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平洋的不太平 -- 本嘉明

生存与发展算不上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形而上的绝对论，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要瓦解普世论，不应该推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来替代它，而应该用特色论，特殊论来瓦解它。

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其他国家也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每个国家都应该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种多极世界，多元世界的主张，才应该是中国与西方论战的策略。

取代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论，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现在都玩不转了，中国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必要，跟着美国玩这种套东西。

金融，军事，科技，文化是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四大手段，美元霸权只是有利于于少数人，却让美国去工业化，如果不是信息革命，美国的工业化将会更加的糟糕，海外驻军对美国大多数人也没有意义，只是保护美国在海外的资产，推行美元霸权，而高科技与文化是美国收割全世界人才的结果，这是其他国家想学也做不到的。

可以说，没有金融和军事霸权的硬手段，没有科技和文化的软实力，普世价值就是空中楼阁，中国要么不具备美国那样的条件，要么那样做根本就对大多数人不利。

特色论，多极论，才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正途。

现在地方财政，超过一半收入来自卖地。

如果转化为房产税，即使按1%的估价算，大批人就承受不了。

按2％算，有的地方可能还达不到卖地收入的一半。

实行房产税说说容易，实际上就是地方财政赔钱，政府直面老百姓，傻子才会主动操作的。

按旧的过时理论，社（会）主义就是要努力消除劳动者参与的成本，就是要扭曲价格，像东莞深圳苏州这种地方，房价就应该便宜的，如同不要钱一样。向北京上海海南这种消费地区就应该让他涨到天上去。

，没办法，房价问题，最后一定程度上，只能依靠发展中的通货膨胀来缓慢消除。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广开言路，兼听则明的纳谏，这种民主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导者。

中共是中国民主协商的主导者，毛主席以及之后的最高领导人，则是中共内部主导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抗美援朝，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却并不是民主表决的结果，而是民主协商的结果，刚开始除了毛，没人支持出兵朝鲜，彭来了后考虑了一夜，第二天同意了毛的观点，这也才是两个人，经过持续的探讨协商，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中共历史上也有这个特点，例如遵义会议后，成立了周毛王三人军事小组，周是最后下决定者。而在遵义会议之前，主导中共的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这也是毫无经验的博古，那么年轻就成为总负责的原因。遵义会议的最大意义，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主导中国革命的开始，但这个过程也十分艰难，直到共产国际撤销，中共整风以后，才可以说中国人真正主导了中国革命。

民主协商，集中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主要表现，中共领导制，首脑负责制，则是主导的两大关键，因此，没有主导就没有协商，没有民主协商就没有民主集中。

基层选举在实践中并不乐观，如果能够求同存异，这种选举就算是良性，如果加剧了撕裂，这种选举就是恶性的，现在恶性的选举在世界上越来越普遍，连民主的灯塔都是如此，同是中国人的台湾，香港更是如此，这种潮流不要也罢。

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关键在于适不适合，能够求同存异的民主选举当然是好的，那种加剧撕裂的民主选举，则完全没必要随大流。

为什么不能把楼价当作物价的一部分？

或者说楼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能够使它能够被单列出来，成为一极？

房产税是必然。

跟着老本这儿打两个岔。一个是有人回老床高中威吓学校把成绩单注销，你可以体会到资本在这个所谓法制、程序正义的社会里的恣意妄为；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老床高中后来没钱了，被中国一个老板买了，现在的校长似乎也是一个华裔，似乎在中米资本之间实现了借魂还尸。另外一个就是前两天民主党一个穆斯林的议员，挑战米国的犹太资本，毫不意外地铩羽而归；用来保护底层受压迫的犹太人的政治正确，结果成了维护作为当今压迫者重要一分子的犹太资本及其附庸的有力工具。

是可以滚动性地收回，再卖的。

实行房产税不是地没得卖，是由于没有足够的买家了，增量税不足，打存量税的主意。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决政府财政问题。

不及时约束住政府花钱的冲动，降低公共成本，就会有很多麻烦。

尤其是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和县城，还有谁再去买新房？

既然拿不到增量，就只能搞房地产税。

对政府的财政监督要加强，并且不能只靠上级，人大的监督作用要加强。

(一)

为什么把“楼价”单列为一极?

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把超发货币，基本都驱赶到楼市里沉淀了。中国经济，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楼价就是TA的血糖指标。

血糖超高，这个病人不会立刻就喘不上气来，立刻死掉。但这个病，会造成不可逆的慢性损伤，令你没有未来。

在今天，中国的企业到底需要什么？不再去杠杆，下死命令多少百分比的贷款必须贷给微小企业？进一步给企业减税减负？“法无禁止即可行”？

这些都帮得到企业，但每项好政策只能帮到一部分对路的企业。最普适，最公平，帮到所有企业的，就是降一点楼价（更准确说，降低一点居住和工业用房用电的成本） 。高楼价实际上在窒息中国各实体产业里最好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企业。

道理很简单，中国最完善的产业配套，都在东部发达地区。不是富士康能留住苹果的心，是深圳的相关产业链。高房价使得强大有活力的产业链癌变，小厂主们经营不下去，技工们也无力安顿家小。

病去如抽丝，解决是谈不上的，缓解的方法，我觉得是两条。一，房产税。二，在矛盾最严重的大都市外围，建设“工人新村”，就是大批廉租公寓（可以先租后买），市政府重点配套城市交通（轻轨，地铁等等）和市政（中小学，医院），供漂来的年轻人/非都市户口的外来工作者及其家属居住，每天靠城际轨道或地铁通勤，能安心在都市里就业。“工人新村”可以出售，但仅限于曾在该市的任一“工人新村”自住满三年的，就是说哪怕你在22岁大学毕业漂过来，找份工，租住了三年，然后走了，10年后再回来，在本市再找到份工作或者创业，凭新的纳税证明和旧的租住纪录，仍然有资格买个单元。没有这个租住纪录的任何人，没有资格买。如果符合资格的人群，购房意愿不强，那么政府继续持有，出租或空关。所以“工人新村”实质上没有进入当地商品房市场，不干扰商品房房价。

（二）

三价一率，率是纲，纲举目张。

这个率，是“狭义劳动生产率”，是我自创的概念。比如说，我们把全中国的非农就业人口统计一下，全职工作的算成一个人，兼职工作的算半个人，得出一个 “总非农就业人口数”。然后，我们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里，选取以下产业：

工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水，天然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住宿，餐饮业

信息工程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保，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管理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

以上15个大类，所有注册的法人单位，本年度比上年度的 “资本净增额”总加（当然这个总额有可能是负值，就是今年的总资产量，比上年减少了），去除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就得出一个数值，这个数值或正或负，是“狭义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晴雨表。这个数值说明，全国非农劳动人口工作一年，对本企业产生的绩效体现（企业资产增加）。

这里，我们剔除几个因素。首先，这15个大类里，没有包括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但是这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口，仍计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因为没办法拆分清楚）。其次，我们统计的是企业或注册法人组织的“资本净增额”，剔除了银行贷款和融资（就是资产平衡表里的负债部分）。第三，我们没有采用各类年度营业额数字（比如出口总额等等），因为这些数字容易失真。第四，我们回避了政府用工（公务员）问题，因为所有公务员固然都计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但他们创造了多少 “直接经济效益”，无法统计。

我们就看社会全体劳动者，做死做活做了一年，在实体经济领域，盘子有没有做大，而且是硬核做大（净资产增加额）。

我们这里假定，2019年这个数值是20000，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非农劳动力，工作一年，扣除全部费用（包括企业主或股东的分红等），最后净增加了20000元人民币的企业真实效益（或对应的新增设备/库存原材料。库存未售成品可以加入统计，但必须强行打折）。到了2020年，这个数值上升为20100，说明“狭义劳动生产率”比2019年提高了0.5%。到2021年，这个数值是19000，那就是“狭义劳动生产率”比2020年下降了5.5%。假如2022年世界经济大危机，这个数值变成-1000（平均每劳动者净亏1000元），那就是比2021年下降了-105%（凡是超过-100%，就是逆转为净亏）。

“狭义劳动生产率”在逐年小幅上升（因为有通货膨胀因素），或者基本持平，是东亚各国（中日韩）的生存之道。这个数值，在一个合理区间里（比如正负7%）蛇形震荡，那就是安全的；一旦突破震荡区间，不论是蹿高还是陡降，那都是大问题。

以泡沫破裂前的日本为例，我们在《双城记》里讲过，当时日本的大制造企业，都从银行大量贷款，去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进行投机，以至于 “到1988年，日本已经在美国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控制了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5%；东京的地价比1985年翻了一倍；超过一半的上市大企业，年报中1/2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各种投机……”。当时，如果日本有“狭义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指标升幅巨大，远远超出了实体产业做产品能达到的最大增速。

所以，“狭义劳动生产率”的年增率有三个作用，第一，它与上年数据比较，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健康程度。第二，这个数据比上年增长多少百分比，可以拿来衡量 “三价”的升幅，如果“狭义劳动生产率”年增幅连续多年无法跑赢“三价”中的任何一个的增幅，那也是大问题。第三，虚化金融业的重要性，使得金融业回归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位。

(三)

如果这样统计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 “全社会杠杆率（负债率）”，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很可怕的指标，只要“狭义劳动生产率”的年增率稳定健康，代表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脱轨，“全社会杠杆率”目前偏高也不必害怕，至少还有降下来的希望，降下来的余地。

同样的，任何扰动“狭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方法和事件，就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对象，比如中美贸易战。

“狭义劳动生产率”只代表“实体经济”这一块的健康程度，至于为什么实体经济是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命脉，这只是我的直觉。我们只是民科，怎么在理论上把相声说圆了，那是经济学家们的事业。

最后一句，“狭义劳动生产率”是双刃剑，它不是 “永远在较高速增长”才好。短期增长太猛烈；或者一个较长周期里温和增长，但累计增长幅度太大，都会在政治上，地缘关系上，内部社会体制上，产生变量，构成巨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在“狭义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上，该韬光养晦的时候，也需要政府自觉地韬光养晦带节奏，比如降低年增目标，或者主动刺破泡沫。

一切的经济史和战争史，最后都归结为政治史。

本嘉明:茗谈166-2

只说一点。大都市是需要“人口新陈代谢”的，由新的外来年轻人口，逐步替换出原有的老年本地人，换血，城市才有活力。当然，目前中外大都市“比较人道”的做法，就是既增加新外来人口，也不赶走老年本地人口，于是城市只好越摊越大。

讲真，能摊大的城市算是好命，至少一时半会还有活力，还不会死。但像北京那样，被环境承载力所限，摊不大了，于是既不敢动老北京的奶酪，又不想打“年轻北漂”的屁股，只好拿低端人口撒气，我们也表示同情。

房价高，其实坐实了“都市种姓制度”，老本地人，老本地人的后代，什么都不用努力就是婆罗门了。这样的城市，最后无力再膨胀的时候，就死了。

如果要面向未来，面向年轻人，为国家做长远的打算，就必须啃这块硬骨头，一天都不能再耽搁了。

或者就是patronising

而是总理，总理的军事水平有限，至于博古和李德只是总理“豢养”的小队友；总理说服博古支持毛做一把手的对话就能看出，总理才是真实的老大，那段时间党组织和军队损失那么大，总理其实需要负总责的；遵义会议中他做了副报告，深刻检讨了自己，认真承认了错误，并且拥护毛出山的光明磊落，这点还是很佩服的；无私心吧；TG自真正的有自己军队开始懂得打仗搞军事的就毛一个人而已，朱做副手确实很合适的；其他同志基本都是后来跟着毛学习的；有的甚至是毛手把手教的；

每一天都有住不了的房子进入市场，地是卖不完的。

就是封建社会，还有千年田八百主的话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