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一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 -- 天马行空

印象最深的就是搞统购统销时候陈云的两筐炸药的说法和后来大仁政，小仁政的争论。

看了这些过去的资料，我的感想就是不是因为计划而短缺，而是因为短缺才计划。

比如衣布匹，棉花在80年代以前一直面临棉花粮食争地的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南疆到北疆逐步培育棉花品种也搞了很久。

一直要到70年代末杂交水稻，杂交小麦大规模推广以后，粮食播种面积才开始下降。省出来地给经济作物让路。

化纤的引进也因为大三线建设而推后了。最后果子全给80年代摘了，然后一堆白眼狼出来埋汰辛苦种树的60，70年代了。看这些白眼狼就可笑，那么能耐，干嘛不去造个时光机给过去送送五鱼二饼呢？

就美国而言，那一个个冒出来的公司，哪个公司没有计划?产品研制，上市，营销，并购，每一步都有计划。同样，有些公司，因其计划不能适应市场或落后于新技术的发展，结果就消失。从这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不讲条件，不调查具体原因，单纯从字面上批评计划经济，这种做法是片面的。

如果只讲公司的成长与消亡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个政府的例子。美国为了环保，转移低端产业到其它国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结果是美国以前以钢铁煤炭产业的地区的经济崩塌，民众陷于生存困难的境地，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后果吧? 川普讲，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上台后，废除了许多环保限制的条款，让部分钢铁煤炭产业复活，这也是计划经济吧?

搞经济，没有计划是不行的。然而，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如果不能对周遭变化的环境作出正确的应对，也是不行的。

的缺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一个对企业业绩的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企业是没有奖金制度的。（其实有过，邓小平73年重新出山以后，在一些企业搞了对工人的奖金试点，多劳多得。后来被批判成“物质刺激”，取消了），特别是对大型企业的领导人的激励制度缺失。反之，干得坏造成企业亏损，对企业领导人也没有什么处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的企业制度下，除非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事业心，否则没人会一心为企业考虑。再加上文革期间的那种政治氛围，没有几个企业领导人会好好工作。想的首先是不要被人抓辫子打成反革命。所以啊，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就没有看见过广告。

至于个人自主创业，那就更谈不上了。

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不会有什么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更是没有。所以，在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斗争中，只剩下败退和解体一条路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永远也不可能产生：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百度、通讯、华为等等高科技创新性企业。

我以华为为例来说明。

2022年初，华为公布，2021年华为的利润大幅增长，2021年华为作为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年底分红高达420亿元人民币。任正非一人的分红可得4亿元（这还不包括他平时的工资和奖金）。

请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能产生华为这样的企业吗？

不能。

首先，就不可能让华为这样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涉足通讯行业。在毛泽东时代，通讯行业属于半军事化行业，一定是国家专管，民营企业怎么可能涉足？

其次，华为这样变态的996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怎么可能存在？任正非的4亿元分红是劳动所得吗？ 显然不是。是资本所得。

第三，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

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企业的领导人，都是党和国家给配备的和任命的。任何一个企业，要么设置了党委，要么设置了党支部作为领导机构。党领导一切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你给我找一家没有党的领导的企业来给我看看?

可是华为呢？

华为的任正非，是国家任命的吗？不是。

现在的华为，搞的是轮值董事长，“轮流执政”啊。计划经济下有这种搞法？没有的嘛

华为有党委吗？ 没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居然没有党的领导。这简直不可思议。

第四，国家计划

华为如果是一家国企，在过去，大型企业的生产计划，是一定要纳入国家计划来统一安排、统一调度、统一实施的。

但是华为呢？ 华为去非洲、去欧洲开拓市场，去搞这搞那，事先报告了国家吗？ 显然没有。华为都是自行其是。

但是，以上几点（其实还有更多）的“缺陷”，华为都占全了：不符合计划经济制度的分配制度、人事自主、没有党委领导、自行其是等等。但是，华为居然成了中国企业的一个高峰和唯一！成为中国企业的杰出代表！成为美国政府的眼中钉！奇怪。

所以啊，就上面几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不可能产生和孕育华为这样的‘偏执型’企业生存和壮大。而英特尔的郭罗夫说过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所以啊，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有高科技企业。有，也做不大、做不好。

而没有高新科技企业引领，产业升级就只能嗝屁。

而没有产业升级，你就干不过对手和敌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嗝屁。

苏联和东欧集团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以说你每天都在做计划，每天都在PDCA循环，对于人生、生活、工作肯定有各个级别和时间长度的预期和目标，不管是否清晰。还有一定程度的规划和行动，不管是否可行。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实施计划或自由经济的最小系统。

然后再回到国家，罗斯福的宏观调控，算不算计划经济？现代美国的农业调控，算不算计划经济？企业的目标管理和整体规划，算不算计划经济？法律对市场的平衡，算不算计划经济？就不说计划经济的典范GE了。

所以问题是，我们说计划经济的时候，说的是各种可能的形态。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各种级别的主体，会用各种新兴理论和技术。

而有些人说计划经济的时候，只会指向某个资源匮乏，孤立封闭，人口大幅增长，要建设还要备战时候的状态。那时候只有纸笔和电话通信，连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

能比吗？

时代变了，信息技术改变了组织形态，也改变了计划调控。

并不表示计划经济制度不行，计划经济要求的管理能力肯定比自由市场高，苏联时候的治理水平跟不上计划而已，只能越管越乱。现在有了高效的网络IT技术，我觉得计划经济的优势才能被体现。

投草的欢迎出来反驳。

人口暴增消费品短缺算什么借口？做计划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还做什么计划？既然早就知道棉花跟粮食争地，为啥不赶紧搞基于煤化工的维尼纶，注意啊这玩意用煤不用油，朝鲜61年靠自己的力量就搞定了，中国是61年知道朝鲜成功了才打算搞，63年从日本进口的生产线，结果国产化的九大维尼纶厂投产要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么慢当然让80年代摘果子。既然国际上也没封锁，难度也不高朝鲜早早就搞定，拖了十几年发展这么慢到底怪谁啊？事实就是化纤发展得连朝鲜都远远不如，70年代中期九大维尼纶厂建厂时还得需要朝鲜提供技术支持，这叫什么事儿。朝鲜也就相当于中国一个省，要是维尼纶厂能早早象朝鲜这样60年代每省建一个，70年代初就能超过79年的化纤产量。至于说被建设三线耽误了，说得好像人家朝鲜不建设国防不发展军工似的。。。

首先，做计划这件事是工业社会才能做好的，一个从农业转向工业的社会做不好计划并不丢人，因为上上下下都还不明白不能夸大和伪造数字。60年前后付出惨重代价以后才知道。

其次，做计划得有轻重缓急，新中国的次序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这就意味着工业人才是按照这个次序严格按计划使用的。最能干最有创造力的去搞两弹一星，差一点的搞重工业，再差一点的搞轻工业。到重工业轻工业这里，能仿制就好，也不用多少原生创造力了，所以没搞出来煤化工也正常，因为发现大庆油田以后石油和石化就耗尽这方面的人才了。

而朝鲜能搞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更高端的要搞，优秀的人才就干这个里。

首先是因为缺油，59年大庆发现前中国极为重视煤化工，另外就是已经有相当强的基础，别的行业是一穷二白，煤化工可不是，因为二战时满铁在东北大搞煤变油，工厂在抚顺，实验室在大连，直系后代就是抚顺石化和大连化物所，50年代抚顺不光是煤都也是中国最大的化工基地。土共办化物所的历史更是比建国还早，日本投降后满铁跑路，没带大连的日本科研人员，苏联油多自然也看不上他们这帮搞煤变油的，于是这拨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被土共果断接收。所以煤化工应该是当时基础最好的行业，比朝鲜强多了。一个直观例子就是煤气化炉，中国五六十年代就有三种风格的产品，分别参考抗战前南京进口的美国设备，日本留在大连的设备，还有50年代引进的苏联设备。搁那年代哪个行业能整出来这么多技术流派。。。

结果维尼纶生产线，扣去战争，更弱的朝鲜自己趟路也就七八年就搞定，中国基础更好，还是跟着人家走，还有日本和朝鲜的外援，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完成国产化，怪谁？一是文革耽误二是不重视轻工业，某些人总提运十，运十项目总投资只有“区区”5亿多元，这么多钱砸进去只拿出来个半成品，试飞两百小时就没钱了，可是建一个维尼纶厂一共才1.3亿，运十那投资够建四个维尼纶厂，相当于九大维尼纶厂的半壁江山了，九大维尼纶厂和运十同期立项的，是领导专机重要还是老百姓衣服重要？

谁有心思搞经济建设啊。。

我摘录一段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回忆文章吧：

【在“文革”大动乱中，周总理殚精竭虑支撑了这个局面，那时候他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他一方面不能违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决心，同时又要跟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斗争，还要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要抄我们的家，要批斗我们，周总理就及时下了决心：让我们搬到国务院来住。他公开跟造反派讲：我不能没有几个帮手，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许多事情都叫我自己抓，不合理，我得有几个帮手。在生产方面他主要靠人们讲的“三只胳膊”，靠余秋里、谷牧。所以我们以后就搬进了国务院西花厅附近那几座房子里。开始的时候大家讲，你谷牧一次也不出来那不脱离群众啊，效果不好。决定我一个礼拜出去三次两次。所谓出去就是挨批斗，什么都有，喷气式啦，罚站啦，游街，出去一次大体都是5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揪到你，早上8点出去，一般都搞到下午1点左右，最后回到国务院，这时人就像散了架一样，连水都不想喝了。这个情况坚持了一段，最后李富春向周总理建议，谷牧一个礼拜出去两次三次，又耽误工作，他身体也受不了啊。周总理说：什么两次三次，不出去了。此后我们就搬到国务院住了。】

国务院副总理，都是经常被拉出去批斗，还会有心思抓经济工作？不被打倒就算不错了。

反之，现在的干部们呢？ 天天都在抓经济工作。

我经常讲：中国的各级官员们，有一段时间，比如20年前，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工作，就是四个字：招商引资。

从乡长、县长、市长到省长，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疯狂的招商引资。（现在好些了，没那么疯狂了），中国的经济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才是抓经济工作的样子啊。这在全世界的政府里，都是不多见的。

你再对比一下文革期间中国的官员们的遭遇，就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提到：【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

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1966年的时候，还只是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保卫科干事；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1967年初，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

7年时间，从一个保卫干事，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姚文元：

姚文元，1957年左右，还是上海市卢湾区宣传部的一个干事。1967年，和王洪文一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由张春桥长期兼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

我想说的是，王洪文、姚文元最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是因为他们会搞经济工作的原因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们会搞政治斗争。

这和现在提拔干部的路径和和要求完全不一样啊。

现在提拔干部，主要就是看所在地区的GDP和经济发展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的原因。

就看他们扯的那些蛋就知道了。简直就是瞎话和笑话的混合体。

朝鲜很容易搞定了维尼纶设备，然后朝鲜能研发，中国煤化工水平更高，怎么不研发如何云云。 请问真是朝鲜自己能研发？设备能自己作？不靠苏联？中国自己躺平？有些人说话事实只讲一半嘛，BBC风格。

看看中国自己引进维尼纶设备的不容易，西方基本封锁，花了高代价才从日本搞了一套小设备。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017412

【党史学习教育之永恒的记忆⑬】维尼纶厂建设与十三公司的诞生

，从1963年开始，我国通过日本众多对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最终以“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民间贸易协定方式，达成从日本进口年产1万吨维尼纶（聚乙烯醇）生产设备的约定。但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技术和经济的封锁，进口这套设备十分艰难，与日方艰苦谈判后，是以远高出正常价格的代价才达成协议，花费了大量极为宝贵的外汇。

从上面也可以看到，大规模引进需要70年代和西方和解是必须的。

按照当时汇率是5000万人民币，后来复制日本这套年产1万吨的设备，就是九大维尼纶厂，每个厂投资1.3亿，当然从日本买设备，没包括土建，但反正钱不算多，1亿上下，跟运十那单厂5亿投资根本比不了啊。再说， 那年头不是讲究自主嘛，怎么不象朝鲜那样自己研究呢，非得花钱买呢？说明还是买技术省事呗。。。

另外马后炮的看，人家朝鲜1961年就搞定了一个3万吨的厂，中国基础更好，要是早点搞维尼纶，中苏分裂（60年）前也许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