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过去与河友如月兄就程朱理学 VS 阳明心学做过很多对话讨论，也就东林党谋杀毛文龙问题与河友有过问辩讨论。最近又看到一些资料，所以觉得还是重新开一楼专门讨论一下为好。

国内网友过去两年，把马云的湖畔大学、柳教父的泰山会，用“现代东林党”来概括描述。这与传统知识界的归纳不太一样：传统知识界一般首先否认东林是党，其次是认为东林党就是一些“正直的”“士人”在东林书院搞一些“批判皇权”、关心天下事的活动。米国费正清学派搞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的观点，也是说东林党们都是些”对道德要求极高的士大夫“，虽然他们没有干实事，但是他们”正直“。

百度和维基百科，对于东林党的说法就不太一样。比如维基百科讲到了东林党的前身，而百度则没有讲。维基百科讲到“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文官为主、各省仕林相依附而成的一个儒家政治集团。雏形是徐阶的“江南官僚集团””。

“江浙的官僚政治集团，其雏形很早就出现了。在嘉靖倭乱时，江南官僚弹劾浙闽总督朱纨，致使朱纨被革职，负气自杀；后上海人徐阶又以通倭寇为名，扳倒严嵩父子，以徐阶为首的这批江南官僚或被认为是东林党的雏形。嘉靖末年的党争，亦由此而起。”

“徐阶的江南官僚集团”——这里要请教河友：维基的这个说法在哪些专业的历史研究书籍中可以找到？

“徐阶的江南官僚集团”搞过哪些著名的大事？除了上面说过的朱紈“负气自杀”（或者是被自杀）。还有领导抗倭胜利的胡宗宪，两次被徐阶集团下狱，在嘉靖皇帝过问并明确表示胡宗宪无罪后，也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狱里。

再有就是我曾建议过北大张兄的、关于张居正是否被谋杀的事件。毕竟如果张居正再活十年，凭他巨大的威望和改革农业税的成功，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猜到他会搞大明王朝的商业税改革、货币管制的改革。这使得谋杀张居正，有了充分的、必要的动机。

以上是东林党“雏型”阶段的三件大事。那么“狭义”上的东林党，或者叫东林书院时期的东林党，该怎么看呢？

且与河友细细分析道来

我自己只大致了解心学。一位朋友推荐《明儒学案》，认为是明朝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味道。

东林党是利益和思想的松散结合，和思想学术争鸣还是不太一样。

规模大了，利益或思想的结合就不可能松散。

有纲领，精神领袖，有资本支持，但未形成组织。

农民有庞大的利益和人口，也很松散，没有形成组织。组织是很难的事，列宁能居革命领袖，我认为最大贡献就是搞了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很强的政党。

《明儒学案》是为东林党张目的著作。

二现在这个年纪看书，应该不会全是“六经注我”了。好比当初老毛不怕把苏共的论点全部刊出。

嘉靖末、隆庆中，明王朝一方面在北方开始了马市，蒙古诸部于是止战来贸；一方面在南方开放了海贸。流入明朝的白银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这使得张居正的农业税改革、如以白银代替实物，有了实现的基础。

万历中期，明王朝除了开始遭遇小冰河期开始的天灾，也遭遇了‘万历三大征’的巨额国防开支。宁夏叛乱花费120-130万两白银，两次援朝抗日战争花费700-800万两白银，西南播州之乱花费了180-190万两白银），同时紫禁城前三大殿和乾清宫后三殿也遭遇了火灾。

财政困难的程度，可以从两点去观察：1、在第一次援朝抗日后，由于缺晌，导致戚家军躁动，竟然被蓟州总督屠杀了几千人！2、终万历一朝，紫禁城前三大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太和殿（金銮殿）一直没有修复。直到天启皇帝死前才修好了，这里的历史后面还会讲到。

万历皇帝采取的办法是“开源”：也就是开矿；还有就是监察商业税的收取。这就是著名的矿监和税监，派出的地点，主要有沿着大运河的十三个收税点，以及湖北水路码头、苏州杭州福州、还有就是云南、辽东等地。

几乎是同时，顾宪成在乡里开始了东林党讲学、议政（其实是干预朝政）；李三才也当上了负责大运河的漕督。同时，在上述各个收税点、矿监点，也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民变”。在朝廷中枢，则开始了“争国本”运动，齐楚浙昆等各种地域党派也开始出现。

这些都是过去讲东林党问题，往往不肯首先讲、也不清楚地从时间线上讲。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我们在中学语文课都学过的，过去总以为鲁迅先生这段描写是”夸张“，读了《明史》特别是明末部分，才发现鲁迅先生完全是写实、白描。

除量背景、时间线，看这段历史，还有二点至今仍然缺乏的研究：一是因为明代这段时期（边贸海贸都开了）商业手工业空前发达，且科举取士的总数基本不变，所以士大夫家族都明显发生了变化：不再让子弟以读书科举做官为唯一途径，而是分出很多子弟去经商。甚至家里最聪明的去经商，比较呆只会考试才去走科举的途径。东林党很多家族里都记载有经商的记录，如顾宪成、高攀龙等。

二是掌握在大官僚+大商人家族手里的白银，与国库、内库的数量对比。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明清两朝中国从美洲、日本、欧洲流入的白银在6亿两左右，且白银流入的主要数量在明代中后期。在明朝国库、内库最高的存银量，远远不及李自成在北京考掠士大夫官僚所获得的白银量。合理的推测，在东南大官僚大商人手里的白银量，肯定大于北京城里考掠出的白银量。

最精英的人才，最大的白银掌控，这两点也正是东林党研究中缺位的。

黄宗羲是东林党，他写的东西无论是《明儒学案》还是和满清合修的《明史》，都是为东林党的作品。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争论的。

要说有争论的，是要不要把当前挺金庸、反华为的归入东林党遗族或者是当代东林党。

首先谢谢骨头龙兄关于1644年崇祯的内库国库存银 VS 大顺军追比得到白银之比的文章。

狭义上的东林党，是从顾宪成聚徒讲学开始的。

关于东林党，大家还要知道：按照大明律，是禁止在官学的学生、教员议论朝政的。张居正改革，在万历七年下令禁止私人讲学、禁止在讲学中议论朝政。从朱元璋到崇祯，大明律还严格禁止官员结党，结党会被处以死罪。这大概是黄宗羲等东林党人一直否认东林党是“党”的原因，因为自汉至清，朋党在朝廷还是孔子的学说中，都是道德上的负面概念。

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也还否认东林党是现代政党，他们大概是用苏联、中国的执政党当作了范本，忘了米国西方的各种“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共和党”的存在。

顾宪成等人“复兴”了正宗程朱理学、程家直系门徒杨龟山的东林书院，以“东林”为名号，广招门徒，成为明朝沿海地区官僚绅商集团这一巨大冰山的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

相对于之前“禁海贸”“禁北方边贸”时期大官僚绅商利用“禁海禁边”来攫取超级垄断利润的“雏型”阶段，万历一朝走出“雏型”阶段的东林党，主要的目标主要有三个：

一、恢复树立程朱理学的绝对地位，打击阳明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

二、反对征收商业税，保护大绅商的免税地位，保护向中小商人收取保护费的腐败文官。

三、制造案件，打击皇权。

在开放了海禁、边禁的万历时代，江南工商业急剧发展，数亿两白银在此期间涌入中国，江南大绅商手中掌握的白银，已经超过明朝中央政府的库存白银和收税预算。

一股极其巨大的商人势力在黑暗中躁动，这是自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

在顾宪成们讲学之前，阳明心学已经成为很大的社会潮流，连顾宪成们自己也曾经接触/学习过阳明心学。如果放任阳明心学继续发展（如泰州学派），将彻底推翻程朱理学，让程朱理学做不成中华文化的”代表“和控制者，这就将威胁到士大夫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而威胁其经济利益。进而破坏明代掌控了海量白银货币的黑洞商人的利益。

我想用”黑洞“这个天体物理学上的词语，来表示明代掌控了货币权的商人集团，可能是比较贴切的。比如，我们几乎找不到资料，来了解为什么？什么人？什么时候？郑和的航海资料被销毁？为什么郑和下东洋的史实、日本幕府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的史实，也都被”湮没“不见于《明史》等”正“史？

相对于东林党，其它浙、楚、齐、昆等地方党派，并未有以”捍卫“”复兴“程朱理学为派别活动纲领的。相反还有一些接近阳明心学、天主教等中高级官僚，如焦竑、徐光启（百度在”泰州学派“下，将徐光启列为泰州学派的名人）

东林党这种以”捍卫“”复兴“程朱理学为旗帜的特点，另一个有这样特点的，史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也以”捍卫“名教为旗帜。

为什么说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革命”？这个话题我和河里的一些朋友做过多次讨论。概括来说，一个文明文化的价值观学说，要解释政治权力（社会的组织、裁判等最高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中华文明认为政权来自“德”（而西方欧米则认为政权来自“神”）。程朱理学认为符合天理既是“德”，而阳明心学则明确“心外无理”，逻辑上得天下人心即为德。前者的要害是只有士大夫阶级才能认识天理，而后者特别是泰州学派，则将社会底层、劳动阶级的“心”，也纳入了判断“德”否的标准。实际是各自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社会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做出不同的判断。

其次，阳明心学的“未能行便是未知”，逻辑上等于否定了朱熹的地位，因为朱熹个人的历史确实乏善可陈，拷打严蕊的事就不说了，格物也从来没有去实际格出什么也不说了，在闽南大力提倡妇女裹小脚，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或许在明清两代也不算朱子的劣迹。但是最后他被控告与尼姑行为过线、儿媳妇怀孕等乱伦之举，他是承认了的。这里要注意，南宋朝廷并未对朱熹进行如明代锦衣卫那种”打着问“，不存在刑讯逼供，因此朱熹的承认，即便是明清两代，也是上不了台面的。按阳明心学”未能行便是未知“，那么朱熹就是伪君子，他的文章也不能用”不因人而废言“来过关了。

话说回来，顾宪成们也不是完全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对张居正打击最大，造成张居正最痛苦的，就是攻击他不丁忧守制。所以尽管在阳明心学兴旺、程朱理学比较臭大街的情况下，顾宪成们还是不为所动，毅然”捍卫“”复兴“程朱理学，因为实践证明”以理杀人“很吆西。

争国本，实质也是”以理杀人“。且听下文分解。

争国本，是围绕万历皇帝两个庶出的儿子，争究竟谁能当皇位继承人的事。

东林党大体从“妖书案”开始，通过“挺击案“、”红丸案“，最后通过“移宫案”，最终完成了对皇帝继承人的所谓拥戴，攫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源。

嘉靖皇帝那会儿，士大夫们起哄起的是现任皇帝的爹的位置问题，即皇帝的亲生父亲，和皇帝继承帝位的前皇帝之间，位置该如何摆放。翻一下明史，似乎嘉靖及其后代都比较强调一个“孝”，所以让嘉靖不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这事他接受不了。争执的结果，是嘉靖大获全胜，士大夫们失败。

万历皇帝这里，是正宫皇后没有儿子，两个妃子生下了儿子，该立哪个儿子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拉锯战，特别是上面说的几大案件，最终结果是万历皇帝向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们妥协、从了。

在后来的清朝，大臣特别是汉族士大夫，如果胆敢介入皇位继承人，敢于提前站队，基本都是死罪。在万历之前是否有类似的针对皇帝继承人的公开的投机，我印象似乎也没有（如果有，请河友们指出），如果真的没有过（英宗复辟也是文武宦大臣的投机，但后来那些所谓的‘功臣’都被砍头领罪了），可以就算是东林党的新创造吧。

对于争国本，可以看到非东林党的内阁首辅，都没有坚持一定要“立即”“马上”确定皇位继承人。现在的理工男包括我自然对古代宗法制度不是那么了解，但是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科举达人，应该是比我们懂得多，他们不坚持走极端，显然是在中国古代儒家礼法中，在两个庶出的皇子中决定谁是皇位继承人，这个权力是现任皇帝的权力。

而这几个大臣因此都被东林党群起攻击，被骂成了狗。东林党人依据的就是程朱理学，被骂的且被冠以“浙党”“楚党”“齐党”“昆党”“宣党”也写了文章反击，这些文章后来多被东林党和满清湮没禁毁了。这就让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程朱理学和中国传统儒家礼法，并非完全一致。

可能有网友好奇：东林党这么下赌注赌在朱常洛身上，那万一朱常洛死在万历之前，那朱常洵不是还是继承人吗？东林党这么投机，岂不是会大大得罪朱常洵？能有好果子吃吗？

我们可以反过头来，看看明代这几大案，似乎都扑塑迷离，没有明确结案。比如妖书案，到底是何人所写？按照利益指向是东林党郭正域，但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东林党人李三才力保郭，就没有定罪于郭，而是找了替罪羊匆匆结案。这个案件的审理中，就有审理官被朱常洛传话、提点——因为郭正域做过太子朱常洛的老师，所以审理官也不敢深究郭正域。

在挺击案，东林党人王之寀，明显违法诱供疑犯，让疑犯指供郑贵妃身边的太监。把万历皇帝气得要死，但还不能把王之寀狠狠滴收拾，所以这个案件最后也是疑案。当然后来的《三朝要典》认为这个案件就是东林党人自己设的局，只是《三朝要典》被崇祯朝的东林党人和满清几个皇帝都列为禁书，拿着这套书就是有罪。

所以，结合天启皇帝在21岁就“英年早逝”、以及围绕立弘光皇帝时东林党人的态度/做法，逻辑上可以合理推断出“黑洞”精英们在朱常洵身边也布置下了“英年早逝”的局。我们都知道朱常洵后来吃成了一个大胖子，看起来就是寸步都不敢离开开封的王府，看起来他也明白自己有很大机会“英年早逝”。

程朱理学真是个好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士大夫就可以大胆地违反明朝的法律，可以大胆地侵占皇帝的权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还只是认为这些‘读书人’迂腐，还没有认识到程朱理学并非能提供“争国本”的价值观依据。不知道钱宾四先生有没有讨论过“争国本”的价值观依据问题、程朱理学和中国古代儒家礼法的异同？有了解的河友望指正，先谢。

自《明史》以来，都把万历皇帝的“矿监”和“税监”说成是恶政：

首先把万历皇帝说成是“贪财”。闭口不谈万历三大征、三大殿烧毁以及各种天灾（小冰河期）造成的财政困难。

其次，因为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和“税监”都是宦官，宦官“自然”都是坏人，“欺压百姓、自己贪污、激起民变”，等等不一而足。闭口不谈万历时代，各地商业的兴旺发达 VS 朝廷收到的少的可怜的商业税、海关税，以及民间开矿的情况。

第三，明代商业税率的确很低，但是农业税也低，我们可以从农业税/收入分配来了解明代商业税/收入的分配——我们认为：

1、明代的商业税/收入分配，本质上和农业税一样，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土地上的自耕农、贫雇农类似，都没有从朝廷规定的很低的税率上，获得小康生活的保证。相反，大部分收入其实是被各种土豪、官吏、业霸所收走了。

2、也和农业税一样，大商人因为有家族（做官）背景，因此也和大地主一样，基本逃脱了对朝廷国库的纳税。

第四，印象中似乎士大夫阶级、御史们也从来没有揭发过各地官员对商业、手工业、海外贸易的收取各种灰色收入，以及相关的腐败行为。

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实在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张居正死后，士大夫们首先就废除了考成法，内阁对整个文官系统失去领导、监督、审核的权力。比如，内阁首辅王锡爵，面对低他很多级的小官顾宪成，居然地位不符地倾诉抱怨：“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小官顾宪成就能大大咧咧地回怼首辅：“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这里说的天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天下（舆论），而是士大夫缙绅阶级（舆论）。

万历皇帝是否后悔清算了张居正？种种迹象表明他是有“爱恨交加”的情绪的，一方面认为张居正的强势，让他如芒在背；另一方面，他也痛惜“世间再无张居正”。尽管他对王锡爵、沈一贯等大力支持、封赏、挽留，希望他们能搞一个负责任的内阁出来，能够督导百官，而不是和稀泥。但是东林党势力已成，控制了在朝在野的官场舆论，培养塑造了不计其数的御史、谏官、说闲话之官，几十年不眨眼地阻止任何一届内阁能组成比较团结、比较强势的班子，阻止任何内阁对整个文官体系能起到督导、监察的作用。

因此，万历皇帝能用的，也只有身边这些出身贫苦人家、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官场）关系、甚至不识字，但看起来对皇权比较（相对，投靠文官的也不少）忠诚的宦官了。

说这些税监、矿监蛮横、有贪污，是有可能的。但是对比士大夫缙绅们在各地盗开矿藏（明朝的金银矿属于皇家和朝廷所有），从中小商户、手工业者身上吸血的收入，肯定是小巫见大巫。

东林党的党纲路线，不仅仅是上奏章反对矿监、税监。同时也大力包庇各地税点、矿点的官吏及大商人的势力。因此投靠东林党，是这些原有靠吸中小商人、手工业者血的腐败分子、黑社会分子的逻辑选择。东林党人数量的扩大，并不单靠讲学那种传销洗脑活动。

《明史》等说万历皇帝昏庸，往往说万历皇帝不理睬文官们对矿监、税监的举报。还对各地民变不与理睬。甚至在云南矿监被杀了后，气得不吃饭。当我们清楚了上述背景情况，就会明白其实万历皇帝也不傻，他清楚地知道文官们为什么反对矿监、税监，因为这些监督”动“了原来官员缙绅、大商人们的“奶酪”。所谓的民变，根本就是这些腐败分子的组织和煽动，不是真的“民反”。——比如万历之后天启年间，《五人墓碑记》中的那五个人，除了一位是周顺昌自己的轿夫，其余四人都是商行人士——而文官们居然胆大妄为到组织制造“民变”，杀死皇帝派出的矿监、税监，内阁却不能惩罚制裁那些文官缙绅，万历皇帝生气就可以理解了。

一直到努尔哈赤叛变起兵，万历皇帝才开始向农民收取新税（辽饷）。税监和矿监可以说是延缓了向农民加派税赋的作用。

由于满清和黄宗羲们的合作，我们今天不太知道非东林党的齐、楚、浙、昆、宣党的详细观点，主要是对于争国本、三大案、程朱理学 VS 阳明心学、矿监税监等问题，有何异同。

我们仅仅能知道的是：

1、东林党采用程朱理学（以及他们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指点朝纲，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完全说服同为科举出身的其它士大夫。

2、东林党在万历十年后（也就是张居正死后），非常成功地推动废除了考成法、禁止私设书院等张居正改革施政措施。这些废除也得到了其它在朝士大夫们的支持、默许。

3、在“争国本”问题上，东林党领导了朝野舆论，反东林党各派对此是被动、弱势、以及被裹挟跟随的。

4、东林党阻止万历皇帝的企图，阻止在张居正之后再出现一个能督率百官的内阁，基本达到了目的。

5、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对百官评级升降，京察就成了几乎唯一（保留）的手段。东林党各个党派在京察上狗血淋漓的争斗，其背后的原因，往往被史家忽略。那就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需要将税赋指标分摊给各省各地区。万历后期士大夫们争权搞得这么厉害，动力还主要是其背后的商人集团：为了争取减少本地区的税赋分摊，而暗中怂恿士大夫争取“当权”。

那个著名的内阁中书舍人、官场（商场）掂客汪文言，之所以被当年明月传说“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搞掂了齐楚浙党，应该就是搞掂了齐楚浙党背后的商人集团。

6、党争的结果，不仅是让内阁为首的文官体系软弱无能，也让之前的人才没有了。比如胡宗宪、张居正、戚继光、李成梁、陈磷等军政人才，很有能力，但也“操守欠缺”，其实就是为了在官场朝野中运转自如，也必须默许/遵守潜规则、搞一些“润滑油”。

对此，我们可以从刘跨越这个例子就可以了解。

以上几点，就是东林党在万历年间的发展活动情况。到了努尔哈赤起兵后，辽东战事一起，特别是萨尔浒大败之后，东林党的活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咱们在第二节再详述。

总结起来，在这个阶段，东林党已经开始有纲领、有组织、有理论、有旗帜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之上的部分，出现在朝野人们的眼中。它不同于以前科举精英、士大夫官僚，通过地域、家族、师承等与商人阶级结成的比较松散的“江南官官僚商人集团”，而是已经以统一的纲领、组织、理论而造成了舆论上的一方最大势力。

不仅如此，它还通过对抗矿监、税监，初步尝试了操纵“民变”的政党能力，通过这些活动，既让各地涉及商税的官吏加入了东林党，也让更多地区的商人对其依附投效。政治手段已然远超齐楚浙昆等士大夫地域小派别。

不过，我们对这个阶段的东林党认知，还有几点是空白：

1、首先是自张居正死后至努尔哈赤起兵，明朝通过海贸大体输入了多少白银？这三十余年间，东亚海贸的秩序，是通过怎样的手段？通过谁？得以维持？

2、东林党有名有姓的官绅人物，其家族成员怎样涉入了上述的海外贸易、以及相对规模的国内商业？

3、东林党对泰州学派的政治迫害，除了张问达诬陷李贽、最终以殉道的方式结束，还有那些地方的迫害行为/后果的记载？

我看了《老残游记》方知道泰州学派，有一个特点是不排斥儒、道、乃至天主教，主张从这些教派劝人向善的共同点着手。乃至到了清朝，有太古学派那种类宗教的形式。其中一部也遭遇了全体被屠杀的悲惨命运。

按照百度百科“泰州学派”的词目，泰州学派的名人主要有以下几位：

1、王艮

2、王艮之弟王栋、王艮之子王襞，这三人都直接聆听过王守仁的讲学、指导。

3、徐樾，王艮最中意的弟子，死于云南和土司之间的战争

4、颜钧，受教于徐樾和王艮，办自治公社“萃和会”

5、罗汝芳，颜钧弟子

6、何心隐，颜钧弟子，办自治公社““聚和堂”，

7、焦竑，状元，罗汝芳和王襞的弟子，“尤笃信卓吾（李贽）之学”

8、李贽，字卓吾，曾拜王襞为师，泰州学派最主要的理论家

9、汤显祖，罗汝芳弟子，戏剧家，《牡丹亭》

10、袁宏道，焦竑的弟子，“又自称是李贽的弟子”，文学家

11、徐光启，被焦竑从落榜卷中发现，判为第一。

还有

12、《西游记》的创作者，“从思想传承而言，《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以及后来的泰州学派有重要关联。王阳明所创立的注重思想解放的阳明心学，是吴承恩生活的时期最流行的社会思潮。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他主张“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并系统论证了所谓“造命论””

13、冯梦龙，明末通俗小说家，“酷嗜泰州学派的李贽之学，奉为蓍蔡。李贽批点《忠义水浒传》，其门人携至吴中，冯梦龙与袁宏道门人袁叔度见而爱之，相对再三，精书妙补。阳明后学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对冯梦龙的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影响。”

14、《红楼梦》的创作者，“没有李贽就没有红楼梦”

15、刘鹗，太古学派弟子，《老残游记》，甲骨文最早的研究者

由以上可以看到，泰州学派影响了一系列中国文学作品，在程朱理学派看来，这些都是离经叛道、需要严厉镇压的异端。对这些镇压历史的记载，还需要搜集、发掘。

天启皇帝继位之初，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死的时候不过刚刚21岁。（这里指的都是周岁）在天启刚做皇帝位子的时候，对东林党是非常信任、大加任用的。很多东林党人都到朝廷、外地做官，史称“众正盈朝”。

在天启三年的京察中，通过东林党大佬 吏部尚书赵南星团队的操作，非东林党都被贬斥，东林党人进一步占据了朝中、外放官员的大大小小的位置。

然而两年后，形势就急转直下，非东林党人集结在魏忠贤的领导下，追赃打死了东林党六贤+七贤。

再过了一年多，天启皇帝忽然死掉。他的16岁的弟弟继承了皇帝宝座，很快贬斥了魏忠贤集团，重新重用东林党，又来了一次“众正盈朝”。

又不过两年，崇祯皇帝也开始收拾东林党，一直收拾到他自己最后在景山自缢为止。崇祯帝甚至还超越了魏忠贤，将小东林的吴昌时，在他面前行刑，明确下令要打断吴的腿。傍边的高官劝皇帝：“三百年来没有皇帝这么在大殿上、亲自看着下令行刑的。”崇祯怒回：“三百年来也没有吴昌时这种坏淫！”

——史载：“明思宗亲自审问吴昌时，命用刑打断了吴的小腿，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奏道：“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思宗怒批：“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道：“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明思宗说：“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臣哑口无言”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搞成了这样？

先和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https://m.weibo.cn/status/4748415764268166?wm=3333_2001&from=10C0093010&sourcetype=weixin

视频中的明史专家方志远，就是被复旦姚大力邀请组团，编写《五万年中国简史》，在其中负责写明史的那位。他在那本书中的立场，无疑是站士大夫的，不过也透露了一些信息：比如崇祯在最后阶段，曹化淳对他说：“若魏忠贤在，必不如此”，崇祯默然有悔意。还提到了倪元璐最后还在向崇祯推荐陈继儒——就是那个建言杀毛文龙的“书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