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董卓上洛的目的并不是洛阳本身，而是皇帝，准噶尔人也一样，它们并非为了拉萨，而是能从拉萨辐射天下的那个人——达赖喇嘛。与他的叔叔噶尔丹不一样，策妄阿拉布坦从来没有与黄教教廷建立过密切关系，现在又和清朝皇帝处在敌对状态，因此他迫切需要法理上的支持，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设法号召蒙古各部以扩大势力。
我觉得准噶尔的战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派大策零突袭拉萨，杀死拉藏汗，二是同时派小分队潜入青海，绑架小达赖。最后这两部分再结合，准噶尔军带着小达赖进入拉萨，欢迎他们的肯定是黄教徒的掌声，以后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控制了黄教中枢，就能对天下各蒙古部族施加巨大影响，犹如当年固始汗做的那样。
可惜的是，第一部分执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但第二部分却完全破产，达赖喇嘛被清军牢牢控制在手中。没有教廷的支持，准噶尔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占领军，而不是他们一直信誓旦旦宣称的志愿军，而且西藏人知道真相后也开始反对他们，拉萨成了准噶尔人手中的鸡肋，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策妄阿拉布坦可能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突变情况的后续计划，他显然也不想与庞大的对手过于纠缠，于是破罐子破摔，抢一把发了财就跑路。
至于达赖喇嘛等宗教问题，后面的文章会详细说的。
康熙的所谓文治武功要大大打一折扣。怎么感觉到了清以后，军队人数一下子比以前少了那么多。以前动不动几十万，到了清最多就几万了
传教士的原版是拉丁文或葡萄牙文写的，后来又译成英文，我看到的是汉文，估计转来转去中哪个环节的人翻译得HIGH了，把现代词汇加进去了，也许写成“内应”更合适一些。
从史料来看，清朝前期对蒙古、藏族的战争中使用的基本都是八旗兵，主要将领也多是旗人，汉人绿营兵很少掺合。
而八旗兵人数有限，满蒙汉八旗加起来不过二十四旗，也就二十万人左右。记得史书上记载过，在三藩之乱中一个蒙古王爷趁机偷袭京师，朝廷已经没有兵可派，最后不得不把各个满洲贵族的家奴们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一支部队开往内蒙古迎敌。
清朝前期绿营兵主要用于国内防御，很少参加开疆拓土的战争，而他们的人数比八旗兵多得多，按照《乾隆大清会典则例》记载，全国绿营分为六十六镇、一千一百六十九营，其中标营三百三十六个、同城协营六个、同城营四十四个、分防协营一百六十九个、分防营六百一十四个，兵员共计648，345人
外蒙一样被沙俄拿走。在这一点上，新疆的回族是有功的。
天山以北的维吾尔化和泛突厥化，就是在他死后的金术仁和盛世才时期才开始猖獗的，在老杨统治期间，新疆是最稳定的。
不过，新疆和陕甘宁的情况不一样。“同治回乱”时，陕甘宁回族的势力非常大，而汉人尽管人口总数更多，但力量却很分散，造成双手难敌单拳。
而新疆的回族和汉族一样，与维族相比都是弱势群体，因此必须要抱团才行。即使在不久前的那场暴乱中，回族也和汉族一样被对待，杀人者根本不区分他们。
呵呵，当然这个嘛，也就是“定义”的问题，框框画大点儿，“说你是你就是”；画小点儿，“说不是就不是”。作为唯一传承不绝的古老文明，俺们的流传二千年以上的书啊经啊啥的，汗牛充栋。
比如提高这位宗教地位较低的章嘉呼图克图的政治地位，使之凌驾于宗教地位更高的达赖班禅之上，就在他们之间人为制造了矛盾，避免了达赖独大。
很有十几年前工厂的党委书记是副厂长、厂长是党委副书记的神韵。
这种这种现象现在很少见了，都是行政负责人为一把手或兼任。地方党政就很干脆的党委书记一把手政府首位者二把手了。
快更新
题目跟楼主差不多，雪域高原，冰川冰河，金戈铁马什么的。。
自然，打算写得是廓尔喀、森巴两次战争，可惜懒。。
额伦特、色楞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大清国举朝震惊。
后来我又查了一些资料，说清军“被杀得一个不留”，也许不太准确，因为按照一份藏族史料记载，他们之中很可能活下了最后一批人——据说当被俘的清军正像一口口猪羊般被屠宰的时候，几位神秘的信使悄悄来到了准噶尔军大营，而就在盛情接待了信使之后，准噶尔统帅大策零突然下令停止了杀戮。
此时，被俘的两千来名清军中，已经有一千五百余人被屠杀，剩下的428人竟然被大策零下令全部释放，他们甚至被敌人允许可以经青海回家——据说，这都是信使提出的要求，而大策零则全盘答应了下来。关于此事的缘由，后面会详细再讲，而如果这个记载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最后的四百余名清军战俘幸运地逃脱了悲惨的厄运，开始了穿越青海的艰难返乡之旅。
此时的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们肯定比清廷更早地知道了额伦特全军覆没的消息。早在拉萨被准噶尔人攻破后，拉藏汗的儿子苏尔扎被俘，苏尔扎的妻子率领一些人拼命杀出重围，逃到了青海避难。前面我们讲过，这位小王妃是当地蒙古王公的女儿，因此青海蒙古似乎有义务发兵为她复仇。
但前面我们也说过，青海与西藏这两支和硕特人的关系非常差，彼此恨之入骨，因此尽管康熙要求“黄教、图伯特民俱固始汗所创者，断不可被他人所占领，尔等俱固始汗之子孙，理应各自速往援助”，但青海方面仍阳奉阴违，不仅没有主动出兵，后来在额伦特指挥的清朝远征军向西藏进发的过程中，似乎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帮助。
不仅如此，前面清廷得到的那些“策凌敦多布等之兵疲敝已极，除阵亡病死外，未必满二千”消息，其来源正是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一把手——罗布藏丹津亲王，至于这位蒙古王爷究竟是信息有误还是故意误导皇帝，那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正因为这些错误情报，康熙帝才判断拉藏汗顶得住，因而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派出增援部队，等他终于得到和硕特汗国覆灭的消息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对于这些青海王公来说，，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朝廷和准噶尔究竟谁胜谁负，挂念的只有自己能不能继承和硕特人在西藏的利益，或者说拉藏汗留下的地盘究竟归谁，而清朝当时并没有对他们做出明确承诺，因而导致其心怀不满。这些王公还有另一面的考虑：如果清军出兵报复准噶尔，青海很可能成为双方往来蹂躏的战场，总之自己里外不是人。
到后来，额伦特的远征军已经覆灭，如果敌人乘胜杀来，靠近西藏的青海自然首当其冲，蒙古王公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招惹了身边凶猛的邻居。以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布藏丹津为首的一干蒙古首领们，连忙打着年幼的七世达赖的幌子，借着体谅朝廷的理由，希望皇帝不要再打下去了：达赖喇嘛哪里都能安置，不一定非要回西藏嘛，可如果长途远征，累坏了王师可就不好了——“青海蒙古皆惮进藏，奏言达赖刺麻可随地安禅，免王师远涉之劳。”
清军的惨败也吓坏了在朝的诸位大员，悲观的他们纷纷建议，准噶尔人凶猛不好搞，西藏离这里千山万水而且鸟不拉屎，皇帝实在不值得为这么个破地儿劳心，还是不要再打了，就让准噶尔人自己在那里折腾死了拉倒——“王大臣惩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决进兵议”。
至于如何对待那些历尽艰辛返回内地的清军战俘，王公大臣们动起了坏脑筋，他们建议皇帝，为了避免看到这些倒霉蛋闹心，还是眼不见心不烦，干脆闭上眼睛实行鸵鸟政策为好：把他们中当官的全部宰了，把当兵的都遣送原籍，让这些人从此消失，咱们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也就不会为此烦恼了。
这就太过分了。那些可怜的俘虏，刚从敌人屠刀下幸运逃生，却马上要倒在自己人的枪口前了——但是，这还只是当朝权贵们的建议，而如果康熙当真这么做了，他也就不配后人给予“千古一帝”的评价了。
“准噶尔贼兵能够踏破雪山缒下悬崖，一路杀到西藏，难道我们就不行吗？！”面对着朝廷上那些没出息的家伙，一代雄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终于大发雷霆，他没有理会众多反对意见，而是做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也就是说，这仗必须打下去！
皇帝认为，西藏之战并不仅仅是一地的得失，而是关系到清帝国整个边疆稳定的全局性事件，因为从青海一直到四川、云南，藏族等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在一起，而各地的藏族人肯定更亲近西藏，他们其实都是一体的，如果西藏被准噶尔占领，那么藏族士兵就变成了准噶尔人的兵丁，那些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之地，难道还能留在帝国的版图里吗？
“自西宁至四川、云南，内外土番杂居一处，西藏之人，皆亲土番，伊等俱是一类，倘藏地被策凌敦多布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疆土番，岂能保全！”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见解明显高出群臣一筹，即使放在三百来年后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清军战俘，康熙也体现得相当有担当，他明确表示，这次战败是自己的责任，与诸位将士无关，他们因为朝廷的错误而身陷绝地，奋勇杀敌血战殒身，不仅没有罪过，反而大大有功——“此次进剿官兵，有功而无罪耳”！皇帝随即下令，仔细查清楚这次战争中阵亡和病死的清军将士名单，对他们予以丰厚抚恤，同时大作道场，以超度那些身死异乡的忠魂。
根据某些资料记载，那位有着严重轻敌冒进之嫌的大内侍卫色楞，其实并没有像主将额伦特那样战死沙场，而是被准噶尔人所俘虏。要真是如此的话，如果色楞没有死于准噶尔人随后的大屠杀，也没有死在青海返京的路上，那么鉴于皇帝已经主动承担了战败的责任，他最后就很有可能得到了朝廷的宽大处理，尽管此人的名字之后再也没有见诸史册。
公元前216年，罗马在坎尼之战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残败，但当指挥此役的主帅瓦罗——后人认为他对战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逃回罗马时，却受到了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的热烈欢迎，元老们解释说，这是感谢败军之将“没有对共和国丧失信心”。
而罗马人果然也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想，康熙对清军战俘的处理思路，大致如是。同时，从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所谓“千古一帝”的部分理由，康熙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是史上个人品德最好的皇帝之一，其声望也许并不是全靠文人们吹出来的。
遭受皇帝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王公大臣们立刻见风使舵，纷纷展现出一副恨不得立刻开战的积极态度，“务于来年齐备力量，报此怨恨之心”——要知道，额伦特的清军是在本年十月初覆没的，消息传到清廷已到十一月，再加上一定的准备时间，因此来年开战在时间表上已经是相当紧张了。
但此时，康熙却反而冷静了下来，他认为，上次战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准备不足，这次再也不能重蹈覆辙，朝臣们不要太心急，我们必须戒骄戒躁，“今不可急些，务应详慎尽心”，一旦开战，就要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摧毁西藏的敌人！
皇帝说的很对，那时候的清帝国的确处于蒸蒸日上的良好趋势中，完全有碾碎敌人的底气。经过康熙六十余年的修养，国内矛盾基本平息，学者们认为，当时清朝的人口很可能超过了一亿，大概在1~1.5亿之间；全国耕地超过了5亿亩，由于明末从美洲引进了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这些耕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今日中国疆域中除新疆、西藏外的大部分地盘都已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能够使得彪悍的满洲、蒙古骑兵与人数众多的绿营汉兵和穆斯林民兵，都统一在皇帝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尽管亏空巨大导致存银有限，但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仍超过了三千万两白银。无论从人口还是财政来看，短期内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都是不成问题的。
准噶尔汗国尽管占据了从东亚到中亚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单从面积而言，相比清帝国已不遑多让，但这个游牧政权有个致命弱点——其统治区地广人稀，而且大部分居民都是仇视其政权的中亚穆斯林，汗王只能靠自己人南征北战，但准噶尔汗国鼎盛期的人口也不过五百万，很难提供足够的兵力。此外，由于中俄两大帝国经常对其实行贸易禁运，汗国的财政时不时处在窘迫之中，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都远远无法和清帝国想比。更为关键的是，此时的清帝国仍然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其腐化堕落还远远没有达到当年面对满洲人祖先时的宋帝国，亦或面对蒙古人祖先时的金帝国的程度。
在国际形势上，清帝国更是优势明显。放眼东方，它在整个东亚可以说独孤求败，遍地都是藩属或名义上的藩属，没有任何国家能挑战其霸权；通过《尼布楚条约》，帝国在北方和强邻俄罗斯达成了和平，尽管后人对该条约有许多不同看法，但它确实在一个半世纪内基本保证了帝国北部的稳定；而对于南方那些闷热的丛林和孤悬的海岛，帝国一直毫无兴趣；只有在西方的中亚，始终如附骨之疽的准噶尔汗国才让天朝和天子头疼不断。
准噶尔汗国则可谓腹背受敌。根据俄罗斯帝国保存的准噶尔汗国史料，我们有证据认为，从1716年～1720年，俄国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清朝与准噶尔的西藏战争期间。俄罗斯和前苏联学者认为，准噶尔与俄国因征税等问题产生了一些列矛盾，而十八世纪初期俄罗斯殖民点以及军事堡垒迅速向额尔齐斯河与叶赛尼河上游推进，更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前面说过，准噶尔名将大策零曾在1716年大胜俄军，1717年准噶尔又驱逐了俄国考察团，并要求俄国人拆除他们修建的殖民定居点。不仅如此，准噶尔人与其宿敌哈萨克人也一直处于战争中，这个“最后的游牧帝国”几乎是在四面楚歌中孤军奋战。
尽管清帝国在宏观局势上优势巨大，但另一方面，此时微观的战场形式，也确实对它相当不利。准噶尔人挟战胜之威向各地藏区派出宣传队，大肆声张自己的军事胜利，在他们的蛊惑下，藏族首领们不断向准噶尔低头，到了后来，不仅西藏本土大部已经沦陷，就连川藏交界的广大区域也就是所谓的康区，当地统治者也纷纷向准噶尔人送去秋天的菠菜——“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於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
“里塘”是位于现在甘孜州的川藏南路重镇理塘县，“巴塘”是川藏南路的另一个重镇巴塘县，“察木多”是西藏昌都的旧称，“乍雅”是今昌都地区中南部的察雅县，“巴尔喀木”在广义上是康区的统称，狭义上则特指康区中部的今甘孜州新龙县等地，这些地方当时都是由名义上臣服朝廷的土司活佛们统治着。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权威，在包括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以及四川甘孜州的许多地方已经摇摇欲坠。
康熙决定组织反击，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派谁领军出征。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收到拉藏汗的求援信之时，皇帝就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了。
与额伦特率领的数千人规模的偏师不同，根据清初的惯例，为了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清军主将通常都由宗室皇族出任压阵，有时甚至就是皇帝亲自挂帅。比如乌兰布通之战中，康熙皇帝就是御驾亲征，只是由于战前突染重病，才不得不将指挥权移交给自己的哥哥裕亲王福全；而昭莫多之战仍然是由康熙亲自出马，清军三路并进，但皇帝指挥的中路军始终未遇到准噶尔主力，反而成就了费扬古（顺治孝献皇后也就是著名的董鄂妃的弟弟）所指挥的西路军的全功。
这两场大战中清军统帅福全与费扬古的官衔，都是“抚远大将军”，除了这两人之外，此前拥有该官衔的还包括信郡王鄂札和大学士图海。清朝的“某某大将军”并非固定官职，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差遣，大致相当于战区总司令，战时统兵战后即废，与唐初的行军大总管相仿佛。除了抚远大将军外，清代此前尚有宁南靖寇大将军、安远靖寇大将军、扬威大将军、靖远大将军、征南大将军、奉命大将军、奋武大将军等众多名号，通常由皇族外戚或重臣出任。
此时，距清军第一次击败噶尔丹大汗的乌兰布通之战已经过了近二十年，离噶尔丹大汗最终覆灭的昭莫多之战也已经十三四年，平定三藩和噶尔丹的战争中涌现出的图海、佟氏兄弟、费扬古等一干勋臣宿将早已作古，因此额伦特这样的二流将军被赶鸭子上架硬推上前台，其实也是皇帝的无奈之举，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最合适的清军主帅，自然是康熙本人。可是，老皇帝已经六十六岁，正在走进其生命中最后的三年，而且被繁重的朝政和那几个不省心的儿子折腾的疲惫不堪，无论身体还是精力都难以承受率师远征的重任。皇帝的几个兄弟，包括他唯一成年的哥哥、前抚远大将军福全亲王在内，此时都早已经去世，如果按照与皇帝血缘亲疏的标准来看，新任清军主帅就只能从康熙的下一辈中选择了。
考虑再三，老皇帝终于决定了人选，他就是自己的第十四个儿子胤祯，时年三十岁。当雍正登基后，胤祯不得不改名为“允禵”，以避这位名为“胤禛”的皇兄的讳，这也是此人经常在史书上出现两个名字的缘故。
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位十四阿哥很可能是位真正的性情中人，而不是像某些小说中形容的那类阴谋家，或者说，起码在统兵出征前，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个阴谋家的足够素质。许多人都知道，在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朝野众望所归的“八贤王”胤禩卷入立储争端，由于怀疑这个儿子心怀叵测意图取代自己，康熙压抑许久的情绪彻底爆发，大骂八阿哥“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下令将其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
面对这个出离愤怒的父亲，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只有一向与八阿哥交好的十四阿哥站出来大鸣不平，他不仅声明胤禩绝无此意，而且竟宣称愿意替自己的八哥作保，惹得老皇帝当场发作，“出所佩刀欲诛胤祯”，只是在众多王公大臣的劝解下才恨恨罢手，但仍然下令打了他几十板子做为惩罚，而胤禩也因为弟弟的不懈争取，从而幸运地躲过一劫。
尽管当时康熙十分恼火，但也许正因为这种有情有义敢说敢做的性格，桀骜不驯的十四阿哥才在父亲心中留下了表里如一的印象，因此当需要一个可靠子侄来替自己出征的时候，皇帝就想到了他，也许父亲确实清楚儿子的能力，就像胤祯所说的那样：“臣之本事才能，从小即为父皇捻知”。
但我们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心力交瘁的老父亲把这个很能折腾也确实很有能力的儿子派到外面，在替自己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好让自己能难得地轻松几天。要知道，这位勇武的十四阿哥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不仅与老皇帝讨厌的八阿哥来往密切，而且在朝中公然拉帮结派，与他那韬光养晦的同胞兄长胤禛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老皇帝操碎了心。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月，朝廷终于正式向天下宣布，委任十四阿哥胤祯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出征西藏。不仅如此，康熙还决定“其纛用正黄旗之纛”，所谓“纛”，就是军旗的意思，而正黄旗是由皇帝亲掌的上三旗中最尊者，能够使用正黄旗的军旗，其实就代表了抚远大将军是代替皇帝本人亲征。
但另一方面，皇帝显然出于某些考虑，胤祯的正式爵位并没有得到提升，他仍然是清朝宗室封爵第四级的固山贝子（位列亲王、郡王和贝勒之下），只是皇帝特批他有使用王爷行头的权力——“照依王纛式样”。从此，这位享受王爷待遇的贝子十四阿哥，便以“大将军王”的称呼，开始号令全军。
同年十二月，也就是额伦特部队覆没两个月之后，抚远大将军胤祯终于启程向青海进发，随他一起的出征还有包括数名亲王、郡王在内的一大批皇族，送行仪式办得极其隆重，时人记载道：
“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祯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随着主帅的启程，帝国各路人马陆续向四川、青海、甘肃等前线集结，复仇的大军整装待发，而此时此刻，他们敌人又在做些什么呢？
老皇帝在年过花甲随时可能倒下诸子明争暗斗的情况下忙着为身后事打算，对于边事已经没有太大精力关注，所以藏事能够以最小代价速战速决最好。只是在惨败后才被迫真正重视起来，西藏虽然很快稳定了，但准噶尔汗国这块硬骨头一直到乾隆时期才彻底平定。
是叶尼赛河吧！俺初中时也写错过，大概是电影《叶塞尼亚》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