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制度建设上的一个失误。 -- 俺老孫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于四战之地起兵廓清天下，急需大量人才来帮助他平定战乱，治理国家，称得上是求才若渴。在东汉时期腐儒已经把持人才的标准和评价的情况下，曹操对人才的态度是惟才是举、兼顾德行。而到了曹操儿子曹丕统治时期与腐儒们达成谅解，重新确立腐儒的人才标准，以九品中正制，评定选拔人才，结果搞出了门阀制度，而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在战乱和走马灯一样的纂位大戏中一直扮演了不光彩的帮凶角色。

选拔人才，是重“才”？还是重“德”？何者为先？曹操所处的战乱时期迫使其选择了“才”在“德”先的态度，并不是曹操不重“德”，而是事有轻重缓急，是世无完人，是紧急状况下的一种妥协。

而和平和建设时期如果不重“德”便是纵容道德败坏，纵容腐败，纵容贪污等等……这个“德”不是腐儒所说的德，是新社会下尊纪守法、爱国爱民、廉洁勤政的“德”，如果没有这种“德”，才能再高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是社会的危害。

俺所关注的是对基层政府官员管理上出现了制度上的失误，而不是人才的选拔问题，你所关注的政治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分离在俺看来对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它并不能解决俺所提出的问题，反而会增加更严重的问题——专业人才的道德风险，就如俺所举的前苏联的例子，叶利钦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他斗争能力极强，屡打不倒，通过竞选当上了苏共中央委员，俄罗斯总统，并亲手肢解了苏联；丘拜斯也是个极有能力的人才，经济学博士，组织和行动能力极强，在他的帮助下叶利钦大刀阔斧的进行了私有化运动；丘拜斯还在叶利钦竞选连任时联合金融寡头发动所控制的媒体进行宣传成功帮助因经济改革失败而支持率下降的叶利钦连任成功。但他们带给俄罗斯的是经济崩溃、国家信用破产、连年内战……在中国各种善于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卖官鬻爵的专业人才也不少。

所以，俺的观点仍然是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制度改革，改进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不适应现有社会状况的制度设计，来加强对频繁出现问题的基层县级政府的管理，而不主张进行推倒重来的制度设计。

上面说到对官员应监督和激励并行，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从目前看来，除了晋升以外，其他胡萝卜似乎都不太粗、也不太甜，对当官的兔子的吸引力不大，所以，当官的兔子中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客观现实存在，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合理合法的对当官的兔子有诱惑力的“胡萝卜”种出来。

另一方面，“大棒”好象也不太粗、不太大，棒子打犯错的当官兔子时也往往给人一种高高举起、轻轻打下的感觉，所以对当官兔子也缺乏有效的威慑作用。俺们见闻所及往往是“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行政纪过”、“行政纪大过”、“免去现任职务”等等这种处分。这种处分对于那些有望高升的官员意味的断去晋升之路，所以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对那些本已升迁无望的官员则根本没有威慑作用。更何况，即使是针对那些严重犯罪的官员，仍然存在着先党内政权内的处分然后才能对其进行司法惩罚的先后次序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双规”，“双规”——是党的纪律部门“纪委”对官员采取的调查手段——“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即使通过“双规”调查确证了被调查官员违法的行为存在，也仍然要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才能“移送司法机关”。而犯法官员受到的法律制裁相比平民来说量刑偏轻是人们普遍的感受，官员判死刑（死缓）的不少，但真正执行的更少，绝大部分官员都能成功获得缓刑，仿佛官员有免死金牌一样。这样的“大棒”当然不具有威慑力。

这恐怕也是制度建设上的一个失误。

ypm里提到公务员卸任后去当顾问，意在讽刺/批判官商勾结利益交换的行径。实质上那类行径就是种制度性腐败。现在喊打腐败的声音挺大，难道是担心官员们人心惶惶影响工作，准备深入学习西方的“优良传统”，把官商利益交换纳入到制度建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