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关于货币的感悟认识

货币是人类社会选择的一种东西，用之可以买到社会和自然的大部分其他东西和劳动，也可以以之标注衡量大部分其他东西和劳动。与货币五大功能解读（流通工具、价值尺度、财富贮藏、支付手段、国际货币）相比，此处加强一下：货币是“人类社会的选择”，适用的是“大多数”，而不是什么“神、天理”等人类社会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也不是人类认识范围内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之为尺度。

货币对于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各种物质生产制造，可以用水之于农作物（如水稻的生产）来理解认识其作用/规律：不足，则需要灌溉，多了则需要排水。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如今），即使懂得这个道理，也无法实时控制，只能波段式的调整。

对于货币的生产供应、发行控制，既可以由公权力来操作，也可以由私权力来操作。还受国际贸易（或者地区贸易）市场自然调节，主要形式是贸易的顺、逆差。

货币以及货币的“灌溉”“排水”涉及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人类社会于此是朝着由私权力、向着公权力方向来发展的。

货币“灌溉”“排水”如果由私权力来控制，可以通过货币供应的“宽松”和“紧缩”，创造出购买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公司）的最优价格和最优时机。犹太金融家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他们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近代、当代的西方社会。

在中国农业文明的最后千年，可能士大夫阶级也掌握了这个规律。

白银货币化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以贵金属的自然重量属性为价值和价格的尺度，以银锭、银块、银元宝等形式出现。第二种是以贵金属铸币的形式，以社会规定为价值和价格的尺度。第三种是以贵金属为准备金，发行纸币、贱金属铸币。第四种是某国采取第三种形式的货币，而其他国家则以此国家的货币为准备金，再发行本国的货币。

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是起自唐末、五代，经过宋、元、明、清等朝代，最终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国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的两次货币改革，都还是属于白银货币化的范畴。因此单独局限于某个朝代，说完成了白银货币化，是不符合学术逻辑的。

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千年长度都是采取了上述第一种形式。因此目前流行的“白银货币化”研究、都默认第一种形式为白银货币化的全部内涵，这也是不对的。

此外，在白银货币化与古代纸币的研究中，一些相关政治经济学”定论“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明代是极端专制，朱元璋搞纸币就是要掠夺民众“，比如”西方发行纸币是基于国债，因此是信用货币，因为议员是民众选出来的，是代表民众的利益的“；比如”白银在明代取代了大明宝钞，是市场的选择，而市场选择总是合理的“。

中国自唐末宋至明清，对外贸易以丝绸、瓷器、茶叶为长期强势商品（对北方游牧地区还包括粮食、布帛、铁器等），对外贸易一直以顺差为主，因为贸易顺差从而导致贵金属不断流入中国。如果某个国际贸易地区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国际贸易就难以长期持续，对此的解决一般有两种：一是贸易货币补偿，二是战争。

宋代给于辽、西夏、金、蒙元的岁币，其中有贸易补偿的成分。岁币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通过合法和非法的边境贸易回流到丝绸、瓷器、茶叶、粮食、布帛、铁器的商品集散地。

明代不给蒙、满等北方游牧地区以岁币，因此北方边境战争在有明一朝是始终存在的。

明清时期，中国的外贸主要以海商贸易为主，带来大量的白银贵金属，这是由于日本、美洲发现了大储量银矿，从而使海上国际贸易长期繁荣。

鸦片战争也因为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导致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白银贵金属外流中国，而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并无特别大的白银矿藏，因此为了改变贵金属外流，英国不惜采取不道德不名誉的贩卖毒品手段，来改变面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当中国查禁毒品贸易时，凭借其海军优势与中国开战。

北方游牧地区，也会凭借其在马匹、骑兵方面对农耕地区有巨大成本优势，在无钱进行边境贸易时发动战争、寇边。

中国古代货币供应的增加（创造货币），基本上有这样几种：官方（中央、地方）铸造的铜钱，发行的纸币；民间合法、非法铸造的铜钱；官方控制生产的食盐、银锭；民间合法生产的丝绢、银矿。民间非法开采的银矿、海外贸易带来的银锭。

中国古代货币货币的减少，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纸币的自然磨损，丝绢的制衣使用，铜钱被销毁（转铸铜器）；银锭转铸银器；丧葬；海外贸易流出。

在不受官方控制的角度，白银以第一种方式成为货币，实际与民间私铸铜钱、印制纸钞，性质是一样的。这应该就是元、明初（似乎还包括金）官方禁止以白银为贸易货币的原因。

在宋代，由于岁币是一种屈辱，因此拿到了从游牧地区回流的白银的利益集团，会尽力隐瞒岁币回流到哪里、回流了多少这个事实，而白银以第一种方式货币化，是最有利于隐瞒货币走向、数量的。在明代，第一种方式的白银货币化，也是最能阻止朝廷掌握海外贸易情况、白银流入情况，从而避免关税、商税、财产税等税收的选择。

有的教授认为古代中国采取第一种方式的白银货币化，是”皇权耍流氓、不作为“，这种观点没有证据和逻辑支持。万历皇帝就铸造过银币，但是被当时的社会和后来史书”湮没“，教授对此也没有说及。

当前关于货币研究，还有一种误区，就是不区分公权力和私权力发行货币在准备金选择方面存在区别：私权力发行货币，以贵金属为准备金或者为锚，是最优的、或几乎唯一的选择。而公权力发行货币，既可以用某些民生物资如粮食（解放建国之初就曾经施行过）为锚，也可以以国土、所辖矿产如石油（甚至某些地产）为锚。

——美元之所以在黄金脱钩后，能转向以石油（定价权）、以及最新的碳排放为锚，是因为美元在二战后几十年间起到了国际贸易货币的作用，具有公权力的部分性质。

公权力和私权力，是相对的概念。对于单一国家而言，其内部的不同阶层阶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利益集团，相对于国家代表的公权力而言，都是私权力。对于一个国际政治经济联盟而言，各个国家则为私权力。

当前关于货币研究，暗戳戳地暗示人民币没有贵金属做锚，没有”民主“”议会“制度监督，类似于朱元璋的大明宝钞。这种把人民币76年的发展历史和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历史大事实排除在研究思考之外，或给与否定，这也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和逻辑。

关于益州交子

首先，目前我们甚至没有一件益州交子的实物，供于研究。无论是交子还是会子的图片、刻板，从刻字工美的程度（对比唐宋雕版印刷的佛经文图、以及宋版书籍），它就不太可能是宋代的作品。

其次，在纸币研究中，目前缺少“纸钱”与纸币有关关联的研究。事实上，纸钱出现于纸币之前，在唐代就有文字记载，甚至有汉代民间就开始用纸钱祭祀的说法。

第三，益州地区除铁钱外，与关中、中原、华北、东南、岭南等地区，还有哪些可能是特殊的、影响了交子产生的因素？是不是王小波李顺起义（距离16家商户办交子的时间不到10年）、以及道教宗教影响（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也应予以考虑在内？王李起义除了首次打出“均贫富”的旗帜，也铸造了铜/铁钱“应运通宝”和“应感通宝”，有文章说他们也搞了纸币。”应感“看起来是对应道教的” 三官大帝应感天尊“（天官、地官、水官），传说李顺主持祭拜二郎神，即李冰二子演化而成的二郎神，属水官。

纸钱、道教箴符、加持后成为在某一地区、某一范围流通的纸币，最后被16家大商户借鉴、采纳，也是有可能的。

第四，益州交子从16家商户发行，转为官方交子务管理，有一个因素目前的研究是缺位的：即对于伪造纸币的行为，私权力的执法是不够的。只有官方才可以将伪造纸币的违法人员处以极刑、流刑，从而产生威慑力。商户再有权有势，也不能在官方之外对于伪造交子的人员处以极刑、流刑。这个因素要比目前流行的商户超印纸币、造成无法兑现这种说法更符合逻辑——16家商家更应该重视商业信誉，如果不能兑现是要毁掉他们已经有的商业，史书所记录的那种说法，实际上可能性很小。

造成诉讼纠纷的，更可能的是16家商户通过纸币的”量化宽松“、”通货紧缩“，宽松时鼓励茶农、店铺等借贷，再通过紧缩造成借贷的茶农、店铺不能按时付息还贷、从而低价买入这些茶园、铺房，从而引起茶农、铺房的申诉。这种可能性要比”不能兑现铁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也合理得多。

关于数字化货币

一、数字化货币，也要满足既方便增加、也可以减少的货币调节要求。从这个角度，比特币不符合数字化货币的要求，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都不能以这种”挖矿“”算法“为未来数字化货币。

二、数字化货币，也需要有锚。私权力可以以贵金属为锚发行、调控。鉴于目前白银没有被国际金融管控，因此白银和其他几种芯片所必须的稀有金属，也有成为数字化货币之锚的可能性。

三、国际联盟有条件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数字化货币，其主权是联合、共有性质的，可以以各国的某种重要自然资源为锚。其与美元区别是没有单一国家可以独享铸币税，铸币税收益是归联盟中各个国家共同享有的，贸易顺差国要给贸易逆差国定期的货币补偿。其与欧元的区别是不会取消原有各个国家内部的主权货币。

目前有消息说人民币数字化进程有阻力。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宋代、明代掌控白银的利益集团，为什么坚持采用第一种方式的白银货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