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成长来的很好理解目前反腐反不完的局面。 能力和贪腐从来不是冲突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种大环境是助燃剂，能力强却不贪才是奇迹。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怕目前的反腐只是回光返照。理想主义相对于人类的本性实在太渺小。 主席老人家那种即满怀理想又能驾驭各种无奈严酷现实的特质太难得了
反腐变成了定点清除政治对手，自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啊！！
当年严嵩徐阶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自己也贪，结果毁灭了大明朝啊。
他们以为自己的贪没啥问题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呗？
再加上没人监督，于是就都收不了手了。
现处高位的几个，多年前离开央企系统去地方。重点查近5年，对他们属于敲打，未必有实质影响。
真正受冲击的是尚在部级、有晋升前景的一批。上代刚开花结果，下代就昙花一现了。
开个玩笑，不是真说老兄思想有问题，而是想说一下这句话。
如果有一天，某人忽然被身边的同事很严肃地说，你这人思想有问题时，可能会发生一下几种场景：
1、反击：你思想才有问题，你全家思想都有问题；
2、沉默：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合适，被他揪住小辫子了，下次要小心提防他；
3、赞同：您说的对，我的思想确实有问题，要改正。
以上这几种场景，在文革中，每天，每个地方都在时时发生着。
今天在网上，大家对这样的场景一点也不陌生，也不会觉得是个事，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天天碰到这样的场景，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哪有心思干工作。
如果这些场景发生在社会的上层，问题也不大，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TG在建党以来，上层的路线斗争还少吗，不过基本不波及到普通战士和群众。
文革不同，文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可以说，波及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大家都没心思干活，所以，问题就大了。
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局面是中美竞争，而这个竞争局面的形势，在现阶段又是中升美降，也就说只要中国不自乱阵脚，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就会稳赢。
而要做到这一点，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全国人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干就完了。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国力证明，中国人是最勤劳，最智慧，最能吃苦的民族，只要给他们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就能创造出这个地球最伟大的辉煌。
在我看来，现阶段国内鼓吹文革的人，与西方搞颜色革命的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唯恐中国的天下不乱。
大明朝而存在的吗？
那可惨了，的确满清在江南杀人不算多，但是帮凶的汉人的杀戮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是现代化吗？并不是，这才是核心和关键啊。
这类人的出国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现代化毫无意义。
但是郭沫若拒绝了，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革命之路，而且至死不渝，深度的参与了中国近现代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了。
此处应该加个极为艰难，而且不仅限于军事斗争，还有文化现代化之路。
他不是只为了复述一个屈原故事而创作的。
民间流行的那些诸如无官不贪、隔一个枪毙一个等等说法，实际上是故意制造官民对立的说法，正确的表达是无人不贪，官也是人，贪婪是人性，不自律，不自觉是人性，贪腐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办事野路子，业余路数，没有接受过职业化训练，名门正派都是硬桥硬马桥马合一，打形意拳、醉拳、野球拳的是业余选手。
反腐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反第一个问题，后期主要是整治改变第二个问题，野路子大都不干净。
职业化动作包括西方国家尊崇的程序正义，但不仅限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第三个决议里文革只有一小段，而81年主要就是针对文革的定性，还有那些对毛个人品质的判断。您认为第二个决议还没有第三个决议严重，却不引第二个里这种指控，与不让其他人难堪有什么逻辑关联吗。
或者您认为”拥毛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拥毛“，这种极端派性立场确实是文革带来的影响之一，不限左右，就像很多自由派认为不应该绝对自由就是支持专制一样。
1、这次反腐中级别最高的将领们，检查中有两句话：
（1）“我以为所谓反腐就是政治斗争”
（2）“我还以为到了这个级别，有点小问题也没关系”
批示：“现在还有铁帽子王？“（即谁也别以为是嫡系就稳了，国家根本利益面前，不存在什么“定向反腐”）
2、”我辜负了XX的信任。。。“
批示：（原话略）大意是痛心自责
3、某次实验作弊
批示：“XXX的实验上都作弊，这样下去甲午海战的悲剧重演就不远了! 。。。。这些人真是伤到了XXXX! 必须一查到底!”
4、军费
批示：“国家经济这么困难，只有军队的预算只能增不能减，结果就给我搞XX!现在的军队简直是XXX，什么东西都要XXX”
（从此，靠军费吃国家的那批人，日子该不好过了。实际上，今年年中相关部门就被取消了XX费XX补）
5、最重要一条：谈到了“杀不杀”。
虽然还是没有下决心（谈到了18大以来的反腐，尤其是山老板对此字的观点），但是既然提到了这个字，就说明已经很严肃的在考虑这个事了。
改开以来，冰冻三尺，积重难返 ---- 也不得不返，若再跟前任一样，再不严惩腐败并制度化反腐，那么，军腐国垮人民遭殃，并不是危言耸听。
但愿坏事变好事罢。这次能反到这个力度，也不全是坏事：
1、是常态化反腐、回头看过程中，主动发现的，说明制度化反腐初见成效
2、当年反徐、郭、房、张，看上去级别更高，但当时反腐的范围较小，用军中话说：“尚未反到我们这个级别”。这次明显扩大了反腐的级别、层次、范围
3、从军内反到军工、央企，“筛子一样清查”，谁也别想例外。接下来，还会有宣。
“丢人就丢了，谁让我们要的是里子呢?” ----- 做事情只要能做到不在乎自己面子的程度了，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不必再投硕鼠而忌什么“器”，也就没有任何不能被反腐的人、做不到底的事了。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真离兄最后这句话说得好：
除了这些，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坚定的优秀的现代化历史文化人物被改开骂成了那种样子呢？
这不是改开的奇怪之处吗？
什么叫现代化？郭沫若的一生就叫现代化，这不是表面的工业化能够解决的，还得靠文化。
真离兄提到郭老的《天狗》，我却想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文学——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 社会与人（蒋子龙、路遥）
（《乔厂长上任记》标志着改革文学的开端）
蒋子龙发表于1976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和1980年的《乔厂长后传》，完整地讲述了一个由前传、正传和后传组成的“乔厂长的故事”。由于是改革小说的发轫之作，且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实政治极其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也由于小说所跨越的时间恰好是从1976年到1980年（在这里，文本讲述的时间和讲述文本的时间高度重叠），这就是说，恰好连接了两个时代，使得后来者常常把“乔厂长的故事”视为改革时代的一个起源性寓言。
所谓的“连接了两个时代”，从生产方式上来看，是从“抓革命，促生产”变为“抓管理”，即从《鞍钢宪法》回到《马钢宪法》；从意识形态来看，就是从“革命”变为“改革”，这种时代的转变其实就是从一共到二共的转变，所以和乔厂长的光辉形象相比，工人群众的形象是模糊和消极的，乔厂长的故事表述着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性的消解和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等新的改革主体的出现。有人说改革文学在形象和影响上是在变相地礼赞十七年文学，但十七年文学中工人阶级的形象是光辉高大的，比如艾芜1958年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和草明1959年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更别说1959年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特殊性格的人》甚至将工人形容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冯友兰当时还感慨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觉悟了的”工人。
但是在《乔厂长上任记》中，重型电机厂的工人群众普遍呈现出消极怠工、懒懒散散的状态。小还特别描述了“顽劣”的青年工人杜兵作为典型。总体上，电机厂的工人是：
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灵魂都退化了。
其实也不止蒋子龙一个，像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9年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将军”的原型不仅仅是陈再道个人）、1980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1980年《潘晓来信》等都诉说着少年、老革命、农民、青年等各种群体的蜕变。
在1955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直接提出过“社会主义精神”的说法：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意涵是集体主义。由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所驱动的主体，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和深刻的政治觉悟，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的主体就是“社会主义新人”。所以，有无“社会主义精神”是区分“新人”与“旧人”的标准。因此当改革文学展现出人民群众中弥漫的消极怠工、懒懒散散、毫无作为甚至信仰缺失的面貌时，它的实质就是在剑指文革，仿佛这一切都是文革造成的，把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和10年时间划上了等号并且已经在进行肆意批判。
所以，才有蒋子龙创造的“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典型”这个乔厂长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他勇于向前，有铁腕魄力，具有强烈的权力意志却又厌恶权力斗争，同时精通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光辉形象，成为了毛主席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担纲者，成为了宗杰口中的“带头人”。
但是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
（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的）“根据是对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能完成这种转变的深刻信念。正如毛泽东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立足于由正确的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武装起来的意志坚定的人能够克服巨大的物质障碍的信念一样，现在毛泽东主义又以类似的信念来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毛泽东）寄希望于历史的‘主观因素’，即他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
在改革初期，作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乔厂长，却明确地区分于群众。他领导工人群众，却又与工人群众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并不身处群众之中，而且正因为他并不身处群众之中，才能领导群众进行改革。它的潜台词就是在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决定性地实际上是人为地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向极少数的精英分子转移了。
一共的革命叙事和二共的改革叙事是基于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案。一共的革命叙事所对应的社会主义方案依赖于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两个积极性。两个群体的互动与共同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保证。而改革叙事所对应的就是“专家治国”的方案，改革初期，如《雍正王朝》的邬思道、《康熙王朝》的伍次友等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形成为一个“新阶级”并以“新阶级”为主体构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案，作为知识精英的他们开始与人民群众有了清晰的等级关系。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变成了既坚持“社会主义精神”，又毫无保留地接纳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制以发展生产力的方案的形象。而只要有乔厂长这样的“新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就能保证了整个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这个方案也是容许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参与改革的方案：只有在“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得以深度参与改革之中。在一共的革命叙事中，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意义是“劳动创造世界”，它同时还是一个政治概念，革命是具有尊严的革命。在二共的改革叙事中，“劳动创造世界”变成了“勤劳致富”、“知识改变命运”，工人农民等人民群众就会成为一个最难描写的群体。劳动人民可以被同情、可以被代表、也可以被施舍，但不再拥有任何的革命性、主体性和地位性，甚至不配拥有话语权。😅
蔡翔说
20世纪50—70年代，传统常常藏在社会主义里，但在80年代，社会主义往往藏在传统里。
自二共的改开以来，其实所有人都身处一片洪流之中，在1989年开始的“后天安门时代”以来，可以说对历史和过去是比较失序和追忆的、对未来和前途是比较茫然和无助的，也就是激昂和困惑并存。整个二共的中国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理”，并且试图用这个“理”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变迁和未来的出路。而各人“理”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冲突。
自1978年的改开以来，在各个领域，改革都已经获得了正当性甚至是神圣性，所谓的激进和保守的政治分野其实不过就是“右里的右”还是“右里的左”之分。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他们所忧虑的，只是改革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本身。基于此，才能理解那句“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改革中解决”。
而回到对毛主席的评价这个主题上，也就不难理解邓天尊等人为什么把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这个任务看的这么重了。对毛主席一生功过是非的全面评价，不仅仅是关系到毛主席个人，是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辛丑国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放到国际视野中更是和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苏联变修、美苏争霸、中美关系等相连的，这些都是无法切割的，因为毛主席不仅属于毛主席个人，还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属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要想实现对历史——现实——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革命——建设——改革、一共——二共——三共等真正意义上的“大和解”，对毛主席的全面评价的历史任务是绕不开、跨不过的。
如果红朝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总会有人有时来完成的。
81年时应该还有不少，今天这个时候？不全都走“中特色”的路线么？还拥护毛？不说毛的“错误”就是政治不正确了好吧，
毛的个人品质？呵呵，为啥不说说某人孙女婿公布出来的家产就上百亿呢？当年那些人以为毛就独断专行？那一个退休党员还敢放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怎么说？
对了,明年就是某人120岁诞辰了,某人敢说他一点不是么？
只要打仗，军事装备部的军代表有一大批要枪毙
没有同学、老乡、战友、袍泽等关系，纪律检查是可以做到铁面无私的。习刚上来时，军纪委什么事都办不成，把中纪委拉上来，军内上下噤若寒战，铁板一块变成溃不成军。
我回复里针对的是您认为的第三个决议比第二个决议对文革批判更加变本加厉
因为第三个决议里依旧否定就认为比第二个严重，站不住脚
因为讲话里依旧否定就认为一尊没有改变对毛的认识，也缺乏依据
不再纠缠了😅
工人，哈哈哈哈，这个是共产党不得不做的啊。
但是现在不行了，工人成了社会的底层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办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两个儿子郭世民、郭世英相继被迫害至死。自已也时常被批判，面对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同志，他依然能写出当众赞美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没有鲁迅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坚强与倔强，也没有胡适那种浪漫与包容。但他却有为了共产主义理想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
做一个普通中国人，选择天狗还是两只蝴蝶，是不是很好比较呢？
韩晶晶
一、夹缬上的“工农兵”形象
夹缬是中国古代一类传统印染手工技艺，据张道一先生而言，唐代前便已出现，但从唐朝开始，才真正兴盛。宋代受政府干涉，民间禁止使用这项技艺，仅作为仪仗旗符等工艺用品。至20世纪50年代后，在浙南地区，夹缬才作为日用品在婚嫁习俗中使用。夹缬不同于其他印染技艺，由两块尺寸一致的花版对夹而成。因此，由夹缬所制作的图案十分丰富且具有相对对称的独特性。在图案选择上，尽管大部分夹缬纹样未脱离传统吉祥样式，但60年代后，作为婚俗使用的夹缬，却出现大量“工农兵”形象。
每块版面内容由中心主体纹样、开光式构图、四角修饰纹样三部分组成，这几点与传统夹缬相较，并未发生改变。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中心主体纹样形象上：传统夹缬主体纹样多以戏曲人物、龙风呈祥、状元百子、植物花卉等暗喻婚姻美满、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的图案居多，而在这床夹缬被面上呈现的却是各式各样的“工农兵”形象：头戴红军五星帽、身着干部装、卷袖赤膊露出健硕的臂膀，或在读书看报、或在种植劳动、或在庆祝丰收等等，一幅幅庆祝美好生活、进行革命劳动、军民一家亲的场景与革命样式，无不体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尽管画面脱离了传统吉祥寓意表达，且在人物动作形态上，具有“样板戏”程式化特征，但充满对生活欣欣向荣、鼓足干劲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工农兵”形象为何会在作为婚俗用品的夹缬上出现，本文认为这不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更是一种民间艺人及广大普通民众对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代表的国家艺术指导方针，自下而上的回应。
二、“工农兵”形象呈现在夹缬上的成因
（一）文艺政策重视民间工艺
就文艺政策而言，1942年5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创作向群众普及与提高”文艺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走到群众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文艺观，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开始，也表明新文艺政策对群众喜好、对民间艺术、对艺术大众化的重视。许多文艺家在这时期，积极响应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了系列如新兴木刻、年画、连环画、漫画、版画等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这是文艺工作者们对《讲话》文艺思想的回应。在这一阶段，艺术的主流创作者还仅限于文艺工作者之间，但《讲话》的文艺思想与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已经在民间艺人心中留有萌芽。
此后，《讲话》文艺思想继续体现在其他文艺会议及相关活动中。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期，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管理文艺、制定文艺制度的代表性议事活动：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深受国家领导人重视，并纷纷发表讲话。其中，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主要创造历史功绩的主体为工农兵。并明确提出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当作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郭沫若也在总报告中总结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文艺创作取得的成果，强调《讲话》发表后，新的文艺工作成就。第一次文代会延续了《讲话》思想，并通过文艺实践创作证明其正确性，最终树立《讲话》在新的文艺工作中的权威地位，为之后的文艺发展指明方向。1959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北海团城参观福建省工艺美术展览会，并指示要重视老艺人，发挥老艺人的作用。这一指示承续《讲话》思想，但所指示的艺术创作对象发生转变，从指示文艺工作者到直接面向民间老艺人。这种转变，一方面促使文艺工作者与老艺人共同合作，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艺人敢于自主创作。这使得文艺工作更加靠近大众，其核心本质依然是为大众、为工农兵服务。
（二）民间艺人在时代变革中自主革新
随着文艺政策不断深化，民间艺人开始加入创作队伍里。他们通过大量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自发地表达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拥护与喜爱。但民间艺术历来所表达的主体都脱离不了传统的趋利观念，表现的人物形象也不能反映新时代、新面貌，因此增添与时代相关、与主流思想相契合的新内容，成为民间艺人的首要任务。
如何创作出符合新时代的作品，这既需要了解国家的思想政策，又考验民间艺人的思想觉悟，还受制于大众的市场需求。作为婚俗中使用的夹缬被套，“百子图”、“状元图”、“龙凤呈祥”、“才子佳人”这类寓意美满幸福的纹样，历来是浙南百姓的首选。它们既与实用性功能相关，又与趋利避害的精神需求相连。但60年代之后，政府发动“破四旧”，传统图案不再适应新时代，艺人在摸索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变革：最先的变动仅是将图案上的人脸染蓝，使人物模糊化；之后又将花版上的人物“换头”，使其成为身着古装或戏曲服饰而头戴红星帽或鸭舌帽的混合型样式；最后才重新制作出一套完整的反映现代人装扮与生活生产的“工农兵”花版。至此，传统的夹缬纹样，才真正地完成转型，适应当时的时代环境，免遭淘汰。
（三）群众对夹缬有新市场需求
新中国初期民众多是未受教育的“文盲”，尤其在乡村更为普遍。民众不了解新环境、新思想，不利于社会大发展。美术凭借直观的视觉形象，一直承担着革命文化教育性，其教育的对象正是普通民众。如何教育？需从民众喜好入手。无形中，民众审美极大影响到美术的市场化需求，“工农兵”形象创作在这段时期达到高峰。究其根源，“工农兵”形象代表着广大民众本身，民众真正意识到自己才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主人。在艺术领域中，这种彻底地大众化与社会政治化，彰显了群众性文化革命的最终胜利。
三、“工农兵”形象在夹缬研究中“失语”
有关夹缬研究，前人学者多将重心放置在夹缬的工艺、图案、再创新等方面，而关于夹缬上富有时代性特色的“工农兵”形象，却广受“冷落”，缘由值得探析。
最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造就。传统夹缬图案在“破四旧”时期，失去市场成为被打压的对象。民间艺人对“工农兵”形象的态度：从被迫吸收转为主动利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民众对新思想的接受，其社会研究价值远大于审美价值。此外，在夹缬上所呈现的“工农兵”形象，大部分都是：积极的生产劳动、学习新知识、分享丰收的喜悦、展现军民一家亲等场景，尽管摒除传统人物及历史故事，但本质上仍是在歌颂生活，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还与夹缬理论知识匮乏有关。尽管夹缬工艺早于唐代出现，但宋代后，此项技艺便脱离百姓为皇室所有，民间夹缬几乎成为绝响。纵然近代以后，在浙南地区还少有流传，但工艺早已不复当年，且传承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仅靠老辈留下的花版模子传承技艺，缺乏革新，更缺乏理论深化。“工农兵”形象为夹缬注入新时代特征，但并未留下理论资料，后人看到身着传统长袍服饰而头戴红星军帽的夹缬混合型样式时，仅觉得新奇有趣，却无从下手。
最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忽视它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所响应的文艺思想。自《讲话》发表以来，作为国家的艺术指导方针，我国各项文艺活动都受其影响。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国家的文艺方针从原本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至此，“工农兵”形象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有关“工农兵”形象在夹缬研究中的“失语”现象，重点在于没有意识到这是文艺方针变更的缩影体现，仅将其过度简单化、概括化处理。
夹缬上出现的“工农兵”形象，并不是一个个例，其核心本质是普通大众对以毛泽东《讲话》为代表的国家艺术指导方针，一个自下而上的自觉回应，也是民间工艺在特殊时期，回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国家指导方针文艺政策的微观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