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彭德怀问题的本质是反对工业化 -- 方天化几

说到建国之后的道路，工业化是必然选择，但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官僚们倾向于全面学习苏联，走自上而下，一元化的发展道路，这个恐怕与中国传统的集权政治与苏联那套东西的契合度较高有一定关系。而这一套理论和主席的理念恐怕矛盾还是比较大的，主席的想法更多的是想走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就是您说的多元化的道路。

您所提到的，主席的道路更受地方官员的欢迎，其实是受基层官员的欢迎，更具体一点说是受乡村一级官员的欢迎，而这些人在明清两代的中国政治图谱中其实是根本不被算在官员范围内，他们与刘所代表的传统官僚集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我不太同意您关于刘在大跃进问题没有多少责任的看法。就50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即便上述新生的官僚小团体因为“自己、地方和部门利益，会一起说谎”，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刘所代表的官僚集团的宣传和帮助这些假大空的东西不要说向全国推广，就连传出一地一县恐怕都难。历史上的官僚集团对于损害自己利益的所谓“圣意”或推诿搪塞或阳奉阴违，搞黄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可是回到大跃进的问题上，其非但没有被搞黄，反而变本加厉，考虑到这些，我认为官僚集团在大跃进的具体问题上绝不仅仅是作壁上观，而是在推波助澜，直到最后落井下石，主席最终被官僚集团挟持了。

事情发展到顶峰主席那句“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XXX你”其实就是被挟持利用后暴怒的表现。

一个是经济狂热，一个是政治狂热，都是最高领袖号召，与下层民众呼应的社会运动，受打击最大的是中上阶层，在官商学一体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也是一种亚官僚。可以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刚好相反，改开的这三十多年，正好是官商学控制着这个国家，蚕食鲸吞地化公为私，其实，公也好，私也好，只要能促进国家发展，就是适合的，而适合的就是好的。

现在的中国需要经济狂热吗？需要政治狂热吗?都不需要，这便是毛的现实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是表面的，经济狂热和政治狂热，都源自动态的多元化政治经济体制，多元化的统一社会，不正是人类的追求吗?多元化，要么走向统一，要么走向分裂，在毛的时代，其主要统一于毛，这便是所谓毛专制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不是毛要专制，而是多元化不走向分裂的必然要求。但毛时代的多元化，肯定是有问题的，其问题主要是横向的多元化，缺少纵向的多元化，这就如资本主义中早期，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主体的多元化主要是横向的，缺少纵向的分工，每个主体都差不多，这种多元化，其实也一元化，另一个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则是金本位，到了现在，纵向横向的多元都有，金本位也成了历史，经济危机便很少发生。

对照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毛的多元化策略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在多元化开始的时候，必然会偏重横向的多元化，这主要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人们能做的只能是将这种必然的危害，降至最低，因此毛的错误和失误，主要是战术上的。

近来，对官僚的整风，对买办的修理，搞自由贸易区和开放民资进入银行，就是将横向多元化，向纵向多元化发展，是思路是正确的，比上届强的多。

僵化，腐化，裂化的苏联体制是极为糟糕的，毛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是中国扭转乾坤的关键，而要摆脱苏联的影响，必须要与苏联决裂，只是与苏联决裂，到与美国搭上线，之间的时间越短越好，那段十多年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都有崇苏亲苏的倾向，这在当时中共高层是普遍的，只是这三人分别是地方，军方，中央的代表。政治是与个人品质关系不大的，关键在于所代表的势力和方向，很多时候，越是个人品质好，造成的结果越糟。

刘在大跃进期间，并不能代表官僚，官僚们向刘靠拢，应该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大跃进的责任，中央层面主要是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和征粮的邓小平，这二人当时都是毛的死党，因为历史的惯性，坚信毛的路线，即使自己偶尔有所怀疑，也很快会自我否定。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很大一部分，便是保护这些紧跟自己的人。

对于大跃进，没必要将责任推给别人，而将毛撇清，而应该从更大的时空来分析历史，不应该为历史而谈历史，在故纸堆里打转转，而应该将历史，现在和将来统一起来，从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来判断具体的人和事。

我的本意是想用刘指代整个官僚集团，并不是用刘代表官僚集团，看了您的回帖又仔细想了一下，确实不太合适。

关于毛应付的责任，其实我和您没什么分歧，作为最高领导，他理应对所有事情的结果付责，我反对的主要是认为官僚集团在大跃进中没有起到负面作用的看法，用刘做指代容易让人理解成我指的是以刘为首的官僚集团，像您说的，刘其实未必能算得上官僚集团的代表。

七千人大会在D内实在是个重要的节点，其标志着毛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公开，事实上开成了7000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毛在中高层官僚中已经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很多中高级官僚借此表达了对毛的怀疑，具体到胡服同志身上，他什么时候开始有和毛对抗的想法，恐怕是在7000人大会之前了，不过大会给了他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而已。

说到官僚集团的共主，当然不是胡服而是周，7000人大会之后官僚集团向刘靠拢其实是双向的，这里事后诸葛亮一下，其实刘勉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联合主席，打倒周，在继承了周的政治资源之后找机会对主席取而代之，然而，由于大会之后官僚集团向刘的靠拢，导致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集团的带头大哥，这直接导致刘做出了下一个选择--跨过周，直接攻击毛，接下来只是“刘是肯定保不住了”这样一个说不清楚的“概念”，刘便顷刻之间成了孤家寡人。刘以依托主席起家，与周有自己班底是完全不同的，最后却想窥伺大宝，说他是“D内野心家”其实也不算很过分。

阴谋论完毕，下面谈下我自己对主席的看法

如今关于建国后，尤其是大跃进期间主席所犯错误的看法有这么两个类型，其一是“不懂经济说”，主要内容就是认为主席“打仗内行，建设外行”，不懂经济瞎指挥；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人民无知说”，主要内容是认为人民缺乏教育，自私自利，不堪大任，主席依赖人民的路线属于所托非人，失败是必然的。对于第一个，您也说了，主席其实是很懂经济的，问题在于您认为主席太过乐观，对困难估计不足，我认为主席太过心急，强为不可为之事，其实意思是很接近的，区别仅仅是被动和主动而已。而其中的第二个观点，在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官僚中间那还是相当流行的，但这个观点无法解释的是同样是这些人民，为啥在战争时期就能团结一致，攻坚克难，最终取得胜利呢？其实大家都清楚，说到底还是因为环境不同啊，做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打仗的时候就好比赚钱，一帮子只有力气，却不知道咋干的家伙当然要团结一致，找个懂行的出来喊喊号子，然后大家步调一致向钱看去也，可是如今胜利了，这可就是分钱的时候了，分钱嘛，谁不会啊，干嘛还要听你老头子的号令，我自己就知道咋干，于是乎从上到下，主席就被抛开了，这也就是建国后主席被边缘化的根源，不能说主席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主席的“进京赶考” 论其实就是由此而发的，但是显然他对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还是不够，这就又回到上面第一个问题的结论上来了。

领袖必须要给跟随自己的人带来利益，大跃进是毛与官僚共同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毛的策略，与官僚的利益上下呼应。七千人大会后，跟随毛并不能获得利益，反而跟随刘能获得利益，这便是刘得势的原因，对内三自一包，下面的人满意，对外三和一少，其实质就是对苏联妥协。毛犯了错，刘又是接班人，自己的大旗一举，跟随者又能获利，的确有些领袖的派头，但更重要的是不仅有跟随者，还有旁观者，因为刘并不能代表中共所有的势力，其他势力闻风而动，这种没有统一的多元政治，必然会走向分裂。

大跃进，毛被架空，主要是被层层的官僚架空了，而七千人大会后，毛被架空，，却是被旁边的人架空了，这两种架空的性质是不同的，七千人大会后的架空，很像在中央苏区，下层的利益与毛的策略相悖，上层又不认同毛的策略，毛成了孤家寡人。

毛是中国的灵魂，民族的精神，其根本就是毛代表的独立，自强的精神，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而且除了毛，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能代表这种精神的人。

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太多了，不可能依附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只能走独立，自强的道路，但中国的精英却最缺独立，自强的精神，这便使得毛在他那个时代极为重要，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也同样极为重要，尽管毛的精神气质，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却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精英软骨病相冲突。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后的中国，与毛失势的中央苏区相似，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而文革与长征的性质是很相似的，进入联合国，与美国搭上线，就好像到了陕北根据地，使得中国在世界上找到了位置，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倘若中国执行刘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政策，会是怎样的结局？这种对内，对外都妥协的政策，绝对不能使中国离开绝境，反而会在绝境中陷的更深。

至于周，只要想当一把手，谁也不会把他搬倒，除非是自己要做二把手，但这个二把手的位置，主要是一把手决定的，而不是竞争者的实力决定的，况且，谁的实力也不如周。

周的个人品质，俺十分的佩服，但对于周的政治人品，俺却不怎么佩服。

八一南昌起义，就为了莫须有的苏联外援而贻误战机，真是说不过去；在中央苏区，又与博古，李德搞成三人团，说是相忍为党，但差点又是一个南昌起义的下场；王明回来了，又与王明混在一起，呵呵，周与彭很相似，俺十分佩服彭的军人品质，但同样对彭的政治品质，很不佩服。

周是中国精英最好的代表，其缺少独立，自强的精神气质也很具有代表性，而彭则是中国军人典型，也是典型的不懂政治，而喜欢掺和政治。

每个人都有优缺点，伟人和英雄也不例外，甚至优缺点更加的鲜明，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历史人物的伟大，其缺点反而使得他们更加的鲜活，让他们不但存在于历史，也存在于我们身边。

彭奋斗大半辈子，为的是啥？是权力狂还是敛财狂？他反对工业化？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苦头还没吃够吗？

另外，按照你的理论，那么给彭德怀平反为的是啥？是要继续反对工业化？？

什么都不懂，就在这里枉自猜测，你还要不要脸？其实不懂也不要紧，但最最起码的事实还是要尊重一下的吧？！

TG建国之后，几乎所有高层都说自己是主席的好学生，唯独周不必这么说，而且说到班底，主席在讲习所和抗大培养的那些个嫡系铁杆最后剩下的其实不多，而周的黄埔和隐蔽战线培养出来的同志活下来的就多很多了，这些都是本钱，在看看刘，如果把他看做中举的老爷，那他穿的衣裳，做的轿子其实都是毛配给他的，这里面的区别就大了去了。

单看周在TG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会让人感觉很特别，你要说他看不清局势吧，最终每次他都能走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可你要说他能看清局势吧，那他一开始搞那些个弯弯绕干什么呢？况且这样的事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肯定不是偶然，我觉得这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有正反两个方面，正的方面就是他和毛一样，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具体形式有着深刻和正确的判断，而反的方面就是她本人精英兼官僚的身份了。

关于中国的精英我有一个回帖曾经谈了一点

链接出处，说到底中国的精英官僚集团实际上是被皇家阉割后定向培养的一种工具，由于他们先天缺乏独立基础导致其只能对上依附强权，对下压迫群众，这样一个进没本钱，退怕蚀本的集团赵家来了就给赵家当掌柜，蒙古人强就给蒙人扛活，到后来朱元璋把刀架到茹太素脖子上，老茹也马上就怂了，1840年之后主子里还要加上个洋大人，反正总归就是对自己没信心，表现出来就是

工业化是唯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所有制。工厂是谁的并不重要，是大资本家的还是全民所有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了工厂，亿万奴工在工厂里干活，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所谓的主义，理想，意识形态，剥削，压迫，阶级斗争，这些都是虚幻的空洞的，唯一重要的是建立工厂，是由大资本家所有的工厂，可以产出钢铁，实现工业化。

也就是完全挖掉中国假共产党的根，挖掉假共产党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根。

如果有黄皮肤的洛克菲勒，卡内基，来当总统，是最适合中国人的统治方式。

跟《河殇》略有差别就是，《河殇》认为白皮肤的洛克菲勒，卡内基最适合。但本文更民族一点，认为黄皮肤的本土版洛克菲勒卡内基更适合。

邓家王朝再牛逼，也牛逼不过洛克菲勒卡内基。

中国的人均钢铁增长，人均铁路增长，人均汽车增长，速度还远比不上原版的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

与其让邓家王朝在这里宣扬伪资本主义的好处，还不如直接请回原版的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大人们来自己亲自领导中国。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著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著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低档不住了。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著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著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著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

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这符合经典的资本主义理论：自私的人在为自己图利的同时为公众造福。

面包师为了图利而生产面包卖，这种行为使公众有面包吃。

资本家为了赚利润而建立工厂，而建立工厂为大量工人提供了出卖劳力换工资的地方。而工厂的生产又发展了国家的能力。

共产党的红色干部为了搞钱搞女人而建立油田，而发展油田生产石油为社会所使用，客观上也使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差别只有一个星期。一个“爱国民族企业家”只需要1个星期就能转变成外国人。而大部分“爱国民族企业家”的儿子女儿都已经是外国人了。这些“爱国民族企业家”死后，他们的企业就转变成外国人名下的企业了。

中石油的很多最赚钱的子公司，都已经属于周斌的名下了。而周斌已经是外国人了，也就是“西方资本家”了。

东方资本家和西方资本家，大约1个星期就能转化身份。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你中文都不懂，我说的是本质。

你看不懂中文就在这里枉自猜测，好不好？

其实看不懂中文也不要紧，但最最起码的事实还是要尊重一下中文的吧？！

你也不懂思维，彭德怀也打过败仗，你以为他想打败仗吗？

“你要不要脸？” 这可是你说的啊

当然了，彭德怀也是为公，不是为私，只不过他的眼光有限而已，梁漱溟也是只看到了农民的利益受伤害。

其实呢，我说的这些，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只不过毛主席是用“大仁政”和“小仁政”的语言说的，抗美援朝和工业化属于“大仁政”是长远利益，照顾农民利益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眼前利益属于“小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