，越强调工人待遇的，反而越难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不讲工人待遇的，今天中美最大差异，有人戏称是工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上世纪的工运，结果和今天类似，工厂更倾向于搬去不强调工人待遇的国度和地域，这些国度地域的比较优势越强，剥削也就愈演愈烈。这一点和今天金融资本的作为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常说的资本本性，其实并不一定是资本的意愿，其背后是国家间竞争，这才是造成剥削的真正根本原因（国家间竞争，划重点），而资本，也仅仅是为国家打工的高级打工人而已。于是有人会说，上世纪冷战时期，苏美两国竞相提高工人待遇，这显然和这一说法相悖啊？好，我们来继续这一话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翻开中国的历史书，去找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历史上发生这事的时候，竞争的烈度就巨幅下降了，田园牧歌就回来了。上世纪二战后，全球两大霸主坐下来好好说话了：我们这么拼死拼活斗下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当国家间竞争缓和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么保持高强度高迭代的工业化还有必要吗？
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世界史上，似乎只有中国奏效，但是其实从一战二战到冷战以来，世界历史也在快速向中国历史靠拢，全球化就是一种合。中国历史上的合，是在所有竞争者都打疲了以后的合，上世纪一战二战，全球也打疲了，于是最终没有发展为热战，而以冷战代之，而冷战后，马上就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美国在这一点上，可以媲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二战像夏，全球化像商，推普世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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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啊，你这么把他们夸上天，真的很好么？
今天的某些领导不做好事，勾心斗角和当年是一样么？看得出来，你年龄不大，对很多事情看法过于表面化了。
虽然不敢说胥吏个个坏，但是恐怕也没几个干净的，你是项目经理吗？这么感觉自己通透？
确实有一些人不是好东西，他们和当年的革命者是一回事吗？你这样也有点刻舟求剑了吧。
这类人的回潮恰恰是文革被粉碎的后遗症啊。国企当然有自身的问题，我也从来不否认，但是私企就干净了？我确实还是感到奇怪的。
你现在是在私企了，因此觉得心情放松了么？
今天的面子工程和毛时代毛关系，毛时代有时候追一下进度确实是事实，和面子工程有啥关系啊。
比如吧，我简单问一下啊，你觉得杜润生的文章如何，他是毛时代的遗留作风吗？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92459
周是师爷家族，行为也是师爷做派。
刘少奇是地主家庭，但是做的事情还可以啊，怎么了？大跃进的责任是周和邓的，刘作为弱势政府主席，责任不大。
不过这个人是技术干部,却主要干行政工作.
先搞小化肥是对的.
小化肥厂有几大好处.
第一,可以安排就业,工人小学文化即可.据说工作热情极高,抢险抢修奋不顾身.
第二,小化肥厂都是县级掌握,自产自销,增产效果明显,肥水不流外人田,氨水也不好运.
第三,工艺简单.经济上核算.据说比大化肥厂高一倍.
这点可能让人非常不解啊.主要与当时特殊的背景有关.
县级"五小",对本地短期是有利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都没注意到.
小化肥厂,是在大工业溢出后,才出现的.
就是说得先建造"母机",才能建造"子机"
直到这个时候,大小之争,才有出现基础.
说句白话,就是干事业,中间是不是需要停一下,调整一下.
其实都有道理.
最后得说一下,建国后对农民的过度剥削.
原因是农业产出以年计算的,不如此过分,就无法支撑宏大的计划.
这也是前三十年实际上战时经济的模式,,整个社会极其不宽容的原因.
也对也错.
就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了.
建国后对农民的过度剥削.
原因是农业产出以年计算的,不如此过分,就无法支撑宏大的计划.
我不反对字面意义上的统购统销，反对的是实际执行的按计划征购。
如果不走大洋全的156路线，建立工业体系的第一步用不着搞那么宏大的计划。
煤钢循环建立以后，工业体系就有了自增殖能力，不用再以农养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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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下我的看法，上面的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历程在农村的一些反映。
后面则是一些落后地区和国家的欠缺，比如道路的恶劣情况。
这就是显示了新中国的发展过程在落后国家的反映，尤其是阿富汗，忘记了一些地区的网址了，大概意思就是一个货车司机经过了艰难卖货的情况，而我国的绝大部分你地区已经度过了这个艰难时期了。没有道路啥都扯不上了。
阿富汗的领空还不是他们自己的# 阿富汗# 原创作品# 海外生活# 非法劳工# 无人机@抖音小助手 @抖音媒体内容优推官 @抖音热点宝 @抖音创作者中心 @抖音文创 https://v.douyin.com/i6rww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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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朝艺术家联合演出 司令官盛赞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爱国歌曲，因此格外喜欢孙楠，此后下令也要创作关于国旗的爱国歌曲，2019年1月火速签批新歌《我们的国旗》 # 朝鲜 https://v.douyin.com/i6rKgbxx/
这是朝鲜，大家关心的东西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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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底，对于四人帮成员的审判，成为了全中国上下一致关注的大新闻。
对于这次事件，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结道：“这是‘无法无天’时代的结束，是以法治国的新时代的开端。”
邓公也在百忙之中，观看了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严格调查
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代，邓公正是受害者之一，四人帮公开受审，也是邓公一直坚持的。
1981年1月26日，这是四人帮案件结果宣判的第二天。
当时，邓公会见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并和他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通过这次审判四人帮和这个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都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
审判四人帮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法制机构几乎被破坏殆尽。
因此，四人帮虽然在1976年已经被捕，但直到1978年，最高检察院才得以恢复。

在此之后，审判四人帮这件事情，终于被提上日程。
因为四人帮牵涉的诸多案件关系重大，所以，调查取证的过程格外艰难。
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期的法度废弛，即便是最高检察院，在办案的时候，也往往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许多调查环节都出现了严重的不规范，导致案件的调查，一眼望不到头。
这种现象，让邓公非常忧心。
作为国家领导人，邓公深知，如果一个国家在办案的时候，连合规合法都做不到，那就等于从根子上乱了。

四人帮这件案子是必须要做好的。
因为，只有这件案子真正结束了，才意味着新的时代开始。
所以，在邓公的督促之下，1980年，中央又专门成立了政法委员会，特别强调，要注重四人帮案件的办案程序，此案中的一切环节，要符合司法要求。
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再次强调，要加快对四人帮案件的审理，无论什么困难，都不能动摇中央调查此案的决心。
这份强调，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四人帮的各个涉案成员在面对调查的时候，都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不配合。

特别是作为主犯的江青，每当调查人员对她进行审问的时候，江青永远顾左右而言他。
有时，她甚至大发脾气，更搬出毛主席、周总理等人来为自己辩护。
凡遇到敏感的问题，江青便两眼一瞪，只说自己过去的种种罪行涉及国家机密，拒不承认。
江青这种做法，让调查人员极为头疼。
由于不断的被江青言语威胁，所以，许多调查人员束手束脚。
而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他们传达的精神，就是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放开手脚去干。

果然，有了国家的这份表态之后，调查人员再进行询问的时候，态度便果断坚决的多。
即便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也无法阻止调查的进度了。
力排众议
1980年九月，彭真作为代表，向邓公等人汇报了案件的调查情况。
政法委员会对四人帮做出了四大罪行，及六十条罪状的控诉。
每一件案子背后，都可能是成千上百人的冤情。
对于这一桩桩、一件件牵连甚广的案件，究竟如何审理，人们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彭真
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案子的审理细节不宜公开。
这么做也有充分的理由，一部分同志认为，江青等人的案子，的确牵扯到了太多的国家机密，一旦泄露的话，会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
而且，四人帮这些骨干成员在狱中并不消停，恐怕到了法庭上，还要大闹一番。
如果他们在法庭上又做出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只怕又要酿成丑闻。
这样的顾虑，合情合理，四人帮过去对于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以至于人们长期存有心理阴影。

此刻，面临四人帮的案子，绝大部分人想的都是机密审判，速战速决。
更有一些人想要干脆跳过审判这个环节，既然罪证已经明明白白的摆在这里，不如直接对四人帮做出处罚来的干脆。
但对于以上这些意见，邓公都表示反对。
因为，秘密审判虽然更加简单便捷，可以防止国家机密的泄露，但却严重地违背了法治精神。
当时，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艰难重建的阶段，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将来的法治运转，还没有充足的信心。

所以，此时此刻，对四人帮案件审理的态度，就代表了国家对今后法治重建的态度。
正因为四人帮所犯下的罪行牵涉全国，所以对于他们的审理，就更要公平、公正、公开。
自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取证，也正是为了保证对于四人帮的审判是合理合法的。
对于四人帮的罪行，就是要放在阳光下，让他们接受来自全国人民的审判，让判决结果受到整个社会的监督。
如果真如部分同志所说，整个庭审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那么，将来向人民群众解释的时候，又如何做到堂堂正正呢？

公平公正
四人帮的案件，发展到现在，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犯罪事件。
这件案子，解决得好，便可以一举肃清国内的风气，而解决不好，可能又要让国家混乱很久。
邓公的意见是，对于四人帮的审判要完全公开。
证据也好，起诉书也好，都明明白白地亮出来。
法庭上安排媒体记者，做全面的记录，影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都妥善的保存。
随后，向全社会进行公开。

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审判四人帮，是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
这样一件大事，是不用害怕被人民群众审视的。
邓公知道很多同志心里有顾虑，所以，他干脆在会议上把自己的观点清楚明白的讲出来。
他希望大家，无论如何，要考虑到国家未来的发展。
在邓公恳切的劝说之下，最终，大家同意了公开审理的方案。
随后，中央宣布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公开审判，审判的结果即作为终审结果。

各省、各自治区、各个机关、军队，都需派出代表，来法庭听取审判结果。
11月20日，特别法庭正式开庭。
据亲历者回忆：“特别法庭即设在公安部之会堂。入座候一小时有馀，至三点乃开庭。台上坐审判长、审判员、检察长、检察员、律师、书记员等人。台下全场为旁听人之座位，前已闻其总数为880人；据称古今中外所有审判庭，旁听人数之多以此次为最……八点半，电视播放今日开庭之实况，可谓迅速。此实况又通过卫星传递，向全世界播放。”
没错，这一次的审判，国家是极为用心的。
尽管80年代，技术还算不上发达，但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够及时得到案件的第一手资料，国家还是专门安排了电视台转播及广播报道。

现场的记者更是一刻都不敢分心，一字一句地忠实记录下了庭审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当天，直接参与了庭审现场的代表有六万多人。
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关注到法庭状况的群众更是突破了九位数。
国外媒体也对这件事，进行了跟踪报道。
而邓公也是观看庭审的观众之一，当天，邓公一直密切的关注着庭审状况，特别是关注审判中的每一个环节，是否符合法度。
庭审现场，可以说是状况百出的，这主要是因为犯人不受控制。
江青被押上法庭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就极为癫狂。

她先是当着众多记者的面，甩开了法警的手。
因为，她知道有影像记录，所以，不愿让人看到自己是被两个法警押送上来。
坐到被告席上之后，江青更是极为傲慢，对于法庭的讯问充耳不闻，还自顾自的摆弄着耳机，装出一副听不到的样子。
即便开了口，江青还是老一套，遇到关键问题，便两手一摊，说自己已经忘了。
江青这样胡闹，一个原因是，还沉浸在过去的美梦之中，以为现在还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可以靠着胡搅蛮缠蒙混过关。

但她错了，经过两年的重建，此刻的法庭已经有了完备的审讯制度。
按照司法要求，法官允许江青做了长时间的辩护。
不过，江青的辩护词可以说颠三倒四，毫无逻辑。
罪有应得
在江青辩护之后，法官也拿出了数年来收集到的各种犯罪证据。
谈及江青的辩护时，检察长十分严肃地说：“江青在她长达两个小时的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犯下的各种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从前到后都在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大概是没料到自己的诡辩会被这样无情戳穿，江青当场就变了脸色，又撒起了泼，在法庭上大吼大叫：“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同时，在做最后的陈词总结时，江青又把矛头指向了邓公等人，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辜受害者形象。
但任何胡闹的手段都没有用了，法庭方面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并且还请来了多位证人，包括江青曾经的同党王洪文，也出庭作证。
在审判的最后，法官拿出了长达一万字的审判书，总结江青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等等多条罪名。
由于罪行严重，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江青刚刚听到死刑两个字，立刻就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两个法警冲上来，都按不住她。
最后，还是其中一位法警冲了过来，对着江青无奈地喊道：“江青，你听清楚没有，判你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原来，江青刚刚过于焦躁，根本没听清缓刑两个字。
如今，听说自己不会立刻被枪毙，江青的情绪才稍稍缓了过来。
但是，一通大闹之后，江青的精力几乎耗尽了，最后，她几乎是被两名法警硬生生拖出法庭的。
江青走上被告席，和离开被告席的姿态，判若两人。
先前，她趾高气扬，可宣判结果下来之后，她再也没有从前那股嚣张气焰了。

而此刻，场外无数关注案情的人民群众，听到江青的案子尘埃落定，都不由得拍手庆贺，很多群众甚至还冲上街头，放起了鞭炮。
这一天，大家实在等的太久太久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江青一直玩弄权术，试图把所有人踩在脚下，大家已经受够了那种压抑的生活。
现在，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之下，江青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世上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对江青的整个审判有证据、有证人、有完善的记录，这是一次极其优秀的庭审案例。
这一场漫长而完整的审判，也意味着我国的司法制度，终于重新走上了正轨。

或许，这也是对江青最大的讽刺。
她当年兴风作浪，排除异己，把司法制度彻底踩在脚下，害了无数人，造成了国家长时间的混乱。
而现在，对她的庭审，则宣告了混乱的结束。
对于江青的判决结束后，其他人的审判也有条不紊的进行。
虽然用时很长，但总算把所有的案件都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也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曾经丢掉的法治精神，如今，终于回到了它应得的位置上。

了却了这桩心事之后，邓公也终于可以带领全国人民，放下过去的种种伤痛，迈开大步，去实现更为高远的目标，带领中国走进新的阶段。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何坚持公开审判“四人帮”》
年代回忆《1980年审判“四人帮”现场》
建国后其实根本没有过度剥削农民，已经参考了苏联的教训了。
四川等地方的灾难是因为旧中国需要的补课太多了，当然领导责任也是存在。
建立工业体系的第一步用不着搞那么宏大的计划。
你这个说法是多少具体数据？差不多也行。
同时，所谓过度剥削农民，在1960年之前就达到了高峰，其实还有很多浪费存在。
公社掌管分配没啥太大的问题，就是减少贪污和不公就好了。60年代灾害之后就基本恢复正常了。
已经开始工业反哺农业了，之所以有一些农村困难主要是公社村级领导的错误。国家已经尽量减少农民负担了。
如果新中国不从开始大而全，就不会有相对足够的产品，就不会那么多人生存下来，实际上死亡会更多。
你的小农模式并不可靠。看看缅北就可以知道情况了。缅北地方还是那么小呢。
煤矿、洗煤厂、铁矿、钢铁厂、铁路或水运网络，为上述单位提供设备的各类机械厂，为上述机械厂提供机床的机床厂。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需要增加电站及相应的矿山、材料厂、机械厂。
煤钢循环工业体系是工业体系的主根，可以自我增殖。有了主根，旁根和枝叶都不难长出来。
上海机电工业50-57年基本建设投资总共1.51亿元，58-62年共5.09亿元，加起来也仅仅比一汽多几千万。
60年一年的利税总额就高达22.91亿元。
你这个数据有啥意义？上海机电业厉害？比一汽厉害？这又能说明啥？等于上海覆盖了全国啦？
80年代，德国车厂，日本车厂和美国车厂，都处于西方阵营，甚至美国在日德都有驻军，他们之间不存在国家竞争，只有企业竞争市场，那么当时汽车产业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呈降低的趋势吗？
再进一步，假设美帝一统全球了，犹太资本控制了所有行业和企业，此时甚至不存在企业竞争，都属于一个总公司了吗，那么这时工人的受剥削程度会降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