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而这，又是国内国外研究东林党、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学者、文章普遍避而不谈的。实在躲不过去、被问到了，往往就用一句”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皇权，搞宝钞就是要盘剥人民“。因此士大夫们与皇权的斗争（包括白银货币化），就刷上了一层”正义“的色彩。

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铸造铜钱、但是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铸造银币呢？既然大家（主要是商人、士大夫，农民工匠士兵用铜钱足矣）喜欢白银，铸造起银币，岂不是既国家（朝廷、皇帝）保有了货币铸造发行等主权，又照顾了士大夫、商人对白银的偏爱吗？沿海商人对于从美洲流过来的”墨西哥鹰洋“是完全接受的，同理可以推断出中国商品出口线上的日本、朝鲜、越南、马六甲、阿拉伯、欧洲等商人完全可以接受中国自己铸造的银元银币。这也包括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满、蒙、回、藏）、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商人，他们都没有理由拒绝接受中国的银元银币。

为什么不呢？

显然这个并不能简单地用”市场选择“这个社科界惯用的‘法宝’来解释。

因此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喜爱“白银的社会阶层，推断在士大夫阶级、东林党组织里，对此有战略上的考量——与皇帝争夺货币主权。这符合研究思考的逻辑。

按照最新的研究，明朝的货币白银化，时间早于从日本、美洲吸入白银。朱元璋收云南为省，重要原因也在于云南是中国最主要的白银产地，产量在全国采银的六成左右。知名学者全汉昇根据史料中收集的银矿税额，对明清云南的银产量作了估计，他估计在明代中叶云南每年的银产量约在34万两左右。但史料中记载朝廷收到的白银，只有区区2-5万两。万历皇帝派矿监去云南，能被直接打死，成为无头案。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估计，明代从美洲、海外吸入的白银，保守估计有9亿两左右。而张居正改革后，明朝户部最多持有过400-600万两白银，估计只占明朝社会上白银总量的千分之五，即使加上铜钱的总量，估计户部能掌握的货币也不会超过货币总量的1%。

有朋友会问：明朝皇帝不是还有内帑吗？对，最近的研究，将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初年，为平定努尔哈赤叛乱而支出的内帑，总计大约2000万两左右。虽然估计万历皇帝收入内帑的矿银榷银，不是张居正改革后的户部存银高峰同期。但即使如此，加上内帑，国家手里的通货总量最多也只占通货总量的3%。

想想，如果现在一个国家政府只掌握总通货量的3%，是一种什么情况？

最后，上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惊奇地发现：万历皇帝真的铸造过银币！——矿银背四钱（或者叫”万历通宝背矿银四钱“）

看来还有故事可以挖掘

杰克马蚂蚁金服，配套西湖大学；柳教父的滴滴神州打车，配套泰山会；以及林林总总的金融创新、P2P等等，其实早就意图明显：要在中国金融开放之际，占领银行金融行业领域。因此研究历史上的东林党问题，对于看清楚现在的社会现象，是有高度联系、相关的。

从宋代、元代，中国远洋贸易一直保持了从南中国海经东南亚、直到印度、波斯湾的贸易——史书一直没有说，但是明代和宋元其实一样，中国生产的瓷器、丝绸、茶叶等拳头产品，一直畅销于西亚，而这条贸易线上中国的进口需求也远小于出口，因此在宋元时代，中国也是白银入超。

郑和航海成果被销毁、马六甲旧港宣慰司以及越南布政司被撤销，也是有重大经济利益在背后起决定作用：中国士大夫阶级不是单纯的大地主阶级的精英，也是大商人阶级的精英。郑成功家族在明末，不过以海盗舰队控制南中国海贸十几年，就积累巨额黄金白银，数量远远超过有明一代的、200多年海贸总税收。（不幸的是这两者的比较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实际情况应该是士大夫阶级从明初，就极力阻止明王朝建立海军力量。而郑和等宦官的身份，其实就隐含着皇帝要在士大夫阶级之外，再建立一个制约士大夫阶级的军人集团。因此明朝文官用各种手段消灭了中国皇家海军，就是顺利成章的事了。

说”张居正改革，将帝国财政白银化，等于主动放弃了货币主权“值得商榷：越来越多的历史证据，指向的是张居正是主张白银货币化的集团的”叛徒“——张居正原来应该属于徐阶”江南士大夫地主商人集团“（百度阐释的东林党雏形），这个集团支持他搞掉了高拱、海瑞，让他当了内阁首辅，同时”塞“给了他几个内阁成员，比如山西商人世家的张四维，苏州申时行等。要是不明白为何如此，可以参考彭斯在川普内阁中的历程、作用。

张居正主政之前，一条鞭法早已在大明很多地区施行，也就是以白银为计量税赋徭役的”合法货币“。张居正其实是用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从而进一步推动白银货币化）这个‘大萝卜’，顺势把全国的土地、人口重新清查了一遍。一条鞭法+清查土地人口的改革，让国库存银上升到400-600万两。接下来张居正计划要做什么？我们现在既不知道张居正改革的谋划智囊班子都有谁，也不知道张居正有哪些进一步的改革计划，都像郑和航海资料那样被销毁了。不过从后来万历皇帝铸造银币——万历通宝 矿银背四钱——从这个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看，张居正下一步的改革计划，既可以是通过铸造银币以收回国家货币主权，也可以是库存白银为准备金，重新发行大明宝钞。这是士大夫阶级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张居正必须死！赶紧死！通过徐阶的家庭医生给张居正做痔疮手术（通过药物制造痔疮应该也不难）搞死他，还在张死后对张居正进行抄家、灭门（两个儿子一个儿媳自杀以及若干家人饿死），这其实是东林党士大夫阶级对”叛徒“执行”家法“。

不仅是我们，而且我们的孩子、外国人，都会想不明白为什么区区7万（还是号称）八旗兵能统治大明上亿人口这样规模的国家？只要看看满清入主北京后，一、承认了各地官绅对明朝卫所土地的侵占，二、不再试图发行纸币，不再与士大夫阶级争夺白银的货币主权；三、承认程朱理学为中国唯一思想正统，让士大夫阶级继续玩科举入仕、统治中国社会中下层的社会制度。看明白这三点，就不难想到明朝其实是被士大夫阶级出卖给满清这个地方军事部落的。

我们前面几个帖子谈过，从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初年的千年历史中，会看到士大夫阶级在中国兴起、占据了统治地位、最终衰落的过程，与白银货币化进程有着相当高的同步：从五代末期/宋朝，白银开始逐步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外邦的朝贡与贸易中，以“上币”的角色出现。到明清海量白银进入中国，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鸦片贸易、战争赔款等，致使中国社会中的白银又海量被西方殖民者掠走。宋元明清四朝进士榜，从地域分布看与丝绸、茶叶、瓷器等贸易中心，基本重合。当白银大量减少之后，士大夫阶级也在同一时期失去了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控制、影响。

“白银货币化”的内容是什么？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种情况：

1、白银（作为贵金属）被铸造成金属货币——银币“。

2、白银被铸造成纯度一定范围的银块，以自然重量来计算价值。

3、以白银为锚（准备金），发行纸币。

还可以算白银货币化的第4种情况：某一国货币以白银为锚、发行纸币。其它国家以这个国家的货币为锚，再发行本国的纸币。

然而，国内研究白银货币化的文章书籍，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1、3两种情况，仅把情况2，与”白银货币化“的内涵等同起来。这是值得琢磨的第一点。

其次，国内研究白银货币化的专家教授，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1、3两种情况下，货币的定义/定价、发行/管理权都在国家政府手里。而以银块的形式、以白银的自然属性重量作为货币，货币的定义/定价、发行/管理权就不在国家政府手里了。

这些专家教授，本来是很爱谈论”公权力“和”私权力“的，也很热衷于批判皇权。但是等到需要谈货币的定义/定价、发行/管理权问题时，他们却忽然都闭口不谈”公权力“和”私权力“了。这是值得琢磨的第二点。

中国宋元明清的历史中，”白银货币化“始终沿着第二种情况发展。在国党南京建政后，在1933年第一次货币改制中，试图实施第3种情况的白银货币化，但是被米国通过大幅提高银价，将白银从中国社会中大量吸走，导致国民政府的第一次货币改制破产。国党被迫接受第4情况：以英镑和美元作为准备金，发行法币。

现在中国的钱币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都展出在中国境内出土的中东地区、欧洲地区的金银币。明清时期，中国也收入很多西班牙在美洲铸造的银币（鹰洋）。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对于白银铸币，是完全接受的。所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即只搞银块、以重量这种自然属性计价，而且在接触到外来的白银铸币后，仍然坚持不搞银币。那些专家教授爱说的“由市场、自然形成“，至此显然是不成立、不合（货币/经济）逻辑的。

为什么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在千年时间里，坚持只搞银块、不搞铸币？

明代有个叫邱睿的官员，曾给明孝宗上了一本《大学衍义补》，劝皇帝接受”白银货币化“。南宋有个叫真德秀的士大夫，写过一本《大学衍义》，他是朱熹的徒孙，在程朱理学派中有很高的地位。明代邱睿的《补》，其中有真德秀没有谈到的白银货币、土地兼并的内容，是程朱理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主张——《补》主张皇帝接受白银作为”上币“，主张皇帝不要搞褚币（宝钞），主张皇帝不要限制土地兼并，要坚持”藏富于民“。邱的观点，和宋代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士大夫观点基本相同（可以参见苏轼弟弟苏辙关于”不抑兼并、富民有利于国“的文章）

邱睿的《补》是不是证明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士大夫阶级有理论、有计划推进的？这个想听听河友的观点。

中国白银货币化的特殊形态——情况2，还应该从国际贸易的顺逆，来找到原因。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宋代和明代，中国社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力是同一水平的。彼时中国相比于周围国家、民族，在生产制造能力上是有很大优势的。宋代和明代，中国大宗国际贸易的前三，都是丝绸、瓷器、茶叶，以及粮食、铁器、纸张等等”国计民生“特别需要、特别偏爱的产品。但凡国际贸易，长期交易之下都难以保持平衡，都会存在顺差和逆差。而顺差和逆差又会反过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持续，解决不好，要么贸易萎缩终止，要么导致战争。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还知道：1、宋代一直给北方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蒙元，交付”岁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白银。2、明清白银的输入，来源是日本、美洲。3、鸦片战争源起于中国对英国的国际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直到英国不法商人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才转逆为顺，导致中国社会中的白银开始外流。4、明代与宋代的区别，是明朝始终没有向北方民族政权交付”岁币“。5、有明一代，北方的边患一直也没有停歇。即使是”隆庆开关“，也没有保持几年和平。到最后努尔哈赤联合蒙古诸部落，再次打进汉地，入主了中原。

以上几点，从贸易顺差逆差的角度，可以看得明白：宋、明中国社会，因为高于周边的生产力，因此国际贸易始终是顺差的。但是，如果周边国家没有持续的支付货币，又该怎么办呢？

摆在中国皇朝面前的，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给北方民族以货币补偿，结果是彼此维持持续的贸易和和平。二是不给补偿，但是要面对北方民族不断暴发的寇边，因为草原民族在马匹资源和骑兵养成两个方面，始终对农耕社会有压倒性的成本优势。

大体上宋代是前一种，明代是后一种。

宋代给辽、西夏、金、蒙元的”岁币“，含有贸易顺差的货币补偿的意义，因此这部分货币，最终还是要回到汉地丝绸、茶叶、瓷器、粮食、铁器等商人手里，回到产生了最多进士的地区。”岁币“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通人，不仅是沉重的额外的税赋负担，也是向蛮夷低头的屈辱。因此对于拿到了从”蛮夷"手里回流的货币的人，就要特别小心要隐瞒这种货币回流的真相。相比于白银铸币和褚币（纸币、宝钞），银块则是一种非常难以追溯来源的“优良上币”。

到了明代，文献显示中央政权在货币主权上，最终处于了绝对弱势地位。诸多学者研究明清之际到底有多少美洲、日本的白银流入了中国? 宽者估计美洲白银的大半都流入了中国，保守的也估计有三亿两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流入中国，取中间大约有6-9亿两白银流入。那么明朝朝廷手里最多时（张居正改革时期）才仅仅有500-600万两白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明代的农民、手工业、军户没有也不会用到白银，他们主要用的是铜钱。因此几亿两的白银在士大夫阶级，传闻李自成进北京，“追赃”拷打士大夫，搞出了7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一斑。

阻止皇权掌握士大夫阶级到底有多少钱，银块亦非常好的一种货币形式。

因此，宋元明清千年历史中的白银货币化形态问题，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程朱理学派如邱睿的《大学衍义补》，只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理论。

先秦，汉，唐，宋，这几个时期的儒家实际上差距很大。宋代的主要思想都认为自己遵从的是“思孟”的思想，也就是子思-孟子这一派。所以孟子才取代了颜回成为“亚圣”。王安石也是当世大儒，变法前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准备工作，他的学派后来被称为”荆公学派"（也叫“荆公新学”），但最后随着变法失败道统断绝了。同时期还有张载的“气学”。更早的还有范仲淹“庆历新政”时期的李觏（王安石的思想实际上受到了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儒家和以前有很大区别，虽仍然以儒家为名，但实际上都是利用儒家经典提出自己的思想，也就是“六经注我”。那时候恐怕孔子复生也会被踢到一边去打成“异端”。冯友兰把这一时期的儒家称为“新儒家”。

程朱理学虽自称是“思孟”一系，但后人认为实际上融合了“佛老”的思想，甚至根本就是来源于“佛老”。

再后来明朝的“心学”被认为最初来自“二程”中的哥哥程颢（“程朱理学”中的“程”是弟弟程颐），所以通常合称“宋明理学”。（但按现在某些人的解释“心学”和张载的“气学”也有很深的关系）

假兄所说，的确见于很多研究宋史、古代思想史的书籍文章。但我认为即使有王安石自己称说其思想源于孟子，也是不能得出”王安石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呢？

因为”邹人孟轲（kē）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二，周显王三十三年（前336年）“

孟子的思想，旗帜鲜明地主张”义先利后“、”不言利“。而孔子自己的孙子子思，则持”先利之“。王安石变法的主旨是”先利之“，而程朱理学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要点也是”言利败坏人心，固靖康之祸因也“。

今天的学术界有些专家偏好上述司马光的调和说法，我推测王安石当年面对反对变法派推出孟子的义利之说，来否定变法的情况下，也会采用类似司马光的说法。但这不能成为”王安石思想源于孟子“这种说法的证明。

事实上，体现王安石思想的、曾经为大宋全国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三经新义》，保守估计应该刊刻印刷了2百万册以上（甚至毕升的活字印刷也是这种大批量、多地区印刷需求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而寺庙充其量不过几千近万的印刷需求，雕版足可以满足），这么大量的单一版本，在程朱理学兴起之后，竟然被焚毁得一本不剩！这种焚书的程度，是秦始皇远远不及的！！如果王安石思想和程朱理学都是源于孟子，会是这样的结果吗？

至今研究宋学的专家们几乎都不敢直面这个焚书的史实，可叹！

阳明心学也是如此。经过以东林党为首的程朱理学派的“努力”，到了清末，中国人要从日本出口转内销，才重新认识学习阳明心学。今天大谈“宋明理学"都是一家，也是无视历史上残酷的事实。

至于假兄说设使孔子在宋代复生也会被打成异端，这个是有根据的。因为就在司马光之后，子思”先利之“的来源《孔丛子》，就被程朱理学派认为是伪书了。直到今天，清华”李学勤据河北省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竹简，著《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认为：《孔丛子》虽不像传统所说是孔鲋所撰，也非地道伪书，“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

回到我们的主张：解构古代儒家，要把程朱理学与孔子为首的儒学，区别出来，才能”去芜取精“。

实际上宋儒推崇孟子可以认为是继承了韩愈的思路。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后经历了很长的低潮期，比如魏晋时期流行的是佛老思想，士人们喜欢“谈玄说道”。是韩愈通过确立“道统论”，明确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重新梳理了儒家思想，才引领了儒家的复兴。宋儒基本上都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儒学的。而汉儒的尊孔子为“素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谶纬学说”则被抛弃了（比起后世，汉儒有些“原教旨”的味道）。同时孟子在宋代得以配享文庙，取代颜回成为“亚圣”，而孟子这条线上的曾参和子思后来也分别成圣人（“宗圣”和“述圣”），这三人与颜回一起配享文庙，称为“四配”。孔子为“至圣”，这样儒家道统就成了“至圣”传“宗圣”，“宗圣”传“述圣”，“述圣”传“亚圣”，而“复圣”颜回则完全成了孔子的“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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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即使是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别也很难弥补，甚至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西方三大宗教都信上帝，但仗打到现在还没结束。中世纪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都是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美国的建立也和清教在英国被打压有很大关系。而美苏争霸也可以看成天主教和东正教斗争的延续。

儒家内部的斗争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也说不上和气。孔颖达、郑玄甚至遭到刺杀。

而北宋儒家，除了表面上的学派之争外，更根本的是利益之争，王安石变法前已经是当世大儒，和很多名人（如司马光等）都是好友。可变法开始后这些人纷纷和他决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本质上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旧党”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是损害自己利益的法不可变，如果是有利自己的那就是“可劲儿变”了。文彦博甚至赤裸裸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对比其他政治斗争，旧党胜利后只是烧了《三经新义》而王安石本人仅仅是罢相已经是宋儒很客气的表现了。到了明朝张居正，刚死几天就被定罪，剥夺一切荣誉，差点被开棺鞭尸，家里还被抄了，全家被断水断食饿死十几人，长子被严刑拷打最后自杀。

关于货币的感悟认识

货币是人类社会选择的一种东西，用之可以买到社会和自然的大部分其他东西和劳动，也可以以之标注衡量大部分其他东西和劳动。与货币五大功能解读（流通工具、价值尺度、财富贮藏、支付手段、国际货币）相比，此处加强一下：货币是“人类社会的选择”，适用的是“大多数”，而不是什么“神、天理”等人类社会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也不是人类认识范围内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之为尺度。

货币对于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各种物质生产制造，可以用水之于农作物（如水稻的生产）来理解认识其作用/规律：不足，则需要灌溉，多了则需要排水。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如今），即使懂得这个道理，也无法实时控制，只能波段式的调整。

对于货币的生产供应、发行控制，既可以由公权力来操作，也可以由私权力来操作。还受国际贸易（或者地区贸易）市场自然调节，主要形式是贸易的顺、逆差。

货币以及货币的“灌溉”“排水”涉及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人类社会于此是朝着由私权力、向着公权力方向来发展的。

货币“灌溉”“排水”如果由私权力来控制，可以通过货币供应的“宽松”和“紧缩”，创造出购买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公司）的最优价格和最优时机。犹太金融家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他们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近代、当代的西方社会。

在中国农业文明的最后千年，可能士大夫阶级也掌握了这个规律。

白银货币化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以贵金属的自然重量属性为价值和价格的尺度，以银锭、银块、银元宝等形式出现。第二种是以贵金属铸币的形式，以社会规定为价值和价格的尺度。第三种是以贵金属为准备金，发行纸币、贱金属铸币。第四种是某国采取第三种形式的货币，而其他国家则以此国家的货币为准备金，再发行本国的货币。

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是起自唐末、五代，经过宋、元、明、清等朝代，最终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国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的两次货币改革，都还是属于白银货币化的范畴。因此单独局限于某个朝代，说完成了白银货币化，是不符合学术逻辑的。

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千年长度都是采取了上述第一种形式。因此目前流行的“白银货币化”研究、都默认第一种形式为白银货币化的全部内涵，这也是不对的。

此外，在白银货币化与古代纸币的研究中，一些相关政治经济学”定论“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明代是极端专制，朱元璋搞纸币就是要掠夺民众“，比如”西方发行纸币是基于国债，因此是信用货币，因为议员是民众选出来的，是代表民众的利益的“；比如”白银在明代取代了大明宝钞，是市场的选择，而市场选择总是合理的“。

中国自唐末宋至明清，对外贸易以丝绸、瓷器、茶叶为长期强势商品（对北方游牧地区还包括粮食、布帛、铁器等），对外贸易一直以顺差为主，因为贸易顺差从而导致贵金属不断流入中国。如果某个国际贸易地区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国际贸易就难以长期持续，对此的解决一般有两种：一是贸易货币补偿，二是战争。

宋代给于辽、西夏、金、蒙元的岁币，其中有贸易补偿的成分。岁币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通过合法和非法的边境贸易回流到丝绸、瓷器、茶叶、粮食、布帛、铁器的商品集散地。

明代不给蒙、满等北方游牧地区以岁币，因此北方边境战争在有明一朝是始终存在的。

明清时期，中国的外贸主要以海商贸易为主，带来大量的白银贵金属，这是由于日本、美洲发现了大储量银矿，从而使海上国际贸易长期繁荣。

鸦片战争也因为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导致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白银贵金属外流中国，而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并无特别大的白银矿藏，因此为了改变贵金属外流，英国不惜采取不道德不名誉的贩卖毒品手段，来改变面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当中国查禁毒品贸易时，凭借其海军优势与中国开战。

北方游牧地区，也会凭借其在马匹、骑兵方面对农耕地区有巨大成本优势，在无钱进行边境贸易时发动战争、寇边。

中国古代货币供应的增加（创造货币），基本上有这样几种：官方（中央、地方）铸造的铜钱，发行的纸币；民间合法、非法铸造的铜钱；官方控制生产的食盐、银锭；民间合法生产的丝绢、银矿。民间非法开采的银矿、海外贸易带来的银锭。

中国古代货币货币的减少，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纸币的自然磨损，丝绢的制衣使用，铜钱被销毁（转铸铜器）；银锭转铸银器；丧葬；海外贸易流出。

在不受官方控制的角度，白银以第一种方式成为货币，实际与民间私铸铜钱、印制纸钞，性质是一样的。这应该就是元、明初（似乎还包括金）官方禁止以白银为贸易货币的原因。

在宋代，由于岁币是一种屈辱，因此拿到了从游牧地区回流的白银的利益集团，会尽力隐瞒岁币回流到哪里、回流了多少这个事实，而白银以第一种方式货币化，是最有利于隐瞒货币走向、数量的。在明代，第一种方式的白银货币化，也是最能阻止朝廷掌握海外贸易情况、白银流入情况，从而避免关税、商税、财产税等税收的选择。

有的教授认为古代中国采取第一种方式的白银货币化，是”皇权耍流氓、不作为“，这种观点没有证据和逻辑支持。万历皇帝就铸造过银币，但是被当时的社会和后来史书”湮没“，教授对此也没有说及。

当前关于货币研究，还有一种误区，就是不区分公权力和私权力发行货币在准备金选择方面存在区别：私权力发行货币，以贵金属为准备金或者为锚，是最优的、或几乎唯一的选择。而公权力发行货币，既可以用某些民生物资如粮食（解放建国之初就曾经施行过）为锚，也可以以国土、所辖矿产如石油（甚至某些地产）为锚。

——美元之所以在黄金脱钩后，能转向以石油（定价权）、以及最新的碳排放为锚，是因为美元在二战后几十年间起到了国际贸易货币的作用，具有公权力的部分性质。

公权力和私权力，是相对的概念。对于单一国家而言，其内部的不同阶层阶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利益集团，相对于国家代表的公权力而言，都是私权力。对于一个国际政治经济联盟而言，各个国家则为私权力。

当前关于货币研究，暗戳戳地暗示人民币没有贵金属做锚，没有”民主“”议会“制度监督，类似于朱元璋的大明宝钞。这种把人民币76年的发展历史和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历史大事实排除在研究思考之外，或给与否定，这也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和逻辑。

关于益州交子

首先，目前我们甚至没有一件益州交子的实物，供于研究。无论是交子还是会子的图片、刻板，从刻字工美的程度（对比唐宋雕版印刷的佛经文图、以及宋版书籍），它就不太可能是宋代的作品。

其次，在纸币研究中，目前缺少“纸钱”与纸币有关关联的研究。事实上，纸钱出现于纸币之前，在唐代就有文字记载，甚至有汉代民间就开始用纸钱祭祀的说法。

第三，益州地区除铁钱外，与关中、中原、华北、东南、岭南等地区，还有哪些可能是特殊的、影响了交子产生的因素？是不是王小波李顺起义（距离16家商户办交子的时间不到10年）、以及道教宗教影响（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也应予以考虑在内？王李起义除了首次打出“均贫富”的旗帜，也铸造了铜/铁钱“应运通宝”和“应感通宝”，有文章说他们也搞了纸币。”应感“看起来是对应道教的” 三官大帝应感天尊“（天官、地官、水官），传说李顺主持祭拜二郎神，即李冰二子演化而成的二郎神，属水官。

纸钱、道教箴符、加持后成为在某一地区、某一范围流通的纸币，最后被16家大商户借鉴、采纳，也是有可能的。

第四，益州交子从16家商户发行，转为官方交子务管理，有一个因素目前的研究是缺位的：即对于伪造纸币的行为，私权力的执法是不够的。只有官方才可以将伪造纸币的违法人员处以极刑、流刑，从而产生威慑力。商户再有权有势，也不能在官方之外对于伪造交子的人员处以极刑、流刑。这个因素要比目前流行的商户超印纸币、造成无法兑现这种说法更符合逻辑——16家商家更应该重视商业信誉，如果不能兑现是要毁掉他们已经有的商业，史书所记录的那种说法，实际上可能性很小。

造成诉讼纠纷的，更可能的是16家商户通过纸币的”量化宽松“、”通货紧缩“，宽松时鼓励茶农、店铺等借贷，再通过紧缩造成借贷的茶农、店铺不能按时付息还贷、从而低价买入这些茶园、铺房，从而引起茶农、铺房的申诉。这种可能性要比”不能兑现铁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也合理得多。

关于数字化货币

一、数字化货币，也要满足既方便增加、也可以减少的货币调节要求。从这个角度，比特币不符合数字化货币的要求，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都不能以这种”挖矿“”算法“为未来数字化货币。

二、数字化货币，也需要有锚。私权力可以以贵金属为锚发行、调控。鉴于目前白银没有被国际金融管控，因此白银和其他几种芯片所必须的稀有金属，也有成为数字化货币之锚的可能性。

三、国际联盟有条件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数字化货币，其主权是联合、共有性质的，可以以各国的某种重要自然资源为锚。其与美元区别是没有单一国家可以独享铸币税，铸币税收益是归联盟中各个国家共同享有的，贸易顺差国要给贸易逆差国定期的货币补偿。其与欧元的区别是不会取消原有各个国家内部的主权货币。

目前有消息说人民币数字化进程有阻力。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宋代、明代掌控白银的利益集团，为什么坚持采用第一种方式的白银货币化。

货币仅仅是为了经济能够正常运转的便利而共同打造的一个名相，它的五大功能之中，财富贮藏手段仅在严格限定的边界条件下才成立，并不能随意扩展，但是这一点绝大多数学者都在含糊其辞或者有意误导。

价值尺度同样仅具有相对性。把货币作为神、天理等所谓绝对的永恒的东西，符合普通人的心理预期，但是绝非真实的本质。

公权力操作货币也有它的缺陷，然而普通人的心理总是假定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可以到达的制度或者是体系。更加不好的一个误区是认为一个不好的体系或者制度的对立面，就可能是好的或者是理想的体系。所以从大众角度来说，要深刻地领会法无定法。

皇权是民权与士权（官权）之外的第三权，皇权自身有其私利，也有保护民权的一面。因为皇权依赖于民众的信念存在。不存在所谓理想的绝对的好皇权，正如相对于无政府人们宁愿选择哪怕不好的gov。

在控制金银货币的供应量方面,采矿能力的快速增加和减少是不方便的，因此谁具有现货金银的库存，谁具有能力来控制货币供应。

在发行货币的准备金选择方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物资和组织能力为依托，同样可以在没有贵金属储备的情况下，实现货币发行。核心是组织能力和对物质的控制能力。极端情况下甚至不通过货币的体系，如供给制，同样可以运行。只是供给制完全是在一个强有力的体系内部实施无法应用于整个社会，所以才需要引入货币。

没有暴力加持的数字化货币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唯一的力量是在于人们的信念。然而维持这个信念的资源投入有多大？无暴力加持的所谓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的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早已被证伪。其体系的不稳定，也早已被证实。货币从来离不开暴力的加持，离不开组织化的力量。满足地陶醉于一堆纸币或者是金银，而看不到背后的组织化力量才是财富的实质，是完全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货币自身的本质就是一个符号，是无，但是无的符号能便利生产、服务和交换。货币好比是渡河的筏子，人们的目的是为了过河才需要筏子，不是为了获得筏子才过河。这也是常见的本末倒置，这种错误认知是能让某些人合法掠夺他人财富的基础。比如那个美妙的“财富自由”，其实只是货币看似自由，没有暴力加持，根本就不是财富自由。

人民币数字化以后就可追踪，可溯源。对于某些利益集团来说这太邪恶了，他们有意愿把这个进程搞得一团糟。未来取决于参与各方的认知能力，取决于对眼前利益的约束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体系力量自然的产物，而不是想当然地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增强体系力量。工业能力、治理能力、文化影响、社会运转体系和军事投送逐步增强，人民币的份额逐步上升。永远不存在什么孤立的人民币国际化，只有中国体系力量的全球化。

中国的经济长期依靠顺差，顺差就要进贡岁币（买美债），否则必然其他方要以战争来抢劫才能达成新平衡。几千年历史没有例外。现在例外和特殊在美元凭空印（信用依靠美国的全球组织能力包括暴力、体系和科技），但这个信用不断坍塌。这时获取美元和继续进贡岁币都不再合理，是对精英们的利益不再合理哦，不是指我们这类人的利益，我们太穷，轮不上。美元替代品是新的组织能力和体系。但是新能力和新体系还没有做好准备，甚至还可能遭遇重大挫折。所以应该是几十年内都是这个不太好或很不好的样子。当前D先生复生也提供不了我们所需要的利益（比如现有资产基数下每年10%的复利增长）；对美完全跪下或者换其他什么制度也不可能提供这么大的利益。即使付出重大政治代价搞好内循环（解决贫富差距），也不可能回到我们喜欢的旧日“好”时光，因为我们的产能需要的资源和市场都不是国内能满足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再给出这个好时光了。这样，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资产者群体整体逐步衰落，要么拼命建立起新体系，比如南方国家工业化带来的新市场新需求和新财富。这是美英争霸以新殖民替代旧殖民级别的事情。真的精英们会怎么选，不言而喻。这个格局也回答了我十年的困惑：这几年变化背后的支撑群体是谁？其实不存在一个看得到的稳定群体，所有要追求人生成就的人，无论他明确还是不明确，都自然或不自然地在不同时间段要走上这条路。至于这个过程中的各种荒谬、代价、鲜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历史趋势面前，某些不幸的好人（非讽刺意义）会听到平静的话语：抱歉，你真是好人，但是你得死。

或如何联合控制的问题。

1月12日就是“人类发明纸币”1000年整的纪念日，要提醒大家：民间交子远早于这个日期，也远早于1005年16家益州大商户被授权发行交子的时间。创造纸币的，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大商户，而是更下面的底层阶级。

人民币在国内的数字化有阻力，金砖国家创设国际贸易的金砖货币也有更大的阻力和战争威胁。但是这都不能阻止我们去思考。

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都曾经是私权力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贵金属，涉及纸币也有有国家财政需要/政策的重大影响，但是西方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探索建立了私权力与国家政权暴力结合的方式，扩大货币的供应量和调控能力，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中国则没有找到类似西方的方式，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对此，学术界公共知识分子们给出的解决办法都是“中国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这种观点既无视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基本完成的历史事实，也无说清楚到底要学习西方哪个年代的政治制度。

真正值得研究、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其实是：古代中国没有找到类似西方的方式，与士大夫阶级以及其信奉的程朱理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学界已经多年把中国古代、近代的问题都归因为“皇权”“专制”，这样所有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就都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个在历史（民国）和现代又走不通。

历史走到今天，一个现实是：中国现在的私权力，既不掌握中国境内的贵金属和矿产资源——即便有一点儿也不合法、而是属于非法犯罪范畴/腐败；在国际上，实际也买不到有意义量级的贵金属——买到了其实也无法安全持有，俄乌战争已经给出了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的私权力，其实完全无法像西方近代社会那样，私权力与公权力结合（贵金属掌控者和国家暴力机关结合）来发行货币、管控货币。现实问题在于中国目前的私权力手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元，但是美元不是贵金属资源，实际也不受中国的私权力掌控，因此不可能作为私权力的资源，参与到公权力掌握的货币发行与管控中去。

挑明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中国学界和商界才能真正开始探索研究下一步数字化货币的解决之道。

夏季初偶然发现了一本书：阳明先生道学钞（+阳明先生年谱），是李贽晚期倾注心血之作。李贽认为讲阳明先生的行迹与其同期书信文章言论并列来看，才能学习到阳明先生学说的真髓，而只读《传习录》，不了解阳明先生言论文章的具体环境，特别是在程朱理学巨大的压力之下，有很多不得已曲笔、避谈、隐晦、分辨，仅阅读传习录的文字，是很难真正了解阳明心学的。

这个对我来说有很大启发。具体就是孔子，怎么样才能了解孔子？过去都是只读《论语》，从文字来学习孔子。而孔子的言论，是不是也会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有不得已曲笔、避谈、隐晦等等？显然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对于孔子也要梳理其生平行迹，再结合其言论，来理解学习其学说。

这样会不会得出一个新的夫子形象？还真是如此！

比如对于周平王的继位合法性，孔子就是避而不谈。其作《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就是因为鲁隐公在周平王之后，从这里开始就可以避开周平王，避开对其合法性的臧否。

再者，孔子正面肯定的，主要有三位：周公、子产、管仲。都是人臣而非君主。特别是子产、管仲都被认为是法家。特别是管仲，弟子们真论其小节，而孔子纠正弟子、肯定管仲的大节“如其仁”。这和孟子以及程朱理学就有了非常明显的分别。

孔子的社会实践，特别有名的就是他想隳三都，制约臣权、归柄于国君。作春秋抨击的是“乱臣贼子”。周游列国而没有去晋国——因为晋国比起鲁国更是权臣窃取君主的权利。到了其再传弟子辈，如子夏的弟子李悝、吴起、公孙鞅，再后来的荀况、李斯，这些实践的士人都算是法家。

因此理解孔子，就与四书五经中宣传的“恪守礼法、保守顽固、以小节道德要求标新立异，疯狂反对法家”的宣传形象完全不符合。

从针对的、要纠正的阶层来说，孔子是要士人帮助国君以限制、规范“中间阶级”——在春秋战国时代中间阶级主要是国君之下的各级封臣。而程朱理学则是完全站在“中间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上，上削君权、下制百姓。因此从这个角度，程朱理学和孔子本来的思想其实是对立的。

诸侯国谁都不敢用，用脚投票结果。

儒家用处在其他方面。

儒家修正学说，自董仲舒起的自有大儒来辩经，汉宣帝训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后世最大既得利益集团，无数次洗稿都没法把汉宣帝对儒家批言给搞没了。行走社会对人与人的博弈更进一步洞悉，不是不想抹去，是无法抹去。真学，人家都珍藏自家教育子弟。

戈培尔名言，什么“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在两汉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玩剩下的。

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儒生一招“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把儒家推上文化垄断地位，夸大儒家之功。宋朝把儒家经典加入选拔标准（四书五经），朱明理学顺应而生。

程朱理学，那是为宋朝最大既得利益集团所提倡的，为其服务的。为大宋官家，扯蛋的。赵二，可谓是给他老赵家埋下子弟倒霉祸根，怪不得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念经上下其手。

谈到王守仁，后世既得利益集团文人、依附文人，硬说成儒家。王守仁自创心学一派。何况，四书五经，现在都被很多人洗成儒家经典。

管仲，连孔子都不得不佩服其功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说孔子作为后人与其有学术之争。紫气东来第一公，他的学说，他执政经济总结，多数文子言为后世之师，被诸多高手曰之为圣人之师。田齐开的稷下学宫，一是念经田氏反客为主的正确性，二是兴文化输出之能。稷下学宫客观上又推动管仲之学不断发展、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并散播华夏。

儒家修正学派最牛逼的是把等级制度又搞出来，士农工商从汉武帝前时代平等，改革成独尊士族贬低农工商。谁说改革家不得善终的，拿董仲舒案例来拿捏他。

千年世家不是说笑的。

我的理解，儒家核心是社会规范、礼仪（诸如婚丧，好比今天西式婚礼）。通过全民皆知的方式，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社会运营成本。

而乱世（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本质上是对秩序的破坏，这时候的儒家，对乱世出英雄的人来说就变成了道义上的制约因素，肯定是要放到一边去的。但是一旦天下大定，想要长期稳定的话，儒家是个低成本选项。

内不能安民反而是压榨更狠，证据是北宋农民起义是创造纪录；外不能护国，亡于外国外族。

儒家是要社会规范等级化，实践结果非常合适高丽人、大和人、安南人.......等封建民族国家。

不是乱世不待见，历史教训是和平时代谁用谁倒霉。不信的赵二的北宋，朱四的大明；赵大信不信不知道，反正朱太祖是不信的；而且宋、明接班是抢皇位坐的，宋杀兄夺位接班、明抢侄子位接班没找到人杀。自有大儒来念经是硬需，得位不正不足安皇族，怕有样学样。

至于春秋战国乱世，秩序乱是周朝执政无能昏庸，人类社会周期律。秩序靠的是暴力维持的，何况周朝得位也是诸夏群国在周伯姬发乘商王朝内不稳又出错之机，联合部分国家造反起兵夺之。周伯国是商朝秩序破坏者，遵照是能者居之天道；周朝建立，周公制定周朝秩序。按此来可不可以说，孔夫子是鼓励大伙学姬发破坏秩序。

社会规范、礼仪，诸子百家里皆有自己一套，非儒家独有；春秋战国皆有国用以治国建立社会规范、礼仪，以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社会运营成本。何况儒家说道德，不是道义，两者词义天壤之别。乱世的秩序破坏是天命如此（民活不下去反之），俗称天灭之，顺天意。关儒家何事，儒家同诸子百家是天命之下的治理国策。对乱世出英雄来说起不到道义上的制约因素，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才是制约根本。为什么爱说乱世出英雄，是乱世拉低造反起义的门槛，容易涌现更多英雄。并不是只是乱世条件出英雄，任何条件皆出英雄，多寡的事。

总而言之，儒家治理天下，天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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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治理天下用儒家的，北宋（赵二起）为最，用四书五经唯“四书”是儒家学说。元清更不信儒家治国套路，把儒生当工具用之。往前推，唐隋北周北齐北魏不用儒家，南朝、晋、三国、两汉宣传方面用：念经；两汉夹着的“新”朝实践，结果嗝屁；秦始皇到汉景帝，谁用儒家？

儒家到处牛吹、指鹿为马、粉刷卖拐，因自大明到本朝，东林党为先锋一班文官宦集团延续没断不被清洗。河里把本朝非泥腿子出身高层底扒拉差不多，不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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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和国史学届绝大多数不是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洋大人怎么看待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