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梁晓声：如果再回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 老科学的家

把一个谣棍的谣言挂在嘴边好像不太合适。毛把四川信阳的当事官员抓起来了，邓把他们都平反，对不是释放，而是平反。

如果你坚持3000万是真的，岂不是指控邓反人类？

地主老财官僚打倒，可以分田地分浮财，老百姓受益。

文革前二年，文攻武卫，大串连，生产交通秩序乱。武斗也是小老百姓(工人造反派、红卫兵)死的多。

后来，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所需劳力，大规模上山下乡，都是老百姓承受的。

文革中，走后门盛行，毛泽东也表示无能为力，在李庆霖的告御状回信中回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老百姓有啥能力走后门？还是台上的那批人。

我觉得，有两个途径可以做到。

第一个，是文化方面来，这个比较慢。比如文革，不过文革副作用大；

第二个，是制度方面来。这个比较快，不过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的基础。

词目：造反 拼音：zàofǎn 释义： 1.，民间对武装暴动、谋反的俗称。

依你看，难道造反是拥护政府？

但想让大家重视质量，要做到什么程度，却是可以商榷。

大家讨论如何处理，本就是各抒己见，那个老员工提出的意见不是很合适，但也不至于因此就丢了工作吧。

这位故意采取开除员工这种做法，无非是杀鸡儆猴。

鸡该不该杀，这不重要；杀了鸡后有谁会因此受到连累，也不重要；杀鸡与不杀鸡对整个工作有多大区别，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想杀就杀了，又能怎样。

我百看不厌的《食神》里面一句台词：呐喜欢干就干,这就是权力啦！

下！吽总，有这文也不在河内流传一下。太浪费，免费的因特网了。

链接http://www.haijiangzx.com/2016/0316/850549.shtml

（原创）历史、历史书与历史是非判断标准

来源：海疆在线 2016/03/16 15:30:34 作者：黎阳 字号：AA+

导读: 要从国家和绝大多数的利益角度出发了解历史真相、掌握历史规律就同样决不能轻信无耻文人写的历史书给出的表面现象，同样必须仔细调查、认真考证、多方比较、相互对质、严格分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滤掉谎言，查出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书却是文人写的。历史事实如何是一回事，文人在历史书里写的“历史事实”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仅可以不一致，而且可以完全相反。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领教了这一点——因为有亲身经历，所以我确切地知道毛泽时代根本不是今日“公知”描述的那样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整天人整人、人斗人、斗得鲜血淋漓朝不保夕。起码那时不是家家防盗门、处处见诈骗、食品药品到处假冒伪劣、越是熟人越“杀熟”、越是亲友越算计、救死扶伤还得提防恩将仇报反咬一口讹上自己。那时人和人的关系普遍相当正，很讲原则。六十年代初我们下乡帮秋收时生产队长安排我们访问老农民，没想到被访问的老农民当我们的面把生产队长一通臭骂，说他哪哪做得不对，曾多吃多占等等，毫无顾忌，看得我们这些中学生目瞪口呆——如果干部一贯专横跋扈打击报复，老百姓敢这样吗？干部敢安排我们去访问这样的群众吗？参加工作之后这种事见得更多了——起码那时的财会人员普遍敢讲财经纪律，不合规定不给报销就不给报销，往往连领导也不行，六亲不认照样顶。那时一个饭店厨师就敢公开批评商业部长违规公款吃喝，还被登上了人民日报头条（要是现在还得了？饭碗早没了。那时干部搞打击报复的当然有，但能做到的只是“穿小鞋”、“提级时卡你”，想随随便便打碎小百姓的饭碗一般没门）。我处过的单位当年都不兴拍领导马屁，更不用说阿谀逢迎成风了。我自己就曾为公事直接顶撞过领导，之后不但没遭打击报复，跟老领导的关系反而更亲密融洽了。当时的干群关系官民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那时出差办事，只要是公对公、手续全、理由足就基本能办成，无须请客送礼，更不用说行贿受贿了。即使政治运动，从最高层下来的一贯原则也总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热加工、冷处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落实政策”、“给出路”。而中下层普遍流行的说法是：“批判你是爱护你，是怕你犯更大的错误，是为了保护你，是为了用你！”——什么“杀功臣”、“过河拆桥”、“争权夺利”、“热衷整人”，净是今日文人“公知”从玩弄权术的阴暗心理角度出发的歪曲诬蔑挑拨离间。

等看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和李晓鹏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我才明白：敢情不仅当代文人“公知”笔下的历史充满颠倒黑白信口开河歪曲捏造胡说八道，而且明朝文士笔下的历史也同样如此：

——比如所谓“朱元璋大搞文字狱”——“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被说成“‘生’者僧也”、“‘光’者秃子也”、“‘则’者贼也”、“金盘有幸来殊域”的“‘殊’者歹朱也”——牵强附会硬加上罪名然后杀掉等几个明初著名“文字狱”故事全都是朱元璋死后多少年后的野史编出来的。所谓“朱元璋用蒸鹅杀功臣徐达”也是徐达死后一百多年才由野史编出来的。所有这些全是“官方正史和档案里没有、当时的野史、笔记也没有、几百年后的野史传说才出现”、全部都被现代严格科学考证为假，历史上却一直流传极广、被普遍信以为真。

——又比如所谓朱元璋是“暴君”——怎么算“暴君”？按李晓鹏的说法，暴君总是同时干三件横征暴敛劳民伤财的大事：大规模对外战争、大规模公共工程、大规模修建宫殿建筑，同时穷奢极欲逼得老百姓人民活不下去。而朱元璋呢？这三件大事一件都没有干：建国后没搞大规模对外战争，没搞什么大工程，没大兴土木大修宫殿，个人生活也相对比较简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朱元璋并不残暴：对老百姓很宽厚，税收很低——农业税和商业税都是三十税一，为历朝历代最低。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对于农业生产工具和人民日常婚丧嫁娶需要使用的布料、舟车等物品一律免税；对书籍的印刷和销售也完全免税。不仅如此，朱元璋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疯狂工作，从不沉湎于个人享乐，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率和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令，不遗余力除豪强、建军屯、丈田亩、修水利、大规模组织赈灾……总之建立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所必需的事他一样也不漏，一样也不放松。

朱元璋孜孜不倦的治国成效到几十年后的朱棣时代才充分显现出来——根据李晓鹏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给出的资料：出兵甘肃青海：自唐朝以汉民族王朝再次控制西域地区；接管西藏：汉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治西藏；出兵云南：历史上第一次把云南全境纳入中国版图；出征蒙古，几次出征全部获胜，每次都是几十万大军、军粮供应源源不断；出兵越南：把越南北部地区正式纳入版图……还有：郑和几下西洋、迁都北京、修建北京城、大规模修缮长城、重新疏通大运河、编成《永乐大典》……明朝之前任何一个朝代要想同时做这么多事，几乎一定会耗尽国力民不聊生而崩溃。但朱棣时代不仅把这些事都干成了，而且明朝依然保持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没有爆发任何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朱棣时代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上都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时代，超过了唐朝和汉朝。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朱元璋的功劳——没有朱元璋拼死拼活几十年如一日精厉图治打下的底子，朱棣再能干又能有多大作为？中国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就从元末的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一跃变成朱棣时代的无比辉煌？

同样，毛泽东孜孜不倦的治国成效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才充分显现出来——航空、航天、航母、高铁、量子通讯、高超音速航天飞行器、“北斗”、“神舟”、“嫦娥”、“天宫”、“蛟龙”、“航母杀手”、“XX快递”、南海造岛、青藏铁路、大国重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军军舰下饺子”……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毛泽东的功劳——建立新中国、一统大陆、打破雅尔塔协议的格局、收复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自卫反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革命加拼命”、“只争朝夕”、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举国大规模兴修水利、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移风易俗、爱国卫生运动、“妇女能顶半边天”、“两弹一星”、通过变美苏两极政治为中美苏三角政治而突破美苏包围、改变冷战格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没有毛泽东拼死拼活几十年如一日精厉图治打下的底子，中国怎么可能避免被两个超级大国一分为二甚至四分五裂战乱不休的命运、获得迄今为止已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怎么可能顶得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前后夹攻？怎么可能冲破重重封锁包围、在短短二十几年就从把一个文盲充斥、愚昧落后、一盘散沙、一穷二白的农业古国变成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基础的正在崛起的强大国家？

如果从国家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出发看问题，那就会毫不犹豫对如此治国成就予以肯定——国家是分裂战乱、任人宰割好还是统一和平、无人敢犯好？老百姓是“乱世人命不如狗”、“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好还是“天下太平、人命关天”好？对于这种“战”与“乱”、“生”与“死”的区别，有点常识就能掂量出来，用不着有很高深的学问。

但无论明朝之文士还是今日之“公知”笔下的历史都恰恰相反：朱元璋是暴君，毛泽东是暴君，出身卑贱心理阴暗，穷凶极恶卑鄙无耻，不学无术只懂权术，不会建设只会破坏，整天什么好事也不干，光知道干坏事，“以杀人为乐趣、性如蛇蝎”，给中国带来的只有灾难……

这其实很好理解。“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朱元璋和毛泽东都雷厉风行反贪官、雷厉风行禁止权贵违法乱纪欺负百姓，都得罪了文武权贵，当然都要被他们恨之入骨，都被口诛笔伐逮机会就造谣诬蔑。在这点上明朝之文士与今日之“公知”完全一脉相承，前赴后继——明朝之文士精心制造出“文人永远正确、皇帝永远错误、文人总是弱者、总是奋不顾身对抗强大的邪恶势力、即使有错也是出于公心”的舆论环境，以骂皇帝为荣，骂得越邪乎越好，巴不得因胡说八道无中生有而挨打挨罚。只要因骂皇帝而挨打挨罚马上被吹捧成英雄、名利双收。今日之“公知” 精心制造出“‘公知’永远正确、毛泽东共产党永远错误、‘公知’总是弱者、总是奋不顾身对抗强大的邪恶势力、即使有错也是出于公心”的舆论环境，以骂毛泽东共产党为荣，骂得越邪乎越好，巴不得因胡说八道无中生有而受惩罚。只要因骂毛泽东共产党而受惩罚马上被吹捧成英雄、名利双收——不是有人因为骂毛泽东而马上轰动网络，第二年就被美国人授予“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后来又被英国人评为世界顶级思想家吗？袁腾飞因为污蔑毛泽东而成了名人吗？刘晓波要搞“三百年殖民地”而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吗？夏业良被解雇，马上成了举世瞩目的“著名学者”吗？……

不光明朝之文士，从古到今无耻文人无不如此：谁得罪他们，他们就骂谁，无孔不入无止无休，几千年如一日没完没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因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于是被骂了几千年，大政方针不消说，连长相声音到家庭出身都不放过：来历不明的野杂种、“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连他妈勾搭的小白脸嫪毐的生殖器尺寸都堂而皇之上了《史记》，语言之污秽下流和市井街头的泼妇骂街其实也没太大区别。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但因杀孔融杨修得罪了文人，于是不但被骂了上千年，还创造出个广泛流传的奸臣艺术形象——“白脸曹操”。雍正整饬吏治得罪了文人，于是被骂成“皇位来路不正”、“篡改遗诏”、“杀兄屠弟”、“过河拆桥杀功臣”、“文字狱”、“阴险狡猾凶狠残暴”、“嗜杀”、“血滴子”、“不得好死被吕四娘砍了脑袋”……看看这些就能知道朱元璋和毛泽东挨骂决非偶然：这是一条铁规律——“谁得罪了文人，谁在文人笔下就决好不了。”

如果优待文人、给文人特权呢？那在文人笔下的形象就好得不得了——刘备“三顾茅庐”，于是被千古文人一致吹捧成代表正统、代表仁义道德形象的“刘皇叔”、“先帝”，而绝不像骂朱元璋那样骂他是出身卑贱卖草鞋的小贩、是抢夺“同室宗亲”地盘的伪君子，等等。李世民优待文人、“从善如流”，于是连最讲“正统”的文人笔下也从不骂他篡夺皇位杀兄逼父，而只赞扬“贞观之治”。赵匡胤决策“不杀文官”、对文人高官厚禄格外优待，于是从古代的儒家理学家到今天的“公知”都从不骂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叛逆篡位来路不正，而是异口同声高唱赞歌，还把宋朝这个连属于中华帝国核心区域、春秋时代起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燕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回来、严格讲不能算是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王朝捧上了天：“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中国最争光的朝代”、“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外国妇女前来‘借种’：宋朝无比诱惑力”、“宋朝小资的幸福日子”、“东京小资的一天：宋朝的下馆子”、“改变今日世界的王朝——宋”、“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南宋是蒙古征服史中最强劲的对手”……民国的“公知”有特权，于是内忧外患战乱不休任人宰割丧权辱国不断的民国在“公知”笔下就成了天堂神话世界：“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人大张鸣）、“民国范儿”……

看看这些就能知道另一条铁规律——“谁给文人特权，谁在文人笔下就好得不得了。”

由此可见不管古代之无耻文士还是今日之“公知”判断是非的标准都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百姓利益，而是自己的私利——有利于文人私利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绝对的好，好得没屁眼；不利于文人私利的就是坏、就是坏、就是坏，绝对的坏，坏得胎里烂。如果对文人写的东西不假思索照单全收，最基本的常识都会颠倒，比如会以为乱世比治世好、有随便杀人的自由比没有随便杀人的自由好——“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人大张鸣）、“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也算不幸之幸。”（《南方周末》：“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

知道文人笔下骂与捧的这两个铁规律，就能明白一个道理：了解历史和历史规律决不能靠简单地看历史书，尤其是文人大力推销的历史书——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书却是文人写的。历史事实如何是一回事，文人在历史书里写的“历史事实”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文人写历史从来不按历史事实如何来写，而是按自己的利益需要如何来写——人家从来就不承认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从孔夫子起就搞“春秋笔法”、“隐恶扬善”，今天的“公知”更是彻底肆无忌惮什么遮羞布都不要，写历史简直变成了公然造谣：“抗日共军杀敌851人”、“座山雕原来竟是抗日英雄”、“地雷战没有炸死一个鬼子”、“国民党的真抗日和中共的假抗日”、“共产党在南泥湾种鸦片”、“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狼牙山五壮士造假”、“民国时期半数铁路工人家庭财产超过3辆宝马”、“贴标签无助于真正了解汪精卫”、“鸦片战争的起因不是英国为了倾销鸦片而是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火烧圆明园是中国咎由自取”……到后来干脆理直气壮为“造谣”正起名来了：“打左灯向右拐”、“善意的谎言”、“谣言倒逼真相”、“谣言是存于人心深处的真相”、“它不是事实，但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比真理更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众深信不疑”、“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谣言是个中性词，不是负面词”、“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

“文人只按自己的利益需要写历史书”、“文人写的历史书只收集符合文人利益需要的东西”、“谁得罪了文人，谁在文人笔下就决好不了”、“谁给文人特权，谁在文人笔下就好得不得了”等客观规律决定：要了解历史就得先确定判断历史是非的标准——从国家和绝大多数的利益角度出发看问题、看历史，还是从文人“公知”的私利角度看问题、看历史。如果是为了无耻文人“公知”的私利而了解历史，那文人写的历史书说什么就是什么，照单全收就是。如果是为了国家和绝大多数的利益而了解历史，那就得明白一条：从无耻文人写的历史书了解历史跟从诈骗犯嘴里掏真相差不多，决不能人家的书上说什么就信什么，一切得自己调查分析判断。这说白了就如同破案——越是表面上似乎一目了然的结论或线索往往越是罪犯精心安排布的局，为的就是把你引入歧途，让你不知不觉得出他们需要你得出的结论。

刑事侦察中要破案就决不能轻信表面，必须仔细调查、认真考证、多方比较、相互对质、严格分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滤掉谎言，查出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

要从国家和绝大多数的利益角度出发了解历史真相、掌握历史规律就同样决不能轻信无耻文人写的历史书给出的表面现象，同样必须仔细调查、认真考证、多方比较、相互对质、严格分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滤掉谎言，查出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

责编：许舒琦(如需版权合作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转载请注明来源海疆在线)

这个态度说明了什么呢？可能他反对日本人，可能他反对共产党，也可能他反对国民党，或者他反对的是战争本身，乃至他反对的是那个时代的贫穷落后。

反思文革就要把历史一点点还原，谁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弄清楚了，才好说哪个人哪个事是错的。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几乎每个真“谋反”的势力都以“谋反”的名义杀过政敌。所以倒浆糊一般说自己反对某个时代，然后借机把脏水都泼到一个人身上的做法其实很可笑，只能去糊弄高中生。

你说的都太不接地气。

《请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

从圈羊运动开始到肯尼迪忽悠，无一不是在欺负穷人

所谓大清洗真正的准确数据是三万九千多名军官被审查，其中一万多人因为“政治原因不可信”被开除出军队，其中三千多人被投入监狱----越是高层军官被清洗的比例越大，越是底层比例越小。 当然，大清洗的危害是极大的，但其危害不在于杀多少高级将领----事实上，被杀的老将的能力多半远不如清洗后被提拔上来的朱可夫，科涅夫等新锐将领，而在于毒化军中气氛，使人人自危，保守不敢求新。

然而，实际上的数字是近四万军官被审查，其中的三千多人入狱----然后到了西方宣传就成了“四万军官被枪毙”，就像大跃进三年饥荒导致至少以百万计的平民饿死----当然是极其惨痛的教训，然后现在就成了饿死三千万，六千万，八千万地翻着跟斗往上涨，真是政治正确啊。

当然，南京大屠杀杀害了三十多万无抵抗的中国军民，如果有人将其夸大宣称南京杀了一百万，二百万，三百万中国人----他的谎言绝对不会如“枪毙四万苏联军官”，“饿死三千万中国人”那样受欢迎，对吧？又一种政治正确。

以十年文革为整体看待，农民么享受到了医保，教育的普及----医保使人均寿命增长到六十几岁，教育普及使小学入学率，升学率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初中升学率则达到百分之六十（改开后，整个八十年代初中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十，九十年代不到百分之五十，直到2004年才算超过75年的数字）----没错，文革时的教育受经费，人才的限制条件很差，质量不高，但有，就比没有强。

至于工人么，看蒋子龙的回忆《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 》就可以了，文革期间他作为工人可没有遭罪的感受，只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是太好了”，倒是改开后：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看不见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曾经的“国家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 ”

西方工人恶意讨薪么？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

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你觉得要整么样才能震惊？

就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