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10 -- 桥上
晋灵公不君:厚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bì避)丸也;宰夫胹(ér)熊蹯(fán)不熟,杀之,置诸畚(běn),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liù),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mí)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gǔn)职有阙(quē),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兖不废矣。”(《宣二年传》(p 0655)(07020301))(059)
这一段《左传》也与好几个成语有关,这几个成语都在最后士会(士季)那段话中:
首先是“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rén shuí wú guò, guò ér néng gǎi, shàn mò dà yān),这句话以原貌及各种变形或简化版本频繁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反映这个思想深入人心,虽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再一个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mí bù yǒu chū, xiǎn kè yǒu zhōng),大意是:人人都有开始,但坚持到底的不多。这句话虽然出自《诗经》,我觉得还是经过这段《左传》的渲染才成为成语的。
其实,“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gǔn zhí yǒu quē, wéi zhòng shān fǔ bǔ zhī)也是《诗经》中句子经过《左传》渲染产生的成语。衮在后世通俗的名称就是龙袍或蟒袍,也有称衮龙袍的,是给皇帝及其重臣穿的正式礼服。仲山甫是周天子的重臣,而晋灵公在周天子那里的地位大体与仲山甫相当。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诗大雅烝民》句。衮,天子以及上公之礼服。职犹适也,与成十六年《传》“识见不穀而趋”之识同义。后汉诸儒多以“衮职”连读,郑玄《笺》且谓“衮职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职有阙”云云,实不合《诗》之本义。说详杨树达先生《小学述林》。仲山甫,周宣王时之贤臣樊侯,故亦称樊仲甫,时为卿士,辅佐宣王中兴,《烝民》即尹吉甫赞美仲山甫之诗。补,补衣也。诗以衮衣之阙喻周王之过失,以能缝补衮衣之阙喻仲山甫能匡救君过。
因此,《诗》中的“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是仲山甫为周天子补过,而士会却歪曲成要晋灵公自己改正错误,这也是“断章取义”的常态吧。
以上几个成语都反映了古人关于如何对待过失与错误的思想,还有一段《左传》也产生了四个成语,其中最后一个也是关于这方面的: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宣十二年传》(p 0748)(07120501))(066)
首先这里的第一个成语是“莫余毒也”(mò yú dú yě),也有变形为“人莫予毒”(rén mò yú dú)的。“余”和“予”都是“我”的意思,这句话的大意是没有人能够危害到我了。当时语言的语序和现在不大一样,据说是在春秋晚期以后才转变的。
这里的第二个成语是“困兽犹斗”(kùn shòu yóu dòu)。
这里的第三个成语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jìn sī jìn zhōng, tuì sī bǔ guò),可以和上面“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联系起来。
这里的第四个成语就是“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fú qí bài yě, rú rì yuè zhī shí yān, hé sǔn yú míng),在《论语》中,子贡也曾说过一段与此极为相似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第十九》)。人皆见之,何损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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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
《文十四年经》: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p 0600)(06140005))(059)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孛音佩。昭十七年《传》“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胥曰:‘慧所以除旧布新也’”云云,以“慧”释“孛”。《公羊传》亦云:“孛者何?彗星也。”足见孛即彗星。然昭二十六年《传》“齐有彗星,齐侯使祷之。晏子曰:‘无益也’”云云,《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及《史记齐世家》俱载其事。《齐世家》云:“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谏上》云:“何暇在慧,茀又将见矣。”茀即孛。故《谷梁传》云“孛之为言犹茀也”。则孛、彗虽同类,而仍有不同,孛盛而彗弱也。故《晋书天文志》云:“孛亦彗属,偏指曰慧,芒气四出曰孛。”《汉书文帝纪》文颖《注》亦云:“孛、彗形象小异,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慧星光芒长,参参如埽慧。”孛虽彗,而《经》、《传》皆用作动词。哀十三年《经》“有星孛于东方”、十四年《经》“有星孛”,尤可证。则此孛字之义,犹言彗星光芒蓬蓬孛孛而过,作为彗星出现之术语矣。近代天文学家以此为哈雷彗星,而此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之最早记录(公元前六一三年)。且查各国史志,记载彗星行道者,亦以此次为最早。哈雷彗星平均每隔七十六年行近太阳一次,肉眼即可见。自此以后,凡逢哈雷彗星复见,我国古籍多有记载,自此次至清末二千余年,出现并有记载者共三十一次。
《文十四年传》: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p 0604)(06140701))(047、062、059)
我的粗译:
有颗彗星光芒大盛,进入到北斗那里,于是周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都会死于动乱。”
一些补充:
如果“孛”是作动词用的,则上面那条《春秋经》和其下那条《左传》中的“有星孛入于北斗”似应加一逗号,改为“有星孛,入于北斗”。
《宣二年经》: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p 0650)(07020004))(059)
一些补充:
这一条《春秋经》是根据晋国大史“告”给鲁国大史的内容由鲁国大史改写而成,下面还会提到。
《宣二年传》:
晋灵公不君:厚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bì避)丸也;宰夫胹(ér)熊蹯(fán)不熟,杀之,置诸畚(běn),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liù),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mí)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gǔn)职有阙(quē),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兖不废矣。”((p 0655)(07020301))(059)
我的粗译:
晋灵公表现得不像君主应有的样子:他大肆搜刮用来装饰宫墙;还从高台上用弹弓打人,为的是要看那些人躲避弹丸的样子;宰夫烹制熊掌煮得不够熟,他竟把宰夫杀了,放在筐里,让宫中的女子抬出去。
那些抬筐的女子从晋灵公住的地方向外走到朝廷议事的地方,被跪坐在朝堂之上的大臣赵盾和士季(士会,士是“氏”,会是名,季是字,也是行次)看到了(朝堂前部是敞着的,面对的是一个院子:朝廷),发现筐外露出了一只手,问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于是很着急。
赵盾想要进谏,但士季说:“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他是说:您进谏要是主上不听,就没人再能进谏;还是“会”(这里是士会自称名)先去进谏,主上要是不听,您再接着进谏。
士季前去进谏,当时晋灵公正跪坐在朝堂之上。士季进了院门,在门内站了一下,晋灵公装没看见他;再走到院子中间停一下,还装没看见;最后士季到了屋檐下(宾阶旁)站着,晋灵公这才抬起眼睛对他说:“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灵公是说我知道错了,以后不会犯了。
士季马上趴下去磕头,对晋灵公说:“谁能不犯错呢?只要能改,就是最好的人。《诗》里说了:‘靡(mí)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说能改过的人不多。主上要是能改过,就是社稷稳固的保证,不但我们这些臣子,晋国的上上下下都要仰赖主上的英明治理。《诗》里还说:‘衮(gǔn)职有阙(quē),惟仲山甫补之。’说的就是仲山甫能改正错误,主上要是也能改正错误,您的‘衮’也就不会被扔在一边了。”
一些补充:
晋灵公此时不过十五六岁,正值青春叛逆期。而赵盾被晋灵之父晋襄托孤,正是晋灵叛逆的主要对象。赵盾和士季(士会)分别为四十六岁(以僖七年生计)和四十五岁(以僖二十八年“士会摄右”时年二十计)左右,大约比晋灵公分别年长三十一岁、三十岁。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此宰夫即《周礼天官》之膳夫,盖天子曰膳夫,诸侯曰宰夫(天子另有宰夫,亦见《周礼天官》,与此宰夫名同而实异),故庄十九年《传》云周惠王“收膳夫之秩”,而此云宰夫。郑亦有宰夫,见宣四年《传》。膳夫亦称膳宰,昭九年《传》有“膳宰屠蒯”,《仪礼燕礼》云“膳宰具官馔于寝东”、《礼记玉藻》云“皆造于膳宰”、《周礼》云“膳宰监之”、“膳宰致饔”是也。宰夫掌君饮食膳羞。说参胡匡衷《仪礼释官》。《释文》云“胹音而,煮也。”熊蹯即《孟子告子上》之熊掌,其味甚美,然难熟,互参文元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在此又有注:
《诗周颂缁(丝?)衣》云:“丝衣其紑,载弁俅俅。”郑玄《笺》云:“载犹戴也。”此载字义当同,谓戴其畚以过朝也。《吕氏春秋过理篇》云:“令妇人载而过朝以示威。”《晋世家》云:“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则过朝之故有两说。若为示威,则赵盾、士季不容“见其手,问其故”始知之,《晋世家》之说似较近情理。《公羊》宣六年传云“赵盾已朝而出,与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赵盾曰:‘彼何也?夫畚曷为出乎闺?’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赵盾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赵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杀之,支解,将使我弃之。’”此亦可以为证。“荷畚自闺而出者”,据金鹗《求古录礼说闱考》,闺是小寝之门,晋灵公杀膳宰在小寝中,使人以畚载尸出小寝门。诸侯有三小寝,门皆南向,东西小寝在路寝后两旁,故于路门外之朝得见之。
杨伯峻先生在此还有注:
士会前进三次,最后及于阶间之霤,晋灵始举头张目视之。前两次之进,晋灵伪装不见。三进者,始进为入门,《仪礼燕礼》“小臣纳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是也。当卿大夫入门之后,依《燕礼》,“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向,尔卿。卿西面北上,尔大夫。大夫皆少进。”不知此士会单身入朝之礼与此同否。然再进者,由门入庭可知也。入庭之后,然后升阶当霤,则三进矣。《管子中匡篇》,“管子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云云,其事与此相类,可为明证。说本沈钦韩《补注》。孔《疏》云“溜为檐下水溜之处。”沈钦韩又云:“溜即霤,有门内之霤。《燕礼》‘宾所持脯以赐钟人于门内霤’是也。有阶间之霤。《乡饮酒礼》‘磬阶间缩霤’是也。此及溜,及阶间之溜也。”及阶间之霤,即将入堂,正《管子》之“傅堂”,齐桓不得不与管仲言,此则晋灵不得不视随会也。
下图出自郑宪仁先生《诸候大夫宗庙图研究》,图中标出了上面涉及到的一些地点位置,可参照:
关于“衮”,在《桓二年传》中也曾提到:“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p 0086)(02020201))(009),杨伯峻先生在此有注,说明了“衮”及相关服饰的材质、形制、色彩及纹样:
衮音滚,古代天子及上公之礼服,祭祀时用之,画卷曲龙于衣上。冕,古代礼帽,大夫以上服之。黻字亦作韨或芾。以韦(熟治之皮革)为之,用以遮蔽腹膝之间。古田猎时代,食兽肉,衣兽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代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说本郑玄《易纬乾鑿度注》。韨亦可谓之韠。据《礼记玉藻》,韠下宽二尺,上宽一尺,长三尺,颈宽五寸,肩革带宽二寸(皆古尺,约今尺六折强)。珽音挺,天子所用笏,长三尺,一名大圭。笏音忽,古代天子以至士,朝见皆执笏。天子之笏以玉为之,诸侯以象牙为之,大夫与士则用竹为之,但大夫之笏以鲛鱼之皮饰之。笏之用同于汉、魏以后之手版,有事则书于其上,以备遗忘。
此带是大带,杜《注》以为革带,误。大带宽四寸,以丝为之,用以束腰,垂其余以为绅。大带之制:天子素(生帛)带,以大红色为里,全带两侧饰以缯彩。诸侯亦素带,但无朱里,亦以缯彩饰全带之侧。大夫素带,唯下垂部分饰以缯彩。士练(已煮漂之熟帛)带,密缉带之两边,唯其末饰以缯彩。裳,古人上穿衣,下穿裳,裳亦曰裙。幅音逼,古人以布缠足背,上至于膝,以偪束其脛。缠时邪行而上,故亦名邪幅,汉人谓之行縢,似今之绑腿。舄音昔,古人谓鞋为履,鞋底用一层者谓之屦,双层者谓之舄。单底用皮,双层底加木。古代天子诸侯,吉事皆着舄。舄有赤、白、黑诸色,所服不同,舄亦异色。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士皆着屦。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余服者皆着屦。
此四物皆冕之饰。衡即横笄。笄音鸡,簪也。笄有二,有安发之笄,有固冠之笄。衡笄,固冠者也。固冠之笄,长一尺二寸,天子以玉,诸侯以似玉之石。紞,音胆,悬瑱之绳,织线为之,垂于冠之两旁,当两耳,下悬以瑱。瑱音填去声,又音镇。以美石之似玉者为之,紞与瑱皆可谓之充耳。纮音宏,冠冕之系,以一条绳先属一头于左耳笄上,以一头绕于颐下,屈而向上,结于右旁之笄上,垂其余以为饰,亦所以固冕弁者。綖音延,以版为质,以玄布裹之,冕之大体有二,加于首者曰卷,亦曰武;其覆于卷上者曰延,亦作綖,綖所以属于武者。
藻字亦可作缫,音早,荐玉之物,亦名缫藉。以木板为之,外包熟皮,以粉白画水藻之文于其上。率借为帅,字亦作“帨”,佩巾。见王绍兰《经说》。鞞音丙,刀鞘(音俏,盛刀之套)。鞛同琫,音崩,上声,佩刀刀把处之装饰。陈乔枞《礼堂经说》有《藻率鞞鞛解》。杜《注》以藻率为一物,为藉玉之韦,于古无徵,李慈铭《日记》(光绪戊子七月初十日)亦主之,不取。
鞶,服虔、贾逵、许慎及杜预均以为大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郑玄说,谓为革带。上文之带既是大带,则此或当为革带。厉,鞶带之垂下成饰者。游,音流,字亦可作旒,古代旌旗上附着之飘带。天子以至大夫、士,游数不同。缨即马鞅,马颈上之革用以驾车者。杜《注》谓缨在马胸前,恐误。详僖二十八年《传注》。
四者皆衣裳上之花纹,火形作半环。龙,画为龙形。黼音斧,用黑白两色所刺绣之一对斧头形。黻音绂,用黑与青两色所刺绣之花纹,像两个弓形相背。前人以为两己相背,恐不确。此用阮元与桂馥(《说文义证》》)说。
五色,青、黄、赤、白、黑,古代以此为正色。比象,谓以五色绘山、龙、华、虫之象。此仍指服章言。杜《注》谓“比象天地四方”,误。今从刘文淇《旧注疏证》说。
下面是后世天子衮服十二章纹样中的“火、龙、黼、黻”示意图(未必与春秋当时一致,但黻之图形略似杨先生提供的图形),截自网上,第二行是篆书“火龙黼黻”,据说“火龙黼黻”(huǒ lóng fǔ fú)还是成语,大体上是富丽华美的意思:
《宣二年传》: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pì)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p 0658)(07020302))(059)
我的粗译:
但是晋灵公并没有改过。赵盾(宣子)又多次劝谏,灵公烦了,就派了鉏(chú)麑(ní)去杀赵盾。这天早上,鉏麑到了赵盾家,还很早,赵盾家的寝门就已经打开了,赵盾身着礼服,正准备去上朝,但时间尚早,赵盾就跪坐在那里假寐。鉏麑退了出来,退到赵盾家最前面正堂所在的那进院子里,感叹地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然后一头撞向院中的大槐树自杀而死。
一些补充:
这里鉏麑说的“贼”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杀。“民”则是住在“国(城)”内的统治集团下层。
《宣二年传》: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p 0659)(07020303))(059)
我的粗译:
这年秋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却暗中埋伏下甲士,准备攻杀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察觉了,快步登到堂上,发话说:“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于是扶起赵盾走下堂去,这时晋灵公放出一只“獒”来追咬赵盾他们,被提弥明赤手空拳就给打死了。赵盾还嘲笑晋灵公一方没胆量,回头说:“弃人用犬,虽猛何为!”于是晋灵公一方伏兵齐出,赵盾他们边打边退,提弥明死在了这里。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
古代君宴臣。其礼有二,一为正燕礼,一为小燕礼,即小饮酒礼。正燕礼,《仪礼燕礼》有详细记述,脱屦升堂,行无算爵,非止三爵而已。惟小饮酒礼不过三爵,《礼记玉藻》所谓“君若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此盖小饮酒之礼,所宴者惟赵盾一人,故提弥明以“过三爵非礼”为言,盖促赵盾之速退。
不过我觉得提弥明所言不过是借口而已,不必当时一定就是小饮酒礼。
杨伯峻先生还有注曰:
《释文》云:“扶,服虔《注》作‘跣’,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金泽文库本亦作“跣”。“遂扶以下”与“遂跣以下”两义不相同。遂扶以下者,提弥明言毕,于是扶持赵盾下堂。遂跣以下者,赵盾闻提弥明之言而悟,急迫不及着韤纳屦,因赤足而下堂也。按之《燕礼》,宾及大夫皆脱屦升就席;《礼记少仪》亦云:“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郑《注》云:“燕则有跣为欢也。”此脱屦之证也。哀二十五年《传》述卫侯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韤而登席,卫侯因怒,是解韤之证也。跣,《说文》云:“足亲地也。”孔《疏》主作“扶”,清人多主作“跣”。两说皆可通。说参臧琳《经义杂记》、戴望《谪麐堂文集》。
我赞成杨先生作扶,盖跪坐时间长了猛然站起来难免踉跄,且扶而下时亦必跣也。
《宣二年传》: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p 0660)(07020304))(059)
我的粗译:
当初赵盾(宣子)在首山打猎时,住在翳桑,遇上灵辄饿倒在地,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不食三日矣。”于是给他些吃食,他竟把这些吃食留了一半。问他,他说:“我在外头当差已经三年了,不知道我妈还在不在,这儿离我们家很近,请求主上让我把这些吃食留给我妈。”赵盾让他尽管吃,另外给了他一笸箩吃食和肉,放进他的背囊里,让他带给他母亲。
这一次灵辄也在晋灵公的甲士之中,他在战斗中反过来用戟对抗晋灵一方的其他甲士,帮助赵盾逃了出去。到外面以后,赵盾问他为什么反过来帮助自己,他说:“翳桑之饿人也。”赵盾再问他的名字和住处,他没有回答就离开了,随后灵辄就自己逃离了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
吕氏春秋报更篇云:“赵宣孟将上之绛,见骫桑之下有饿人。”淮南子人间训云:“赵宣孟活饥人于委桑之下。”公羊传云:“曰:‘子某时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晋世家云:“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俱以为桑树,故杜预此注云“翳桑,桑之多蔭翳者。”然江永考实则以翳桑当是首山间地名,王引之述闻亦云:“下文曰‘翳桑之饿人也’,翳桑当是地名。僖二十三年传曰‘谋于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树下,则当曰‘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饿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且传凡言‘舍于’者,若成十五年‘出舍于睢上’、襄二十六年‘宁子出舍于郊’、哀十四年‘成子出舍于库’、僖二十九年‘舍于昌衍之上’、成十六年‘退舍于夫渠’、定八年‘舍于五父之衢’、哀八年‘舍于蚕室’、‘舍于庚宗’,句末皆地名。”马宗琏补注说同。王说是也。诸书自以为桑树之下,但非左氏本义,解左传仍当依左氏文法。
如此,据杨先生,“翳桑”乃是“首山”中的地名,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0.5,北纬34.8(山西永济市南)。
《宣二年传》:
乙丑,赵穿殺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p 0662)(07020305))(059)
我的粗译:
到乙丑这天,赵穿在桃园杀掉了灵公,当时赵盾已经在逃亡的路上,但还没越过晋国边境上的山区,听说此事就马上返回了晋都。随后,在朝堂之上,晋国的大史出示了他写的“赵盾弑其君”,这是将要收入晋国史书并且“告”给各诸侯国的内容。
赵盾为自己辩护说:“不然(不是这样的)。”大史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他是说:你身为执掌国政的正卿,说是逃亡却没逃出境外,返回之后又不追讨弒君的罪犯,主谋不是你是谁?赵盾叫屈道:“天哪!《诗》里说:‘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慼。’说的就是我呀。”赵盾引的这句《诗》的大意是:就因为我恋恋不舍,才招来了这些麻烦。
孔子后来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孔子的意思是:董狐(就是上面的晋国大史)是优秀的史官,写史就应该这么写。赵盾(赵宣子)这个人即使在古时候也是一位好大夫,一直依“法”办事,得到了恶名实在可惜,其实只要他逃亡的时候出了边境就算是程序上也合法了。
一些补充:
“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慼。”出自《邶风雄雉》首章,今本《诗经》作:“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44)),高亨先生解题云:“统治阶级的一个妇人怀念远出的丈夫,因作此诗。”并有注云:“怀,思念。诒,通贻,遗留。伊,此也。阻,借为慼(qī戚),忧愁。作者没有阻止丈夫远去,所以说自己留下此忧愁。”
前面已经贴出来了,后来鲁国的史籍《春秋经》上面关于杀灵公一事是这么写的:“晋-赵盾弑其君夷臯。”(《宣二年经》(p 0650)(07020004))(059),而鲁国史籍的这一条是根据晋国大史的原文“赵盾弑其君”改写的,晋国大史“告”给鲁国的内容应该也包括晋灵公的名字“夷臯”,鲁国大史所加的内容只有一个“晋”字,当然,鲁国大史这就把原文改成了自己叙述的语气。
由此可见,董狐的写法最终记载在了各国的史籍之中。此事也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史籍写作与传播的一些特点。
杨伯峻先生在此有注:
山,杜《注》:“晋竟之山也。”王引之《述闻》云:“《晋语》,‘阳处父如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山而还。’韦《注》曰:‘山,河内-温山也。’《传》曰‘及温而还’,然则‘未出山’,亦谓未出温山也。《注》未详考。且是时晋境南至河,而山在其内。则出山尚未越境,不得以为‘晋境之山’也。”温山在今河南省-修武县北五十里,《晋语五》韦《注》云:“桃园,园名。”《晋世家》云:“盾遂奔,未出晋境。”
一般认为赵盾逃亡的方向是“原”和“温”,即“晋”之“南阳”一带,那里有赵家的采邑,有赵衰的墓。“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5.16(济源原昌村)。“温”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5,北纬34.91(温县招贤镇)。赵衰墓推测位置为:东经113.06,北纬34.94(温县三家庄村)。下面是与赵盾逃亡和后来赵穿迎立新君有关的一些地点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所谓“温山”,应该就是“温”北面的那片山区,这片山区和黄河之间的平原就是“南阳”:
《宣二年传》:
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p 0663)(07020306))(059)
我的粗译:
赵盾派赵穿从周天子那里迎回了公子黑臀立为国君,壬申这天,公子黑臀朝拜了武宫,也就完成了成为国君的程序,成了后来的晋成公。
一些补充:
这几天的干支排序: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
由此可以看到,从“赵穿殺灵公”到晋成“朝于武宫”不过七天,还包括了通知赵盾加上赵盾返回的时间。而此时的晋国国都“绛”到周天子的王城有几百里,中间还需渡过黄河。所以赵盾应是在事变后马上就派赵穿去接公子黑臀,否则不会这么快。赵盾派出赵穿估计也有让赵穿成为迎立功臣,在将来为赵穿多加一道护身符的意味。
“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王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可见上面的图。
《宣二年传》: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p 0663)(07020401))(059)
我的粗译:
当初丽姬之乱的时候,晋国的大夫们曾经共同举行诅咒仪式,请求神明加祸于以后胆敢把国君的群公子留在国内的人,自此以后晋国就没有了公族。等到成公即位,就决定征召各家卿的嫡子们为国君当差,还赐给他们田地,由这些人组成直属国君的公族部队。又征召各家卿的余子们为国君当差,组成直属国君的余子部队,而那些各家卿的庶子们则组成直属国君的公行部队。于是晋国又有了直属国君的公族、余子、公行部队。
一些补充:
此事的直接后果就是赵家(可能还包括其他各家卿)接管了晋国国君的警卫部队,直接目的是让以后的国君没有武力可以围攻赵盾,但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伯峻先生在此有注曰:
诅,祭神使之加祸于某人之礼,已见隐十一年《传注》。古有盟诅之法,盟大而诅小,然皆杀牲歃血,告誓明神,若有违背,神加其祸。襄十一年《传》,“季武子将作三军,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定六年《传》,“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皆先盟而后诅。诅者,使人无敢违也。《晋语二》韦《注》云:“群公子,献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晋语二》云:“驪姬既殺大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盡逐群公子”,即“无畜群公子”之事。“焉始為令,國無公族”,公族为官名,详下。既不畜群公子,自无公族之官。然则献公、骊姬不仅当时不畜群公子,且禁后世畜之,孔《疏》引服虔云:“骊姬与献公及诸大夫诅无畜群公子,欲令其二子专国”,此说是也。孔《疏》云:“盖为奚齐、卓子以庶篡適,晋国创其为乱,不用复畜群公子。”则是非骊姬创为此诅,而是晋人因骊姬之乱设此诅,与《晋语》不合,自不可信。僖十五年《传》叙晋惠公入国,秦穆姬嘱其“尽纳群公子”,而惠公“不纳群公子”。据文十六年《传》,文公之子雍在秦,乐在陈;据本年《传》,黑臀在周;据《周语下》,襄公之曾孙周在周,文、襄之公子俱在他国,则是自献公、骊姬以迄惠、怀、文、襄、灵,晋国踵行此令,而未改复。
公族有二义,凡公之同姓子弟曰公族,此广义之公族也。僖二十八年《传》云:“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中军公族者,中军中由晋公室子弟所组成者也。文七年《传》云:“公族,公室之枝叶也。”公族即指宋昭公欲去之群公子,亦广义之公族。公族大夫亦省曰公族,此狭义之公族。“自是晋无公族”者,晋自此以后无公族大夫之官也。杜《注》云:“无公子,故废公族之官。”《礼记文王世子》云:“周公践阼,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如其言可信,则公族之官周初已有,其职掌为教训同族子弟。《诗魏风汾沮洳》“殊异乎公族”,郑《笺》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亦即此义。公族见于金文者,如中觶、毛公鼎、师酉簋、牧簋,皆西周器,义皆王室官名,则西周时犹有此官。晋本有此官,当以同姓为之。献公、骊姬之时,废不复设,至此年复之,然以异姓为之,因兼掌卿之子弟,成十八年《传》所谓“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可证。孔《疏》引孔晁《国语注》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考之《经》、《传》,其言可信。
如杨先生所注,我觉得这段《左传》所言正是形成晋国特殊政治生态的关键节点之一:从此晋国国君的直属警卫部队落入了各家卿的掌握之中。
据我所见,形成晋国特殊政治生态的关键节点一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这样就削弱了国君的家族;第二个则是晋惠公时的“作爰田”、“作州兵”(《僖十五年传》(p 0360)(05150408)),这样各家卿就有了经济和军事上的自主权;第三个则是此次国君直属部队由各家卿的子弟组成,且由各家卿派出的人统领,国君自己的军事自主权被剥夺了。
由于这一系列转变,各家卿有了自主权,就有积极性,使得晋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为晋国将近一百年称霸打下了基础;也由于这一系列转变,各家卿也就有了独立性,结果离心离德,互相残杀。最终三家分晋,晋国本身完了。
杨伯峻先生还有注云:
《周礼地官小司徒》云:“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逸周书糴匡篇》云:“成年,余子务艺;俭年,余子务穑;大荒,余子倅运。”《管子问篇》云:“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庄子秋水篇》云:“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吕氏春秋报更篇》云:“张仪,魏氏余子也。”《离俗篇》云:“齐、晋相与战,平阿之余子亡戟得矛。”《战国策》云:“燕、赵久相攻,余子之力尽于沟垒。”《说苑立节篇》云:“佛肸用中牟畔,城北余子田基独后至。”统上观之,“余子”盖对“適子”而言,凡支庶俱谓之“余子”,亦犹《孟子滕文公上》所谓“余夫”。而此文之“余子”则与“庶子”有别,故杜《注》云,“余子,嫡子之母弟也”。
从以上杨先生转引的各种先秦文献看,当时各诸侯国军队的骨干都是自家的子弟,所以才会有“余子之力尽于沟垒”这样的说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君自家武力的骨干也只能是群公子及其子弟亲族,而由于晋国把国君的群公子都赶到了国外,国君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到这次国君的直属部队规定由各家卿的子弟组成且不由国君的亲族控制,国君家的亲属就更没了出路,也从制度上排除了国君自行组建亲信部队的正常途径。
到后来叔向言“公乘(shèng)无人”(《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102、114),则表明这种由各家卿子弟组成的国君直属部队难免会逐渐败落。
《宣二年传》:
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p 0665)(07020402))(059)
我的粗译:
赵盾要任命赵括(屏季)为公族大夫,统领公族部队,他对晋成公请求说:“(赵括)是君姬氏之爱子。要不是君姬氏,臣下今天不过是个狄人。”晋成公同意了。这年冬天,赵盾自己去统领旄车之族(杨先生注:旄车之族,即余子,亦即公路。),让赵括(屏季)作为公族大夫以统领赵家的故族。
一些补充:
后来公族大夫不止一人,不知此时如何,不过从“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看,赵括似仅统领赵家自己的故族,这样,此时的公族大夫就也不止一人,不过赵括应该是首席公族大夫。
君姬氏是指嫁给(赵盾之父)赵衰的晋文公女儿,也是此时的晋国国君晋成公(公子黑臀)的姐姐。
《宣九年经》:
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p 0700)(07090009))(059)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扈本郑邑,《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出公二十二年,河绝于扈”,似其后为晋所有。《公羊传》谓此时扈已为晋邑,不可信。《经》例卒于国内不书地。此书地,足见此时扈尚未为晋有。扈为晋会诸侯之地,不言“卒于会”者,会已毕也。不书葬者,鲁不会也。
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65,北纬35.03(据《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地图推定,原阳县祝楼乡西胡庄村西一带,在当时的黄河以南不远)。
晋成公只当了七年国君。
《宣八年传》:
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p 0697)(07080401))
《宣八年经》:
楚师伐陈。((p 0695)(07080010))
《宣八年传》:
陈及晋平。楚师伐陈,取成而还。((p 0698)(07080701))
我的粗译:
晋国的胥克得了重病,神志不清。此时担任首席执政大臣的是郤缺。这年秋天,郤缺废黜了胥克,任命赵朔担任下军佐。
陈国与晋国讲和,楚国的军队又来讨伐陈国,陈国只好再向楚国求和。
一些补充:
此后一段时间晋国的六卿当为:中军帅郤缺,中军佐荀林父;上军将士会,上军佐臾骈;下军将栾盾,下军佐赵朔。年前赵盾死后,当时的上军将郤缺接替他担任中军帅,士会接替郤缺担任上军将,进入卿的行列。当时晋国的卿只有六个,可重要家族则不止六个,此次郤缺把胥克搞下去,就让赵家又有人进入了卿的行列,此前赵家的代表当是出自赵家的臾骈。
《宣九年经》: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p 0700)(07090007))
晋-荀林父帅师伐陈。((p 0700)(07090008))
《宣九年传》:
会于扈,讨不睦也。陈侯不会。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晋侯卒于扈,乃还。((p 0701)(07090401))
我的粗译:
各家诸侯在“扈”集会,要处置那些不一心的诸侯。陈共公不来参加,于是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各家诸侯的人马前去攻打陈国。正在此时,晋成公死在了“扈”,晋人只好撤兵。
《宣九年经》:
楚子伐郑。((p 0700)(07090012))
《宣九年传》:
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p 0703)(07090701))
《宣九年经》:
晋-郤缺帅师救郑。((p 0700)(07090013))
《宣九年传》:
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国人皆喜,唯子良忧曰:“是国之災也,吾死无日矣。”((p 0703)(07090801))
我的粗译:
楚穆王因为之前在“厉”集会时郑襄公中途逃回,所以出兵讨伐郑国。
晋国的郤缺领兵救援郑国。郑襄公在柳棼击败了楚国军队,郑国的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良担心地提出:“是国之災也,吾死无日矣。”他是说侥幸战胜只会引来灾祸,担心会付出更大的牺牲。
一些补充:
“厉”(《桓十三年传注》(p 0136)(02130101):“赖,国名,今湖北省-随县东北有厉山店,当即其地。”杨先生又云:“赖”,《公羊》作“厉”。则我估计“赖”当即此“厉”),推测位置为:东经113.30,北纬31.86(厉山镇)。
“柳棼”(杨注:杜《注》:“柳棼,郑地。”今地阙。),我见到有说战国时的《鄂君启节车节》中曾提到此“柳棼”(酉焚):“适阳丘;适方城;适兔禾;适酉焚,适繁阳,适高丘;适下蔡,适居巢;适郢。”据说上述九个地点都是当时楚国的税关所在。柳棼应该也位于战国当时楚国与韩国的边界附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7,北纬33.9(郑国之南,方城东北,下面地图中汾对岸?)。
《宣九年经》:
八月,滕子卒。((p 0700)(07090006))
《宣九年传》:
滕昭公卒。((p 0701)(07090301))
《宣九年经》:
宋人围滕。((p 0700)(07090011))
《宣九年传》:
冬,宋人围滕,因其丧也。((p 0701)(07090501))
《宣十年经》:
六月,宋师伐滕。((p 0704)(07100010))
《宣十年传》:
滕人恃晋而不事宋,六月,宋师伐滕。((p 0708)(07100501))
我的粗译:
滕昭公死了。这年冬天,宋人包围了滕国,这是看滕国出了丧事,趁火打劫。
滕人仗着有晋国撑腰还是不肯服事宋国,下年六月,宋国军队又一次攻打了滕国。
一些补充:
滕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城墙(米):东555,西590,南850,北800)。下面是滕州滕城遗址示意图,出自许宏先生《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
《宣十年经》: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p 0704)(07100012))
《宣十年传》:
郑及楚平,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p 0708)(07100601))
《宣十年经》:
楚子伐郑。((p 0706)(07100020))
《宣十年传》:
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p 0709)(07101201))
我的粗译:
郑国向楚国求和,晋国方面各家诸侯的军队就又来讨伐郑国,郑国就再向晋国方面屈服。
楚庄王又一次来讨伐郑国,晋国的士会率领军队救援郑国,在颍水以北驱逐了楚国军队。各家诸侯的军队就驻扎下来帮助保卫郑国。
一些补充:
早在楚文王时楚国已“封畛于汝”(《哀十七年传》(p 1708)(12170401))(109),而此时颍水一线已成为晋、楚争霸的前沿。下面是颍水、汝水一带的地图,截自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地图:
《宣十一年经》:
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p 0710)(07110002))
《宣十一年传》:
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子良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p 0711)(07110101))
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p 0716)(07110601))
我的粗译:
我们宣公十一年春,楚庄王再次讨伐郑国,打到了栎。郑国执政的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他的意思是:晋、楚两大国都不对小国施恩惠,只靠武力来争取支持,我们就只能谁来了就服从谁,他们都没信用,我们也讲不得什么信用了。于是郑国马上向楚国屈服了。到这年夏天,楚国召集诸候在辰陵举行盟会,确认陈国和郑国倒向楚国一方。
上次在“厉”那里集会,郑襄公中途逃了回来,打那以后,楚国都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次郑国在辰陵参加了与楚国的盟誓之后,转过头来又再向晋国示好。
一些补充:
“栎”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7,北纬34.16(即郑国开国十邑之“歷”)。辰陵推测位置为:东经114.6,北纬33.8(淮阳西六十里,今西华县城东北)。
在《清华简系年》第十二章也提到过此事:“楚莊王立十又四年,王會諸侯于厲,鄭成公自厲逃歸,莊王遂加鄭亂(乱)。”
《宣十一年传》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诸郔。((p 0711)(07110201))
令尹蒍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榦,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p 0711)(07110301))
我的粗译:
楚国的左尹子重侵犯宋国,楚庄王在“郔”那里督战。
楚国的令尹蒍艾猎在“沂”筑城,他先让当地的主管官员封人提出方案,然后下发给负责人员征发的司徒官:根据各部分工程的大小规定日程,分派物资和工具,调配版筑用的侧板和立柱,平衡从事运土和夯筑的人手,计算各段所含的土方,讨论材料运输的远近,考察城墙所处的位置和基础,准备人员所需的干粮,物色各方面的负责人。这样,整个筑城工程三十天就完成了,完全实现了计划的进度。
一些补充:
关于“郔”杨伯峻先生有两处注:
郔音延。朱梁补刊《石经》、宋本、金泽文库本俱作“延”。沈钦韩《补注》、洪亮吉《诂》、严可均《石经校文》均谓延即延津,亦即隐元年《传》之廩延,即今河南省-滑县。延津作“延”,则此亦当作“延”。江永《考实》则云:“十二年‘楚子北师次于郔’,杜《注》:‘郑北地。’与此同一地也,近邲,在郑州。”以地理考之,江说较合理,今从之作“郔”。
杜《注》以郔为楚地,《汇纂》因云“当在河南省-项城县境”,则与三年及十二年之郔为两地。武亿《群经义证》则云:“子重侵宋,楚庄留为声援,必不遽返归于楚境。疑郔地幅员广被他邑,自郑国城之北以逮廩延皆为其地,故有‘延’名。下文十二年《传》‘楚子北师次于郔’,《注》‘郔。郑北地’是也。盖‘待诸郔’者,郔之南境;‘次于郔’者,郔之北境。一地而前后两见,《传》特以‘楚子北’标之。杜氏不达其旨,《注》为楚地,非也。”武说虽辩,而实非,且无证据。《汇纂》谓郔在项城县境,以地望考之,颇合情理,然亦无的证。高士奇《地名考略》谓“是时楚子与陈、郑盟于辰陵,当是近陈地”。总之,此郔当离陈、宋、郑不远。
据以上杨先生所述,在我看来,此次庄王出兵,应是出自申,经方城、叶,从“栎”方向到达郑,再前往辰陵。则返回时还应循原路,故“盟于辰陵”后楚军又退到郑附近,从这里出发进攻宋国。我感觉有些前辈之所以认为或有“郔”在“项城县境”,是要照应另一路“城沂”的楚军,但我认为那一路楚军是从“息”那个方向出来的,走的是楚人扩张的另一条路线,两路人马虽有呼应以及联络,但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估计“郔”的位置为:东经113.8,北纬34.5(“郑北地”,郑州南新郑北,与氾水相近)。与《左传》中另两处提及的“郔”为一地。此地靠近氾水,或有利于向宋国方向运兵。下面是我在《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地图上截取的一小块,并标上了“郔”的可能位置(蓝单圈、红字),供各位比对:
“沂”杨伯峻先生注曰:
沂,楚邑。《汇纂》谓当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境,沈钦韩《补注》则以三国之流沂当之,则在今湖北省-鄂城县东二十里。两地相距甚远,以定五年《传》“大败夫槩王于沂”推之,前说较妥。
如此,我估计“沂”的位置为:东经114.38,北纬32.49(板桥遗址)。
我认为“城沂”这一段正是要对“君子”们进行行政管理方法的教育。
“宋”和“沂”相距甚远,可见楚国有足够的力量分兵进行两场战事。简选出来的精兵由庄王带着远征,剩下的就在家门口开疆拓土。
《宣十二年经》:
楚子围郑。((p 0717)(07120002))
《宣十二年传》: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p 0718)(07120101))
我的粗译:
我们宣公十二年春,楚庄王包围了郑国,一直围了十七天。郑人占卜向楚人求和:不吉;再占卜在太庙(大宫)祭祖,然后把各种车辆都推到街巷的口上,准备拼死抵抗:吉;于是“国人”到太庙隆重祭祖,在城墙上的守卫者都哭了。见此情景,楚庄王把军队向后撤退,让郑人把城墙修好,然后楚军再前进重新包围郑国。包围了三个月之后,攻破了郑国,楚庄王从皇门进入,到了逵路。
这时郑襄公光着膀子牵了一只羊出来迎接,对楚庄王请罪道:“孤没能遵奉上天的旨意,不肯服从主上。让主上生了气,亲自来到了敝邑,这是孤的罪孽,孤怎敢不唯命是听呢?主上要把我们迁走,送到江南去,填充那里的海滨,我们会服从;主上要把我们抓起来,送给诸侯,当他们的奴隶,我们也会服从。要是主上还念着我们过去的好处,愿意得到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的祝福,不毁灭他们的社稷,让我们改而侍奉主上,和主上手下的九县一样,那就是主上的恩惠了。这也是孤的心愿,不过我们不敢指望主上这么做。我大胆说出真心所想,请主上考虑。”
楚庄王的左右说:“不能答应他,吃下了一国就不能吐出来。”庄王说:“他们的主上能够低头伏小,就一定能信用其民,这样的人怎么能小看呢?”于是把部队后撤了三十里,准许与郑国达成和约。楚国的大夫潘尫入城与郑人举行盟誓,郑国的子良出城作了楚人的人质。
一些补充:
“唯命是听”(wéi mìng shì tīng)这个成语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下图来自曲英杰先生大作《史记都城考》的附图(曲英杰《史记都城考》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p 349)《三八 周代郑国及韩国都郑城》),根据曲先生书中的观点,加上我的臆测,我加画了可能的道路及一些地点的可能位置:紫色为城垣,黄色为道路,从皇门直通师之梁门的较粗的黄线是逵路,四个灰黄色的方块最上面的方块是逵市(大逵),中间左侧的方块是社稷,右侧方块是太庙(大宫),下面的方块是子大叔(游氏家族)的家:
《宣十二年经》:
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p 0717)(07120003))
一些补充:
“邲”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43,北纬34.91(荥阳车庄特大型聚落遗址)。
《宣十二年传》: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縠(hú)佐之;士会将上军,郤(xì)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勦(jiǎo)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君讨郑,怒其贰(nì)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zǎi)入郑,民不罢(pí)劳,君无怨讟(dú),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wěi)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rù),前茅虑无,中權,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huǐ)有言曰,‘取乱侮(wǔ)亡’,兼弱也。汋(zhuó)曰,‘於(wū)铄(shuò)王师!遵养时晦’,耆(qí致也)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p 0721)(07120201))
我的粗译:
这年(公元前五九七年,楚庄王十七年,晋景公三年,郑襄公八年)夏六月,晋国发兵救援郑国:荀林父将中军,先縠(hú)佐之;士会将上军,郤(xì)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
晋国军队来到黄河边上,听说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了,荀林父(桓子)就打算收兵。他说:“无及于郑而勦(jiǎo)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他的意思是:反正来不及救郑国了,何必让我们的“民”白白辛苦?等楚国退兵以后再去收拾郑国,也还不晚。
士会(随武子)也说:
“这是好办法!‘会(士会自称名)’听说用兵的时候,要看到对方暴露出弱点再出动。如果敌方的‘德’、‘刑’、‘政’、‘事’、‘典’、‘礼’这六个方面不出问题,就无法打败他,也就不可以对他用兵。”
“这次楚国国君讨伐郑国,前面因为郑国首鼠两端而发怒,后面郑国国君低声下气就又怜悯他,背叛时加以讨伐,屈服后就宽恕,这就既施了‘德’又行了‘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楚国国君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
“楚人去年打进陈国,今年又打进郑国,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民’并没有疲劳的迹象,他们的国君也没有太多人抱怨,这是他们的‘政’搞得好。而且他们出动的是经过简选的士兵,这样一来,从事贩运、农业、手工业、商业的人都不会耽误他们的工作,而部队内部也更加团结,这是用了正确的方法来行‘事’。”
“他们又任命了蒍(wěi)敖执掌国政,他从楚国过去的‘典’中选出了好的来推行;行军的时候,车右在车下戒备(扶辕而行),车左则负责观察道路两侧的隐蔽处。先头部队注意侦查,中军随时分析敌情,把精兵放在后面。军中的各个职能部门各依自己的职守行动,整个部队不用另外下令就能随时保持警戒姿态;这就是他们用‘典’用得好啊!而他们的主上在任用官员的时候,自己的亲族就根据血缘的远近来提拔,其他的人则根据效力的时间长短来提拔;任用时不忽视任何人的能力,赏赐时不遗漏任何人的功劳;对年老的人会额外加恩,对外来的人会给以帮助;他们规定了君子和小人不同的服饰,高贵的人平时就受到尊敬,低贱的人不会逾越等级,这样,就没有人违背‘礼’了。”
“楚军‘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我们怎么能胜过这样的军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才是统帅军队的应有作法。消灭敌人的薄弱部分,攻击被敌方忽略的方向,这才是军事上的正确做法。大人还是先整备自己的部队,加强训练和准备,总能找到有弱点和盲点的对手,不必现在就和楚国较量。仲虺(huǐ)有言曰,‘取乱侮(wǔ)亡’,就是要消灭敌人的薄弱部分。汋(zhuó)曰,‘於(wū)铄(shuò)王师!遵养时晦’,就是要攻击被敌人忽略的方向。武曰:‘无竞惟烈。’只要我们不断消灭敌人的薄弱部分,随时攻击被敌人忽略的方向,就能一步步完成我们的军事目标。”
但这时中军佐先縠(彘子)发话了:“不行。我们晋国能当上霸主,就是因为我们军队能打仗,将领有本事。现在这么干,会失掉诸侯的拥戴,算什么有本事;面对敌人不敢接触,算什么会打仗。从我这儿丢了霸主,还不如死了算了。而且集结了部队出征,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当上军队统帅,然后干出男子汉大丈夫决不干的事,只有你们这些大人物才这样,我是干不出来。”
于是先縠率领自己手下的中军佐部队单独渡过了黄河。
一些补充:
这里我以“荆尸”作“简师”解。尸与师音可通,荆与简声母亦相通。但主要是若如此解,则《左传》中之两处“荆尸”均可圆满地解说。
《左传》中提到“荆尸”的两段记述包括此处的“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以及九十三年前《庄四年传》的“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p 0163)(03040101))(018)。
当时住在城(国)内的“民”本来都是战士,这是“周人”的传统,包括“商、农、工、贾”,但难免有老弱病残。现在简师,简选出精干的战士出征,其余的人留在家中,就不会中断“商、农、工、贾”的营业,才可说“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同时出征的都是能征惯战之人,也有利于“卒乘辑睦”。最终就“事不奸矣”了。
应该说简师在当时是新鲜事,楚人经常劳师远征,正需要这样的变革。看来楚武王实际上是进行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变革,谥“武”不是没有道理的。
《吕氏春秋仲秋纪第八》中专有《简选》一节,反映战国时的军事家已经认识到军队的士兵有必要经过简选,简选出的精兵可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但此时的政治、军事制度使得简选不容易实行。
此处《左传》在开列晋军将领时特别列出了两位中军大夫、两位上军大夫、两位下军大夫的名字,估计是因为这六个人实际也已各自统领着包含约一百乘战车的独立部队,而且这些人都是各大家族的代表。
因此,估计所谓中军佐部队应只含约一百乘兵车,两位中军大夫赵括、赵婴齐各自统领的分队不一定跟随先縠一起渡河。
这里的六卿(荀林父将中军,先縠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和四年前的六卿(中军帅郤缺,中军佐荀林父;上军将士会,上军佐臾骈;下军将栾盾,下军佐赵朔)相比,中军帅郤缺已死,由其子郤克为上军佐代替臾骈。臾骈估计已去世,也可能年纪较大,且赵家已有人为卿,就退休了。中军帅由原中军佐荀林父接任,另有先縠当上中军佐。
先家也是名门望族,先縠的曾祖父先轸和祖父先且居都曾担任晋国的中军帅,父亲先克也曾任中军佐。尤其是曾祖父先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是城濮之战时的晋国中军帅。二十一年前,先縠的父亲先克被刺身亡,直到现在,先家才又有人进入卿的行列。先家世系不是很明确,或认为先縠乃先克幼弟,但我觉得二人年龄不应相差如此之大。
知难而退(zhī nán ér tuì)这个成语现在的意思是负面的,意思是面对困难的局面无可奈何,只好后退。但当时这句话并不是负面的,《左传》作者是把这句话作为正面的论述引述的,很可能直接引自当时的兵书,是对将领的要求。另外,这句话还可说是孙子“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一思想的滥觞,我在前面有一个帖子中有详细些的对比说明,如感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09孙子与左传的一些对比 三》。
仲虺是商汤的左相,也是当时人眼中的军事大家,前面我曾介绍过。
汋(zhuó)即《诗经》中的《周颂闵予小子之什酌》: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武即《诗经》中的《周颂臣工之什武》: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宣十二年传》: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 (010000)之《临》 (110000),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jǐ)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p 0726)(07120202))
我的粗译:
这时,晋方将领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下军大夫知庄子(荀首)首先发言:
这回我们要吃败仗了!《周易》在《师》之《临》那条里就说过:“师出以律,否臧,凶。”按正确的方法办事是“臧”,不按正确的方法做就是“否”。力量分散是“弱”,河流壅塞就是“泽”。要所有人都遵循“律”,像一个人,那才叫“律”。现在我们是“否臧”,而且还没有“律”,本来“律”挺多,现在没了。现在混乱又不统一,所以是“凶”。没有执行力是《临》,有统帅却不听指挥,还有比这更“临”的吗?就现在这样,如果遭遇敌人,准得打败仗。彘子(先縠)是祸首,就算他能逃过这回,也有大灾祸等着他呢。
随后,韩献子对中军元帅桓子(荀林父)建议说:“彘子那个分队要是出事,您的罪过就大了,您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能是谁的责任?控制不了属下,部队被消灭,反正罪过已经够大了,不如全军出动。就算讨不了好,也有其他将领能分担责任。自己一个人担责总不如六个人一起担责吧?”
于是大军渡过了黄河。
一些补充:
关于占筮与卦象的应用我在另一个帖子中有一些分析,也涉及这一段《左传》,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12左传中的卜筮》。
关于这里的卦象,杨伯峻先生有注:
《坎》下《坤》上为《师》卦,初爻由阴变阳,《坎》变为《兑》,《兑》下《坤》上为《临》卦。
下面是我画的示意图:
下面四段还是杨先生的注:
《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者,卦为《师》卦,初六为首爻,用师必先出师,故云“师出”。凡师出必以法制号令整齐之,故云“师出以律”。否臧者,犹云“不善”,下文“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亦即此意。全句意谓凡出师必用法制号令,不如此,是与“执事顺成”反其道而行之,则凶。
《师》卦之变为《临》卦,由于《坎》卦变为《兑》卦,《晋语四》云:“《坎》,众也。”《坎》有众象,《坎》卦一变,有众散之象。《兑》为少女,故为柔弱,《坎》变为《兑》,是众散为弱。
杜《注》:“《坎》为川,今变为《兑》,《兑》为泽,是川见壅。”流水壅塞淤积为泽。
此并卦象辞义论之,《坎》为川,川水盈满,哀九年《传》“如川之满不可游也”是也。故曰“盈”,此卦象也。川壅为泽,泽水易竭,又师出不以律,则律竭,两竭字相应,故曰“盈而以竭”,此卦象及辞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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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二年传》:
楚子北师次于郔。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将饮马于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反旆,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適(dí)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p 0728)(07120203))
我的粗译:
楚庄王统领军队向北开到“郔”驻扎。当时楚军是由沈尹指挥中军,子重指挥左军,子反指挥右军,正准备饮马于河然后就撤兵了。
听说晋国军队渡河而来,庄王想回去,而庄王的亲信伍参却很想打一仗。但令尹孙叔敖也不想打仗,他对庄王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孙叔敖是说:去年我们攻入陈国,今年又攻下了郑国,仗已经打得够多了,要是这次打不赢,“参”的肉够吃吗?但伍参却说:“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伍参是说:要是打赢了,你孙叔就是无谋;要是打不赢,我“参”的肉只会在晋军那里,你吃得着吗?但是令尹还是把他的车子掉头向南,大旗也改为指向南方。
这时伍参向庄王建议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適(dí)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伍参是说:晋国的统帅是新人,还不能顺畅地指挥部队,而他的副手先縠又刚愎不仁,不肯听从指挥。他三军的将领都无法自主行动。想要得到指导却不知找谁,将士们能怎么办呢?这次行动晋国的军队必定会被击败。而且您是国君,却要躲避臣下,那您还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社稷?
楚庄王也觉得这样不行,于是通知令尹让他把车子掉头再向北,把军队开到“管”准备作战。
一些补充:
“郔”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8,北纬34.5(“郑北地”,郑州南、新郑北,与氾水相近)。
“管”推测其位置为:东经113.56,北纬34.73(郑州道李城址,很多地方说“管”在郑州市管城区——东经113.67,北纬34.75,但有指出当地并无遗址,故估计另在别处,道李城址比较符合)。
《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十八章中有:“晉師大疫且飢,食人。”这段话虽然说的不是此时的事,但也反映当时军队远征,条件严酷,可以非常残忍。所以“参之肉其足食乎”不是玩笑话。
这个伍参是伍子胥的曾祖父,他的分析还是十分精辟的,由此看来,他虽然出身微贱,但并非仅仅是个只会拍马屁的人,庄王也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嬖”(“賤而得幸曰嬖”)此人的。
《宣十二年传》:
晋师在敖、鄗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彘子曰:“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赵庄子曰:“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p 0730)(07120204))
我的粗译:
此时晋国的军队驻扎在敖、鄗之间。郑国的皇戌出使到晋国军队的驻地,对荀林父提出:“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这里的意思是:我们郑国屈服于楚国,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社稷,并没有要脱离晋国的意思。现在楚国的军队打了好几个胜仗变得骄傲了,而且长期在外已经疲惫了,所以戒备不严。大人如果攻击他们,我们郑国的军队在他后面截击,必定会打败楚国的军队。
彘子(先縠)在旁建议说:“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意思是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全在这一下了,请您一定答应他!
但是下军佐栾武子(栾书)不同意,他说:
自从那回讨灭了庸国以后,楚国的君主每天告诫他国人的都是: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如果在军中,他每天告诫全军将士的又是: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还告诉他们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迹,并以此教育他们:“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我们的先大夫子犯(狐偃)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就是说如果占理,部队就士气旺盛,如果不占理,部队就垂头丧气。现在是我们不占理,还要向楚国挑衅,他们既然占理,士气就不会不高。而且他们把自己主上指挥车的卫队分成二广,每一广有一卒的战车,编为两个偏,右广先执勤,到日中,然后左广接替,直到“昏”。还派内官晚上轮流值班,以防不测,这就不能说是戒备不严。
这次郑国和楚国派往对方作人质的分别是子良和师叔,子良是郑国的贤公子,师叔在楚国也有很高威望。师叔入盟,子良在楚,说明楚、郑两国非常亲密。所以这家伙来怂恿我们和楚国开战,就是打算如果我们赢了就投靠我们,我们输了就投靠楚国,拿我们的胜负当占卜的兆象了。我们不能听他的!
栾武子说完上面这段话以后,边上中军大夫赵括(屏,屏括)和赵同(原,原同)却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意思是您领兵出征,就是要打敌人的,打败敌人,收服诸侯,有什么好犹豫的?一定要按彘子说的办!
下军大夫知季(知庄子荀首)就评论说:“原、屏,咎之徒也。”意思是原和屏这俩家伙就是惹祸精。
而下军将赵朔(赵庄子)则感叹道:“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意思是:栾伯(下军佐栾书)说得真好,要实行他的主张,肯定能让晋国长治久安。
一些补充:
“克庸”是楚庄王“一鸣惊人”的那一战。见《《左传》中的成语04附:楚庄问鼎2》。
杨伯峻先生在“赵庄子曰”后面注引吴闿生《文史甄微》:“赵庄子,括、同之姪,故不敢咎括、同,乃善栾伯。”
杨伯峻先生注“敖、鄗之间”曰:“敖、鄗为二山名,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之北。”
“敖”推测其位置为:东经113.48,北纬34.95(敖仓)。
“鄗”如为山则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2,北纬34.9(今已没入黄河)。或可认为鄗是城邑,则附近另一处有娘娘寨古城遗址——东经113.43,北纬34.83,亦符合各方面的条件。下面是娘娘寨遗址及其附近一带的天地图影像(此图虽不够好,但后来当地修了个立交桥,面目已非,只能凑合用此旧图了):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bì lù lán lǚ yǐ qǐ shān lín)或者简化为“筚路蓝缕”(bì lù lán lǚ),也是成语,杨先生于此注云:
杜《注》云:“筚路,柴车。”孔《疏》云:“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双声连绵词,《方言》云:“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杜《注》:“蓝缕,敝衣。”启,开闢(辟)。
这个成语现在还在使用,基本没有改变原意。我过去曾以为这里的“路”是道路的意思,但没想到其实是指车。
这句话还说明若敖、蚡冒时代及其后一段时期内楚国是立国在山林地带的。
《宣十二年传》:
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随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p 0733)(07120205))
我的粗译:
楚国又派了少宰来到晋国军中,说:“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意思是:我们主上很小就没了爹,所以没那么多花活,他知道我们的两位先君都走过这条路,就也来收拾郑国,哪想到会得罪晋国啊?几位大人用不着在这儿呆太长时间!
随季(上军将士会)代表晋方回答他:“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这段大意是:当初周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文侯说:“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就是要和郑国一起辅佐周家的王室,要保证天王命令的推行!现在郑国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寡君派我们这些臣下来和郑国一起解决问题,哪敢劳动贵国的候人(负责巡视警戒的官员)?我就大胆地拜谢主上对我们的关照了。
可彘子(先縠)认为这样的回答太软弱了,就让赵括随后作出更改,改成:“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意思是:刚才行人说得不对(行人指士会,从事与其他诸侯国使节打交道的工作或者出使他国,即可称为行人,但可以兼任,也可临时任命),寡君派我们这些臣下来是要把你们这个大国的车辙脚迹都扫出郑国,寡君下命令说:“无辟(避)敌!”我们这些臣下只能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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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二年传》: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p 0734)(07120206))
我的粗译:
楚庄王又派人向晋方求和,晋方答应了,定下了盟誓的日子。但这天楚军的一乘战车却去向晋军挑战,车上有三个人,驾车的是许伯,车左是乐伯,车右是摄叔。
在去的路上,驾车的许伯就说了:“我听说挑战这事,驾车的人要让车子在对方营垒前面来一个急转弯,让车上的旗子擦过敌方的营垒,然后回来。”乐伯跟着说:“我听说要是挑战的话,车左要用好箭发射,然后代替驾车的掌握缰绳,让驾车的下车,重新排列好驾车马,整理好马具,这才能往回走。”摄叔也跟着说:“我听说挑战的时候,车右要下车进入对方的营垒,杀掉敌人,割下对方的左耳,再俘虏一个敌人带回来。”这三个人都做到了他们所说的,然后往回逃。
晋人派兵追击逃跑的这三个楚人,还分兵左右包抄。逃跑的三个人之中的车左乐伯负责发箭阻击追兵。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阻截了左右包抄的晋军,只有后面由鲍癸率领的晋军还在紧追不放,而乐伯的箭也只剩下一枝了。
这时,逃跑的三个楚人的战车惊起了一只麋鹿,乐伯一高兴,用剩下的那支箭射中了麋鹿的背部正中。然后他让车停下来,派车右摄叔去把这只麋鹿献给鲍癸,摄叔对鲍癸说道:“现在快到季节了,恐怕您那里贡献野味的人还没赶到,就把这只麋鹿分给您的部下吃吧。”听了这话,鲍癸命令他的部下停止追击,说:“这辆车的车左射箭射得准,车右说话说得好,都是君子。”于是放乐伯他们逃回楚营。
一些补充:
这里详尽地描述了普通战车上三个人的分工,“御”负责驾车,基本不参加战斗,射箭的主要是“左”,下车肉搏以及其他冒险的事由“右”来,车左的地位高于“右”。
这一段又反映君子受的教育既包括射箭也包括说话,能文能武。而且还反映在当时的战斗中一般是不会轻易杀死一位君子的。
杨伯峻先生注“丽龟”曰:
丽,著也。龟指禽兽之背部。古之田猎者,其箭先着背以达于腋为善射。《北史斛律光传》云:“羡及光并工骑射,每日令出田还,即数所获。光获少,必丽龟达腋;羡获虽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赏,羡或被捶。人问其故,云:‘明月(光之字)必背上着箭,丰乐(羡之字)随处即下手,数虽多,去兄远矣。’”则乐伯之射麋中龟,亦状其善射也。
《宣十二年传》:
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荧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与魏锜皆命而往。郤献子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chéng)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徹,警也。”彘子不可。((p 0736)(07120207))
我的粗译:
听说了乐伯他们来挑战的事,晋国也有人想要去挑战楚军,魏锜就是一个,他是想当公族大夫没当成,就惦着让晋军打败仗,好为自己出口气,上面不准他去挑战,他就要求出使楚军,到那边看看。他去了以后就推翻了原来晋、楚两军和平收场的约定,反而定下了开战的日子。他气势汹汹的与楚军约战,等他往回走的时候,楚军就在后面追他,经过荧泽时,正好看见六只麋鹿,魏锜就射了一只回头献给追他的楚军将领潘党(叔党),还对潘党说:“您现在正在打仗,您手下的狩猎官大概也顾不上进献野味了,这头麋鹿就送给您的手下吧。”潘党至此也只好让手下放魏锜走路。
和魏锜想法差不多的还有赵旃,赵旃也是想当卿没当上,而且对让乐伯他们跑了不服气,就也要求去挑战,上面没批准,他就请求去与对方约定盟誓的细节,随后就也去了楚营。
魏锜和赵旃走了以后,郤献子(上军佐郤克)就说了:“这两个人怨气冲天就去了,不定惹出什么事来呢,得赶紧做好准备,要不然会吃大亏。”彘子(中军佐先縠)却说:“郑国来人请咱们攻打楚军我们不敢,楚军派人向咱们要求盟誓我们又做不到,统帅没一个准主意,有什么好准备的。”
这时,士季(上军将士会,又称随季)建议:“还是应该有所准备,要是这两个人把楚军惹翻了,向我们大举进攻,我们就会全军覆灭。不如我们及早进入戒备状态,如果楚人准备与我们和平盟誓,我们就解除戒备,也没什么不好;如果楚人向我们进攻,做好准备就不会吃亏。何况就是诸侯会盟,也要有军队警备。”
可是彘子(先縠)不干。
一些补充:
赵旃和魏锜因为没当上卿不服气是有些根据的,他们都是老牌世家的嫡子,两人的祖先赵夙和毕万是六十四年前同时得“氏”立族的: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闵元年传》(p 0258)(04010601))(036)
注意,有三个赵家,一个是赵夙嫡子(史失其名)传赵穿,赵穿传赵旃,这是最正宗的赵家。一个是赵夙幼弟赵衰传赵盾,赵盾传赵朔,赵朔此时为下军将,这是最不正宗的赵家。还有一个是赵衰传赵同、赵括、赵婴齐,这个赵家才是赵衰这一系赵家的嫡系,但后来被灭掉了,只有赵婴齐一支因被逐往齐国而幸免。
但此时地位最高的却是最不正宗的赵家,这个赵家后来更成了最正宗的赵家,但他们的首领世世称“赵孟”,却凸显了他们庶出的身份。
杨伯峻先生注“荧泽”曰:荧泽即荥泽,《尚书禹贡》所谓“荥陂既潴”者是也。自东汉以来,已塞为平地,然当地人仍称其地为荥泽。
史念海先生曾实地考察荥泽的位置,指出:
广武山东是一片慢坡,直到郑州之西始渐成平地。荥阳、荥泽(荥泽县今为古荥镇)两个县城就都在这片慢坡之上。这条慢坡之上还有两条河流,在北的为枯河,在南的为索河。两条河流之外,沟壑却还不少。在这里当然不会有什么湖泊的。这片慢坡在古荥镇之东却有显著的改变。这里本来的慢坡陡降成为高崖。这道高崖由广武山下斜向东南,直到郑州附近。在古荥镇之东,高崖的高度约二十米,古荥镇东南索河南岸,高崖高度降到十米。高崖下平滩一般高程为九十五米,愈东则愈低,荥泽的旧地当在这高崖之下的平滩上求之。
《水经济水注》叙述济水在会合荥渎之后,东流经荥阳县北,又东南会砾石溪水,又东会索水。再东就是荥泽了。砾石溪水就是今索水北的枯河。根据郦道元这个说法,则荥泽应该在今索河流下高崖处的东南了。
也许有人要说,荥泽久已湮塞,郦道元是不是会把后世的水流来叙述前代的变迁?回答的话是:至少在这方面是不会的。荥泽虽见于《禹贡》的记载,但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人提到荥泽,而且在荥泽附近进行的战争和会盟也不是一事一地。就是郦道元所曾经提到的已经有数处。《左传》鲁襄公十一年,诸侯伐郑,西济于济隧。据郦道元说,这条济隧是连接黄河和荥泽之间的河流。这条河流中间还经过一个叫做衡雍城的地方,这说明荥泽和当时的黄河之间有很长一段的距离。郦道元还举出一个叫做垂陇城的会盟地方。这个垂陇城今无遗址可寻,按道理推算当在索水流下前面所说的高崖那个地方以东,而且离那道高崖还不会过远。垂陇城是在荥泽以北。就是说荥泽的北涯不能超过垂陇城。至于荥泽的南涯,也不能超过今郑州市。郑州市在春秋时期叫做管城,那时管城在一次战争中也是驻军的所在。这样看来,荥泽就在春秋时期也不是很大的湖泊,南北的长度最多也不过十几里。
济水和黄河分流的地方一般说来是在汉代的荥阳县境。汉代的荥阳县在今河南荥阳县的东北,其辖境包括更在其北的广武山。不过具体说来,这里面却还是很有曲折。《水经渠注》说,济水分河东南流是在石门。石门在敖城西北。敖城就是敖仓城。敖仓城的故址应在今荥阳县城东北,汉荥阳县城西北,今已为河水所侵蚀,湮灭无迹。据《水经注》在这里所说的一些地方对比,石门还应该在广武城的西北。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就是在汉王城的西北(桥按: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4,北纬35.0)。其实这个石门本是东汉灵帝时建立的,是在东汉初年王景治河修渠的基础上筑成的。这是王莽时黄河决口泛滥使济水、汴渠受到影响以后的事。因此,这个石门水口不一定就是以前济水分河的地方。
《禹贡》叙述济水,说是济水由黄河溢出后潴为荥。荥就是荥泽。由黄河溢出来的黄水怎样流到荥泽里面?以前有些玄奥的解释,不合乎自然的变迁,这里不必管它。只有《水经济水注》说得最为清楚。据它所说,则在东汉时济水分河的石门的东北,另有一座石门,叫做荥口石门。把它的方位说得更明确一点,也就是在敖仓城所在的敖山的东北(桥按: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5,北纬35.0)。这座石门的修建,早于前面那座石门三十多年。当然也是东汉时期的建筑。时间相隔虽不算很远,但有两点却引人注意:其一是这座石门所在地很是低下,显然是一条积年流水的故道。其二是这里叫做荥口。为什么叫做荥口?难道是和荥泽没有一点关系?不仅这里叫做荥口,就是这条流水的沟渠,还是叫荥渎。荥口和荥渎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一定是当地故老历来传下的名称,显示它本来是当年黄河溢出来的黄水流到荥泽里的水口和故渎。因此郦道元就肯定地说:“盖故荥播所导,自此始也”。后来由于黄河的决口泛滥,再经过东汉初年的治理和东汉末年的修筑石门,于是济水由黄河分流出来的地方就由荥口石门移到其西的石门了。
由其西的石门流来的济水,循着广武山北麓东流,这其间还容纳了由广武山上流下的柳泉和广武涧两条小水,在流过了敖山以北才和荥渎相会合。把两座石门的关系分别清楚以后,就可以说,由荥口流来的荥渎是济水本来的故道,而由其西的石门流来的济水是东汉初年治河以后形成的新河道。
(史念海 《中国的运河附录、论济水和鸿沟》)
根据史先生的论述,加上我的臆测,我以天地图地形图为底图标注了“邲”之战示意图:
我将晋方上、中、下军之间的距离设为两公里多,总长则为五公里多。考虑的因素是金、鼓之类的声音信号不致互相干扰,但中军与下军“右移”时上军虽“未动”,但显然可以看到“晋师”的溃败。
每军的营地大小设为约200米乘200米,容纳四百多乘战车,四百多辆后勤及其他车辆,人约一万,马约两千,大概差不太多。
三军营地都设在通往渡口的隘口以东,这样中军与下军才会“右移”去往那个隘口。
上军在右,下军在左,这是参考了城濮之战的布局。且杨伯峻先生曾提到:
传世有栾左军戈,阮元谓左军即下军。方浚益且谓“栾氏世为下军将佐”,此戈其晋-栾氏之物欤。详《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三十。(《僖二十七年传注》(p 0445)(05270402))
当地那时有很多居民点,其中车庄遗址“是一处跨越新石器时期、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和汉代的特大型聚落遗址”,应该就是所谓“邲”,是由渡口和东西大道形成的“民间”居民点,所以虽似没有城墙,但历经几千年始终存在,而且周围还有不少其他居民点。
在那一带,娘娘寨遗址是个城,官庄遗址亦有环壕,还有平陶故城,当然还有古荥,当时大概其中都驻有郑人,行军时均应绕过。
我颇疑“鄗”就是娘娘寨遗址的那个城。今敖山有确指,而所谓鄗,则言人人殊。据“鄗”字字形,此一地点应是城邑,故有疑“鄗”乃“京”之误者,现据图中形势,晋军的合理位置正在娘娘寨遗址与敖山之间,故定此遗址为“鄗”就是一种合理的推测。
也许官庄遗址即是“鯈”(杜《注》:“鯈,晋、郑之境,言欲以兵距晋。”)。
图中下方的“道李城址”似应就是当时的“管”,但楚军多半驻于城外。
从楚军中军前往晋军中军应先向北,经过“荥泽”边上到“古荥”后再折向西,我觉得“古荥”正当古时“荥渎”的渡口,且是向南的路与东西大道(周行?)的交汇点。
所谓“荥泽”,在当时人眼中亦包括长满喜水植物的湖边低地,未必一直有水。
这样从楚军中军到晋军中军可有大约二十多公里,与上面的情节也吻合。
各军之间有一定距离且两方相距更远,所以晋方前往楚营以及楚军前来进攻晋方各军时也才会各走各路,互不相干。从《左传》中记载的几场战役看,这也是说得通的。
图中黄河南岸的高崖那时应再向北几百甚至上千米,靠近当时的黄河。似黄河逐渐南移,高崖北端是多年来逐渐没入黄河的。
下面就是“邲”之战示意图:
东经113.68,北纬35.04——“扈”(原阳县祝楼乡)。
东经113.83,北纬35.03——济隧东北端(原阳县师寨镇,自当时的黄河分出之处)。
东经113.79,北纬35.01——“衡雍”(原阳县原武镇古城村)。
东经113.6 ,北纬35.0 ——“伯牛”。
东经113.74,北纬34.97——济隧中段(至原武韩董庄乡出县处)
东经113.48,北纬34.95——“敖”(敖仓)。
东经113.43,北纬34.91——荥阳车庄特大型聚落遗址(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
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200米至500米。
其东部约3000米,西南约1500米,北部约5000米都有遗址。
东经113.8 ,北纬34.9 ——“衣”(商周古国。建都于今郑州市西北郊)。
东经113.6 ,北纬34.9 ——“垂陇”(古荥东北)。
东经113.54,北纬34.88——古荥镇(其东高崖下为古济水——荥渎)。
东经113.45,北纬34.88——平陶故城(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700米)。
东经113.56,北纬34.86——古索水(索须河)入古济水处。
东经113.18,北纬34.85——“虎牢”(汜水镇虎牢关村西北)。
东经113.20,北纬34.85——“鄤”(虎牢东南)。
东经113.21,北纬34.85——“丘舆”(与“鄤”隔汜水相望)。
东经113.38,北纬34.85——官庄遗址(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总面积超130万平方米)。
东经113.43,北纬34.83——荥阳娘娘寨遗址(有西周城墙护城河)
东经113.56,北纬34.73——郑州道李城址(春秋战国,管城?)。
东经113.86,北纬34.71——“弊”(郑州白沙邲城遗址)。
东经113.8 ,北纬34.5 ——“郔”(“郑北地”,郑州南新郑北,与氾水相近)。
东经113.71,北纬34.40——“郑”(新郑郑韩故城)。
《宣十二年传》:
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p 0737)(07120208))
我的粗译:
上面已经提到,上军的统帅士季(士会)主张要加强戒备,所以他已经让上军提前进入了戒备状态,不仅如此,他还在敖山前楚军的来路上派出了七处伏兵,所以当中军和下军从上军身后向左方溃退争抢渡船时,上军没有动摇。
另外,只有两位中军大夫之一赵婴齐听进了士季(士会)要有准备的话,让部下事先准备好渡船,所以其下属能率先渡河。
《宣十二年传》:
潘党既逐魏锜(qí),赵旃(zhān)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为乘(shèng)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shuì);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卯,王乘(chéng)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軘(tún)车逆之。潘党望其尘,使骋(chěng)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阵)。孙叔曰:“进之!宁我薄(bó)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shèng),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chéng)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p 0737)(07120209))
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灵,以济楚师。”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驹伯曰:“待诸乎?”随季曰:“楚师方壮,若萃于我,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分谤、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败。((p 0739)(07120210))
我的粗译:
潘党去追魏锜以后,赵旃到了楚营门口,他自己铺了个席子坐在楚营门外,让手下进楚营去约战。当时楚王的近卫队分为两班,各有三十乘兵车,分别是“右广”和“左广”,各有一辆“乘广”,即楚王在战场上乘坐的专车。为“右广”的“乘广”驾车的是许偃,“右”是养由基,养由基就是那个著名的神射手;为“左广”的“乘广”驾车的是彭名,“右”是屈荡。
见赵旃这么嚣张,楚庄王乘着“左广”的“乘广”,只带着三十乘兵车组成的近卫队“左广”,亲自出营来收拾他,这是乙卯那天。赵旃赶紧逃跑,没逃多远他就被楚庄王赶上了,赵旃只好跳下车向树林里跑,楚庄王“左广”“乘广”的“右”屈荡也下车追了上来,和他打作一团,扯下了他的“甲裳(甲的下半身部分)”,不过还是让赵旃逃走了。
晋人害怕魏锜和赵旃惹怒了楚人吃亏,派了軘(tún)车(屯守之车)去接应这两位。軘车走在路上尘土飞扬,这飞扬的尘土被远处追逐魏锜的潘党看见了,赶紧派人回营报告:“晋军来进攻了!”营中的人知道楚庄王还在营外追赶赵旃,怕自己的主上有什么不测,于是全军出动。
留在楚营中主持大局的孙叔(令尹孙叔敖)下令说:“前进!压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压制我们。《诗》里说:‘元戎十乘(shèng),以先启行’,就是要先发制人。《军志》上说:‘先人有夺人之心’,也是要压迫敌人。”于是楚军奋勇向前,直逼晋军,会合了楚庄王的近卫队。
这时,楚庄王顺势指挥楚军向晋军发起了进攻,他分派工尹齐指挥列成右拒的部队负责驱赶晋军的下军。又派人通知盟军唐惠侯,让唐惠侯指挥唐国军队排成左拒,负责对付晋军的上军,而且派潘党率领楚军机动部队的四十乘兵车支援唐惠侯。楚庄王自己指挥中军主力攻打晋军的中军。
晋军的统帅桓子(中军将荀林父)上任时间不长,经验不足,有点不知所措,一心只想把部队撤回黄河北岸晋国自己的地盘上去,就赶紧下令说:“先渡河的有赏!”还在中军击鼓,让部下“向相反的方向进攻”,结果晋方中军和下军的将士在渡口争抢渡船,船上被剁下来的手指头一把一把的。
虽然晋军的中军和下军已经向右方溃败,但晋军的上军还在原地未动,当楚军大兵压过来时,士季的部下驹伯(郤锜,上军佐郤克之子)问:“待诸乎?(要和他们打一场吗?)”士季(士会,随季)说:“楚军气势正盛,要是一起合击我们,我们难免全军覆灭,不如整顿队伍后退,既能共担败退的责任,又能保存实力,没什么不好。”士季(士会)自己殿后,晋军的上军全军有秩序地撤了回去。
一些补充:
这里上军能有秩序地撤退充分展现了士会的军事才能。
这段《左传》中令尹孙叔敖所说的以下这段话:“进之!宁我薄(bó)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shèng),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应该说是后世成语“先发制人”(xiān fā zhì rén)的源头。
杨伯峻先生注“待诸乎?”曰:
王引之《述闻》云:“待诸者,禦之也。《鲁语》‘帅大雠以惮小国,其谁云待之’,《楚语》‘其独何力以待之’,韦《注》并云:‘待,禦也。’昭七年《传》曰:‘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鲍叔因此以作难,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敌人虽众,不能止待。’《孙子九变篇》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墨子七患篇》曰:‘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是待为禦也。禦敌谓之待,故为宫室以禦风雨亦谓之待。‘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其义一也。”
《宣十二年传》:
王见右广,将从之乘(chéng)。屈荡户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shèng)广先左。((p 0741)(07120211))
我的粗译:
楚国的惯例,本来是“右广”为先,负责从鸡鸣到日中这段时间,然后归“左广”负责。这次楚庄王晚上出来,乘坐的是“左广”的“乘广”。但这次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晚上,所以后来“右广”也出动了。楚庄王看见“右广”跟上来了,就打算换到“右广”的“乘广”上去,让“左广”休息。可“左广”“乘广”的“右”屈荡不干,他说:“君以此始,亦必以终。”从此楚王的“乘广”变成以“左广”为先。
一些补充:
这段《左传》中的“君以此始,亦必以终。”很可能是后世成语“有始有终”(yǒu shǐ yǒu zhōng)的源头。
以下是另一种可能的“邲”之战示意图:
《宣十二年传》: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p 0741)(07120212))
我的粗译:
不过楚人不是都一定要赶尽杀绝,有一辆晋军的战车掉坑里了,后面的楚国人没有上来追杀,反而在边上看热闹,还给晋人出主意,先教给晋人可以把“扃(jiōng)”卸掉,这样车子就能稍微动一动了,可是马还是拉不上来,看热闹的楚人又告诉晋人可把“旆”和“衡”都卸掉,终于晋军的战车从坑里拉出来了,可是得以逃跑的晋人并不领情,反过来讽刺楚国人说:“我们不像你们这种大国那么善于逃跑。”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扃,车前横木,所以约车上兵器者。”
《宣十二年传》:
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chéng),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傁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p 0741)(07120213))
我的粗译:
也和厨武子(魏锜)同样去楚营闹事的赵旃也没有一味逃跑,他把自己车上的两匹好马卸下来,让他的叔父和哥哥趴在马背上渡河,自己换了马回去收拢部下,结果遇见了强敌,自己的马跑不过人家,只好又一次跳下车逃到树林里躲着。
不久后晋国的逢大夫驾车经过,车上还拉着逢大夫的两个儿子,逢大夫一上来就告诉两个儿子,别东张西望,可年轻人不免好奇,还是要东张西望,就看见了赵旃,赶紧告诉他们的爸爸:“赵傁在后面。”逢大夫心里这个气呀,只好让他们俩下车,指着一棵大树说:“呆在这儿别动。”然后把车上的“绥”递给跑过来的赵旃,让他上车,拉上他继续逃跑。
至于逢大夫的两个儿子,等第二天他再回去找,都已经死在了那棵树下。
一些补充:
按照杨泓先生的统计,春秋时战车的车厢宽不足一米五,进深只有一米左右(见《战车与车战二论》),全身披挂的三个大汉挤在一个车厢里,够挤的。当然“御”基本不参加战斗,可以选个瘦点的。由于当时轴承技术不过关,战车要四匹马拉才跑得快,拉的人多也跑不快。所以赵旃这个大汉要上车,逢大夫的两个儿子就只好下去了。
《宣十二年传》:
楚-熊负羁囚知罃,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每射,抽矢,菆,纳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谷臣,囚之。以二者还。((p 0742)(07120214))
我的粗译:
虽说晋军的中军与下军溃散了,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只知道自己逃命,知庄子(荀首,两名下军大夫之一)在后退时听说自己的儿子知罃(荀罃,yīng)被楚国的熊负羁俘虏了,马上带了自己的私属返回去想办法。知庄子在下军中威信较高,所以还有不少下军的“士”也跟着他回去。为知庄子驾车的是厨武子(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魏锜,也称吕锜)。
知庄子在返回的路上自然会遇到楚军,也就需要不断向楚军射箭,可是知庄子从自己的箭房中每抽出一枝箭都要先看看是不是好箭,不是好箭,就射出去,是好箭,就插到自己右边驾车的厨武子的箭房里。厨武子看到知庄子这种奇怪的行为,很生气,就指责知庄子说:“你不赶紧想办法找你儿子,反而爱惜起蒲秆(箭杆)来了,董泽里有的是蒲秆,你爱得过来吗。”知季(知庄子)就给他解释说:“我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抓住对方一个大人物的儿子,才能换回我的儿子,所以我要留下好箭,在关键的时候才发射。”
于是知庄子看到了楚军将领连尹襄老,一箭将其射死,把尸体装在车上带走,又看到楚国的公子谷臣,把他抓住带了回来。后来,就是用公子谷臣这个俘虏和连尹襄老的尸体,知庄子终于换回了儿子,也引起无限波澜。
一些补充:
这里也描述了车左负责射箭的情景,反映了当时的好射手都很注意区分好箭和不好的箭,在关键时刻要用好箭,让好箭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此处还专门提及了制作箭杆的原料,反映出在箭的好坏中,箭杆原料的好坏可起决定作用。
《宣十二年传》:
及昏,楚师军于邲。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p 0743)(07120215))
我的粗译:
到了“昏”的时候,楚国军队收兵驻扎在“邲”,晋国的残余人马溃不成军,连夜渡河逃回晋国,整晚都吵吵闹闹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昭五年传》注“日之数十”曰:
古代传说谓尧时十日并出,然《论衡说日篇》谓儒者以日为一,则“日有十”之说非《左氏》义。杜《注》:“甲至癸。”是以十干解“日之数十”。古人误以日绕地,故以太阳之日与地球自转一周之日混为一。古人分一昼夜为十时,《灵枢经》谓“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说文》谓“漏,以铜受水,昼夜百节”,百刻即百节,十节为一时。据《易》、《诗》、《书》、《三礼》、《左传》诸书考之,大概有鸡鸣(亦曰夜鄉晨、鸡初鸣)、昧爽(亦曰昧旦)、旦(亦曰日出、见日、质明)、大昕(亦曰昼日)、日中(亦曰日之方中)、日昃(亦曰日下昃)、夕、昏(亦曰日旰、日入)、宵(亦曰夜)、夜中(亦曰夜半)等名。古无一日分十二时之说。至以十二支纪时,《南齐书天文志》始有之。((p 1263)(10050106))
前面一段也提到过“日中”和“昏”,也都是古人的“十时”之一。但应注意,这“十时”显然不够严密,例如,日入之时不同,“昏”的时间也会不一样。所以这“十时”后来被十二时辰所取代。
《宣十二年传》:
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jí)干戈,载櫜(gāo)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qí)定尔功。’其三曰:‘铺(fū)时绎(yì)思,我徂(cú)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jīng ní)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tè)。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p 0743)(07120216))
我的粗译:
第二天,丙辰那天,楚方的辎重到达了“邲”,然后全军移往“衡雍”驻扎了两天,潘党就对庄王说:“主上何不把死掉的晋军尸首都收拢来筑成‘武军’然后修一个‘京观’?臣下听说打了胜仗就要展示给将来的子孙,让他们不要忘记‘武功’。”庄王告诉他说:
这就是你不懂了。就拿字来说,武这个字就是由“止”、“戈”组合起来的。当初武王克商,作了《颂》说:“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戢就是收起来,櫜就是装进袋子)又作了《武》,里面最后一章说:“耆定尔功。”前面第三章说:“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还有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所以这个武,就是要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武王是要让子孙都不会忘记这些话。
现在我让二国士兵的尸骨暴露于野外,这是暴;我又观兵以威诸侯,这就是没有戢兵;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让他们立一个先君的庙,我向先君报告事情已经办好就行了,武不是我的功业。
古时候贤明的天王讨伐不敬的贼人,把最恶的人抓来,杀了示众,埋在那里做上记号,当作警示。于是乎就有了京观,震慑那些坏人。现在没有人犯罪,所有“民”都尽忠以死君命,怎么能立京观呢?
于是楚庄王祭祀了黄河之神,立了楚国先君的庙,向先君报告事情已经办好,随后就撤军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衡雍”曰:
《韩非子喻老篇》云:“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河雍即衡雍也,战国时又曰垣雍。在河南省-原武废县(今并入原阳县)西北五里。黄河旧在其北二十二里。
“衡雍”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8,北纬35.01(原阳县古城村)。
“止戈为武”(zhǐ gē wéi wǔ)虽然与古文字本意不合,但很见巧思,反映的思想也深得后人共鸣,成为常见的成语。
关于“武”的本意,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凡从止之字,其义皆为足趾。”于省吾《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因此“武”字中的“止”只不过是脚印的意思,也就是上面“迁大国之迹”中“迹”的意思,并没有停止的意思。“武”的本意也就没有“止戈”的意思。下面是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四八一的“武”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上面两个是小篆和隶书):
《宣十二年传》:
是役也,郑-石制实入楚师,将以分郑,而立公子鱼臣。辛未,郑杀仆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hù)乱’者,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mò)矣,爰其適(dí)归’,归于怙乱者也夫!”((p 0747)(07120301))
我的粗译:
这一仗,其实是郑国的石制把楚国军队招来的,他准备用郑国的部分领地贿赂楚国,自己拥立公子鱼臣为君,控制郑国剩下的部分。辛未这天,郑国杀掉了仆叔(公子鱼臣)及子服(石制)。贵族们说:“史佚所谓‘毋怙(hù)乱’者,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mò)矣,爰其適(dí)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这是说:史佚说的“毋怙乱”就是说这种事。《诗》里说:“乱离瘼矣,爰其適归。”就是说应该归罪于那些老想作乱的人吧!
一些补充:
这些天的干支排序:
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
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
乙卯是“邲”之战那天。杨先生有注云:“六月无乙卯,自亦无丙辰。以今推之,乙卯、丙辰盖在七月十三、十四日。”
《宣十二年传》:
郑伯、许男如楚。((p 0747)(07120401))
一些补充:
这是在向楚国表忠心。
《宣十二年传》: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p 0748)(07120501))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晋国军队回到了晋国,桓子(荀林父)向晋景公请求自杀,晋景公准备批准,这时士贞子(士渥浊)劝谏晋景公说:
这样不妥。当初打赢了城濮之战,晋军在楚军的营垒放开吃了三天,咱们的文公仍然愁容满面,手下就问:“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他们是问文公您为什么有了喜事担忧,有了愁事反而高兴呢?文公告诉他们:“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文公是说得臣还在,还对我们有威胁,困兽犹斗,何况一国国君的辅佐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得臣),文公这才有了喜色。这时他说:“莫余毒也已(这下没人会威胁到我们了)。”楚国这么做等于让晋国又打胜一次,让楚国自己又被打败了一次,楚国因此两代人都没能翻身。
上天这次可能也是要重重教训一下我们晋国,可如果我们杀了林父帮助楚国再取得一次胜利,不也会长时间翻不了身吗?而且林父侍奉主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是社稷的保障,怎么能杀掉呢?他的失败,就像日月会有日食月食那样,不会减少其光辉。
于是晋景公恢复了荀林父的地位。
一些补充:
这位士贞子虽然也以“士”为“氏”,但与士会并非同一“氏”族,也许两家曾经是一家,都以“士”为“氏”,但此时士会其实已经有了“随”这个新“氏”,如果原来是一家,也已经另立门户了。由于士会(士季)是家中的小儿子,很可能本来就不能继承原来家族的族长之位。
“莫余毒也”(mò yú dú yě)或者变形为“人莫予毒”(rén mò yú dú),是出自这里的成语,大意是别人不能威胁到自己了。在这里,晋文公的意思是说重大的威胁终于解除了,反映了他谦虚谨慎的心态,但到了后世,却多用此成语形容目空一切的人。
其实“进思尽忠,退思补过”(jìn sī jìn zhōng,tuì sī bǔ guò)也是古人的成语,但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已经没有使用的土壤了。
所谓“三日谷”,其中的“谷”就是谷子的谷,繁体字其实为“穀”,这个字的实际部首应为“禾”,其余部分是这个字的音旁,这个音旁还出现在不少别的字中,例如:榖(gǔ)、縠(hú)、殻(壳,ké)、彀(够,gòu)。这个“谷”在这里我想应该是名词动用,从主要食品的“谷”转意为“吃”,或者按《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是“进食”。
《宣十三年经》:
冬,晋杀其大夫先縠((p 0751)(07130004))
《宣十三年传》:
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縠召之也。((p 0752)(07130301))
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縠之谓乎!”((p 0752)(07130401))
我的粗译:
下年秋天,赤狄来讨伐晋国,打到了“清”,这些赤狄是先縠(彘子)招来的。
到了冬天,晋人检讨“邲”之战的失利以及“清”的战斗,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贵族们都说:“‘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这句话说的不就是先縠吗!”
一些补充:
“赤狄”杨伯峻先生于《宣三年经》“秋,赤狄侵齐。”处注曰:
狄自入春秋以来,俱只书“狄”。僖三十三年《传》箕之役始见“白狄子”之称,而“赤狄”之称自此见。自此《经》凡赤狄四见、白狄三见。潞氏、甲氏、留吁、铎辰,此赤狄也。其通言“狄”者,钟文烝《谷梁补注》云:“以《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杜氏《后序》引《汲冢纪年》考之,庄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皆白狄也。闵二年狄入卫、僖二十四年狄伐郑、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顾栋高《大事表》三九据成三年《传》“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因谓“是年赤狄之种尽绝。”又云:“故中国直名白狄为狄,不复别之。”未审确否。(《宣三年经注》(p 0667)(07030005))。
“清”杨先生注:
杜注曰:“清,一名清原。”清原见僖三十一年传注。
清原在今山西省-稷山县东南二十余里,据《清一统志》,亦曰晋原,长五十余里。(《僖三十一年传注》(p 0487)(05310401))
推测“清”的位置为:东经111.02,北纬35.52(清河镇周围)。
这里的“灭其族”未必如后世灭族那样把所有的亲族都杀掉,其中很多人应不过是“降在皂隶”而已。后来的《侯马盟书》涉及的人中就有很多以“兟”为“氏”的,据说都是“先”家的子孙。
“恶之来也,己则取之。”(è zhī lái yě, jǐ zé qǔ zhī)看来也是当时的成语,后世与这句话意思相似的成语则是“咎由自取”(jiù yóu zì qǔ),应该与这句话有联系。
《宣十四年经》:
晋侯伐郑。((p 0753)(07140003))
《宣十四年传》:
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使谋而来。”郑人惧,使子张代子良于楚。郑伯如楚,谋晋故也。郑以子良为有礼,故召之。((p 0754)(07140201))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的夏天,晋景公领兵讨伐了郑国,是为了报复“邲”之战。同时通报给了各家诸侯,并在郑国那里检阅了部队,然后撤军回国。这是中行桓子(荀林父)的主意,他建议说:“示之以整,使谋而来。”意思是我们向他们展示我们的军队令行禁止,让他们琢磨琢磨,自己来投靠我们。郑人果然害怕了,派子张去楚国当人质,把子良换回来,郑襄公还去了趟楚国,谋划怎么应付晋国。郑国之所以要把子良换回来,是因为他“有礼”,懂得事情该怎么办。
《宣十五年传》:
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羊舌职说(shuō)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祗(zhī)祗’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谓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故《诗》曰‘陈锡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济?”((p 0764)(07150601))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一年以后,晋景公赏给桓子(荀林父)一千家狄人奴隶,还赏给士伯(士贞子,士渥浊)“瓜衍”那个县,对士伯说:“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他是说:我能够获得狄人的土地,有大人您的功劳,要不是大人您,我就失去伯氏(中行桓子,荀林父)了。
羊舌职对这次的赏赐评论说:“《周书》所谓‘庸庸祗(zhī)祗’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谓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故《诗》曰‘陈锡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济?”这个评论的大意是:《周书》里所谓“庸庸祗祗”,说的就是这件事。士伯“庸”了中行伯(荀林父),主上相信了他,也“庸”了士伯,这就是“明德”啊。当初文王缔造周家的天下,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所以《诗》里说“陈锡哉周”(哉就是造),说的就是“能施”。按这样的办法办,什么事办不成?
一些补充:
“陈锡哉周”(chén xī zāi zhōu)当时的人经常引用,可说是当时的成语。
“庸”是功劳的意思,《汉语大字典》庸:
功劳;功勋。《尔雅释诂》:“庸,劳也。”邢昺疏:“庸者,民功曰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车服以庸。”杜预注:“庸,功也。”
而这里羊舌职所说的“庸”是名词当动词用,应该是酬庸、以及不忘功劳的意思。写到这里,忽然觉得这种一个词包含一组复杂而互相联系的意义的现象,好像、说不定、是较古老的语言的遗迹。
至于《周书》那句“庸庸祗祗”里的“祗”,则是恭敬的意思。我猜这句“庸庸祗祗”的大意是酬报有功的人,尊敬恭敬的人。前一个“庸”和前一个“祗”都当动词用。
“瓜衍”(杨注:瓜衍之县,《汇纂》谓即今山西省-孝义县北十里之瓜城。),推测其位置为东经111.80,北纬37.18(孝义市北大小虢城村)。
《宣十七年经》: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锡我卒。((p 0770)(07170001))
夏,葬许昭公。((p 0771)(07170003))
一些补充:
许男-锡我就是许昭公,五年前,“邲之役”后,他和郑景公一起去朝拜了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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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年经》:
三年春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p 0811)(08030001))
《成三年传》:
三年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禦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p 0812)(08030101))
《成三年经》:
二月,公至自伐郑。((p 0811)(08030003))
我的粗译:
我们成公三年春,各家诸侯准备一起讨伐郑国,在伯牛驻扎了两天,还是要为“邲”之战讨说法。随后我方部队向东进攻了郑国,郑国的公子偃率兵抵抗,另调己方东鄙的部队在“鄤”设下埋伏,从而在丘舆打败了各家诸侯的军队。然后派了皇戌去向楚国献捷。
一些补充:
“伯牛”杨先生注曰:“伯牛自是郑国西部地名,已难详考当今何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6,北纬35.0(估计各家诸侯的军队自东面来,此时已渡过济隧,尚未渡过荥渎)。
“鄤”杨先生注曰:“《水经河水注》有鄤水,与汜水相合,则在郑之西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20,北纬34.85(虎牢东南)。
“丘舆”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21,北纬34.85(与“鄤”隔汜水相望)。
上面《春秋经》中的“公”是鲁成公。
《成三年传》:
晋人归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纍(léi)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穀。”对曰:“以君之灵,纍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p 0813)(08030401))
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p 0816)(08031001))
我的粗译:
晋人把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归还给了楚国,请求换回知罃。当时(知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当上了中军佐,所以楚人就答应了。
楚共王(“邲”之战时的楚国国君楚庄王的儿子,即位仅三年)设宴为知罃送行,问知罃说:“子其怨我乎?”你怨恨我吗?知罃回答说:“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他是说:两国打仗,臣下没有本事,不能完成战斗任务,当了俘虏。主上的执事没拿我衅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这是主上的恩惠。臣下自己没本事,又敢怨恨谁呢?
共王又问:“然则德我乎?”那你感谢我吗?知罃回答:“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纍(léi)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他是说:两国都是为了自己的社稷,现在要减轻“民”的负担,各自平息内部的忿恨,互相宽恕,都释放扣留的对方人员,达成友好。两国之间的友好,与臣下没关系,臣下又敢感谢谁呢?
又问:“子归,何以报我?”你回去了怎么报答我?回答:“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臣下不承担怨恨,主上也不承担恩惠,既然又没怨恨又没恩惠,臣下不知道要报答什么。
问:“虽然,必告不穀(不穀是楚王自称,只有王这一级的人才可用这个自称)。”答:
托主上保佑,您的俘虏能回晋国,要是寡君拿我开刀,死且不朽。要是因您的恩惠饶了我,发给主上的外臣“首”(“首”是知罃父亲的名字,知罃本不可说出来,不合于“礼”,但在君主面前,则要求对所有人称名,这又是合于“礼”的),“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在祖宗面前杀了臣下,亦死且不朽。要是寡君不批准,还让臣下担任分配给本族的职务,再赶上战事,率领一支偏师保卫领土,就算遇上了主上的执事,也不敢回避,必须要竭力致死,无有二心来完成臣下的义务,这就是对主上的报答了。
楚共王感叹说:“晋未可与争。”于是给了他更高的礼遇,把他放回了晋国。
荀罃在楚国的时候,郑国的一位贾人有将他藏在货物包装袋中偷运出楚国的想法,已经策划好了,还没来得及实施,楚人就把荀罃放了。以后这个贾人到了晋国,荀罃待他很好,就像真的是他把自己救出来一样,这位贾人就说了:“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他的意思是我没真立那个功,怎么能得到实际的报酬呢?我是小人,不能这样蒙骗君子。于是这位贾人就跑到齐国去了。
一些补充:
“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与后来的成语“任劳任怨”(rèn láo rèn yuàn)说不定也有些渊源。
《成四年经》:
三月壬申,郑伯-坚卒。((p 0817)(08040002))
葬郑襄公。((p 0817)(08040006))
一些补充:
郑伯-坚即郑襄公,“邲”之战时的郑国国君。
史念海先生是历史地理大家,皮定均将军则是一代名将,只可惜死得太早。这两位曾有一次交往,很有意思,下面这两段文字就谈到了这次交往:
说起我在这方面的尝试,是有一段缘由的。70年代初,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发出指示,要对陕甘两省的历史军事地理进行研究。陕西部分的撰写任务就落在我和几位同志的肩上。我承担了撰写总论的部分,其余具体战例部分则由李之勤诸位同志担任。可是如何研究和撰写?语气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却还是个问题。我们曾就此请教皮定均将军,得到的答复是,“假定现在就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作为司令员,进入阵地,部队布置,粮草运输,作战计划,大致都已就绪,我要再听取一下: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战争的两方面各自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有时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却的?粮秣是怎样运输的?战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其中获胜者是怎样取得胜利的?而败北者又是怎样招致失败的?”这许多的问题和重点,使我们感到不仅要做综合的概述,而且还要就每个战争做具体的分析。不论概述和分析,就必须先了解发生战争的战地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和地形的变化,然后再作战术战略的论述。(史念海 《河山集》 四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序》(p 2))
筱苏治历史地理之学已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早年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近三十年来,既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又能广泛利用考古文物方面的新发现,与史料相印证。70年代以来,更以花甲之年,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作了10年以上有目的的深入而细致的考察研究。治学方法的突破前规使《河山集》的风貌跟着显著改变。初集(定稿于1963年秋)所收论文,基本上还和包括我在内的一般老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一样,都是利用历史文献写成的。从第二集起,就一变而为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地调查考察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可不言而喻。(史念海 《河山集》 四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谭其骧教授序》 (p 4))
释“荆尸” 为 ”简师” 很独到, 跟上下文吻合得比传统解释要好。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尸”在甲骨文中与“人”字相通,荆尸即荆人。楚人并非荆地的土著,传统上军队由贵族和楚族平民构成。如果招募土著民族(至少是做步兵),就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这也跟上下文吻和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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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想起简师的是《吕氏春秋·简选》中的“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不知为什么,我记得这里边有“简”字,结果其实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