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碎片与记录之一，开场白。 -- 冻雨

第一个问题：能听清吗？

习主席共产党好

第二个：你是xxx吗？

我的包村干部是宋

第三个：他该给你的三百给你了没？

一通骂中结束了

………

回访结论：群众没收到钱在骂呢……

干群，上下级沟通不够，相互信任不够。

现在一个村比较大，那么贫困户是多少？二十户？五十户？作为村干部，有没有每个贫困户建立一个档案？贫困的原因，户主的性格，贫困户有没有自食其力的可能？只有对每个贫困户的数据有详细了解，才能对他们提供对口的帮助。比如这3百块，有的人家可能要钱去买药，那实物就不合适。 有的可能好酒贪杯懒惰成性，那现金就不合适。总之村干部心里要有一本账。这本帐难不难做？一年52个礼拜，每个礼拜花半天走访一户人家，记录信息，日积月累，帐就做完了。这个帐也不是做完就扔掉，村干部一代一代传下来，能不能做到？

再说发补助的时候，能不能把贫困户召集起来通个气，大家 讨论如何补助更合适，这个不就消除了误解？我看这个里面，官气的问题更大一点。

还有扶贫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总结经验教训？相互交流？还是达标了就完事了？

干部上下级也有问题。突出表现在下级实施行动没有任何自由度，偏离一点都不行，上级对下级不信任。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在前三排和中高级干部，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就是不提倡为人民服务了。前三排热衷于顶层设计，中高级干部热衷于站队，当官到底是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为了当官。一个非常可笑的现象就是，干部队伍里，好像只有最顶层的那一部分（而且现在就只有一个人）有资格， 或者说能够， 说出官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理想。

后面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原来的皇帝任用太监或者提倡党争， 教员发动了文革。现在呢？不晓得。当然反腐运动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效果。

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反馈功能失效。作为一个管理（就不说服务了）功能的实施者，政府其实算乙方，甲方反而是社会。政策好不好，实施得到不到位，不是政府说了算，应该是社会。那现在有什么有效的反馈机制呢？说不定最有效的是微博快手。

今上励精图治，要是能把这一块搞好了，那真就千秋万代了。这个可是连教员都没解决的。

不知道听说过慢性病和死亡率指标没有，不满足一般统计上的结果，要扣绩效。这都是地方急功近利的后果。早先评价都是基于真实反映，现在是基于数字。

关于反馈，其实只要过得下去就没什么反馈的。而且也没办法反馈……比如要求微信扫码，填写报表。即便微信已经极其普遍，还是有很多中年人只有功能机的。也不会打字。怎么反馈？而以前有声音很容易听到，现在都是非接触式，怎么听到……

不过现在五保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必须接触，比以前要好。

更重要的是情况反映上来，用多大的决心去了解，应对，进而解决问题。

政府是有这个机制的，比如信访局。但是政府是如何平衡这个机制的，到底花了多少力气去了解进而解决问题，这是非常不透明的。

你政府基本上占有所有的资源，那社会反馈问题，就是要处理。沾着茅坑就得拉屎，这个要求不过分

他们打太极拳打的可好了。

什么信访十四条一类的，特别的无奈。

最早的扶贫，无论是给极端贫困户发补贴，还是农村的公共工程，都面临“精英俘获”的问题，国家砸的钱，转移过去的利益，都被农村的基层精英瓜分了，十成里面有五成真正用到刀刃上，就谢天谢地了。

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一轮一轮的改进，有了大数据系统，有了各种问责和回访，前面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不能说没有，至少被压制在非常低的状态。

大数据系统，极度压低了政府的信息获取成本，和管理成本。如果有人想套取扶贫款，家里收入多少，子女做什么工作，年收入多少，开什么车，在城市有没有楼房等等，各维度数据一套，有没有问题很直观的就筛出来了。

扶贫这件事情上，充分体现了习的战略定力，推动能力，下面主官的办事能力，执行能力。毛时代做同样的事情，严重依赖于干部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才能保证中央的政策不走形不变样，但是面对下面千千万万基层，很难精细管控。现在，技术进步让这一切有了更好的基础，中层基层梗塞的问题大大减少。

再重复一句，事情远比小白领在办公室相像的复杂，哪怕你做过一个复杂的工程建设项目，都会明白，良好的设想和现实之间，距离非常遥远，应然和实然之间有着宽阔的鸿沟。

每年的新闻上可以看到，麦收季节，大型收割机团队从南往北，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东等，一路收割，刚好利用小麦成熟的时间差。

期间政府有各种协助调度，提供信息，协助公路运输等等。

我老家土地不成片，规模小，一般都是当地的农机大户，去给别人收割，挣个劳务费。

现实中已经在做，农村孤寡老人，大病能得到一定的医治。

但是，医疗的成本远比吃饭高，有限的财富，在吃饭和医疗之间如何平衡，救治到什么程度可以承受，是当政者要考虑的问题。

哪怕是富裕点的城市中产，面临家人重大疾病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家庭承受的上限在哪，如何平衡病人的救治，和家人的生活生存问题。

说句不好听的，西方某些社会福利，已经成了医疗集团榨取私利的手段。中国刚开始，千万不要掉进类似的陷阱，一旦掉进去，再想改，非常困难，利益给与容易，收回很难。

不要怪刁民多。

照文中的逻辑，前三十年积累的时候，为啥没有”精英俘获”的问题？为啥没有农村的基层精英少缴或不缴？难道前三十年没有农村基层精英？

不就是基层垮掉，民主制被破坏么？到现在，基层非精英有没有强有力的渠道保证他们的利益？说句不好听的，基层治理就是一个养猪模式。群众参与进来了没？治理基层而不让群众参与，甚至搞什么乡贤模式，出问题就是活该了。

还有个成本问题。河里大牛能不能告诉我前三十年有没有基层官员累死的？我知道扶贫是有被累死的。我看扶贫累死固然崇高，可惜他们是错误施政方式的牺牲品。扶贫而不能调动贫困户本身积极性，扶了也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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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员也没解决的问题：政府就是要把自己的官格摆出来，私心大于公心。七天河友一直叨叨的，中国权最大。我认为这是事实。这个实际没有改变，基层治理的难度不会降低。今上搞的一系列的动作，打通了一些从上而下的通道，但是从下而上，就是从群众到干部，从基层干部到中高层，没有太大的改善。你能想象武汉封城这么个大动作，居然要市长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甩锅来推进，居然要今上把锅背起来才能让官僚系统动起来？

照这个状态，你说你要武据印度，解放台湾。键政局或许有底气，别的人倒真不见得。

我对今上认知：一条腿的改革，官越改越强，民越改越弱。

比如大病集中救治的开销比这些高得多，但是总量有限，实际支出要小得多

比如住院起付降低50%，这些患者也依然是治不起的，而且大病补偿只是比普通医保高10%

比如县/区内住院降低80-90%，可是县/区医院水平有限，很多手术没法做，直辖市周围的情况就更严重

只有慢性病和残疾人的日常用药比一般医保高一倍算是比较实在的优惠，但也非常有限。每人每年五十报销总额，翻倍只是一百。

剩下的只是定期体检和随访服务了。整体就是在折腾基层医务人员而已。

而大妈那种情况，早期并不严重，是一开始就无法治疗才会逐渐加重的。个人认为如果能够得到治疗，就不会成为低保户而可以成为正常的低收入群体，也不会增加医疗负担，消耗每年的经费。所以这里面就只是如何划分协调补助方法的问题，单纯从统计看是没什么用的。部分地区白内障免费手术应该也是基于这个思路。

其实就只是基层工作经验的问题……榨取私利的确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有心无力或者就没这个心。因为没办法解决，只能装作看不见。

学习薄督可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