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蒋无迷 -- 熊皮帽子近卫军
哈哈哈哈哈哈。。。
这次我用了“不要脸”三个字，引起轩然大波，出乎意料。对于有杰出贡献的河友，用这几个字确实有的过头， 但既然已经引起争议，我也就不想改了。
为什么当时我用不要脸做评价呢？是因为很多网友过去几年里面多次给萨苏提建议，说他的这个历史故事不符合史实， 但萨苏从未回应，我非常不理解。藐视他人真诚的意见， 一意孤行去给果军长脸，涂脂抹粉，实际的结果是更多的人参与挖掘，由于团中央的微博转了萨苏的视频，导致一大批过去为果军辩护的公知出来打脸萨苏，大肆批驳。 即使站在宣传果军的角度来看，萨苏也让果军丢分了。 实在很难找到更好的例子来比喻这种里外不是人的窘境。最近貌似萨苏公开承认该故事有失实的地方。
前倨后恭，这又何必呢？
河里的争论有两派，一派是批评萨苏的，还有一派不是拥护萨苏的， 他们也知道萨苏是错的，而是主张宽容萨苏的，有的甚至是无条件宽容萨苏。我这里要说，我们都是愿意宽容萨苏的， 真正的分歧是宽容到什么程度。我的宽容底线是萨苏可以写小说赞美果军，怎么赞美都行， 但不能写小说然后说这是真实的历史。消费自己的信用替果军贴金，我们这些喜欢萨苏说故事的都心疼， 替他不值。
我不喜欢党同伐异，也不喜欢拉帮结派。我的自我定义是思想者，不是革命家， 我到河里来主要是学习的，所以只要这个人言之有料，哪怕是口出不逊我也不把他拉黑。西西河不因为我的存在而繁荣，也不因为我的可能离开而恢复繁荣。我们都是尘埃，尘埃何苦拉黑尘埃呢？
至少你的帖子还是言之有物的。我屏蔽的是几个“欢送派”和其赞同者，真是一粉抵十黑。对于萨苏，当然可以批评。要批评，就按西西河的规矩来，有理有据，堂堂正正。你说人不要脸，那是奔着骂街去了。我对萨苏最不满意的，倒不是最近这次的引据失实，屡错不改，因为这方面有详尽的史料可以明证其误。而是很久以前萨苏说鲁迅的人品不堪，并暗示有独家材料，当时在河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记得是陈郢客还专门发了一个帖子质疑此事，然而萨苏始终没有把这份独家材料公布出来，此事终究成疑了。
杨继绳您没法认同，咱们换一个作者，只说一个县吧。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515
链接是淳世华的文章，基于第一手人口统计资料，是杨继绳先生拿不到的，请您花一点点时间，告诉我读后感可以吗？
淳世华，1947年出生于重庆市彭水县。1976年毕业于酉阳中等师范学校，任职小学教师，1977年后任中学教师，任教期间参加函授学习，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93至2005年曾任重庆市彭水中学校长；2005年退休后从事地方专题史研究和写作。2009年1月，淳先生推出大作《粮食的历史》。书中的史料、史实源自笔者查阅的大量的地方档案资料和深入的访谈调查。
统计数据说明一切
《粮食的历史》
彭水人口37万，老兄可以看看三年饥荒死去了多少百姓。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515
讲真，这种数据估计各地档案馆都有一些的，要是能拿出来统计，离历史的真实近一些，何至于大家在河里争论不休，吵得头破血流啊。
拭目以待开放的那天。
唉，一群人以真理化身出现，以占领舆论阵地的姿势出现，以革命群众的赤胆忠心出现，顺我者友，逆我者敌。。难道我们的社会真到了水火不容，黑白分明，敌我冲杀的大革命时代了吗？ 难道真要再来一次暴力革命的时候了吗？
自己算是见证了西西河发展过程的人了，萨苏 温相 萝卜酒 冷雨冰天 顾剑 忙总 双石 李根 葡萄 仙人 地主 北斗 子玉 雪个 懒虫 微风。。。。一大串的名字，都是曾经的西西河上空的星辰， 都慢慢没了踪影，或政治不对或小资情怀或立场问题或人格低下。。当然也有身体或者自身情景变化消失的。。。 但总的讲，西西河初期的群众土壤适合各种人来好好说话，好好讲故事。。萨苏和王外马甲政治观点上并不一致，但两人之间互动又那里是敌我关系呀，反而切磋互补，碰出多少火花呀，马甲当年在河里，开始似乎并无系统写故事的计划，反而是让河里各种互动给激发出来的。。。还有仙人，本来是抑郁中来的，反而在与大伙互动中分享中熠熠生辉。。。他们之间，何曾一定是屁股一致呀？！！！ 当时政治上气氛偏右的，但左的发言空间也很大呀，现在很多人开始骂萨苏的屁股了，可当年老萨在日本挖掘日本记录的史料的时候，讲述一个个抗日经典故事时候，整个舆论大气候是TG 抗战期间投机避战的时候。。我记得老萨讲的一句话，大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那些很晚还在努力工作的农民工身上。。他自己也是笔耕不已，就是出差有点空就写。。他曾经有很多缺点，可他是敌人吗？ 又是什么样的敌人？！！！
也许，你们都是对的，如果真是需要大家都以笔当刀当剑来说话来战斗的时候，那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国内就该天下大乱，刀枪齐举的时候了，你们真的需要这一天吗？！！真的需要占领西西河这块宣传阵地吗？ 真的认为现在所认识的一定就是真理吗？ 真的不需要他们这帮‘敌人’讲故事‘欺骗’革命群众了吗？
学佛时，有个专用名词‘意思食’来说人习性成长中的一种特殊食物，信宗教的见个人就想传教，信上帝吧你得永生； 信主义的见个人就想让人信主义，信马列吧你得公正。。。君不见，那件华丽的衣服下面不是血迹斑斑，多少罪恶也正义的形象出现。。那个人能一下子就远离自身的贪嗔痴与视野的狭隘。。。
图片我在手机上操作，粘贴不进来。作者基于原始统计资料编写，我觉得来之不易，真实性可靠性很高。这样的材料多了，才能看到真实的历史，反思历史，我们的祖辈经历过的苦难才有价值。
作者本人就是彭水人，彭水县人口37万，三年大饥荒死去了七万百姓，比之前三年正常年景多死去57000人。直到1967年，彭水县人口才恢复到1957年水平。一个小县，三年折损了15%人口，全国范围可想而知。可惜统计资料很多都是锁起来的，只能估算。
《彭水县大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报告》摘要
－－作者：淳世华
彭水县，原隶属四川省。重庆市直辖后，隶属重庆市。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的1957年，全县人口378369人，每平方公里97人。1959－1961年，彭水县发生了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
一、报告的主要依据
1961年9月，四川省委根据国家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指示省公安厅在全省开展一次人口普查。目的是“弄清全省历年人口数，研究变化规律，加强统计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精确的人口资料”。省公安厅随即在泸州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要求将自1954年以来的历年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逐户逐人彻底查清，重点是1958年以后。彭水县委10月22日批转县政法党组《关于开展人口普查工作的计划意见》，要求各区委和公社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下最大的决心，把人口普查工作搞好。全县成立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公安局具体组织实施，县级各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普查办公室。区、社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抽调专门人员办公。每个大队设专人(一般由大队会计负责)逐户逐人普查登记。到11月底基层调查结束后，区、社汇总上报县普查办公室进行1954-1961年人口普查核实增减情况的统计。1963年8月，彭水县统计局编制《四川省彭水县1958－196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其同期人口统计采用了县普查办公室1962年3月5日完成的《彭水1954-1961年人口普查核实增减情况统计表》的数据。当时，《四川省彭水县1958-196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没有向社会公开，作为“内部资料”，要求“注意保存”，印数有限，仅编号发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等少数部门。
除正式的人口普查情况的统计资料外，这次人口普查还留存下一批公社、大队、生产队逐户逐人的第一手调查资料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的是全套完整的龙洋公社《人口普查变动登记表》的原始记录。该套《人口普查变动登记表》原始记录共199页，收藏于彭水县档案馆259-1-48卷、259-1-49卷、259-1-50卷。登记表列姓名、性别、年龄、成份、何时何地增减变化原因等项，有845户，4035人，分别为龙洋公社1954年(人口普查起始年)总户数和总人数的85.43%和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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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留存的这批第一手原始记录分别亲自到原址验证核实，证明了包括龙洋公社在内的《人口普查变动登记表》的原始记录与县普查办公室的1954-1961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基本相符。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196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可以成为彭水县大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有效的主要依据。
二、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算
根据彭水县统计局1963年8月编制完成的《四川省彭水县1949-1957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四川省彭水县1958-196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54-1962年彭水县有关人口数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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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954-1957年为人口恢复的增长期，人口变动呈高出生、低死亡、稳增长趋势，年均出生率22.41‰、死亡率10.76‰、自然增长率11.63‰。1958-1961年为人口减少期，人口变动呈低出生、高死亡、负增长特征，年均出生率13.86‰，死亡率57.32‰，自然增长率-43.46‰。四年中，1959-1961年为三年饥荒特殊时期，出生率大降，死亡率大升，三年年均出生率10.67‰，死亡率68.38‰，自然增长率-57.71‰。
1958年是个拐点，全县人口首次出现1949年以来的负增长。这一年，虽然出生率维持了此前水平，但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达到前四年年均死亡率的2.24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73‰，人口减少257人。1958年后，连续三年，彭水人口总量急速下降，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59889人，下降15.96%。
以人口增减变化的刚性指标衡量，彭水是四川这个重灾省的重灾县之一。在四川省1959-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累加数据完整的85个县中，为负值的84个县，在84个县中，彭水列第十位，为-173.13‰。(据由四川省各县上世纪 90年代出版的县志记载统计。甘孜、阿坝、凉山三州48县[人口300万左右，占省总人口3%-4%]未计。前三位荥经县、涪陵县、大邑县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累计都在-250.00‰以上。)
三年饥荒，彭水人口死亡累计70846人，死亡率累计205.14‰，比较1955-1957年三年，死亡人口累计多出57688人，死亡率累计高出169.76‰，死亡率累计是1955-1957时段的5.79倍。若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主编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1959－1961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累计54.26‰比较，彭水县则是同时期全国人口死亡率的3.7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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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人口自然增长常态下的1955-1957年，彭水年均死亡率为11.77‰，照此推算，彭水1959-1961年死亡人口高出5.86万。这5.86万人，应该是估算三年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基数。
与高死亡率并存的是低出生率，同样以1955－1957年年均出生率22.71‰推算，1959-1961年少出生人口1.18万(按逐年减少的总人口数计算)。一高一低，三年饥荒，彭水县在非正常状态下损失人口7.04万左右。十年后，直到1967年，全县总人口才接近1957年的水平。
三、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要类型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即使是在风调雨顺、食物供给充足的正常年份，都有可能因为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而发生，但除非超强的自然灾害(例如大地震及引发的次生灾害等)，人口的规模性非正常死亡还是不易发生的。三年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主要是指因饥荒饿死或因饥荒产生的疾病所导致的人口死亡。四川省人口普查办公室(1961年)统一制定的《人口死亡原因统计表》“非正常死亡”一栏中罗列“自然灾害、自杀、被杀、浮肿、干病”等非正常死亡类型。
浮肿和干病造成的死亡构成了三年饥荒人口规模性非正常死亡的主体。三连公社荞地管区1959-1960年死亡232人，在向上级报送的《人口死亡原因统计表》“非正常死亡”一栏中，肿病65人，干病72人，饿死55人。万足公社永丰管区1960年1月至10月死亡94人(占总人口的27.24%)，死于肿病55人、干病19人，肿干病死亡人数占同期死亡人数的78.72%。上岩西公社1961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死亡的308人中，死于肿干病的263人，占同期死亡人口的85.39%。(彭水县档案馆213-1-64卷、255-1-9卷)逐人统计龙洋公社1961年《人口变动普查登记表》在册的1959-1961年1262名死亡人口的死亡原因，分别为肿病659，干病249，杂病231，老病33，饿死18，自杀8，被杀和打死7，中毒5，其他或记载不详52。其中，死于肿干病的共计908人，占全部死亡人口的71.94%。1961年，全县死亡人口22195人，县公安局根据当年全县人口普查的基础数据，统计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彭水县档案馆31-5-26卷)：
总死亡人数22195
正常死亡10897非正常死亡11298
非正常死亡中：肿病5700，干病5227，自杀121，被杀66，火灾61，中毒40，溺水40，虎咬15，交通事故3，其他25。
上述非正常死亡中未满周岁的534人。死于肿干病的共10927人，占全部死亡人口的49.23%。
按彭水县公安局上述统计，1961年正常死亡人口为10897人，照此计算，年死亡率为33.51‰，是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11.77‰)的2.85倍。显然，在此统计中，仍然包含着非正常死亡的情况。笔者在查阅档案中就发现，不少公社将年龄偏高的死亡人口多列于“老病”或“杂病”类型，而这类人群恰好是非正常死亡比率很高的部分。
三年饥荒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档案中直接载明“饿死”的很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死亡根本原因的判断。饥饿是浮肿和干病产生的主因，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主体是因饥饿致死，是饿死，而浮肿和干病的过程则使死亡十分的残酷。笔者亲历三年饥荒，勿论病理，单浮肿和干病的表征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患者机体有一个逐渐消耗衰竭的过程。干瘦和浮肿反复交替。干瘦时皮包骨头，脸如猴面，全无人形。浮肿大多由脚渐及下肢、腿胯、肚腹、上肢、脖颈、脸面。严重时，浮肿将眼睛挤成一条缝，脸面凸起的只有鼻尖，几乎见不到鼻孔，呼吸靠呲开的嘴巴，说话含糊不清。四肢无力，心慌气短。想寻一点食物(哪怕是野菜野草)自救，但走不了几步，就想蹲下去坐下去，可一蹲下去坐下去，要站起来却十分困难。生命力耗竭到极点。这时候，即使求生的欲念未断，但已无能为力。很多肿干病人离开这个世界时，无挣扎，无呼喊，悄无声息。
在大饥荒的特殊时期，除肿干病引起大量死亡外，四川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所列的其他类型的“非正常死亡”，例如自杀、他杀、中毒等也十分严重。全县每年都有上百人以上吊、投河、跳岩等各种方式自杀身亡，数十人遭杀害或被暴力伤害致死，因食用野生植物中毒死亡的情况在全县各地都有发生。
到1961年6月，彭水共有孤儿2505人(彭水档案馆1-1-568卷)。除县办两所儿童福利院收养430余人外，其余2000余人主要由家庭个人分散领养、代养。这些历尽折磨幸存的孩子，原家庭已不复存在，饥荒之中，缺衣少食，营养不良，身体羸弱，长久的饥饿使正常的心智受到伤害，出于生存的本能，大多偷窃成性。对这些没有自尊的可怜的孩子，周围的人并非都能怜悯、宽容。县政法党组1961年10月向县委报告：1－9月份全县主要因为偷盗拿摸等事由而被失主、看护人、干部捆绑吊打、强行逼供等手段造成死亡的刑事案55起，死亡55人。死亡的55人中，儿童22人，他们中多数是孤儿。(彭水县档案馆32-1-44卷)
鹿塘公社蔡家大队12岁的傅朝书在1961年3月12日偷了骆莱碧(女，23岁)家的蕨巴粉，骆便用绳子将傅捆吊在楼椽上，用柴刀毒打，将傅的门牙打掉两颗，肋骨打断两根，傅受伤过重，3月19日死亡。(彭水县人民法院：彭(61)法刑字206号刑事判决书)鹿塘公社万年大队7岁的男孩阮兰成在1961年4月22日偷掏了本队社员黄道泽(男，36岁)自留地洋芋10窝。黄将阮毒打后，吊在桐树上，阮挣脱逃跑。黄又指使其子将阮捉住吊到桐树上一直到天黑，阮兰成于次日死亡(彭水县人民法院：彭(61)法刑字第311号刑事判决书)。
为饥饿所迫，农民普遍大量采食的野生植物达几十种。这些野生植物，人虽可食用，但如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用过量，都可能引起中毒，甚至致人死亡。1960年10月14日下午，龙洋公社七管区代玉香(两个月前，其丈夫晏治奉已死亡)采集了一些无娘藤籽，当晚，她和三个孩子(晏中亮、晏素珍、晏树)都吃了无娘藤籽掺合很少一点玉米面煮的稀饭。第二天，她家没有人到食堂吃饭，也没有人出工，队长到代玉香家查看，发现母子四人，有的倒在床上，有的倒在地上，有的倒在门边，都死了。一夜之间，这家人死绝(彭水县档案馆 259-1-49卷)。
野生植物之外，有以白鳝泥充饥的。白鳝泥就是一种土壤，又名观音土。彭水采食白鳝泥主要在高谷、鹿鸣、平安、龙射、靛水等公社的部分管区和生产队。鹿鸣公社向家、马金、万年管区自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农民普遍采食白鳝泥，人数最高时达2960人，占全社总人口的46%(彭水县档案馆1-1-582卷)。白鳝泥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吃后腹胀，排泄十分困难，采食白鳝泥的地方都有人因此被活活胀死。
在全县一些地方，还发生多起食人肉案件。举两例于下：
1961年1月11日，龙洋公社五管区二生产队邵建文(男，19岁)从靛水坝治病返家，走到卷洞桥。正在附近山上挖蕨根的同一公社的邵瑞福(男，23岁)看见邵建文身体虚弱，已不能行走。天黑后，邵瑞福将邵建文拖到黄泥洞，将其掐死，脱去衣裤(统绒、衬衣、内衣4件，长裤1根，案值7元)，割去邵建文身上的肉，回家煮吃。此案一周后破获。邵瑞福在狱中病故，审理终结。(彭水县档案馆31-12-11卷)
1961年6月19日早晨，凤鸣公社川间管区二生产队文本现的儿子文德全(男，12岁)肿病死亡。至午间，文本现将其儿尸分解，头、肚肠甩进粪池，骨头烧掉，当日下午吃腿肉，天黑吃心肝，第二日全部吃完。同食者有文本现的母亲、兄弟(文本进)、侄女共四人。案破，文本现被逮捕，以“破坏粮食罪”起诉。不久，文病故，此案终结。(彭水县人民法院：法刑(61)304号刑事判决书)
四、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时间分布
1958年，至6月30日，全县死亡人口2422人，尚属基本正常状况。下半年，死亡人口6675人，为上半年的2.76倍，占当年死亡人口的73.38%。此后，三年饥荒时期，1960年为人口死亡最严重的年份，这一年全县死亡人口30779人，占三年饥荒时期死亡人口的43.43%，分别比1959年和1961年高18.22和12.11个百分点；死亡率88.46‰，分别是四川省和全国的1.47倍和3.48倍。另外，1959年下半年和1961年上半年亦是人口死亡较集中的时段，前者占三年饥荒人口死亡的16.52%，后者占23.34%。下列统计分别反映了彭水三年饥荒时期各级农村人口死亡时间分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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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自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彭水人口死亡占三年饥荒全县人口死亡的83.29%。两年间，前有农村反右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纠正右倾倒退——收回自留地、蔬菜地、饲料地，强化公共食堂，取消小自由、小私有，社员家庭经济活动空间几乎归零的背景。后有本着利于部分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12条”迅速为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反右倾倒退所主导，终致使农民穷途末路的背景。
大量的死亡发生在冬季和翌年的春季，年关时节达到高峰。
朱砂公社联丰管区，自1959年12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到1960年春播时节死亡209人，占总人口22.4%。同一时期，仅有66户、267人的三连公社文昌管区，死亡89人，占总人口31.4%，死绝10户，孤儿8户；鹿角公社长春管区，死亡204人，占总人口31.9%;善感公社水田管区，死亡175人，占总人口22.72%；猴狸公社云河管区死亡79人，占总人口17.99%，5户死绝，8户死绝劳力，留下14个孤儿。(彭水县档案馆1-1-457卷、1-1-537卷、1-1-511卷、1-1-463卷)龙洋公社1961年《人口变动普查登记表》在册的1262名死亡人口，注明死亡月份的有1202人，自1959年1月到1961年6月30日逐月人口死亡统计示意图(注明死亡月份的1961年6月30日后在册的有36人，示意图合计1166人)如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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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人口集中死亡于冬季和春季，也势所难免。夏秋收获季节，勿论丰歉，社员吃粮有别于平时。但高估产、高征购、低产量，使粮食收获在完成征购后，大多数地方的粮食已所余无几(有的地方甚至是收完吃完)。进入冬季前，各地普遍靠低标准供应粮过日子。在公共食堂制度下，一部分人连低标准也不能保障，营养严重不良。进入冬季，这部分人营养不良的状况更加恶劣，天寒地冻，田地荒凉，家无存粮，水肿和干瘦反复发生，体质体能羸弱不支，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生命力降到极低点。不少人都是在极度衰竭的状态中无声地死去。由于人口大量集中死亡，劳力不足，大多草草埋葬，更有不少无人收殓者，曝尸荒野。
五、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地区分布
人口非正常死亡存在地区分布不平衡现象。
城乡之间。彭水吃国家计划供应粮的居民大部集中于汉葭镇和郁山镇，两镇三年饥荒时期同样存在非正常死亡问题。汉葭镇1959－1961年人口死亡率是前三年(1956-1958)的2.30倍，郁山镇是5.67倍。
但两镇人口非正常死亡与农村比较，差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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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之间。以公社为单位，全县58个公社1959－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累计都为负值。全县自然增长率累计为-173.13‰，居此以上的27个公社中，最高的猴狸公社-447.50‰。-400.00‰以上的还有太平、乔梓、龙塘、大厂4个公社。27个公社1958年12月31日人口数为146523人，占同期全县人口的39.05%，同期死亡人数为37564人，占同期全县死亡人口的53.2%。仅此，表现出人口死亡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
27个公社在县境内呈集团状态分布，沿川湘公路(老319线)一线10个公社，县境南部与邻县、邻省接壤的有14个公社，另有3个公社分别在县境内北端和西北部。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川湘公路经过保家和郁山，陆路交通方便，南部一线除鹿角有乌江水道交通外，黄家坝区的多数公社偏处一隅，交通困难。很容易发现，这种集团状态的分布，与当时区一级行政机构设置的存在发生了联系。沿川湘公路一线的10个公社分属保家区和郁山区，其中，保家区6个(该区共9个公社);南部一线分属黄家坝区和鹿角区，后者所辖公社悉数在27个公社之内。27个公社地理分属中低山丘陵河谷地带、中低山丘陵槽谷地带和中山高寒地带。在这些公社中，善感、朗溪、棣棠、永安、迁乔、鹿角等公社历来是彭水重要的产粮地区。位于县境东部，地处中山高寒和中低山丘陵地带，地势起伏较大的桑柘区所属9个公社，无一在上述27个公社之内。下列是八个区1959-1961年人口死亡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累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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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区1959-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累加都为负值，差距明显。黄家坝区是桑柘区的3.24倍。就是这个黄家坝区所辖的8个公社，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累加(负值)列全县前10名内的便有6个，其中猴狸列第一。这个公社的云河管区二生产队，进公共食堂280多人，公共食堂解散时仅剩60余人。像这样死人过半的生产队，全县有数十个。棣棠公社云木管区第十生产队，近80人，居管区的最高处，与七、八、九生产队合一个食堂。吃饭从山上下来，吃完饭从山下回去，来去七、八里。到1960年底，该生产队除一个孤儿逃离到异地外，全队死绝，生产队番号取消。
笔者通过调查，认为差别的产生，主因在地理和交通之外。虽然制度和政策的背景相同，但具体到各个地方的贯彻实施都是有差别的，而这差别，会对所在区域发生不同的影响，造成不同的结果。饥荒特别突出，人口非正常死亡特别严重的地方，总会有特别的主政者，他们不但忠实贯彻实施“左”的路线、政策，而且自出心裁，“左”上加“左”，终致酿成惨祸。
六、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差异性
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教授提出，即使饥荒与粮食生产下降相联系，但我们还是要超越产量的统计数字，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人口丧失了生命，而另一部分人则存活下来。为此，森教授提出食物获取权理论。他发现，甚至在人均食物产出得以维持的条件下，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差异，饥荒也可能(在部分人那里)发生。我们用森教授的理论来观察三年饥荒时期的农村和农民内部，很容易发现，食物获取权存在普遍的差异，而且，在食物总供给量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尤显残酷。
单就人的某项自然秉赋－－例如年龄，对饥荒中人口死亡也发生着明显的影响。下列是龙洋公社1959-1961年各年龄段死亡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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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笔者对龙洋公社1959-1961年七岁及以下儿童和1959－1960年出生，1961年前死亡的儿童做了专项统计，前者总人数458，死亡250人，死亡率545.85‰；后者总人数53人，死亡35人，死亡率660.38‰。
在上述统计中，儿童和老人的死亡率居高，60岁以上老人六七成死亡，儿童年龄越低，死亡率越高，七岁及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比七岁以上至十岁儿童的死亡率高337.27‰。这缘于高龄老人和低龄儿童的自助自救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万足公社洞头管区刘恩全讲：灾荒年我六、七岁，六、七月包谷(灌浆)挂包，能吃了，但长时间缺伙食，又矮又瘦，力气小，够不着，扳不下(包谷)，便爬在地上啃包谷杆，啃一阵歇一阵，啃得满嘴是血，啃断了(包谷杆)，才吃到了包谷。可以想见，比刘恩全年龄更小的儿童的境况，他们患病和死亡的概率更大。我们也发现，上述各年龄段死亡人口的比率，在经二、三序位年龄段(11－30岁)较低程度后，到四、五序位年龄段(31-50岁)陡升。这与他们在不同年龄段所主要担负的家庭角色应该有相关性。后者大多是家庭角色中的骨干，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仅要求自身的生存，而且担负着家庭责任，生理和心理受到的拖累都更大。
还有文化程度和认知水平的差别，部分人口没有或极少经历学校教育，是文盲或半文盲，认知水平低下，在常态生存环境里，他们还能得过且过，而在像三年饥荒这样的特殊困难时期，他们的应对能力远远不够。事实是，在食物供给严重短缺，公平分配已无可能，生存空间十分逼仄的情况下，人性受到挑战，生物本能上升，这时，原始状态的“丛林法则”无可规避，这部分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口成为弱肉强食的主要群体。龙洋公社1959－1961年有69户家庭死绝，在采访调查中，对笔者提出的死绝原因的问题，受访者大多以“老实胆小”作答。他们说，当时，为饥饿所迫，偷摸十分普遍，这些人也免不了，但因为方法手段的老实简单，很容易犯事，是干部吊打、扣饭、罚苦工的主要对象。身体弱者，遭一次吊打，扣几餐饭，一倒下就再难爬起来，而出不了门，到不了野地里“刨食”(采集野生植物)，就只有坐以待毙。这些家庭人口死绝的时间过程很短，大多在一年内或数月之间。多数家庭的老人、当家成年人死亡在前，接着是孩子，而且，愈到后来愈呈加速趋势。龙洋公社二管区邵征六因为偷拔集体地里的菜，被吊打，罚苦工，无颜见人，1959年12月16日上吊自杀身亡；1960年10月14日，邵征六妻子苏文碧肿病死亡；11月15日、11月20日、12月8日，三个小孩死亡。三管区苏文臣1960年10月死亡，11月、12月，苏文臣妻子邵瑞碧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死亡。四管区晏治河和其父亲晏世象(55岁)1960年9月死亡，三个月后，晏治河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小孩死亡。同一管区的吕应学1960年9月死亡，10月，吕妻晏书二死亡，之前，8月，吕应学母亲晏田氏(66岁)死亡，11月、12月，两个小孩死亡。(彭水县档案馆259-1-48、49、50卷)
在口粮标准使大家不能免于饥饿的条件下，公共食堂的设置为食物获取权的差异提供了制度平台－－其中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处于优势地位。食堂统一掌握口粮，社员统一在食堂吃饭，基层干部的权威空前，甚至掌握着社员的生死权力。无论从自身素质，还是限于当时的生存环境，基层干部都很难公正服务于普通社员。他们更多的是维护和扩大食物获取的权力－－多吃多占。能多吃多占的，不仅有基层干部，还有食堂的管理和工作人员－－伙食团长(或称管理员)、炊事员及相关的勤杂工。这是一个圈子，圈子中人员，或直接掌管粮食，或知晓内情，他们能在利益分沾上达成默契。挤进这个圈子是当时求之不得的事情，有时，它关乎人的生死。邵征成与前述邵征六是弟兄，邵征成家先是有人在队里任干部，1960年初又有人到区供销社工作。他家三年饥荒没有人口损失。苏文清与前述苏文臣也是弟兄，苏文清由公社安排到四管区任会计，他将家人迁往一起。家庭六个人口，除寄居的姨(72岁)1959年患病死亡外，其余人口安度饥荒。二管区钱兴谊一家六个人口，因为钱兴谊在伙食团挑水砍柴，随时可以分一点“加餐粮”，没有人口损失。而钱兴谊的两个兄弟，三弟钱兴家六个人口死绝，四弟钱兴地，家庭八个人口，死亡四人。(彭水县档案馆256-1-48卷)2013年10月25日，笔者采访钱兴地的儿子钱诗汉(67岁)，他说，莫看是挑水砍柴，我二伯(钱兴谊)搭进了圈子里头，救活了一家人。
三年饥荒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留下了太多的历史记忆。这些不幸逝者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他们的逝去是国家肌体的损伤。将这段历史进入国家的记忆，永远铭记，不仅是逝者的尊严，生者对生命的礼拜，同时，也是对我们进一步反思历史、记取教训的勇气和信心的检验。
(作者为彭水县中学原校长)
转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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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年我也是看老萨的帖子下河的.
的领导，这是个典型的官僚党棍。。。。如果救别人保别人，能够维护他自己，他干的。。。如果整别人害别人，能够维护他自己，他也干的。
他没有大我，没有公义的，他是个伪君子。。。这并不是骂他，就是个客观描述。
他能力有没有，有的！戚本禹参加一个会，会上意见纷争，戚都没法做会议记录，邓总结了几条，立刻把局面归置得很清晰，可以讨论了，可以记录了。
戚有次在基层，好象是胳膊被虫扎了还是怎样，反正就是肿得很厉害，是邓的高效率，救了戚的这条胳膊。。。不管怎么样，要治好！。。。到省里就治好了，否则耽搁来耽搁去，很难说了。
邓的脑子，先天性质地很灵很快，性格比较硬，命令主义色彩浓厚。。。。跟这种领导干活，真成绩不重要，假成绩重要，信仰理念不重要，站对立场很重要。
他喜欢的事情，你别问为什么，做就是了，他不喜欢的事情，你也别问为什么，不做就是了。
算是一点职场小吐槽。
历史真相迟早会还原的，各色人物终将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
仅就一般常识而言，可以比较一下抗日战争：八年抗战，大战无数，战士们流血牺牲，人民流离失所，缺衣少食，生灵涂炭。所有官方、非官方的统计数据中。中国军民死亡（包括战死、被屠及其他）大约2000万~3000万。而相比之下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算是有一些“非正常死亡”，中国人会死亡3000万人？即使59~61年再艰苦，会比八年抗战期间还艰苦？这种违背常识的论调，能令人信服吗？
清末到民国结束时，中国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TG当政后，人口稳步增长，就是打这些GZ脸的最好证明。我们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父辈还健在，大家不妨去做一些调查研究，看看真相究竟如何？
当初为了黑太祖、现在为了推翻TG的合法性，炎黄们一再翻出这种荒谬的论调，和龙应台大妈的《大江大海》之类一样，表明光鲜，实际不过是颠倒黑白的垃圾一堆而已。
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