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 俺老孫

中国现在的版图的确是靠太祖一辈的实力收回。但如果前朝没有统治过这些领土，中国连提领土要求的理由都没有。中国为啥不对意大利提领土要求？为啥不对美国提领土要求？为啥不对埃及提领土要求?盖从来都没统治过这些地方，连提要求的立场都没有。而实力有没到打谁灭谁的程度，当然也不能像美国那样说要谁的领土就打谁。于是就只能从历史上的版图作文章。

从这个角度来说，继承遗产的说法并没有错。好比一个亿万富豪死后，外人窥测其遗产。其后裔有一定实力，但也只能保住一部分遗产。另一部分被外人用种种手段夺取了，后裔实力不够也只能认了。但不能据此认为后裔就没有继承遗产的资格，得到的就不是先人辛辛苦苦打下的一部分基业。

看了您转贴的几个章节简介，觉得您只介绍“失”的一面。但其实张宏杰的原著里对康乾盛世还是有大量肯定的。即使是乾隆，张宏杰也认为在乾隆四十五年前，乾隆可称为英主，而大清还是蒸蒸日上的。

做介绍，似乎全面一点较好。要不人家还以为张宏杰是公知加清黑呢。其实人家的论点很公平的。

另外张宏杰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河里。他文中很多文字和论点似乎都在河里可以找到原型。

作者书名即为<饥饿的盛世>,副标题"得与失".从书中内容也可以看出作者显然重在失而不在得.若说乾隆朝有所得的话,那就是:强化了对中国之人的奴役,完善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专治统治.但盛极必衰,作者意在揭示:在乾隆将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统治推上巅峰的同时,也是走向衰落的开始.所以作者专门一章写嘉庆初白莲教大起义以昭显盛世的衰落.

为了巩固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乾隆皇帝可谓刹费苦心，发起了"禁锢思想"“消灭记忆”的运动，以修四库全书为名，命天下人献书，再对收到的书进行甄别，除了康雍两朝查禁的有反清思想或者记录了满族人掠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暴行的史料要与查禁外，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扩展，“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的禁忌可谓多如牛毛：虏、戎、胡、夷狄、犬戎、蕃、酋、伪、贼、犯阙……从宋到清，凡书中有涉‘女真’‘女直’‘满洲’，甚至‘辽东’字样的书籍都有违碍的可能。”堪比阿Q的“光”也讳，“亮”也讳。

朱家溍在《故宫退思录》里记录了故宫藏禁毁书目，那只是保存下来的遭查禁毁的仅存孤本的书籍，而连孤本也未保存下来的遭查禁毁的书籍更不知凡几。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致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乾隆四十二年江苏蔡嘉树为与徐述夔之孙徐食田争田产举告其祖《一柱楼诗》书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为“大逆”，江苏布政使陶易认为“显系挟嫌倾陷”。然而，案件报到乾隆皇帝那里，皇帝却判陶易“斩监候，秋后处斩”，徐述夔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食田等兄弟五人斩监候，两个曾孙及孙媳等给付功臣家为奴，家产抄没。

“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书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这样的句子，上报之后，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了这本书，‘奉旨斩决’。湖北黄梅人石卓槐书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被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历经盛世的禁书、毁书、改书，禁讲学、游学，连儒家标榜的道学也禁，嫌其“性喜沽名钓誉”，不能做完全驯服的奴才，“自恃”理学人格，“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和皇帝辩论，“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空乎，其罪尚可逭乎？”

甚至连皇帝看不顺眼的戏剧也要查禁改。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经过乾隆盛世，完善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专治统治，而中国之人则坐实了无思无想甘被统治的奴才命运，而大清帝国也开始走向下坡路了。

是文不对题。罗斯公国和西伯利亚有什么关系，沙俄凭什么吞并？外兴安岭，中亚地区沙俄历史上统治过吗？凭什么从中国这里割走？日本历史上有一天统治过辽东半岛吗？甲午后怎么就能堂而皇之的要求割走？所以您所谓'没有统治过，连提要求的立场都没有'一说完全无法成立。其实也说明许多人没有真正认清那时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公理，正义，历史都不值一提。

说白了就是国家实力够强，不是你的东西，你也能抢过来吃掉。实力够弱，你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所以说民国，新中国的领土划分是与其实力相配的。决定国家领土范围的不是'公理，正义'，更不是所谓'历史遗产'，而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对比。

作者的论点说穿了一句话，“乾隆搞愚民政策，愚民政策的结果是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人格就走下坡路了。”

乾隆当然搞了愚民政策。但愚民政策是不是盛世衰落的根本性原因？我觉得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作者已经在书中指出：人口压力导致人均口粮不断下降。白银大量流入导致通货膨胀形成隐性财政危机（这个论点似乎河里有人早就提出过。）

愚民政策可以行于一时，但不可能行于永远。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指出文字狱在乾隆后期大为放松。

说起来，清朝烧掉禁掉的那些古书，其实并不是真的对人的思想有啥积极的理性作用。对比那些所谓“禁书”和西方同时代的启蒙著作。那些“禁书”没有一本是提倡理性、平等、博爱、自由之类的东西。大多数都是无聊的小说、野史、文人墨客的牢骚。换句话说，对于启迪民智来说，这些书有它们没多，少它们没少。无足轻重。在这些古书完备的前几个朝代，中国人一样没有产生理性、平等、博爱、自由之类的东西。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之所以产生了启蒙运动，恰恰是因为物质经济的需要。而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要自发走入资本主义相当困难。

有意思的是，宋朝的科技水平相当高，也没有文字狱，而且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对提高科技（至少是国防科技）有极大的需求。而中国四分五裂。先是辽宋夏三国争雄，后来有时金宋，蒙宋对峙，完全符合某些书中对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环境要求。而宋朝对商业的重视历代无出其右。

但是，不论北宋还是南宋一样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者现代科技或者理性、平等、博爱、自由之类的东西。

送花成功。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不知道你屁股坐哪边的

• 你瞧，有人迫不及待的对号入坐了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

罗斯公国和西伯利亚是没有关系。凭着武力当然可以夺取。但罗斯吞并的时候还是要借个占领无主之地的名义。

外兴安岭，俄国以前当然也没统治过，但还是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大败的因头号称为双方“调停”从而索取“报酬”的名义。

国家实力在这里其决定性的作用。但大义名分的遮羞布也是要的。不然就要被群起而攻之了。

在你的国力没有达到碾压任何反对势力都如碾压蚂蚁之前，尤其是敌对势力还虎视眈眈，力量甚至还大过你的时候，大义名分是一个有力的限制敌人力量的武器。

任何以为在足够强之前就可以不要大义名分，就可以不讲斗争的方式方法，那么十有八九会被海扁到死。

“如果不这样，XXX就不姓YYY了”，洗地模板造句

http://www.ccthere.net/article/3927547

其中有许多问题：‘在你的国力没有达到碾压任何反对势力都如碾压蚂蚁之前’这样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即使是一超的美国也不可能做到‘碾压任何反对势力’，更别说俄国，日本。在他们侵吞中国领土时能‘碾压任何反对势力’，做到您所说的‘名正言顺’了吗？您举的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理由符合您‘名正言顺’的定义吗？如果是，那么‘大义名分’未免太廉价了点。

其实你我都明白那都是廉价的借口，只要想找，随手可得。如果没有，自己制造。美西战争炸自己战舰，日本九一八炸柳条湖铁路这在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这也算‘大义名分’吗？这是战争和讹诈的借口，这才是国际政治中的主流。任何一个国际政治中博弈者都会在生事之前找有利自己的借口，这个从来就不是问题。如果您强调的是事先找借口，那这是大家一直都在做的事，算不得新鲜。问题是生事之后有没有国家实力支持自己打赢而从中获利。

至于您所说的‘大义名分是一个有力的限制敌人力量的武器’，这个恐怕又与事实不符。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中国无疑是占着‘大义’，这个武器的作用是满清政府宣布在自己国土上’保持中立‘。中国是一次大战战胜国，巴黎和会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无疑也是’大义‘所在。结果是青岛德租界被’转让‘给日本，中国在群情激愤下能做的也只是让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承认日本侵占青岛的事实。二战后蒋经国游说斯大林支持中国对蒙古的要求，当然也占’大义‘，结果是蒙古公投独立。这个’大义名分武器’在中国一系列斗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原因是什么？国际政治斗争中如果国家实力起九分作用，‘名分大义’一分作用都勉强。

不过您放心，没有人会拒绝找事前找借口。但这里讨论的事国际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事什么，而不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的找借口。

清朝皇帝的用度不来源于国库而来源于内务府掌管的皇帝的私人金库，内务府经营着皇家的田庄、猎场等，乾隆皇帝还曾让内务府去外蒙采购皮货回来销售，可因为经办人不懂经营，以致亏损。所以最终维持皇帝奢侈的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一为收受地方官的贡品；二为收受变相的贿赂，如乾隆朝独创的“议罪银”。

乾隆盛世的腐败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1796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乾达二十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持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议罪银：

是乾隆朝独创，从“罚俸”深化而来。但比“罚俸”更有利于满足穷奢极侈的乾隆皇帝的消费欲望，因为“罚俸”是国法，罚银入国库，而“议罪银”非国家定制，罚银入皇帝的小金库。很快国为惩罚官员犯错而定的“议罪银”便成了官员变相向皇帝行贿的手段，大臣们争着以各种借口自请交纳“议罪银”。议罪银制度为志得意满追求享乐的乾隆皇帝的小金库注入了大量现金。

“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的议罪银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三十七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银。此外，布政史、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银的有二十六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下面是《密记档》里的几笔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全德奏交苏州织造任内应赔罚料银并关税短少银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二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宝奏交自行议罪银十一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珅代奏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交议罪银五万两，分五年代其父交纳。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国栋名下入官银五万两。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盐政使西宁因盐课事‘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案代奏巴延三‘因盐务事’交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征瑞奏交范清济‘因拖欠额铜数十万斤，除查封产业外’，罚银八万两，故自议交银八万两。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质颖奏交自行议罪银十四万两、关税短少银三万余两，共十七万余两。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浑代奏运司张万选因‘船只缺少不能筹划添补’事，交自行议罪银三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和珅、福长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税务缺少’事，交自行议罪银六万两。

……

纳贡：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各路王公大臣纷纷前来接架，甚至连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麇集于此——皆为“纳贡而来”！

“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进‘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备皇帝赏赐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进：

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五天后，皇帝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进‘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檐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扳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扳指二十个、洋彩竹黄扳指二十个、花斑石扳指二十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扳指套五十个、象牙扳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

“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贺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件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

这些官员究竟进贡了些什么呢？

“现在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所进贡的物品清单：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

金无量寿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盘

蜜蜡朝珠一盘

脂玉万年有庆一件

白玉福禄寿三星一件

白玉长春壶一件

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白玉保合太和一件

白玉长春花洗一件

白玉寿星一件

白玉如意仙一件

白玉香盘一件

汉玉佛手一件

汉玉花囊一件

汉玉拱璧一件

白玉云纹铎一件

白玉元洗一件

汉玉炉瓶一事一分

汉玉飞熊叶瑞一件

白玉印池一件

宋磁霁红花囊一件

定窑洗一件

喜窑一统尊一件

成窑五彩瓶一件

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

宋磁霁红瓶一件

定窑宝月瓶一件

哥窑笔洗一件

青绿三代尊一件

青绿提梁一件

青绿凫尊一件

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

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

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

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

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

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

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

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

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袍一件

洋锦缎二十匹

洋花绒二十匹

大红鸳鸯绒十版

大红羽缎十版

洋绣帕一百方

洋绣小帕一百方

紫檀雕花宝座一尊

紫檀雕花御案一张

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

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

紫檀雕花炕几一对

紫檀镶玻璃衣镜一对

紫檀雕花书隔一对

紫檀雕花方凳八张

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

珐琅镶玻璃五屏

风妆镜九座

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

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

东洋漆炕桌一对

东洋漆香盒五件

鸾翎宫扇一对

孔雀宫扇一对

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

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

洋售钻石蟠桃推钟一对

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

洋玻璃金鱼缸一对

仿景泰珐琅瓶一对

珐琅福禄瓶一对

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

蜜蜡鼻烟壶二匣

洋金银线二百文

珐琅手盆九对

珐琅唾盂九对

翠顶花三十匣

翠花五十匣

天然沉香瓶一件

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而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如：李侍尧、国泰、伍拉纳、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

既然您抄了作者后半段的论述，咱们就抄抄前半段吧：

三 “盛世”的四个支点

乾隆盛世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以大权独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视农业和农民，除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乾隆顺利攀上盛世之巅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

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低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难以持续，前代积累的统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个轻率的错误葬送殆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四十多年，其间还夹杂着规模庞大的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间也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择优立储原则，一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时，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宝贵的创新，为乾隆铺设了驶往全盛的轨道。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针，一秉父祖遗轨，并没有大的制度创新。只不过他出色的实践能力使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得恰到好处。

第二，乾隆的勤政。

优秀的遗传、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诸事有恒。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前面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檐曝杂记》卷一）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说：“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相当于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续晫趁机上奏折，请皇帝注意休息，这几天要减少工作量，“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不料乾隆并不领情，反而批评这名御史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队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以过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宽严相济，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乾隆不像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有为”。对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谨守官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书呆子，他一直厌恶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后，他鉴于朋党之忧，开始大力起用与官场中帮派没有关系的新人，以对鄂、张朋党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讷亲。此人年纪虽轻，却在雍正末年即已进入军机处，办事干练，颇为雍正所赏识。乾隆曾经说：“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后，相继任命他为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呜呼了。虽然杀了讷亲，从任用讷亲的经验中，乾隆却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那就是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满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准。而且，这些人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们圆滑世故，做事干脆利落。他们与朝中朋党没有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十分放心。继讷亲之后，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乾隆五年（1740年），这个人还不过是一个蓝翎侍卫，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后，他一跃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龄不过才二十五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宰相”。除此之外，他还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满族才俊，并且陆续任命汪由敦、刘统勋、梁诗正、于敏中等汉族官员入主中枢，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个三十多岁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做首席军机大臣。这一任命，可以说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识人眼光独到，所用诸人，颇能服众。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绝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死去的孝贤皇后，而是因为他确有过人之处。他见识远大，忠诚勤劳，办事干练，并且礼贤下士，待人宽厚，颇有他姐姐的遗风。史载他“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共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他前后领袖军机二十三年，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从军机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屡擢至侍郎”。在后来平定新疆的战争中，他功勋卓著，黑水营之围，他率三千人抗敌万人，坚守三个月，成为清代军事史上的名将。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至于刘统勋、梁诗正等大臣，也都以干练著称，成为一代名臣。咸丰时期的大臣张集馨评价乾隆的用人说，乾隆年间，国家繁盛，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

乾隆晚年，到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对大清帝国的许多事务都不以为然，唯对他们遇到的许多官员的素质评价很高。在他们眼中，乾隆驾下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风度不错，能力很强。比如约翰·巴罗评价说：“北直隶的老总督是个满人。他那轻松自然、礼貌恭敬而又尊贵自重的态度，是现代欧洲最有风度的侍臣都无法比肩的。他对使团事务周切关注，在天津款待我们时趋势自然，给下级官员和家仆指示时平易慈祥，赢得了众口一致的爱戴。他是一个七十八岁高龄，非常可爱的老人。个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长须银白，整个形象沉着镇静，不怒而威。”对于和珅，斯当东的评价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马戛尔尼也认为：“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员阶层贯彻到社会底层。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队伍效率颇高，执政能力极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干部保证。

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惩贪规定细化到了大臣们的家人。（《清会典事例》）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乾隆以前，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还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1000两（相当于今天的20万元人民币）即判处斩首，决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严厉者，在朱元璋之后，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严，执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惩贪举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防范严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二是执法从严，决不姑息。高级官员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决不轻恕。

云南总督恒文是乾隆喜欢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乾隆说他“历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因云南产金，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10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虽然案情轻微，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56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两白银案发，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伺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不胜手战愤栗”，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说，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3000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居然大臣们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之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68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

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

在谕旨的最后，皇帝坚定地表示：

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

三是不避皇亲国戚。

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前期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封疆大吏以侵贪立案查处者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二十余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

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这一点是朝野公论。章学诚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当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称为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