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蒋无迷 -- 熊皮帽子近卫军

在此之前，还有一段：

除了这篇文章，曹树基、金辉、杨继绳等也普遍选择11‰作为正常死亡率，并以此为基础作为计算非正常死亡的依据。

那么，这个11‰真的正常吗？

1953年6月30日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准日，普查结果是54年11月1日公布的，在此之前，中国没有正式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死亡率、出生率统计。

在第一次人口普查基础上，1954年开始人口出生和死亡登记，并以当年出生数、死亡数计算出生率和死亡率。

出生率=当年出生数/（年初人口数*0.5+年末人口数*0.5）

年末人口数=年初人口数+当年出生数－当年死亡数+当年迁入数－当年迁出数

由于移民人数很少，理论上，这公式可变为：

年末人口数=年初人口数+出生率*（年初人口数*0.5+年末人口数*0.5）－死亡率*（年初人口数*0.5+年末人口数*0.5）

当然，查阅统计年鉴的人口卷，你会发现，53-64期间，上面这个公式完全不成立，为啥？地区间迁移漏报、重报以及出生、死亡漏报、瞒报。

统计年鉴给出的49年死亡率20‰，这是在54年以后的统计数基础上倒推的，从建国前一些学者的局部抽样看，当年死亡率在30‰左右，而印度，我查到的50年死亡率为25.4‰。

即便是可能低估的49年死亡率20‰，到57年，8年时间，降到10.8‰。

这个10.8%是啥概念？

1957年，美国的死亡率数据是9.6‰；1960年，印度的死亡率数据是19.8‰；1970年，印度的死亡率数据是15.9‰；1980年，印度的死亡率数据是12.8‰。

这里有个表，是几个国家将死亡率从20‰降到11‰需要的时间，以及8年时间，能将死亡率从20‰降到多少？

我们知道，四川是西部地区，彭水又是当时四川最落后偏僻的地区之一，那么，在1959-1961年期间，以和同期美国接近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来计算非正常死亡数，是否合理？

我曾经梳理过那段时间公安户籍统计的相关资料，个人认为54-58年间的死亡漏报是比较严重的，迁移漏报、重报也是很普遍的，户籍清理也带来很大的年末数据变动，根据53年一普和54年二普人口数以及年鉴公布的期间出生率、死亡率、年末人口数计算，即使完全忽略出生漏报，总的死亡漏报超过1700万，漏报率超过18%。

不能否认，59-61三年确实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但具体数据计算，我只能说，曹树基、金辉、杨继绳以及这个淳世华，都是非常不靠谱的。

随便说一下，对比60年印度死亡率19.8‰来看，中国59-61，平均死亡率不到19‰。

表一 1931─1934年江苏省江阴县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 富有者 --- 安舒者 --- 贫穷者 ---- 总 计

1931─1932 ----- 26.5 ----- 39.6 ----- 45.6 ----- 42.8

1932─1933 ----- 32.3 ----- 31.0 ----- 39.6 ----- 36.1

1933─1934 ----- 33.9 ----- 49.3 ----- 56.0 ----- 52.0

1931─1934平均 - 30.9 ---- 39.9 ----- 47.4 ──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 ------ 富有者 --- 安舒者 ---- 贫穷者 ---- 总计

1931─1932 ---- 161.3 ----- 219.8 ---- 198.2 ----- 203.4

1932─1933 ---- 275.9 ----- 240.2 ---- 239.2 ----- 241.8

1933─1934 ---- 379.3 ----- 373.5 ---- 403.4 -----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叁编（1936年）。

户籍制度，粮票制度严格限制了人的流动，农民那个时候很苦的，基本是守着土地吃饭。

今时今日确实大不相同了。基于人口普查的资料肯定是有误差，所以我不敢深究怕说错，只1转发一些帖子供参考。

我发这个帖子是因为这篇文章基于原始资料，挺难得。我在四川出生，对天府之国有感情，所以关注多一些。

http://zx.djy.gov.cn/wskj/es/201105/t20110505_39391.html

上面这个帖子是都江堰政府的官方网站，当时叫灌县。文章讲述了64年老县长瞒报产量打埋伏活人无数的故事，很感动。

都江堰大饥荒期间也损失了大量人口，具体内容我就不贴了。生活在四川的人都知道，川西平原什么概念，都江堰在川西又是怎样的沃土。这种地方如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死了很多人，那其他地方只会更严重的。

我认为大饥荒本质上是工业化过程没做好，步子太大，导致农村做出了惨重牺牲。

61年末开始清理下放城市人口，两年就下放了2000多万人。这中间，迁移漏报、重报是普遍现象。

56-59期间城镇、农村迁入迁出差额1072万；61—63精简市镇人口，城镇、农村迁入迁出差额1377万。

另外，我不认同“我认为大饥荒本质上是工业化过程没做好，步子太大，导致农村做出了惨重牺牲。”这个观点。

大饥荒本质上是民主与集中体制的问题，是干部队伍的问题，当然也与56-58期间新提拔干部的心态有关。

我就是随意翻阅到处瞎谷歌。

彭水的资料似乎有待商榷，淳世华拿到的是彭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所以从54年到62年历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数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所以算出来的出生率死亡率是比较准确的我觉得。

很多tx，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总觉得政府有档案、有数据，只是不敢公布。

这两年，梳理的资料越来越多，才明白，政府手里真没有全局的、靠谱的资料和数据。

你想想，参考人口普查，还要搞清具体死亡原因，这工作量有多大。当年的统计，还不是户籍警察之类为主，简单文牍汇总上报，58年才颁布户籍条例，工作规范和程序有待完善，一个稍微大点的行政区，连迁入迁出都没法核对清楚，当年又不像现在，数据全部联网，一不平衡就报警。

包括彭水县志在内，以及其他地方志的人口数据记载，还不是同一个干部群体做出来的，当年的资料是啥，咋不靠谱，后来补的，同样不靠谱。比如，本狐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57年全国的死亡率降到10.8‰，只比同期美国高1.2‰。

关于饥荒统计，我倒觉得戚本禹的记载是真实的，当然，我指的是他们搞那次统计的事儿是真的，而不是具体数据是准确的。他们那次的数据同样不靠谱。而且，从他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当年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是怎么出来的：一级级安排通知上报，下面报上数据，上面再根据自己的感觉或者掌握的其他材料，加加减减，成了！

关于怎么分析这些数据，老老狐狸后面几个回复很不错。

关于大跃进造成饿死那么多人的教训怎么总结，推荐看一下《变局——七千人大会》

造成这些惨剧的教训确实需要好好总结。这点我赞同老老狐狸的观点。大饥荒本质上是民主与集中体制的问题，是干部队伍的问题。

比如四川饿死那么多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58年11月底12月初，邓公视察贵州，要求陪同的李井泉在四川搞1000万亩“万斤田”。这个指标造成了严重的减产。毛主席下发的《党内通信》要求基层不要管高指标，在四川被扣压。只能说官僚体系追求起政绩起来，真是疯狂。所以主席总结教训时候说是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

推荐去看看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19308682_0_9.html这个博客里面的文章，也是四川第一手的资料。

彭水资料在县一级基层，还有生产队资料，我觉得比地方志要正宗一些至少，至于有没有作假，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毕竟是几十年前资料了，我那个链接在香港中文大学，里面有原始资料图片，老哥要是打得开可以看看，历史感挺厚重的。

彭水这件资料，估计应该是当年高层为了统计三年自然灾害汇总信息，分发下来的任务。所以每个县应该都有这个资料。我想杨继绳要的就是这个，但是他没有得到。

要是有充足的原始资料，汇总不难的。

尤其是看一下那段时间几次户籍清理的记载。

据《山东省志人口志》记载，1959年9月4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每个人民公社配备1名专职户籍员，并拨给80万元经费，用于制作户口卡片。在较短的时间内，全省1379处公社基本上配齐了专职户籍员。为掌握准确的人口资料，报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同年在全省农村开展了一次户口普查（说明山东省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时间是在1959年9月以后至1960年）。山东省在这次普查中发现全省应注销户籍的人口高达152万余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这152万余人肯定会降低59年前上报死亡率）。

据《福建省志人口志》记载，1959～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有些农村生产大队利用管理户口之便，多报人口数或者对死亡、迁出不予注销，冒领票证供应。各地公安机关结合核对户口和年度人口统计,加以纠正。1960年,晋江专区核对381个大队,查出多报22719人。1961年，全省发现多报55789人。1962年和1963年,晋江、龙溪两个专区纠正多报59726人。

据《安徽省志人口志》记载，1959年至1960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全省户口管理工作发生了一些失误。特别是农村人口变动统计数字严重失实。当时，外流人口激增，非正常死亡情况严重。但是，在户口变动登记中，未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在城镇，由于粮、油、棉等计划供应物资紧张、户口段划分过大等原因，致使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松弛，虚报、多登记户口现象严重，以致全省人口统计数字失实。由于户口管理松弛，虚报、漏登户口现象严重。据1959年底城镇户口清查统计，全省城镇清查出虚报人口121800多人。其中合肥市查出虚报人口4428人，漏报人口474人。广大农村地区户口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各种人口统计数字的虚报现象严重。亳县1960年全县总人口上报数字是根据一个大队的人口数字推算出来的。不少社队户口制度荒废，户口无人管理，以致户口簿册被当作废纸烧毁、出卖或当作笔记本。1960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建立人口管理报告制度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建立人口管理报告制度，及时准确地掌握和报告人口变动情况。1972年7月，公安部和省人保组联合对阜南县龙王公社进行人口统计质量调查，经逐户核对，该社多报人口312人。多报的方法有虚报出生、死亡不销、假报迁入、迁出不销、重登户口、编造假户名和随意增加统计数字等。

…………

我看到的是：抗日战争 中国 伤亡 3500万人。死亡与伤亡的差别大很多啊。

1958年至1964年七年间，四川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高达55.81亿元，约为57年工业固定资产原值9.74亿元的5.7倍，而工业总产值仅增加4.9亿元，增加约10%。

1959年4月1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紧接着，温江地委在郫县红光公社召开全区生产现场会。会议宣称，全区小春作物长势良好，“空前大丰收的景象已经超过了大跃进的1958年”。高产卫星一而再、再而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险象毕露的红光公社继续充当跃进旗手，400多名会议代表参观听取了他们“大搞万斤指挥田”的经验。会议规定，今年全区的1百多万亩高产水稻，全部深耕1.5尺，每亩施肥20万斤，密植4-6万窝。

1958年局部推行的疯狂密植，就这样被强行推广到全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地处高山丘陵地带的邛崃在宝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强迫社员整村搬迁到山下，组成“大兵团”搞万斤田。（作者注：据专区卫生局长高吉辰1961年调查统计，该社1959－1960两年间非正常死亡4000多人，占全公社人口的40%以上。高告诉作者，这个情况他当时没有报地委，但是“绝对可靠”）。

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5个乡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8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找来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复不行，“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党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定。四川省委1959年4月19日发布的农业生产八条规定，得到中央肯定，4月26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指示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象四川省委一样，作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见《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94页）。

——《川西大饥荒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