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 俺老孫

究竟是因为人口增长了，才没饭吃，还是饭吃饱了于是促使人口增长呢？好像两个说法都存在。

据说高产作物的引进是原因。

再据说，中国古代多少都有杀婴传统，就是因为人民担心人口增长因此要采取自我调节方式引起的。看来乾隆年间不时兴这个。

雍正、嘉庆绝不会同意

雍正推行了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纳粮，何谈康熙的“永不加赋”？雍正是个人杰，不仅给康熙擦了屁股，还给乾隆留下个盛世。

乾隆后期，和珅这个大管家创造了养廉银制度，公开卖官鬻爵，盛世的面皮早就没了。

嘉庆的那个苦逼娃，只能“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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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些。

关于康熙的永不加赋，说起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没有研究，我也不一定说得清楚。简单说一点，康熙的永不加赋，是在明朝数次加派辽饷后确定的丁税基础上确定的纳税额度。

这个丁税水平已经很高，康熙将之稍稍减少，就成了纳税标准。这是其一。其二，所谓的永不加赋，是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但对现有的人丁要课税。但这个现有人丁的数量如何确定？反正，包税制的康熙时代，从没一个县令足额赋税。

最主要的是，康熙说永不加赋的时候是康熙51年，而不过十来年，雍正上台，就搞了摊丁入亩。康熙的永不加赋遂成空谈。

关于普通人的生活，最让我诟病的一点是，唐朝多有胡姬，宋朝不少见阿拉伯人，明朝多有传教士。而到了清末，普通人见西人如见鬼怪~官员也如此。中国人的识见到清朝算是跌到了最低谷。

关于各种武功，乾隆算是还好，毕竟有新疆的故土新归和大小金川的改土归流以及西藏的金瓶掣签。但是康熙~~鳌拜是没有反心的，郑成功郑经病死而郑经长子被杀而立幼子进而被降于施琅，吴三桂病死床上从而结束了与康熙在湖南的拉锯战，准格尔那个大汗，呃，死于马上风。论武功之虚高，无虚高于康熙者。

每一起文字狱都伴随着：

凌迟

斩立决

斩监候秋后处斩

家属给功臣家为奴

这样的结果，为了维持爱新觉罗家的恐怖统治，乾隆皇帝弘历表现得强爷胜祖，所兴文字狱比父祖两代人加起来还要多许多。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文字狱”的盛世。

满族政权的文字狱也是了贯穿康雍乾三朝，与整个盛世相始终。有所不同的是康雍两朝重点打击的是官绅士族，清除的是质疑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民间言论和反清复明的思想，察禁的是各种民间撰写的史书，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建州历史和明与女直间的主奴关系的文字，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雍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

而乾隆朝的“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如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先后遇二起灾民告御状，言河南夏邑水灾，县令和巡抚隐瞒灾情，民不聊生，加之前有在籍退休官员彭家屏举报此事，于是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严命彻察，但他要察的不是灾情，而是退休官员和告御状的灾民是否串通，尽管奉命暗查的观音保带回灾情属实的情报，还买回两个孩子为证，但乾隆皇帝仍然命令逮捕告御状的灾民交给灾民控告的被撤职留任的县令处理，县令当即抄了告御状的灾民的家，将察获的几页文书——八十年前吴三桂谋反时的檄文——八百里加急上报给皇帝，于是一桩灾民告御状的案子就演变成了一桩文字狱，隐瞒灾情、救灾不力的应受惩办的官员转眼成了察办文字狱的功臣。而告御状的则凌迟处死，妻妾发给功臣之家为奴。那个在籍官员彭家屏“从宽赐令自尽”。子彭传笏斩监候秋后外决，家产抄没。

乾隆四十五年广西一个老秀才吴英上建言书，内容为：一、减免钱粮，二、添设义仓，三、除盐商盗案连坐，四、禁止种烟，五裁减寺僧。在讲述种烟之害时写道：“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侏，小家亦不减二三千。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乾隆皇帝是如何报答这一腔拳拳的爱国之心的呢？是察“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用了弘字），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未便稍宽，应‘凌迟处死’。”吴的儿子、弟弟、侄子全体斩监候，秋后处斩；妻妾儿媳等女眷及未成年之子侄和孙子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类似案子还有很多。

“乾隆朝这些文字狱乍一看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不能当成平头百姓的生活常态。

历史越久远，史料遗失特别严重，基本上只有正史流传，并且，正史记载的很多东西，多少都有吹嘘之嫌。缺少民间野史的补充。

到明清就不同了，文字记录更加丰富。具体到微观层面，很难说汉唐盛世，就没有饥饿，没有冤假错案。

否则，何以解释文景时斯那些诸侯、权贵贪污腐败的行为？如何解释长孙无忌的兴衰起伏？

连投降的也要杀光，只留妇孺给赏功臣这样的命令？

如无根据的乱说，就成了信口雌黄。

和珅那个是议罪银不是养廉银。养廉银是雍正搞的。

康熙的收税水平和明末相当。但税收基础不同。康熙时自耕农多于明朝，故平摊下去人均税额并不高。而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大地主不交税，于是税收都压在日益减少的自耕农头少，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摊丁入亩其实是和永不加赋联合使用的。后开垦的荒地都是不加税的。

在人口少的情况下，人均资源多，于是发展。到一定人口规模后，人均资源不足，则开始吃不饱饭。

杀婴到乾隆后期就很普遍了。

高产作物的引进是造成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腹地处于近百年的和平时期也是人口飞速增长的原因。同时，相对较好的卫生和医疗条件也是造成人口增长的因素。

而欧洲当时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同时欧洲人直到近代才懂得要喝煮开的水，饭前便后要洗手之类，人口虽然也同样增长，但死亡率高居不下，于是人口增长比中国少了一半。

《汉书 景帝纪》

（元年）春正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三年 春正月）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

（后元二年）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在那个年代，嘉定扬州准噶尔事宜，朝廷要想掩盖应该不是难事，经过几十年啥事都烟消云散了。但人家没这么做，居然还载入史书，满清不仅当时把事情大方坦荡地认了，还想昭告后人。

20世纪日军也想来这么一出，但是可耻地失败了，于是千方百计地掩盖隐瞒，731、南京大屠杀那些事都不想认，中国的幸存者证言不足为凭，靠外国人的日记和相机证明了一点点就承认冰山一角。 这是失败者的做法。

尼玛天生杀人狂啊

在乾隆死去两百多年后，仍然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他们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而来，后来定居下来，对草原很熟悉，用的手段也是简单直接。满清经常要给蒙古人减丁，多出的人口直接杀掉。他自认的老祖宗金人也是这么干。另外例如打仗征发蒙古人，让他们做先驱等手段都是家常便饭，目的也是减丁。对归顺的蒙古人尚且如此，对准噶尔灭绝政策那是一点也不新奇。喇嘛教是满清统治者不同与他们先人的’创新‘，软刀子杀人，的确比他们祖先‘文明’不少。

至于您说到的历史效果,从沙俄崛起以来，满清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已经让位于满清与列强的矛盾。具体到西藏是与英国的矛盾，新疆，蒙古，东北是与沙俄的矛盾。无论满清杀掉多少周边少数民族，自己国家实力达不到与沙俄抗衡的的程度都解决不了问题。

另外所谓‘继承遗产‘说也是大有问题的，领土不是遗产纠纷，没有民事法庭来仲裁。当时办法是’力强者得之‘。民国代清，西藏首先事实独立，蒙古在苏联帮助下随之分裂，新疆同样有沙俄、苏联的后手随时可以发动。民国和新中国所能得到的领土都是靠自己实力挣得的，与国家实力相配。在国际政治中‘遗产继承’的想法是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