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怎么看人类历史上，在农业文明时期，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农业社会地区呢？总的来说还是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草原游牧（包括渔猎+部分农耕部落）一是受大自然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农业耕作地带。农耕文明5000年来就通过历法、水利、积肥等，与大自然做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大自然对农业种植的影响。但是游牧地区则不然，风调雨顺则水草丰茂，人畜兴旺。干旱冰雪则草原荒漠，人畜饿死。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要依赖农耕地区的粮食、以及铁制品等生活物资，才能生存下去。获得这些物资，一是通过战争抢，二是通过贸易交换。然而对于交换来说，草原的产出，对农耕社会来说，其实是少得很多，因此要能维持平衡，农耕社会就必须给予补偿，才能维持贸易的持续。

在工业革命之前，在人类可以利用草原游牧/渔猎民族的矿产资源之前，农业社会的人对获得草原地带的土地是没有兴趣的。因此一般不会把游牧民族视为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政策上也不会对草原地带的民族进行补贴。因此战争总是不断。

在柏杨和黄仁宇等看来，北宋给辽的岁币，是一种贸易补偿，用于贸易平衡，因此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这大概可以算是最典型的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关系平衡。

满清王朝对蒙古和自身八旗的经济补助，也是一种平衡草原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国家政策措施。

在有补偿的情况下，农耕地区的商人是可以长期从事这种贸易，并从中获取大量利润的。在战争情况下，商人尚且要通过走私来获利，如果能够实现议和，农耕国家对游牧民族给予“岁币“，那么商人就可以通过合法的贸易把这些”岁币“都挣回来，且不再冒叛国、违法的风险。因此商人是欢迎的。

士大夫阶级为什么欢迎议和呢？不是可以通过”辽餉“等题目来盘剥百姓、或以供”岁币“的支出吗？士大夫欢迎议和，主要是制约皇权。战争过程中，武人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上升，这就会威胁士大夫阶级的文官地位。战争也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真刀真枪的场合，程朱理学就屁用也没有不说，还十分有害。因此通过议和，降低皇帝对军队的掌控，降低武人的可能上升，是士大夫阶级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徒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对后金的叛乱，明朝是否该打到底呢？是否该对满清整个部落进行灭绝呢？抑或应该和黄台吉议和，与之像北宋一样的岁币呢？我认为应该消灭努尔哈赤家族的男性成员以及白甲兵的主体，然后恢复原来的叶赫、乌拉、辉发、哈达等部落，给予贸易补贴，通过贸易来平衡东北地区等农业社会与渔猎部落之间的平衡。

这就类似抗倭战争，对于当时活动的倭寇各支，要坚决剿灭。但是战争一结束，就应该开海禁、建立海关税收管理。

我们在河里，曾经畅想过中国的教育改革：学文科的必须先修一门理工。在讨论明代财政、海贸的过程中，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畅想：学历史的除了理工外，还必须学一门经济。

郑和下西洋，已经是中国历史教育的热点，但是翻前阅后，还是没有讲到位：明代文官废除下西洋的理由，就是“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面子工程”。现在呢？尽管不再像明代士大夫那样“彻底否定”，也还是惋惜“没有像西人那样获得巨额利润，因此不可持续”。

另一方面，如果有公知吐槽中国现在建立远洋海军、南海建礁、巡航印度洋是“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面子工程”，他们自己也知道只能招骂而不能说服大众特别是年轻人。

没有海军力量的保驾护航，没有一定的贸易秩序，没有通用的国际贸易货币，所谓自由海贸，可能有吗？今天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有到这一步吗？

其实，永乐大帝派郑和下西洋，首先正是建立海上贸易商路的海军力量，2万八千随郑和下西洋的人员，军人占比极高。不用说，旧港宣慰司、安南布政使等机构，军人也在其中有很高的比例。

不过，明朝建立海军，不像陆军。遭到了士大夫文官阶层从一开始就全力反对的局面。明代陆军起自江南士大夫阶层完全不同的底层，建立过程也基本完全不受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朱元璋建立的军户卫所制度，因为包含有土地，成为独立于文官及其所属士大夫阶级的一种政治力量。胡惟庸案就是典型的朱元璋制止文官集团掌控军队的例子。

在有明一代，文官是用尽了各种下作的手段，特别是设计了土木堡之变，树立了于谦这么一个典型，最终达成了文官对武官的绝对掌控。

永乐建立海军，通过朝贡确立贸易线的秩序，并且通过郑和船队确立大明宝钞在这条商路上的国际贸易货币地位。这不是怎么看怎么对从事海贸有好处吗？怎么还遭到文官对破坏和反对呢？以至于传出兵部刘大夏毁掉郑和航海资料的弱智传说呢？——说一个国家国防部长会把设计国防的全部资料毁掉，绝对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在文官执政的情况下居然啥事没有还得到了赞誉——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对明清两代程朱理学君子大人是些什么东西！

所以明代文官集团对郑和下西洋的否定和破坏，是着眼于剪除国家海军集团（皇帝直接用郑和等宦官就是未了在文官集团之外建立海军）对于文官集团有可能形成新的制约力量的角度。郑和生前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在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特意自斟酌句地留下了两块石碑，记载了前六次下西洋的事迹和伙伴的名字，然后就默默地在历史中消失了，在文官的历史记录中，既没有他在哪里去世，也没有在何时去世的记载！

力主四战麓川，保住了云南以及缅甸等地主权的王振，直接死于土木堡。开拓黑龙江流域，创设奴儿干都司的亦失哈，也在土木堡之役后，被于谦们清除了。安南布政使司的丧失，也被文官推到太监、武官的头上。

为什么要彻底揭露批判程朱理学？因为有明一代，文官集团对国家主权做了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但他们就是用程朱理学——即满口的仁义道德，来掩盖他们的下作无耻。

今天余毒还在各种教材书籍里钉着，这是我们和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情况。

过去书籍文章中，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都作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在大跨度的历史视角里，出现了联系：

白银：现在开始研究明白了，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科举，是与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有着高度相关的关系。而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这些大宗贸易需要不受割据政权、朝代信用影响，能够流通塞北、海外的通用货币——白银。因此这些丝绸、茶叶、瓷器的集散地，也是白银的密集地区，由此推出宋元明清的科举，与白银分布，是高度相关的。

事实上，白银成为货币，初于五代，宋代给辽、西夏、金、蒙的岁币，约一半是银两。而这些游牧王廷，显而易见不会用这些银两全部做成首饰、随葬品，而是大量用来购买茶叶、布匹、瓷器、铁器（兵器）等，重新回流进入上述汉地商业发达的地区。明代中期开始，日本、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至清朝中期，白银一直是净输入。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之后的庚子赔款等，中国的白银通过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毒品走私等，大量外流。一般认为，中国在清末民初以前，流出的白银基本与明清两代流入的白银相等量。

以此为尺度，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以及他们取得政治权利的科举制度，与这条白银曲线，有着高度的相关：同起同涨，同时高潮，同时衰落，最后是同时消亡！

这里要注意到：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贸易‘江山依旧在’，但是白银不在了，科举和士大夫也就不再了！

士大夫阶层与商人密切相关，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区别这个阶层与更普遍的地主阶级的尺度。

程朱理学，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也是与这条白银曲线，有高度重合。宋、明两朝的东林党，都是在白银峰值波段，成为士大夫阶级争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组织。

这也像大陆漂移说，是大视角看到问题，具体细节还需要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

比如，明代白银是怎么从洪武、永乐时期的非法货币，逐步拱卒拱成了“合法货币”？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少，学界能看到的只有社科院的万明、人大的何平等很少几个有所研究。明代史料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以白银为储备，重新建立大明宝钞的信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代文官也不停地建议皇帝“采用”白银。只是，这两方面的资料都很支离破碎。可能和黄宗羲们“编撰”明史有关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大思想家”，都甩锅白银，这和他们推卸明代灭亡的责任是同一个工作。

不过，有一个很有趣的史料，就是成化年间，一个叫丘濬的内阁大臣，给皇帝上了一本他写的书《大学衍义补》，建议给白银合法的地位。《大学衍义补》是对宋代《大学衍义》的补，而宋代的《大学衍义》则是朱熹的徒孙真德秀写的程朱理学“政治哲学类著作”。这就把程朱理学和白银之间，连上了一条有趣、值得研究的连线。

简单直观地看，在程朱理学家眼里，白银可能非常符合他们心中的“天理”：用纯度、重量等自然属性标注“价值”，不依赖于各个朝代的“专制皇帝”，“童叟无欺”，（质地）千秋不变，又少而精——正像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或许黄金可以代表皇家、铜钱可以代表老百姓，而白银在黄金和铜钱之间，可以孤芳自赏。

一、视频留言：关于张居正，千户（专解明朝疑难杂症）应该再深入一些，不宜这么轻易的下结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后来顾宪成版的东林党，主要目的有二：除了打击泰州心学、重塑程朱理学，就是通过党争，防止内阁再出任何类似张居正的权相，其主要目的应该是阻止朝廷以白银储备为基础，恢复大明宝钞的信用。

张居正有些类似严嵩严世蕃（上位前看起来是铁杆士大夫阶级一分子，上位后却成了嘉靖的执政助理），张上位前看起来是铁杆的东林党，他曾经罢海瑞以保徐阶、以及拱白银的货币合法化。但是他上位后，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控制提高了文官集团的执政统一度，并且借白银计价“一条鞭”法，两者结合，就把大明的土地重新做了一遍清丈统计。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明朝中央首次掌握了600-700万两库存的白银，这样就对明朝的东林党人带来两大威胁：一是他继续执政，就可能搞钞法“改革”，以白银作为准备金，重塑大明宝钞的信用——即重新夺回国家的货币主权。二是他可能会对各个卫所的所辖土地，其中被各个官绅侵占的情况进行调查整顿。因此，徐阶集团才会痛下杀手，直接让徐的私人医生借痔疮手术搞死了张居正。并且通过对张居正实施前所未有的抄家，毁灭了谋杀的证据，并销毁了一切张居正关于下一步改革的设计方案。

在东林党背后的利益集团看来，像张居正这样的“叛变”者，必须要彻底铲除，并借机把支持张居正的泰州学派如李贽等，从肉体上消灭。千户应该看到张居正是东林党利益集团的“变节者”这一点。

二、现在看来，网络上社会大众对东林党的认识，还没有到位：

满清取代明朝，有三大结果，在以往的史书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1、朝廷不再试图发行纸币，而是以白银为主要（贵重）货币，以铜币为辅币。这就是满清的统治者，放着宋、元、明的历史经验不用，完全放弃了主要货币的主权。2、明朝各个卫所辖下的土地，被各级官绅侵占，到了清朝就合法化了，只要你纳粮纳税。也就是说，18%左右到明代国有土地，被合法私有化了。3、彻底消灭了心学流派，特别是泰州学派在中国社会的延续。清廷借口禁止东林党讲学，实际上程朱理学在各县各地大行私授，而真正被禁止是王门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老残游记》记载在清末还有对泰州学派余脉的灭绝性屠杀。

顾宪成版的东林党，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其实是借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完全实现了他们的“建党”目标。”三大思想家“顾黄王其实都是出卖汉族大多数人民利益、换取自己士大夫阶级利益的东林党利益集团的”漂白粉“”除臭剂“。

近一年以来，关于东林党、程朱理学问题，又读了一些书/文章。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认识：程朱理学和东林党（宋代），实际是出自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改革派PK保守派的斗争。而明代顾宪成版的东林党，只是程朱理学在千年历史周期中的一个小阶段，也是和张居正改革有着高度的相关。

而且，王安石变法，也是解构程朱理学与孔子儒学的一个关键：程朱理学和汉唐儒家，并非是一回事。现今中西“汉学家"们总是满口”宋明理学“、”宋明儒学“，其目的就是掩盖这种”不是一回事“。

老大今年明确提出的两个继承，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注意：并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优秀“二字，意味着同时存在着”不优秀“”糟粕“，甚至”腐朽“”反动“的传统文化。需要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而不是通盘接受/结合。

可以预计，从此刻至未来，大众与少数”精英“、体制内砖家，会就什么是优秀？什么是不优秀的传统文化，发生认识上的分歧。

东林党和士大夫问题，应该就是其中一个争论点。

自然，要不要把儒家与程朱理学区分？要不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差别？一句话，要不要解构中外”汉学家"们极力攥在一起的“宋明理学”“宋明儒学”，也是砖家精英与大众、理工科生争夺话语权的一个高地。

张祥龙教授做了比较好的工作。他是改开后早期在美国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借助对中观学说的研究体会，张教授对于西方哲学做了严厉的批评。要反驳他的批评，至少要先能够读得懂中观，至少要先对西方哲学有所把握。这对混学术圈子实则帮闲的学术杂碎们未免太苛求了。

张老师详细阐述了周敦颐、二程、朱熹是如何隐藏了理学的关键思想源泉。如果理学的理解到位，本来也不是大事，可惜这帮人既不真正理解自己要借鉴的内容，也有维护自身特权的需要，把个理学搞得有内在缺陷，还要冠之以儒学之名强奸孔孟。要是老孔穿越回来，还能不剁了朱熹？《爱莲者说》是进了中学课本的名篇，文笔极美，可是已经明显暴露了周的思想差距。

对于心学的理解上，前有黄宗羲的一通捣鬼（可笑一批伪学者大肆叫嚣要以文本为依据），后有国内一批伪学者一通乱讲，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成了个糊涂账。

谢老胡兄对张详龙教授的介绍，作为非文史专业的理工科生，更简易直接的可以从王安石变法来看到程朱理学与孔子思想的区别。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对联，广为人知：“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对”儒家“思想也可以说：不解构则是（孔）非（孔）皆误，后来评儒要深思。

明代东林党，显自顾宪成重开东林书院。重开，就可以看出东林书院不是顾宪成首创，他们几个明确说是继承宋代杨时（字龟山，冷丁一瞅还以为是日本人）。杨时是程朱理学的”程“的直系弟子，有个成语故事叫”程门立雪“，讲的内容就是杨龟山下雪天站在程颢门口求学，程大师和别人谈得兴起，把龟山晾在雪地里冻得半死的故事。杨时跑到无锡办东林书院，在程朱理学的”光荣历史“里叫做”道学南传“。从时间上看，发生在宋徽宗重用蔡京之后，正是变法派当权，对反对变法派进行”元佑党人碑“等”政治迫害“的时期，因此杨龟山跑到无锡办书院，有点儿被迫害而南窜的意思。

俺读书少，从读的一些思想史书籍中，似乎很少把程朱理学的产生，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一旦和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其实很容易看出，程朱理学其实就是为了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而”创新“出来的一种思想体系。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最近这一千年开篇的大事，王安石变法的思想依据，显然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依据中国上古”仁“”德“等价值观，改革社会以近大同的一次重要实践。靖康事变后至戊戌变法，文人士大夫主流对王安石变法都是彻底否定的。但是千年的否定，并未有人说王安石不是依据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也无法否认青苗法等王安石变法的变法方案不完善。而是主要说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官员都是”奸诈小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着眼着手于”利“，谈”利“则必然会朝廷上下”小人得志“，于是乎社会大崩坏。

理清这个历史脉络，就会看出程朱理学，是为了否定通过变法，否定富国强兵的变法，而创新出来的一种思想体系。它一直没敢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来源并非孔子思想，相反，程朱理学更强调它的思想来源于孟子。

明实亡于“东林”，极端的甚至认为魏忠贤掌权都比东林党对明朝有利，因为魏忠贤敢向士大夫和官商收税！😅

老孙兄说的现象，其实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文科）、传媒圈等并不认可网络上对东林党的看法。用我发小（国内出版界）的话：”哼，他们这是要整知识分子“！

关于明代皇家发生的种种大案，比如王恭厂大爆炸，宫内只死了皇子——魏忠贤侄女生的孩子。比如于谦是不是通过兵变搞出土木堡事变。讨论这些比较容易被带上”阴谋论“的大帽子。所以更重要的，其实是网络上是否能展开对士大夫阶层、以及程朱理学思想是怎么一回事的讨论。

拿范仲淹来说，现在还是伟光正的”楷模“形象。只要想一想：他凭啥能够用’官俸‘在苏州府买1000多亩地做'义庄‘？他这个义庄又凭啥能够历经宋、元、明、清传到民国?——只要范家后人参与一次反抗，比如满清的入侵，范氏义庄就不可能一直传下来不被没收。《岳阳楼记》中的漂亮话就成了笑话了。

东林书院自宋至明，都是打上了明确的icon：程朱理学思想。搞清楚程朱理学是怎么发生的？主要针对哪种”歪理邪说“而编造而出台？——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出台，而不是什么笼统含糊地”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那接下来的讨论就比较顺一些了，也比较容易搞清楚程朱理学（道学）与孔子秦汉儒学其实并非一回事，现在中外的”国学家“”汉学家“鼓吹的”宋明理学“”宋明儒学“其实目的是为了搅混水、夹带私货。

搞清楚士大夫阶级的存在，搞清楚了程朱理学的性质，谈东林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我以前也以为天启一朝只面对努尔哈赤一个战场，还是看网络小说才知道天启朝还有一场大战在打，一直打到天启死后，崇祯初年才完全平定，就是云贵川一带的“奢安之乱”，这一战争的规模和消耗也不小，只是因为不像农民起义军纵横中原影响巨大，所以名声不显，甚至历史教科书都没讲。我还专门搜索了相关信息：奢，是奢崇明——就是“凤凰传奇”唱歌的电视剧《奢香夫人》姓的那个“奢”，“安”，是安邦彦，这两个人都是云贵川一带的大土司。奢香夫人大约是和秦良玉差不多的对大明朝非常忠诚的女土司，但她的继承人奢崇明不然。当明朝在对女真作战失利调西南少数民族，比较能打的秦、奢两家出兵辽东，奢看到大明武力已经如此衰落，又给不出粮饷，就起兵叛乱了。（当然这里又不得不说东林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人家从西南万里跋涉到辽东打仗，却还要人家“自带干粮”！东林党天天用“大节”、“忠义”来要求别人“自带干粮”保卫他们，却不忘了自己上下其手。）奢崇明起兵围攻贵阳，后来被打败，退往山里，不久得到另一位大土司水西安氏的安邦彦的支持，卷土重来，两家合伙，兵势更胜，一直打到重庆城下。女将秦良玉的白杆兵有大部分是在和奢安作战，到天启死的时候都还未平定。

题外话：西南地区在奢安之乱前有播州杨应龙之乱，在崇祯死后又发生了沙定洲之乱，说明明朝对西南地区二百年的羁縻统治是失败的，当然主要责任在具体实施统治的黔国公沐家，一代又一代黔国公不但没能把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改造成大明国民，反倒被影响的自己都快蛮夷化了。金包衣小说里提到的黔国公沐天波的老爹因为行事太过狂妄胡闹，被他亲妈毒死了。沐天波本人对于沙定洲之乱更是无能为力，早在农民军大西军到来平定沙定洲之乱前就失去了对云南的统治。

拉美白银在明末大量输入中国，主要滞留于在江浙沿海这些既生产茶叶丝绸又能做海上贸易的地区。因此在江浙地区产生了拥有大量白银的大商人、大地主。他们形成的政治集团就是东林党。由于白银大量输入并集中于江南，导致全国通货膨胀，尤以北方这些不生产丝绸茶叶瓷器的地方受害最为严重。财富分化导致北方人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而江南商人则坐拥白银对北方漠不关心。

江南商人的盘算是，架空北京，坐实南京，把政治中心转移到南京来。

北京陷落后，东林党自以为得计，迅速建立南京弘光政权。奈何缺乏军事实力，被满清吊打，嘉定三屠扬州十日。

这些东林党人（吴伟业、严绳孙等人），又按照朱耷提供的明朝官史，以隐语私修明史，是为《红楼梦》。堪称伤痕文学的老祖宗。

明朝中后期张居正改革以后，朝廷丧失了货币权力，同时东南沿海的官绅因为积极参与早期全球化，手中囤积了大量的白银，成为决定整个国家货币供给的力量，这支力量推出来的政治代理人，就是东林党。

几个要素：

1.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基本被剿灭后，接着就是隆庆开关，代表明朝开始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于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官绅近水楼台，成为早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2. 张居正改革，将帝国财政白银化，等于主动放弃了货币主权。

3. 东南沿海官绅由于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手中囤积了大量的白银，逐步掌握了整个帝国的货币发行权。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不断地把自己的政治代理人送进朝廷。

4. 万历皇帝因为搞不到钱，其与官僚集团（此时已被东南官绅的政治代理人控制）之间的矛盾逐步恶化。皇帝对官僚逼得越紧，官僚们的反抗自然也就越激烈，冲突激化到了一定程度，官僚们自然要抱团，于是各种党，如齐党、楚党、东林党自然就出现了。

5. 到了天启年间，因为辽东战事以及各地灾荒，皇帝与官僚们关于钱袋子的冲突比万历时更激烈，给了九千岁上位的机会。

6. 天启死后，崇祯被东林党忽悠，清算了九千岁。此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为帝国和皇帝的钱袋子出力了。

7. 于是，大明亡了。

期无法改善，掌握使用权的蛀虫必然损公肥私，掏空所有者的权益。表现在企业经营上，是大股东转移资产套小股东的钱，大股东赚的盆满钵满，只留给小股东（包括股民）一地鸡毛。表现在国家治理上，则是利益集团假借国家名义剥削老百姓，典型的例子比如“爱国捐”。

当时在华传教士与耶稣会和天主教总部之间有书信往来，还有述职报告发回欧洲，有些传教士还写有回忆录。

这些资料有可能现在仍然存世，但是要懂教会拉丁文才能看懂，而且还要得到教会的允许。上海澳门里斯本梵蒂冈有可能有这些档案。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642602

此贴对瞿太素来龙去脉说的比较清楚，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写了一本《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值得一看。

教会对民国至今的学术界，影响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