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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茗谈166:《双城记》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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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茗谈166-2

1987年10月19日,美国经历了长期双赤字煎熬后,股价暴跌,美国经济明显喘了;此时日本小鲜肉脸蛋上白里透红的胶原蛋白,已经掩藏不住。

1985年9月,美/日/西德/英/法签署<广场协议>,共同促使美元贬值,同时日元和西德马克各升值30%以上。本以为美元贬值,美国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降低外贸逆差,但实际上1986,1987年美国逆差年年在破纪录,于是G7于1987年在法国补签了《卢浮宫协议》。这一年,美国财长J.BAKER把注意力放在修理西德上面,里根总统则忙着减税和重建军备,结果年底就是“黑色星期一”。FED主席格林斯潘果断暴力救市,避免了踩踏的加深。

老实说,这一年日本和西德的经济情况都不错,于是黑色星期风头一过去,日本股市迅速愈合了伤口。日本的经济中,有许多非常扭曲的地方,因为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起身,要从快摆脱赤贫,就只能靠外部市场,从对外贸易中赚取利润,这种重商主义思潮下,怎么来钱国家政策就怎么走,不讲企业公民道德,形成了所谓“十大商社”的格局,大商社是社会的恩人,人民的雨露,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创造了一系列怪胎特色,比如把持银行,大企业交叉持股,中央部委(甚至外务省)实际是大商社的傀儡,等等。

这些大商社(日本央企)能垄断某一领域的生产和国内市场,能风雨无阻地得到超友好利率的贷款,跟黑社会关系良好,手里握有自己的政客代言人,轻易制造非关税壁垒,而且很致命的是------我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脑筋是怎么想的------社长们认为本公司股票上涨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情,换句话说,股价必须一直涨涨涨。

股票一直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单是社长们的意志,也是普通散户的意志,这是没有办法“政治挂帅”的。但《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形势严峻,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稳中求进,同时对冲未来更大的升值预期,不得不降息降准,大水漫灌,充裕的资金流入股市和楼市,为股价的蹿升打下了基础。于是,国民的投机热情,国家的热钱,社长的意志,共同把日本推入了“投机的黄金时代”。

日本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扼杀争执。在商业和工业上,有争执是很正常的,企业家之间有时因为赌气,因为坚信自己的远景,因为渴望获取最大市场份额,就会以自己的公司为剑,进行“决斗”,你死我活-----这在中国或者美国,是很平常的事。某国虽然有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央企)和权贵资本主义,但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谁也甭想一手遮天,权贵也分许多圈子,各自互斗,落实到企业层面,无意间仍保留了残酷的优胜劣汰。而在日本,实际上是少数寡头分割利益。寡头们为了面子,经常不是互搏,而是协商分赃,压榨国民。这使得日本的企业,内部高度盲从,无力战略性创新;企业之间则靠权谋和联盟,靠大藏省的官员“裁示”,来不公平地“小吃大,弱吃强”,而不是靠健康竞争来公平挑选优胜者。

交易所里的一切都在涨,对投机资金的渴求按理要引起银行贷款利息的上涨,但由于国家放水,银行有的是钱,而钱的流向又凭裙带关系,优先照顾的信贷户又往往不是真正优质的企业,而是能通天的企业,所以放贷的利息一直提高不了。

在一个配置正常的经济体里面,经济活动一旦有不寻常处,立刻就会有病症反应出来,比如股市波动,汇率波动,利率波动,物价波动,就业率波动。发烧并不是坏事,至少提醒你身体哪里不对劲了。但在当时的日本,由于扭曲/缠绕,裁判和比赛队员“交叉持股”,观众也习以为常,这些病症没有如实地向专家/官僚和民众反映出来。其实反映出来也未必能有用,国民已经疯狂了。

到1988年,日本已经在美国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控制了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5%;东京的地价比1985年翻了一倍;超过一半的上市大企业,年报中1/2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各种投机。1983年,日经平均股价为8800日元,到了1989年底,日经平均股价3.89万日元,单单日本股市的市价总额,占全世界股市总额的42%,力压美国。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9年年底,4年时间,股价年均复合增长率50%,同期GDP年增是区区4%。

至于地价,4年期间涨到3倍。1987年,日本制定了《修养地区法》,号称要把国土的20%变成“国民度假胜地”,由国家出钱出政策,拉动民间资金参与,把国土改造成大公园。这个政策推动地价普涨,于是乡下的地主们可以用地做抵押,从银行轻易贷到资金,进城投机,股市更加上涨。日本国内土地总价格,从1985年的约4.2万亿美元,直接涨到1989年的超10万亿美元。(对比今天,按福布斯于2018年1月的统计,美国房产总价值为31.8万亿美元;中国房产总价值为400万亿人民币,合59万亿美元)

这短短四年里,日本各种资产的价格持续上涨,政府完全失能,无力控制。国民都清楚,钱不当钱,换成物(或债券/股票)才值钱,银行接收了大量明显高估了价值的抵押物------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1989年5月,日本央妈不得不挪一挪ASS,把维持了超过2年的超低贴现率2.5%,调高到3.25%。89年年底,日本的朱镕基------三重野康出掌央妈,立刻下重手,把央行贴现率由3.25%再调高到4.25%。短短半年里,利率如此剧烈的上扬,你说这还不硬着陆,还能怎么样?

1990年4月,日经225指数暴跌10%,股价和地价双跌,导致银行拥有的抵押物(股票,地产)价值不断缩水,于是银行逼迫借款人要么追加担保物,要么立刻还贷,这又导致更多的借款人(主要是各类企业)大批出售不动产和股票,于是更打压股价/房价。信贷户赖账后,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平均股价跌回到1.4万日元。

这次崩溃,远远比日本政府的乐观估计要严重。由于《修养地区法》,三四线小地方的土地也升值,以此为抵押从银行借的款,涌入一线城市投机被套牢。而日本的银行体系内部一直比较混乱,经历这样的风浪,10商业大银行倒了3家,幸存的商业银行也坏账惊人,不得不提高利率减少放贷,从而逼死大批小企业。小企业倒闭后,为他们服务的小银行小金融机构跟着倒闭,又逐步再次蔓延到大银行,大银行的陆续破产引起外界震惊,日本金融业在国际市场的融资能力被大大削弱。自1992年起,日本历届首相不断以“零利率”和“积极型财政”(放水)来刺激经济,但至今仍无起色,问题在哪里呢?

我个人看,首先问题在于(大都会)地价爬得太高,跌得太重,政府没有及时出面管理,封顶和托底。由于恐慌心理,地价跌破合理线后,导致后面的恶性连锁反应。当时地价和股价都救,恐怕天王老子也没有这个本事,但通过强制关闭交易所等方式冻结房地产交易,专注稳住地价,可能还有希望。不过我认为这一招在中国不灵,因为中国的苦命股市不用救,雷全部在楼市(楼市400万亿,股市才55万亿),一旦爆了,你救不下来。

其次,日本政府“患不均”,用《修养地区法》惠及边远地区,让大家都享受一下“政策牛”,显然也是败笔。(我不赞成中国过度保护/带动西部落后地区,也有类似的意思,不要把P2P之类远景不明的新东西,也硬塞到经济不发达地区去,脱贫慢一点,也好过“脱了又贫”)

这两条导致的后果,就是金融机构的坏账太沉重,而日本政府又不希望太多银行倒闭影响社会稳定,就不顾经济规律地死保了一批。要消化这些坏账,被硬性救活的银行就需要“开源节流”,但当时在国际消费品供应链上,韩国和中国正稳步接过日本的市场份额。由于身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日本在89年底狂妄地炫耀《日本可以说不》,美国宁可让韩国中国坐大,也要先削了日本这个“强藩”。所以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不利于“日本制造”重新出发;具体到企业经营,日本企业内部的僵化也不利于从硬产业(工匠精神的制造业)向脑筋急转弯方式的软产业(IT,电商等等)转型。事实上从那时到今天,日本原有的著名品牌在不断消失,新品牌一个也没有跃上世界舞台。既然出口无力强劲回升,“开源”就谈不上,银行坏账就只能在漫长的二三十年里艰难消化。

而这三十年,正是日本进入老龄化的时期,正是世界进入“数字时代”需要在基建和社会意识上大破大立的时期,日本没有本钱没有心气儿,去追赶世界潮流了。

但我们同时要看到一个事实,这么大个事儿,搁谁身上都是办丧事了,日本到现在还能勉强维持一个破落贵族的体面,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要说到,当<广场协定>把丰田本田等等杨白劳往死里逼的时候,蚂蚁般密集的“町工厂”的柔韧性,救了一批日本大制造企业的命,从而为今天的日本保住了几个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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