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不够伟大，只是很特殊（续） -- 醋留香一世
本楼楼主不就是这么干的，现在看来效果不错啊，新号就没有被禁言。
每次改朝换代社会都是在演进的，不是因此就不是改朝换代了，如果有社会总体指标的演进就叫解放，那基本上都在解放，中国政权之间的更迭，就是改朝换代。
朱元璋那一次却不是改朝换代，不是解放两个字能形容的，应该是叫光复。
爱新觉罗那次也不是改朝换代，更不是什么解放，应该是侵略。
你提到的蒋介石，如果是指北伐战争，这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有半属于光复。但是辛亥革命光复很不够，最多算一半。北伐也就是四分之一的光复吧。
至于资料，光现在放出来的就足以想明白很多事情了。全部放出来？即使真这样，那恐怕也不是一个人一辈子的精力可以穷尽的。
大跃进开始的那些事，更像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往下倒，而不是在之前种下的恶果的爆发。
其实已经有些前戏了，比如胡风事情。
我觉得导火索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当老大的心理，觉得什么都和苏联一样，学苏联没有什么面子，非要自己新发明一些搞法和苏联别苗头超过苏联显示高明，才有大跃进，摧毁了建立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一次性近九成，比戈尔巴乔夫狠得多了，进入二十年既没有计划经济又没有市场，省市县拍脑袋指令的时期。
和苏联较劲摔得鼻青脸肿以后，引起普遍的不满。其实完全有机会收手，你说邓小平“死不悔改”，比起毛泽东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不想认栽，过几年干脆发动文革清洗掉异己，基本是亲苏派改换门庭倒向美国了。
文革的起因就是毛泽东为了避免九大成名誉主席，这个港大那套视频高华讲过，中共八大党章规定设一个名誉主席，如果按时开九大，毛泽东很有可能当这个名誉主席。可是到时候就是没有人敢方开会。我觉得这是靠谱的，没人敢说开会就是因为都知道开会就意味着摊牌，难免有些犹豫，或者不想自己出头。平时毛泽东有些积威，可是开党代会时还是不能说一不二的。可是拖也是不能长久的，会总是要开，就干脆忽悠人“踢开党委”清洗掉一批异己的方式阻止开会，哪怕光凭这一条，我觉得就足够开除了。在清洗掉异己，基本上控制了局势以后，开九大还是耍花招不让别人投反对票，前几天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许耀桐：党内选举论》
土地是国有制了，可是土地国有制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城市化吗？土地私有制就是英国的城市化模式，也是前工业时代唯一的城市化模式，土地兼并带动人口迁移，宋代明代都有。土地国有制，就是英国式的城市化模式，当年土地国有制以后，没有运作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城市化让农民快速陆续进城到国企就业，现在，土地是国有，学苏联。可是却不管进城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学英国。这土地国有制的作用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来。
深入讨论区，以前有个疯疯癫癫僧。。。。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疯疯癫癫僧怎么被数学逼到墙角里。。。。
记得那个大镰刀吗，记得唐山地震捐款吗，记得那个输血门吗。。。。无数次啊，那么些年，无数次被抓到痛脚啊。。。。看的真是过瘾有意思。。。。
那个疯僧，就是个美国或者台湾的笔部队的一个账号。。。。噶有一次我都看不下去了，有次这账号留言表示对某事很惊奇，并说该事发生的时候他多少岁。。。。。一看就是个新人来运作这个账号的，因为多少年了这账号一直说自己是另一个岁数，大得多。。。。
你觉得大跃进是为了毛泽东有面子，文革是为了毛泽东不下台，土地国有是为了城市化，呵呵，通篇都是在以庸俗的自私心态揣度毛泽东的动机。啥叫以**之心度**之腹，就是这意思吧！
你觉得把你放到毛泽东的位置，自己会不会参加革命，我觉得不会。会不会叛变投降？我觉得一定会的。
我比他务实多了
假设斯大林被贝利亚毒死这个意外无法避免，从共运的角度，恐怕还是斯大林开始的判断准确，中国的状态，还真不如联合政府或者保持划江而治，至少无法在苏联东欧捣蛋了。
陈独秀在1938年《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分析各国在大战中的策略时说“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到二战后期，斯大林趁反攻的机会用比输出革命更加激烈的直接军事占领的办法把东欧地区收入囊中，“一国社会主义”结束，也开始搞起了经济互助会国际分工，那这个国策的范围也就从苏联扩大到整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
从伊朗收兵、在联合国出兵朝鲜提案时弃权、指令其他各国共产党放弃武装革命组建联合政府比如托派指责的让法共放弃武装革命拯救法国资本主义都是这种“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的表现，在中国策划联合政府和划江而治也是一样。
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是以经济扩张的思路为主的，就是莫洛托夫计划和马歇尔计划的较量，建构两个平行市场，没有市场经济以销定产对产能束缚的苏东阵营的经济和产能扩张速度远超过资本主义阵营，不必从资本主义输入商品，还能不断输出商品冲击资本主义挤压对方市场引起经济危机和各种矛盾直至战争，撒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间谍钉子保不齐还能趁机策动革命。
恐怕这种是经济扩张为主还是以国际革命政治扩张为主是斯大林和托派想法的真正分歧，两种思路实施互有冲突。和“一国社会主义”运作的思路一样，本来也是在苏联东欧阵营先运作几个周期的计划经济提升实力再顺这个思路扩张下去。杜车别指斯大林设想的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大改革在世时只完成四分之一，估计就是指国际扩张范围有限。
斯大林这些在苏东以外的地方“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的表现，既是丢卒保车丢车保帅巩固到手的东欧的利益权衡选择，也可以说是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的一种默契，在其他地方让步以换取对方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利益不加干涉。
对于在中国策划联合政府和后来的划江而治，可能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把中国当成了潜在的对手，就像一定要把德国一拆两半一样，陈独秀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是希望战败后德国爆发革命作为共运阵营的领导国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认为苏联的生产力都不能胜任领导国，而且本身已经离开社会主义了，这也是对德国实力的重视。网上有蒋经国回忆斯大林解释为什么要外蒙独立，斯大林明说”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连蒋经国都认为这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农村包围城市”也是违反社会学原理的，进农村以后，不仅斯大林，中国托派在过江以前也一直不看好中共，实际上在西安事变以前也已经从江西被打了出来，跑到陕西。后来也一样是趁二战的内外环境，抢到东北大城市以后才翻盘的，本来就有很大的碰运气成份，就是偶然性。“农村包围城市”只是个不可复制的特例。在过了江以后，中国托派大感意外，修改理论，认为是两个资本主义的势力的争斗。
斯大林肯定也一样大感意外，对中国的重视没变，只是态度从提防变成了支持，认为可以多一个伙伴甚至是盟友。贷款、批援助、派空军运中国军队进新疆都是表现，“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甚至连“为弟弟超过哥哥干杯”都出来了，网上看到个贴子《斯大林为“弟弟超过老大哥”敬酒 刘少奇不敢喝》有资料，坚持祝酒时特别提醒“现在中国不是孤立作战，这会使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更快些”，杜车别十一年前发在天涯的评价苏联和斯大林的贴子指中国的环境远远比苏联当年好的三点重要原因这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有苏联的经验、第二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第三有充裕的时间”，社会微积分也指苏联援助的力度远超过当年苏联自己抄的底，而且在落后配置下运作计划经济苏联属于原创，中国只要依葫芦画瓤就行了，难度大得多。按一般的思维分析，好得多的环境条件运作后的成果当然是会好得多，那个贴子里斯大林祝酒时也说到“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
可是彭述之在50年初的《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坚持认为中共只是一时的军事冒险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伪装的，成为了大气候。毕竟，彭述之是和毛泽东共过事的。
斯大林阴沟里翻船看走眼，也就是这两次，一次对蒋介石，另外一次就是对毛泽东。
其他的看走眼，比如在希特勒面前失掉一先，误判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吞下整个东北压力大增后来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闪展腾挪摆平了，事情不算非常严重。
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次看走眼恶果严重得多。第一次是毁了第一波世界革命的形式，如果北伐顺利，完全后收回欧美在华利益，给第二年的大经济危机来个火上浇油，直接点爆社会革命，世界革命一步到位完全有机会。
“一国社会主义”启动计划经济本来就是这一次阴沟里翻船看走眼的产物，出手抄底缓解经济危机以后，这一波世界革命基本衰退，在苏联造成的裂痕更是谁都知道，恶果极其严重，这个损失无可估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全世界还能再有一大批像当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国际特级大师水平的人物。形势扳回来就是在二战以后，忙活整整二十多年以后，才又出现第二波较好的局面。
如果中国出像法国一样形成联合政府或者划江而治，无论中共或者国民政府执政都没有给苏联东欧阵营捣乱的机会和可能性，倒是向法国一样，还可以在对方阵营引出各种分裂动乱。
可是像当年支持蒋介石一样支持了毛泽东这一把，就不一样了。毛泽东虽然在国内经济上想和苏联较劲摔得鼻青脸肿，可是在国际上和苏联外交较量却捞到不少面子，只是有些事情很不地道，赫鲁晓夫被毛泽东当猴耍，在炮击金门以前把赫鲁晓夫忽悠过来造成狐假虎威的效果，这还算是利己不损人的事情。在匈牙利事件里忽悠赫鲁晓夫动武，然后派人出面调节把手伸到东欧去，这就很不地道了。没有毛泽东忽悠，赫鲁晓夫自己处理的波兰事件，就平稳解决了。这件事给苏联东欧阵营造成了巨大的裂痕，苏联声名扫地，其他国家也对苏联产生戒惧，可是说是苏联东欧阵营江河日下的重要一步拐点。
从共运的角度上，就是在中国形成联合政府或者划江而治的状态才是有利的。
斯大林第一次对蒋介石看走眼，毁了第一波政治扩张的国际革命流产。二十多年以后又一次对毛泽东看走眼，第二波经济扩张的国际革命又流产。
不过这也因为斯大林不久就死了，否则只要斯大林活着，即使一进看走眼估计也是会很快扳回来的，就像对蒋介石阴沟里翻船也就是被摆了一道，以后再和蒋介石打交道，也没有再吃亏过。
如果斯大林他和那批人主导，也是肯定不会按兵不动，看着毛泽东发动文革清洗亲苏派后倒向美国的，看处理西安事变时快速反应和霹雳手段就知道了。当时苏联不像上次陷入二战顾不过来才让毛泽东整风金蝉脱壳，马林诺夫斯基建议那次可就是在文革以前，当时国内的力量按时开九大就已经是十拿九稳了，如果苏联伸一把手就是十拿十稳。后来苏联如果支援五七一工程，机会也是极大的。
可这些机会都白白丢掉了。两波国际革命的形势啊。直到一年多前，沈志华又出了一本书，书名《无奈的选择》，算起来离马林诺夫斯基的建立，整整半个世纪了，离北伐战争更是将近九十年了。
不过新的一波国际革命形式已经在四年多前从阿拉伯世界遍地开花开始了，又像百年前的十月革命一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除了中国和俄罗斯“无奈的选择”（这不是好的心态，要改变），还可以加上阿拉伯，第一波资本主义国际革命就是千年前阿拉伯开始的，打开国际市场大量航海来华投资，还刺激了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宋代也第二个打开国际市场兴起海外贸易输出资本，都是在蒙古打击下衰落的，第二波资本主义革命，在十六十七世纪对接海路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世界市场的也是阿拉伯、中国、欧洲三方。
还是斯大林最后留下的绝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的构建，建立两个平行的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十年前陈独秀的绝笔《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也是这个思路，只是希望纳粹失败后德国爆发革命牵头，中国、俄罗斯、阿拉伯都有相当的资源、技术、内需和文明底子实力三方加在一起，重建经济互助会的实物贸易，绕开货币购买这个环境，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哪怕仅仅是外贸上，当然最理想也是国内也启动计划经济。
加上我觉得三个字，是为了区分开哪一些是叙述，哪一些是评价。
我说的这些，不全是评价，我觉得不是满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叙述。
斯大林去世以后就想入非非，想让老大了，这已经是比较好的猜测的，否则，他出手比戈尔巴乔夫还狠，也应该配上比对戈尔巴乔夫高的荣誉评价。
再来以为我觉得，我觉得用这种心理猜测毛泽东的动机恰如其分，比如前戏胡风，一个摇笔杆子的文人，能量顶天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除了面子、庸俗的自私心态揣度我是想不到其他的可能。再比如文革的由头之一，海瑞罢官事件，见过评价，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不如嘉靖爷。
土地国有是了为城市化，这不是我觉得，这是基本的社会学经济学知识。城市化模式无非两种，英国式的多家兼并土地后让农民进城和苏联式的一家兼并土地后让农民进城，一个是前工业时代的模式，一个是工业社会的模式，效果也是摆在那里的，苏联的更快。如果不能推动快速城市化，土地国有就没有发挥出效果。
如果觉得只要土地有国家，可以永远让农民窝在上面耕田，一劳永逸了，那是罕见的愚蠢思维。我觉得毛泽东怎么着也不应该愚蠢到那种地步，倒是他的包衣秉笔太监们有可能，他们是以毛泽东为什么封顶的智商上限不敢突破的，基本上更加愚蠢。
我觉得毛泽东不如不“参加革命”，没有痞子运动，北伐完成以前国共未必会分裂，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未必会翻脸，完全有可能北伐完成后收回欧美在华利益，给第二年的经济危机来个火上浇油，直接点爆社会革命，世界革命一步到位。
这第一波国际革命流产和毛泽东就脱不了关系，他的那篇痞子运动报告，彭述之当时是拒绝在机关表上发表的，倒是不知道情况的苏联人被他忽悠，结果也是自食其果，托洛茨基只是第一个发作翻脸的，其他人没有马上发作也是有不满的，雷还是埋下了，后来炸了。毛泽东自己把事情办砸了以后，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其实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属于轻车熟路了，网上前几天就有一篇《夏宇立：西路军是怎样失败的》外链出处，这也是一例。
二十多年以后才又扳回来形成第二波国际革命形势，又被他捅刀子胡折腾搞流产了，而且还声名狼藉。
查查资料就知道，三四十年代时，社会主义理论运动是全世界的显学的趋势，当时即使不懂的人也有些模模糊糊的理想的，被他这么一折腾，社会主义四个字现在成了笑话，成了过街老鼠，大部分人都整成了惊弓之鸟。
这还是普通人，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四个国际谱系里的人们，看看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国际特级大师，修成正果的人有一长串名单，经过他几十年折腾，几十年胡说八道既反教条主义又反修正主义来回忽悠，现在还有几个，邓小平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也只是被搅浑脑子的受害者之一。
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数。一个邪师说法的祸害，超过一万个外道谤佛。
你倒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可惜都是臆想，和现实不能相互验证。我不知你是怎么把土地国有和城市化绑到一起的，但事实是很多土地私有的国家都城市化了，如北美，拉美，甚至某些非洲国家。而且毛泽东在多个文件多次会议中已经一再解释过，土地国有最重要的是防止农村重新出现阶级分化。而且在他的时代，虽然一直保持很高的积累水平推动工业化，但绝对资本积累水平一直很低，那么多农民进城能干什么？只能制造印度式的贫民窟。你那自以为超过毛泽东的聪明脑袋竟然根本想不到这些。
还有，以你这种庸俗自私的心态，把你放到毛泽东的位置，别说团结全党，领导全国，连你自己老婆都不会跟你走。你说的话说明你是一个缺乏深度思考和社会实践的人，没体会过事难做人难管。从史玉柱到任正非，那么多企业家在学习毛泽东思想，他们都不如你？你在上中学二年级吗？
“毛泽东在多个文件多次会议中已经一再解释过，土地国有最重要的是防止农村重新出现阶级分化”，那么，毛泽东还真就像你一样愚蠢了。
真的以为可以永远把农民留在农村里就万事大吉了。中国大部分时候都是人少地多，很多荒地可以开。前阵子下载超星陈梧桐的《明史十讲》视频就指很多学者研究资料指明初的土改以后，自耕农占农民的主要比例。
土地私有和国有的城市化，就是一家兼并土地让农民进城和多家兼并土地让农民进城的区别，私有化当然也可以城市化，说了，前工业时代也可以，英国就是这样，不过速度慢，经过了几个世纪，而且莫尔的小说里形容为“羊吃人”，当时英国还是获得大片国际市场几乎是独霸天下的状态。苏联的城市化就迅速多了。
“那么多农民进城能干什么？只能制造印度式的贫民窟”？？你像史玉柱、任正非那样，看毛泽东的鬼话想不到的办法，不等于别人就没有办法，也不是你无法理想的事情就是幼稚的想象。这已经不是办法了，是早就实施了，早就已经实施过了。
复制一段以前社会微积分在百度贴吧的话让你看看：
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CPU为例，从8086、80286、80386、80486直到今天的Pentium-IV，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Moore's Law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Intel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Stalin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Stalin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Stalin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Stalin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Stalin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Stalin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Stalin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Hitler去了[/B;。[B]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Stalin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50年不到100万吨。1958年是1070万吨，1980年是3700万吨，1996年则是1亿吨，2003年则是2.1亿吨，2004年则是2.7亿吨,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这段话描述的很清楚了，计划经济运作的各种国营企业，是可以指数扩张的，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而且是越来越快。社会微积分以前分析，苏联每练出一吨钢来就可以提供一个就业岗位，就有两关用钢材的生产和工程项目启动。也可以查查苏联三十年代的城市化规模。网上有一个对比两国“文化革命”的贴子，指苏联文化革命最初级的内容就是基本的生活卫生习惯和生活礼仪，就是针对大规模城市化中涌入城市的原来农民的。
补充说明几句，这里提到的乌克兰饥荒，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有按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计划，提前一个周期，23年启动计划经济，全平稳地多，斯大林反应过来慢了一拍，28年征粮危机快崩溃了才紧急启动用力过猛才造成了大饥荒。布哈林反应过来又慢了一慢，30年才反应过来，这一拍就不是饥荒不饥荒的事情，就是生死之差了，28年已经是末班车了，过一年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如果不终结市场经济，连上游国家德国美国都在危机中搞得希特勒上台大萧条，对苏联这样的下游国家就是灭顶之灾。中国的大饥荒，则完成是比戈尔巴乔夫还狠地砸烂计划经济，一次性砍掉近九成的计划企业的产物，和苏联饥荒根本不是一个原因。温铁军那个家伙，还捏造出子虚乌有的什么“资本极度稀缺”为胡折腾遮掩，全国土改，土地和一般的财产分了，埋在地底下的黄金珠宝银元可没有分，直接挖出来了，这资本还可能稀缺吗？？
中国别说是蠢到让打铁都没有学过一天的人去炼钢合格的可能性本来就微乎其微，即使是合格了也没有目标，为炼钢而炼钢，数字好看。
毛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控制铺天盖地的宣传机器几十年无所不用其及的把古今中外别人统统骂臭污蔑成“封资修”，这样长期的心理暗示有大批受害者没有什么奇怪的，说不清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史玉柱任正非这些家伙，还有其中的包衣，秉笔太监，都是受害者而已，像癞蛤蟆坐井观天，眼界没有三尺远，碰到事只知道翻毛泽东的鬼话，找不到答案就以为没有没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故意误导方向，对毛泽东的指责基本上集中在具体政治经济措词和心术生活等方面，包括网上在内，对鬼话连篇的“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清算满打满算我见过的都只有四个。
英国完成了的和中国宋代获得国际市场以后都出现过的土地兼并带动流民迁移城市化，和苏联完成的计划经济的大规模城市化，这就是社会实践是什么？？
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就是消灭三农，把农民大量变成市民，剩下的机械操作变成种植工人，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业变成种植工业甚至园艺，这就是思维深度。城市化模式只有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式和工业社会的苏联式两种，要是连这些基本的社会史知识都不知道，还是自己先修炼一下思维深度吧。
不是土地一分一收国有了就完事了，国家还迟早要消失的呢。
你不会愚蠢到土地一国有“防止农村重新出现阶级分化”就可以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了吧，不会愚蠢到以为什么“南街村 华西村”这些个东西可以普遍复制的吧？？这只不过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特例，现在世界上也有福布斯排行榜那样的富翁，也有北欧那样的高福利资本主义的特例，傻子都知道只不过是产业链上游世界市场国际剥削的产物，“南街村 华西村”也一样是吸国内别的地方的血的产物，要是以为这个可以普遍复制，那北欧的高福利资本主义复制到全世界，所有共产主义理论还都可以扔掉了呢。
领导全国？？苏联的运作那属于原创，而且是单打独斗出来了，中国本来只要依葫芦画瓤就行了，难度低多了，社会微积分也指苏联当年的援助力度远超过自己大萧条抄的底。斯大林祝酒时也明说的“为弟弟超过哥哥干杯”，而且明确提醒“不是孤立作战”，杜车别十一年前发在天涯国观的贴子《关于如何评价苏联和斯大林的问题》外链出处也概括三点“有些事情是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的。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的能力也不算低，他们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更是比当年苏联要好上千倍百倍，第一有苏联的经验、第二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第三有充裕的时间，结果怎么样呢？弄得一塌糊涂！仅有的一点成就还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的。”，好得多的条件，按一般的推论也一样要有好得多的成果，当年的运作，是不及格的。
以前的运作，几年前顾则徐出的朱德传记的书搜集大量资料说得很清楚了，之前军事上一直是朱德在操作，文革才把事情都张冠李戴吹到毛泽东和林彪头上了。张国焘经营的人马都超过他。
“团结全党”？？凭什么团结？就凭和满清一样政教合一“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还鬼话连篇的“毛泽东思想”吗？？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有和托洛茨基争权的需要，提出列宁主义放入共运经学树为圣经，自己“教皇”，开始了“领袖”和“导师”合一的政教合一，不过毛泽东自己就是“上帝”，亲自解释圣经，而且把这种政治首脑和意识形态首脑合一的政教合一模式延续至今，所以一大半还是效仿满清的“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程度更深得多，与斯大林关系不大。
网上看到过魔鬼辞典辞典解释，毛泽东所谓的“团结”，说穿了就是消灭不同意见。这样的“团结”，还是少点吧。
我再复制一篇文章吧，有些东西其实本来只要贴出链接就可以了，不过对一些被精神毒品毒害严重的人，还是贴过全文吧，也不算长：《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外链出处
——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
1938年4月
一国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害不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
为什么利害不同、思想不同、意志不同的各党派能够合力抗日，这是由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共同意志；也只是因为有形成这一共同意志之可能性，我们才有理由提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问题，过此以上的合作、团结，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没有共同的利害，便没有共同的意志，便谈不上合作、团结。
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党派合作抗战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诚然，人们提出思想信仰统一的问题，正因为企图实现一国一党消灭其余别的党派之理想。其实党派是相对的名词，如果别党消灭了，科学的说来，任何一党也就不能存在，因为那时各党派所代表的各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灭了，一切党派也自然消灭。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现在俄、德、意所谓一国一党的办法，即令政权的阶级性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正因为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招来国内不断的纷争，将来还会成为崩溃之一因素。
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这就是说，无论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便是所谓“对立的统一”，“对立的统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规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若企图统一思想信仰来抗日救亡，那便不知道要等待到何年何月了。譬如宗教上有儒、释、道、耶、回之分，哲学上有唯物唯心之别，政治上有集权分权之争，如此等等，何时才能够统一呢？我们能够要求他们为抗日救亡而放弃他们的思想信仰吗？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对于党派的问题，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如果顾虑到战后之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纷争问题，这乃最后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之发展，而非决定于思想信仰。
统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在欧洲中世纪，全欧洲的文化几乎都在公教会手中，宗教法庭用过无数次烧杀酷刑，也消灭不了异教徒，也没有把思想信仰统一起来，反而公教会本身倒分了无数的派别；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在中国古时，汉武帝和黄仲舒，他们君臣曾热心拿尊孔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汉朝的宫廷中，始终完不了儒、法、黄、老的斗争，即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信仰，就是一个儒、道两宗的混血儿；后汉诸帝也曾严厉的拿谶纬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终于降服不了桓谭、王充的党徒。
历史的教训是很严酷的，我奉劝主张统一思想信仰的人们，多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少发点幻想罢！幻想一旦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
陈独秀：《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1938年4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斯大林无疑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先驱者，而从国际共运的实践来说，太祖才是国际共运继斯大林后的真命天子。国际共运的失败，究其根本，在于斯大林走之前，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是继他之后，国际共运最有能力最有前途的领导人，出于民族主义的本能，他选择了赫鲁晓夫，这才是国际共运今天失败的总根源。
杜建国微博里已经揭露过一部分了，不过基本集中在当时支持卡扎菲，打压古巴，有些深层的东西他还没有揭出来。
在国际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先在匈牙利事件中忽悠赫鲁晓夫动武，走了一步大昏招，然后再派人出面调解把黑手伸到东欧去，这事就很不地道了。是苏联东欧关系裂痕的拐点。没有毛泽东的忽悠，赫鲁晓夫自己处理的波兰的事件，就平稳解决了。赫鲁晓夫的水平是比不过之前那些国际特级大师，比起毛泽东，毕竟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
何况经过毛泽东几十年胡说八道胡折腾，“社会主义”四个字已经从之前即使不懂也有模模糊糊的理想的香饽饽几乎变成了过街老鼠，吓成了惊弓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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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凡 外链出处
——《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刘宇凡
资本主义跟自己过不去
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下的时候，全世界自由派和右派高呼资本主义彻底打败了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所谓胜利，事实证明是要大打折扣的。“社会主义”这个敌人虽然倒下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敌人却因此更为突显了。对，资本主义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套用马克思的话，资本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自己。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具增长活力的社会经济制度，但是带来这种活力的内在机制也必然同时带来巨大的毁灭力量。一度有人欢呼美国“新经济”标志着资本主义从此摆脱了周期性危机。但是自从亚洲危机爆发以来，一切又改写了。陷入了危机的资产阶级立刻停止吹奏凯歌，赶忙敲起警报，要广大劳动人民勒紧肚皮了。至于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无一不陷入经济衰败。中国大陆似乎是例外，可是劳动人民反而随着经济增长而地位下降和生活恶化。但是劳动人民不愿意承担资产阶级企图转嫁的危机。所以近年来以“反全球化”为号召的各种反抗运动方兴未艾。新一代活动份子从头起就很激进，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成为新时代的呐喊。无数仁人志士正在为此而努力探索出路。当中更有人开始左倾，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中港台的抗争运动虽然仍然消沉，但对左翼思想的兴趣已经出现了苗头。
这时候就有人向青年一代左翼推荐毛泽东，继续尊他为伟大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当今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指南。
毛泽东的可学与不可学
毛泽东领导中共革了资本主义的命，在一个大国消灭过资产阶级的剥削，这方面当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毛泽东用什么来代替资本主义呢？不是用一个民主、趋向平等和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而是用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用官僚空想的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
正如王凡西先生当年说过：“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绝对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绝对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不过，当王凡西先生在1964年写完这部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书的时候，似乎很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凭着它中国不仅早晚超英赶美，而且赛过苏联，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当时已经发生了反右、大跃进等等荒唐的悲剧与闹剧，可是官方固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大陆上也没有几个真正了解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普遍怀疑起毛泽东的权威，已经是毛泽东碰破了更多无辜人民的脑袋之后了。连许多从前衷心信服毛的高级干部，这时也说他“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了。正正因为毛泽东事实上并没有走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促成日后邓小平逐步恢复了资本主义。新中国新了不到五十年就变旧了。换言之，在毛泽东获得辉煌胜利的那刻，便已埋下日后他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破产的伏线。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毛泽东，必须区分两个时期的毛泽东：革资本主义的命的毛泽东和建设官僚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后一个毛泽东实在没有多少值得今天左翼学习的地方，除非你也想用官僚统治来代替资产阶级统治。[1]
只有毛泽东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尚有可学之处。但即就这方面而论，也要具体分析：是学他的“行”，还是学他的“言”呢？是学他打倒国民党统治和消灭资本主义，还是学他的理论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枪杆子出政权”论等等呢？
读者会奇怪，怎么能够把毛泽东的言与行分别褒贬？不正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指导了中共的革命斗争吗？如是则学他的“行”必意味要学他的“言”。
不，毛泽东这方面的言和行本来就是对立的，取此则必舍彼。虽然他最终行了反资本主义革命，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本来不是要反资本主义，相反，而是要建设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呢！所以毛泽东真要造资本主义的反，恰恰是以抛弃其新民主主义的言论为前提的。如果毛真正忠实于其原定革命战略，那么，即使有打倒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革命，也不会有后来的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
毛泽东能够扺制斯大林不准中共同国民党内战的命令，彻底打倒国民党统治，他这方面的确胜过许多忠实执行斯大林投降本国资产阶级的路线的外国共产党领袖（最显著例子是战后法共放弃武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拯救了法国资本主义）。但是，当时毛泽东决心与国民党决裂，并不是同时为了与资本主义决裂，相反，是为了长期发展资本主义——至少当年是这样公开宣布。 《新民主主义论》要建立的政权，并不是工农社会主义政权，而是四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任务是在几十年内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按照毛在这些文件所宣扬的革命阶段论（这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师事斯大林），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独立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等到这个历史阶段结束，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之后，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与革命阶段论相对立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认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能力完成民主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才可以负起这个任务；但工人阶级政权一经建立，不甘于失败的资产阶级必然反扑，这样，在阶级斗争的逻辑逼迫下，工人阶级政权为生存必不能自限于民主革命任务，必然要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措施。这样民主革命就不停顿地发展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自廿年代以来一直贯串着中国革命运动。毛泽东既师事斯大林，自然是扬斯贬托，所以毛泽东说：
“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在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势力）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动力，有时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与封建独占。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2]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3]
在另一篇文章，他又说：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4]
所以，直至1949年立国，尽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未起过什么真正革命作用，可是中共还是一再强调要团结它成为政权的一部份，一再强调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发表了“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来安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的讲话后来在文革中成为毛强加给他的“罪证”，当时却完全是中共的正式政策。
毛泽东出尔反尔
但是，在几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当中共从上到下各级干部都在努力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时候，都在鼓励资本家剥削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刘少奇等“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为有害：
“有人……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5]
于是埋葬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就突然开始了。从前对资产阶级的所有许诺全不算数了。这个突变不仅吓坏了资产阶级，而且震惊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领导人。因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革命阶段论的一贯教导，相反，而是……“反苏法西斯主义份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啊！毛泽东和中共骂了不断革命论多少年，现在毛泽东居然实际上舍革命阶段论而取不断革命论，能不令人惊骇？
站在当时的劳动人民立场上，毛泽东撕毁对资产阶级的承诺未尝不是好事。（至于日后毛泽东再拿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搞共产主义冒险，那是后话了）。问题是不仅毛从未公开承认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为错误、从未公开承认自己已经改变看法，反而指责那些仍忠实于他的（也是党的正式纲领）革命阶段论的战友为右倾。革命阶段论被实际上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秩序”确立不到四年就完蛋了。社会主义改造提上日程而且加快疯狂进行了。但越这样，中共越难自圆其说。要么革命阶段论从头起就错，要么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种极左冒险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但是毛主席是永远正确的，不可能有矛盾，为此，一场大规模的伪造历史和文过饰非运动席卷全中国。官方现在重新解释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1958年起，中共忽然宣称毛泽东也是不断革命论者，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按不断革命的法则发展。那么，这岂不说明革命阶段论错了吗？不，不，也没错，大家都没错，因为……因为毛主席不是说过“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吗？这话的意思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革命阶段论没有排斥不断革命论，相反，毛主席还创造性把“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辩证统一”起来。[6]
把死人化妆成活人
官学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论”的呢？他们现在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处处都强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强调新民主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在容许私人资本之余、也会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以此来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等等。一本官学著作说：
“‘无产阶级领导’，这是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显然，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有很大不同的。”[7]
对得很，如果你依据的是五十年代之后中共官方正式出版的《毛选》四卷。不过，现在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套《毛选》根本是经过官方事后大量窜改，以便伪造毛“一贯正确”的假象的！幸而日本出版界在七十年代出版了毛泽东原著《毛泽东集》，可以让当代中国人比较中共怎样精心窜改历史文献（见注2）。试举一例。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是一篇重要文章。根据中共《毛选》，有一段这样的话：
“这个纲领（指新民主主义纲领—刘宇凡）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8]
但既然保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又有了社会主义因素，那么，至少已经是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至少说明毛泽东不打算同资产阶级一道长期发展资本主义——中共理论家这样论证。
但一九四五年所发表的原文的意思同上述窜改过的文章相反：
“实行这个纲领，还没有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由于什么人在主观上想做或不想做这种推进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客观上中国的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不许可人们这样做的问题。”[9]
换言之，毛在原文努力向资产阶级保证不会实行社会主义，经窜改后才有了引向社会主义的意思。
按照毛原意，共产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毛才强调：
“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着重号为刘宇凡所加）。[10]
今天的读者从《毛选》中读到的，已经不是上述那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文本，而是随时准备着“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因为《毛选》把两个“广大”发展都删掉了，还加上一句限制，变成“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这样的例子在全部《毛选》简直不胜枚举。事实上，《毛选》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时，谈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强调“转变”为社会主义，或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绝大部份都是革命胜利后补加的。
输出机会主义纲领害人不浅
有人说，为何要算这笔旧账呢？不管毛的革命阶段论多么错误，总之，他最后没有囿于自己的错误理论，相反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旧理论并在实际上实行了正确理论，成就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这不正说明，毛纵有私德问题（死不认错），但并无损于革命呀！
不，有损的。毛不受自己的错误理论约束，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毅然同资本主义决裂，这是好的，可是，这个厨子不吃自己烧坏了的菜，却硬要人家吃，还要人家称颂他的手艺，这就非常不好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千方百计去巧辩什么“虽然不断革命论对，但革命阶段论也没错”，还强装没事人一样极力向其它国家共产党推荐那没错的革命阶段论，要别人受这种错误理论约束──这就罪莫大焉！印尼共产党就是因为忠实执行革命阶段论，坚信苏加诺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同自己一道实行民主革命；为了拉住这个盟友，多次拒绝支持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甚至愚蠢到支持苏加诺解散立宪会议，理由是阶级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结果使革命群众在苏哈托的右派政变中完全解除了武装，五十万（一说一百万）人被苏哈托宰杀。这完全重复了中国第二次大革命中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导致革命悲惨失败的覆辙。晚近，则有南非共产党，同样因为忠于革命阶段论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洲国民大会结盟，不仅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联合推行私有化，完全出卖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直到今天，无论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还有崇毛派在努力寻找一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更甚者是有人一面自称社会主义派，一面却支持现在中共的“一国两制”，让台湾和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呢！（大陆是否社会主义，姑置勿论）这种完全变成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政治退化，其理论根源，最后都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毛泽东的革命阶段论。
旧病复发
毛泽东这种文过饰非的行径，非只葬送了外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它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障碍。即使当年毛泽东实际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做对了，但是他死不认错，说变就变，还要窜改历史文献，以便维持自己永远正确的神话。从此立下极坏先例，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和面子成为党国一切政策的前提。以后，任凭毛泽东怎样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造成千万无辜亡灵，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和物质上的破坏，又无论他的臣属事后怎样作出补救，可是一切补救办法都始终要以维护毛主席的一贯正确的神话为条件，是以任何补救办法都是半吊子的、没有持久成效的。要等到毛主席终于去世之后，他的后继人才敢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去温和地批评他和局部改正他的错误。但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名誉已经被毛泽东彻底败坏了，因此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能嬗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由于旧的错误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认真清算过，还始终被当作正确的理论，所以在新的复辟形势之中，新民主主义的错误理论又复活过来，成为复辟的理论根据之一。这就像一个人病根不除，难免旧病复发一样。中共党内最大胆的走资派很快就以毛反毛，利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来为复辟张目。他们论证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根源，恰恰是因为他实际上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犯了“左”的错误，导致中国过早进入社会主义。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就在于重新实施新民主主义，就在于补资本主义的课。“补资本主义课”──这未免……未免有点不好听。所以，邓小平在“补商品经济的课”的幌子下实际执行走资派的纲领──或更准确些说，毛泽东的原订纲领。在绕了一圈空想而官僚集中的“共产主义”之后，中国又回到官僚资本主义的旧起点。
毛泽东自己可以讲一套，做一套，以大阴谋家的资格去暂时愚弄斗争中的各个阶级，暂时为劳动人民取得局部胜利，可是长远而言，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不可能依靠英雄伟人的阴谋诡计。无产阶级的解放须要无产阶级公开、严肃对待自己的纲领和一切正反经验，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耍阴谋权术，文过饰非，纵横捭合，即使奏效一时，早晚也只能葬送革命。
回头来看，毛泽东当年能够成功消灭资本主义，部分当然要归因于他的个人特质。他在革命战略上无有远见，但诚如王凡西先生指出，他是伟大的战术家和行动家，具有不囿于成规的个人特点（这方面自有可学之处）。这是他当年能够不受自己的错误理论约束，实行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原因之一。但是，还需要指出另一个原因。如果当年没有苏联这个现成的非资本主义模式可供参考和依靠，毛泽东是不容易有那种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决心的；纵有这个决心，也不容易达到，因为如果没有苏联，单凭中国根本很难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围攻。所以毛泽东当年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完全归功于毛泽东自己。还要考虑国际因素[11]。明白这一点对于今后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苏联已经消失了。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即使有了正确理论也没有必胜的保障。如果其所抱持的理论从头就错误，那么，在苏联消失的情况下，想革命不失败，就不如望天打卦了。其次，毛泽东本人那种桀傲狂放（他自己就说过兼具猴性和虎性），从好的方面可以发展为革命精神，但从坏的方面则可以发展为空想蛮干、任性妄为。这种任性妄为在一九五三年算是歪打正着，做了好事。不过，革资本主义的命虽难，建设一个民主而平等的社会主义难上加难，需要的是更多的科学理性和理论上的高瞻远瞩，需要的是公开争论、党派自由和民主政制，而这一切恰恰是毛泽东所缺乏或所仇视的。所以他的社会主义实验以失败告终并继之以资本主义复辟，良有以也。
毛泽东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吗？
在当前整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气候中，固然越来越多人转为批评毛泽东，但当中不少不过是用右派那副陈旧的有色眼镜来代替斯大林主义的有色眼镜罢了。他们重拾过去国民党的牙慧，认为毛泽东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错在革资本主义的命。现在中共官学在介绍“毛泽东思想”时也有了新的口径。他们悄悄丢弃或大大淡化什么毛主席本来也是不断革命论者的旧说法。另一方面，在那为数不多的崇毛反对派中，不少人仍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不过，他们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又全是毛泽东那一套官僚社会主义。表面上两种观点一右一“左”，其实是相反又相成：大家都同意毛泽东思想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是结论相反而已。右翼说：毛泽东思想要否定，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该否定。资本主义万岁！崇毛反对派则说：毛泽东思想要肯定，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该肯定。（官僚）社会主义万岁！
问题在于，毛泽东思想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它的失败又真正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吗？
王凡西先生这部书虽然是四十年前的作品，可是它对于上述问题，早已提供了部份答案，或至少是解答问题的重要参考。作者深入细致地分析，毛泽东思想是“既革命而又反动的一个矛盾的混合体”。而无论其为革命还是反动，它们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或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成份是压倒性的，而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成份则非常非常少。毛泽东个人，在权势上是空前成功了，他重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也空前膨胀和专断了，可是，在建设一个比资本主义繁荣、民主和平等的新社会方面却是可悲地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正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成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局部妨碍过、但没有根本妨碍中共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是，这种本质一定妨碍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论固然远离马克思主义，就算是枪杆子出政权论，即便其有若干马克思主义元素，份量也无足轻重。马克思主义固然拒斥不抵抗主义，但是从来不会走到主张“枪杆子里可以出一切东西”的地步。上述各个方面，王凡西先生这部书都有谈到。英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 Gregor Benton 在他的悼念王凡西先生的文章中这样谈到他：
“他批评他所属的团体没能把发展武装力量和动员农民做为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他也始终质疑毛派那种压倒性地强调军事斗争的战略，因为他担心这种战略，其结果不过是成为中国过去那种爆发(农民)战争、然后是重建专制统治的环环相扣的其中一环而已。相反，他致力论证，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新的城市阶级才能打破上述循环，才是建设民主的共产主义的出路所在。”[12]
一九九九年新版《辞海》，把旧版中《毛泽东》条之中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话删掉，实在是删对的。
王凡西这部著作的主要篇幅都是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及军事理论，但有一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专门评论毛的文艺理论，也很值得向读者介绍。日本当代中国文学专家长崛佑造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他这样评论《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毛泽东以他的《文艺讲话》作为中共的文艺政策的错误。像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主张那样，王老认为文艺创作跟政治活动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从延安时代以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在大陆怎样压迫了作家的自发的创作成就、甚至损害了有才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现在已经不用我们来说了。 王老在这篇文章里，还指出了《文艺讲话》所征引的中文版列宁作品的误译 (把“党的出版物”误译为“党的文学”)。毛泽东是根据列宁文本的误译去写成《文艺讲话》的。一九八○零年代，在大陆《列宁全集》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这个误译改正了。在这个过程胡乔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胡乔木是根据王老的这篇文章去请编译局改正旧译的。”[13]
恢复历史真相才能展望将来
新一代的左翼要找到正确前途，恐怕前面还有漫漫长路。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他们许多时候连历史真相也无法知道。斯大林、毛泽东的其中一个最大罪恶，正是他们歪曲和伪造历史。诚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所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了自己永远控制未来，于是大规模伪造了过去。新一代革命运动在能够发展起来之前，恐怕首先要在伪造的迷雾中恢复历史真相，重新认识毛泽东主义的本质。而在这方面，我们深信王凡西先生可以为大家提供部份真相，让大家了解到从俄国革命一直到中国革命的一切重大争论，特别是关于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的真相。这本书并非入门书，而是颇专门的谈革命理论的书，但倘若耐心读过，多少可以重新把握革命历史的线索；唯有如此，才能在革命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此书重印之日，王凡西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谨以此代序纪念这位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一生逆流而上的老一辈革命者。
此书再版，从原序到最后一章都原封不动，只把人名旧译改为今译，又把附录从《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和态度》，易为《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由是，在篇幅限制下，我们认为后者对于了解毛泽东思想极为重要，不可不补充；而前者有关人民公社的题目，在原书第十一章已基本论及，则删去不至有太多负面影响。此外，附录还增补《王凡西先生小传》、《王凡西主要著译目录》。
本书再版，有赖许多朋友出钱出力，以及义务校对，特此致谢。
2003年5月11日
[1] 中共官方在一九八一年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全面总结毛泽东的错误，也是同样区分两个时期的毛泽东，但是文件把毛泽东的错误只上溯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这样一种区分实际上是为了掩饰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从头起就实行一党专政的罪恶。
[2]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七卷128及134页，日本株式会社北望社，一九七一年东京出版，一九七六年由香港一山书店翻印。《毛泽东集》收录的是五十年代前的原版著作。中共官方的《毛选》则多有窜改。在这段文字中，官方《毛选》删去了“动力”、“民族”、“及一部份大资产阶级的”几个字。
[3] 《论联合政府》，同上，第九卷，224页。
[4]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集》，第五卷214页。官方《毛选》把“不断革命”四个字加上引号，以示托的不断革命论是假的，毛的不断革命论才是真的。请参考注6。
[5]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第五卷是毛死后由华国锋的新中央出版，但邓小平夺权后很快便收回。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再收入。
[6] 关于官方这方面的扼要介绍，可参考《辞海》，《不断革命论》条，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1331页。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中共一直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要“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事实）。在突然发现毛主席原来也是不断革命论者之后，为了圆谎，官方理论家就有必要用另一种方式歪曲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显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才是招牌正货。既然毛泽东自己也未完成民主革命就“跳过”它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栽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内容自要修正了，所以《辞海》才指托“反对工农联盟、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主张抛开农民，跳过农民运动，还鼓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会和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要不断地革农民的命。”这种拙劣谩骂如果有效，只因中共禁止托洛茨基的著作公开流传。
[7]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上卷，缪楚黄主编，红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12月，95及9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六九年北京，959-960页。
[9] 同注2，第九卷，222页。
[10] 同注2，第九卷，224-5页。
[11] 要指出：以俄为师的另一面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连苏共那种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完全照抄，再加上一党专政，又促成了他日这种社会主义的崩溃。
[12] 转引自《先驱季刊》之《悼念王凡西同志》，二○○三年春季号。
[13] 长崛佑造《悼念王凡西先生》，《先驱季刊》二○○三年春季号。
这是第四国际系的批判。
第三国际系的杜车别，力度更加猛烈，其中一些论述可以看成他那个生产积极性长贴建构的与计划经济配套的激励机制和政治教育等社会制度的长贴思想的一种概括说明：
乌有之乡应该是现在最大的左派网站吧，但到这个网站一看，感觉它许其说是左派网站，不如说是毛泽东网站。无论在任何时间去，首页上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对毛泽东进行歌功颂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当然无论如何，它毕竟是左派的网站，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思想上，都应该对乌有之乡表示支持。
但如果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真正能够兴起，能在健康的基础上真正的复兴发展，那有些话是不得不说的。
试图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寄托在鼓吹个人崇拜上，这只能是死路一条。无论初衷再好，善意再大，最后都只能是走到歧途上。
更何况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实践活动，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观点，毛泽东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有的只是生吞活剥，许多地方是完全的倒退。
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虽然方向不同，但他们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起到极为不好的作用，说他们两人联手让人类的进步推迟了至少五十年以上都是不夸张的说法。
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和计划本身留有余量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谁不能理解这一点，谁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社会主义动力机制和资本主义已经是截然不同的，谁不能理解这一点，也当然谈不上是共产主义者。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持久健康，蓬勃稳定发展的活力来源究竟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就是尽可能解放每个人的个性，最大限度提高每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最大限度为每个人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为每个人根据自身特长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
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活力之源，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方面为最大限度解放每个人的个性，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坚实的经济基础（但仅有经济保障是不够，没有配套的教育体系、宣传体系、劳动体系只能白费）。同时被解放的个性，自由发展的人本身也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
这看似悖论，看似矛盾，看似不可思议，所以大部分人按照他们那种想当然的观念，第一反映必然是直接拒斥的（就如同大部分人凭直觉，凭常识无法理解相对论把光速不变原理作为前提基础，无法理解两个按照某参照系接近光速相对运动碰撞的物体，他们之间彼此的相对速度却低于光速）。
但这却恰恰是建成社会主义，关键中的关键。
社会主义的要害根本不在于“平等”（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平等”是社会主义必然的结果），而在于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
而赫鲁晓夫也好，毛泽东也好，对此都是毫无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扼杀社会主义的活力之源。
从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只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部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活力的保障，但也是残缺不全的。由于当时险恶的历史环境，苏联也只能部分实现对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在真正的思想自由、精神自由方面就根本谈不上了，甚至还用个人崇拜作为凝聚群众，发动群众的手段。
这导致苏联的发展是无法持续的，是不能长久的。
斯大林从理论上是完全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的，但他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已经无法做更多的工作了。
斯大林一死，经济基础的实践和指导观念的落后停滞之间的裂缝难以弥补，这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倒退、直至崩裂瓦解，就成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了。
遗憾的是，即便到了现在，大部分自称左派的人，对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如何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念仍旧是模糊混乱。
就拿被乌有之乡时常拿来当成典范的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来说吧，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地方既然是实行的集体经济，能够如此富裕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表现，或毛泽东思想胜利的表现。
但其实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说法。
先不说其本身是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发展经济，就拿这些地方的内部来说。
其基础仍旧是建立在靠一边倒的思想灌输，有威信的强势带头人的领导，以及为富裕而富裕的追求。当然在初期，这样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指望这些地方能成为可以持续的社会主义标本，那就是南辕北辙。耽于物质享受以及后继无人，几乎是必然的。
这些地方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也不会有本质区别。
要想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满足于思想灌输是不行的，满足于强势带头人的领导是不行的，满足于为富裕而富裕是不行的，必须把解放个性，让人全面发展提上日程。
诸如华西村这些地方是有钱了，这些钱现在应该考虑不是建设面子工程，不是装门面，摆阔气，炫耀车子房子，而是如何促进当地人的自由发展上。
比如取消简单的思想灌输，而是建立长期的辩论组织，自由演讲会，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当地的事宜，只要不是短期内必须拍板的，都可以普通工人农民广发参与，充分辩论演讲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讨论。至于各种抽象的文化、思想、政治观念，更可以长期设立群众自由辩论演讲的大会，甚至可以将之作为一种日常娱乐方式普及化。这种辩论也好，演讲也好，当然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加以规范，即保证其普遍性，充分性，也保证其有序性，规范性。尤其要和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健康人格的培养锻炼，知识修养的学习增长结合起来，而不是为虚荣心，为面子而辩，而讲。让人们成为和而不同，风度翩翩的君子。而不是类似网络辩论那样，因为意见不同而泼妇一般死缠烂打，互相谩骂乃至人身攻击、斗殴仇视。（如果是那种性质的辩论是无法起到解放个性，思想自由的作用，而只能蜕变为互相斗气，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能培养出真正社会主义新人）。
比如缩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根据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安排大量的时间，提供场合，教师，让每个人都能有精力和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如果表现突出的，还可以转为专业，同样能够创造财富。科学研究（哪怕是被讥笑为民科）也好，发明创造也好，写作也好，音乐绘画也好，工艺创作也好，都是可以的。
对儿童的培养，则更应该加大力度，让其成为具有自由思想，独立个性，高度人格修养的人。这在培养儿童说迎合环境的假话套话，以灌输思想和知识为主的资本主义教育体系下是难以实现的。
总之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性劳动热情的普及，才是社会主义的要害，而毛泽东思想与之是完全对立。靠个人崇拜，精神控制，煽动群众盲从的方式来批斗，摧残，迫害具有独立个性，独立思想的人，这就是毛泽东所做的事情。
本来应该依靠的先进知识分子成为被打击被迫害的人，本来应该根除的劣根性（盲从，跟风，暴力征服，膜拜强权，欺软怕硬）反而成了被发扬的东西。
不清除毛泽东思想的危害，不能对毛泽东的错误乃至罪行做出正确评价，还梦想依靠回到毛泽东路线的方式来实行社会主义，那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想真正的振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邓和当局对毛的温情脉脉本身就是回避问题的做法，同时也显示他们也并不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和他们维护毛泽东之间丝毫也没有任何冲突。
更不必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迫害，乃至扫荡性的灭绝，以及在民族问题上，从开国之始，就犯下了难以让人宽谅的错误。
对满清统治仅仅当成是所谓封建帝制来批判，而根本没有认识到民族压迫才是满清统治的要害。对溥仪不是审判并枪决，给这个罪恶累累的满清头目以应有的惩罚，而是极尽温情之能事，同样是令人齿冷的。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还宣扬所谓改造成果？岂非笑掉大牙？
那还要你改造么？溥仪这个毫无人格、毫无廉耻的软体动物，在日本人统治下，认日本人当祖宗；在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时候，就写信给斯大林万分虔诚的要求加入布尔什维克；他为了保命，什么卑躬屈膝的话不会说？还居然将之作为改造成果？那苏联红军的改造效率看来更惊人了。
也难怪受冤入狱的左派文艺思想家胡风（他的文艺思想比毛泽东什么延安文艺讲话之类深刻多了，结果仅仅因为通过合法渠道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而被毛疯狂迫害）在家人劝他向溥仪看齐的时候，狂怒不已，认为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
另外三十年的洗脑及其后续，让大部分中国人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彻底断绝，造成了文化上整整两三代人的断层。人们已经习惯于在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半个字的情况下，大骂四书五经是反动垃圾了。种种问题，不一而足，其对社会主义名誉的破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再用五十年时间，不知道能否弥补
总而言之，中国左派运动要复兴，社会主义要复兴，对毛泽东的种种错误乃至罪行，没有一个清醒透彻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还停留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种种怀念里，那这样的左派运动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小团体的自娱自乐，而无法被真正清醒理智的人所认同。
当然，宗教也能影响很多人，但这显然和社会主义是无关了。
类似现在重庆搞的什么一窝蜂唱红歌之类，都是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做法。
（当然，实现社会主义是很困难的事情，一开始的阶段是最困难的，要付出最为艰苦的努力，最为艰辛的探索。一定程度上类似要实现可控核聚变，要触发核聚变达到自持反应的临界点，实现稳定持续的输出能量远远大于输入能量的点火是很困难的，但是一旦实现了自持反应，后面就要容易多了。
可控核聚变从提出到现在也已经有近六十年了，但离真正工业应用还遥遥无期。
但人类不会因为其困难，而放弃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类历史最接近临界点的是斯大林领导下五十年代初期的苏联，但结果因为斯大林之死功亏一篑。再要重新返回临界点，也同样遥遥无期，但实现社会主义是人类进步的根本方向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或许社会主义和可控核聚变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实现。）
（另外许多人也问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中国文化对理解社会主义而言，相比西方有更大的优越性。西方文化传统从来就是思想专制，打压个性，培养人在上帝面前的奴性。而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就是提倡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就强调个人修养，个人素质的提高。人人皆可以为圣贤，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观念）
要不然我还真没时间在这里不计回报的教育你。
看你写了大段大段的内容，居然没一条是稍微贴边的，你也真够奇葩。
所谓把农民永远束缚在土地上这种话，是你在自己树靶子自己打。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毛泽东时代也从来没有这种政策。实际上当年的政策是有控制的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民进城一直有招工，当兵和升学三条路，只是受制于资本积累水平，必须控制农民进城的速度。
而且我说你是空想，你还不服气。就算你年纪太小，没亲身经历过，你就不会问问长辈，找找资料，了解一下当年的实际情形，就知道看些知识分子的洗脑讲座，再看下去你都成傻子了。当年的城市能容纳多少农民进城啊？直到80年代的时候，中国城市里还是大片大片的拥挤平房，新人结婚极少能分到宿舍的，都是一大家子人挤一起，或者在集体院里多搭出间棚子就是新家了。直到80年代，中国累积了30多年的工业资本，还不够给返乡知青安排工作的。你要在毛泽东时代就放开农民进城，恐怕他们只能睡到大街上要饭去。
还有，我劝你实际去做一些事情，体会一下实际做事的难处，要不然说起话来总是轻飘飘的，别人嘴上不说，心里也看不上你。长征路你去走上一段，看看自己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能爬过几座山，再来评价毛泽东和他的党。工业化如此复杂困难的过程，在你嘴里就是一变二，二变四一般的轻巧，要真这样，为啥直到今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200年后，世界上一大半的人类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过程？
像你这样没有实际做过事的人，最不该干的就是沉迷于看书听讲座，因为你接受的信息不能和自己的经历相互验证(因为你的经历实在太有限)。尤其是某些知识分子的讲座，很多都是垃圾，有倾向性的挖出些“历史密闻”，经过自己的想象一加工，就以为发现真理了。你有什么理由看不上温铁军？至少人家是从农村出来，进行了大量调研和思考的人。你的实际调研在哪里？连史玉柱任正非你也看不上，我就只能呵呵了。希望你能尽快醒悟，要不然这辈子就废了。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感觉有难度就滚蛋，有成竹在胸的人。
你要实际做过事人的评价和判断吗？？贴几段实际运作计划经济的斯大林的评价，网上就有蒋经国回忆斯大林亲口对他说为什么要让外蒙独立的原因之一：“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蒋经国也认为这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后来在中国策划联合政府，划江而治，也有这方面的动机，就像一定要把德国一拆两半一样。还有，过了江以后，斯大林也和托派一样大感意外，从提防变成了支持，态度转变了，可是“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个判断就没有变。外链出处《斯大林为"超过老大哥"敬酒刘少奇不敢喝》，斯大林为"超过老大哥"敬酒刘少奇不敢喝
刘少奇的举动大出人们意料，苏联官员纷纷上前，劝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的敬酒的祝愿和好意。斯大林本人也坚持敬酒，他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现在中国不是孤立作战，这会使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更快些，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会多起来。”刘少奇出于充分尊重老大哥的考虑，坚持不接这杯酒。
非要没有一个农民进城才叫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吗？？城市化，就是土地买卖带动人口迁移和英国式和苏联式计划经济这两种模式。土地私有制带动的城市化，前工业时代也一直在进行，土地国有的目的就是就是为了比私有化英国式更快的城市化，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城市化速度还不如土地私有，那还何必土地国有？？
只要城市化速度没有土地私有制快，土地国有作用就没有发挥。
杜车别那个贴子里指中国的环境比苏联好得多了，归纳了三点重要优势“第一有苏联的经验、第二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第三有充裕的时间”，这是不是实际情况？？你还要什么实际情况？？
一条条讲，苏联从启动计划经济到二战爆发，加起来13年时间。苏联当时是一个落后国家单挑多个先进工业国甚至是全世界，这是意识形态先天敌对，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想入非非没有必要树的敌。这是国际，国内，个个是一流高手，争论也是华山论剑似的顶级高手过招。二战以后，时间多得是了吧。
在落后地区先运作计划经济，苏联是原创，左翼反对派画的图纸，斯大林杀人越货实施的。理论和运作都是原创，后来者只需要依葫芦画瓤就行了，创新和接受难度就不是一个层次的。而且53到57年已经在开始干了。
第三条，斯大林都已经提示不是孤立作战的，和苏联翻脸纯属毛泽东自己头脑发胀想入非非自找的。
工业积累？？那就说说工业积累，工业要哪些积累？？资金、技术、人力内需，经过“三大改造”，资金已经基本解决了，除了制度，“三大改造”就是资金筹集。技术，有苏联的援助，社会微积分说了，力度远大于苏联当年自己在大萧条抄的底。中国的人力内需不用说了吧？？工业积累早就已经完成。到57年都已经上了路运作了一个计划周期了，虽然规模远不如苏联，计划经济的架构早就形成了，相当于苏联32的时候。早就过了原始积累的阶段了。
比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和环境，也至少要取得比苏联好得多的成果才算是及格。
“直到80年代，中国累积了30多年的工业资本，还不够给返乡知青安排工作的”，这就是胡折腾搞砸了的结果，不是无法避免的条件，要是我先一刀把人捅死了，然后再说他病入膏肓，本来就活不长的行吗？？
还是那句话，你觉得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等于真没有办法。
“在你嘴里就是一变二，二变四一般的轻巧，要真这样，为啥直到今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200年后，世界上一大半的人类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过程”，你真的连这是为什么都不知道？？
计划经济这样的指数型扩张运作，只有苏联和东欧、朝鲜、古巴加在一起一共运作过六十年，在世界上别的地方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经济，当然不会有这个效果。
计划经济就意味必须以内需运作，必须资源庞大的地区才行，其他地方想运作，就必须这样的地区联手，国际分工，像朝鲜这样的地方，经济互助会没了马上去了半条命，东德没有石油，戈尔巴乔夫把油价一抬马上垮了，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运作的。
不过俄罗斯、中国、阿拉伯这样的地区，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何况当年还可以和苏联东欧联手。
其他的地方，都是市场经济的环境，市场经济，第一个工业国英国都经过几百年，更何况其他的地方。
书里和讲座里的东西，就是从实际经验中来的，一样的知识经验制度不能发明第二次，软件不像硬件没有技术壁垒，像计划经济理论和制度，机关激励机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心理学原因，波尔加实验的原理已经运作过了，可以直接顺手牵羊。还需要再经历吗？？
几百上千次实验可能就得出一条公式，只要记录推广开来了，以后的人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些的实验的，这就是看书，讲座的作用。如果实际做事只不过是重复这些早就已经公式化理论化的东西，这样的实际做事纯属浪费时间资源。
我有什么理由看不起温铁军我上面已经说了，就凭他胡说八道，捏造出“资本极度稀缺”这样的鬼话为当年的胡折腾遮掩。他一个关注农村的，可能不知道当时土改时黄金珠宝银元这些东西已经全挖出来了吗？？我在其他网站上指出温铁军这种扯淡时有人说了句感想，很有意思，说温铁军说他是用脚做学问，大概也用脚思考。不用脚思考的人就可以嘲笑用脚思考的人。
人和其他动物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大脑质量，智力。这就是只有人能进入文明社会，从石器时代到目前的工业社会的原因。实际做事的，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地上跑的走兽多了，很多活动的力度都远远超过了，生理指标力量速度等很多也超过人，可是就从来没有哪一个种能像人一样进入文明社会。如果像温铁军用脚做学问和思考，那不是哪个人一辈子废了的事情了，是所有人都要废了，生理指标不如其他动物的人，如果最大的优势智力发挥不出来，到不了现在早就被其他动物或者环境灭绝了。满清和中国当年加在一起，三百年一个脑袋代替几十年脑袋思考，已经废了一大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