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告别大将军王之后，延信率领北路清军与和硕特蒙古骑兵，连同新任达赖喇嘛一行向着西藏进发，很可能是出于皇帝暗中的指示，这支大军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

根据欧洲传教士的记载，按照达赖喇嘛先前颁布的宗教谕令，几乎整个西藏的居民都行动起来，加入到了反抗准噶尔军的圣战之中，他写道：“人们从各地聚集起来欢迎达赖喇嘛，并聆听清朝政府代表的命令。”

达赖喇嘛号召所有年满十二岁的西藏人加入清军，藏区于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外来的洋喇嘛也未能逃避过这场全民兵役大运动，一位传教士满怀厌恶之情写道：“黄昏时分，我接到那一地区军队指挥官的命令，要我带着一匹马，一头驮物的骡子及两名武装的步行仆人，第二天到兵营报到。如果我拒不服从的话，将被处死。由于几个喇嘛已被迫从命，我的洋喇嘛身分也就毫无用处了。”

幸运的是，当地的一位副地方长官答应为他与驻军司令进行交涉，最后终于确认，这位优心忡仲的传教士已经免除了损害健康且具有相当危险性的的军役。传教士不无后怕的写道，如果他没有被免除军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就会和许多没有经过训练的西藏人一起，被派到拉萨以北的阿里线路上，去阻止准噶尔本土的增援部队到拉萨来，同时切断拉萨准噶尔守卫部队撤到新疆的后路。

关于延信与大策零之间的决战，清朝正史的记载相当少，而且多是“策零敦多卜为延信所破”这样的泛泛之词，但幸运的是，欧洲传教士十分精确地记述了准军主力的失败过程，从而让我们有机会对那场最后的战役一窥端倪。

关于准噶尔军的具体数目，前面已经提到了好几钟说法，而传教士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他写道，拥有四千人的准噶尔守卫部队既不能撤退又不愿意投降，仔细权衡之下，一代名将大策零最后做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竟然主动向清军展开了猛烈攻击。

看看双方的兵力对比，无疑极其悬殊：延信方面，包括五万名清军，一万以上的和硕特蒙古骑兵，以及响应达赖喇嘛号召前来圣战的大量藏族地方武装；而大策零方面，即使按照各方提供的最大数字计算，准噶尔军也只有四千人，而出于宗教等各方面原因，此前一直助纣为虐的藏族伪军根本不可能将刀枪指向自己的神王，他们大多早已作鸟兽散，参战的可以说寥寥无几。

大策零当然不是傻子，对于这次决死出击，他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这是《三十六计》中“擒贼擒王”的解释，大致意思是说，如果抓到了对方的首脑，那么敌人即使再强大，也会像强龙落到了地头，再也扑腾不起来了。

但是，大策零的“擒王”目标并不是清军主将延信，也不是罗布藏丹津等蒙古王公，更不是阿尔布巴等二三流人物，传教士写道：

“他们向拉萨以北转移，拂晓与清军交战。第二天深夜，孤注一掷的蒙古人再次发起攻击，屠杀了成千的中国人。他们猛烈攻击其敌人的扇形战区，他们认为那是达赖喇嘛的宿营地。”

准噶尔名将做出了他认为最优的选择——如果能将达赖喇嘛抢到手里，那么清军宣扬的圣战理由无疑将大打折扣，不仅笃信黄教的和硕特蒙古骑兵将投鼠忌器，临时纠集起来的各地藏族武装甚至可能土崩瓦解，山穷水尽的自己就有机会咸鱼翻身。

“准噶尔人试图用武力突破战战兢兢的中国人排成的横队，他们残暴地屠杀中国人。如果他们能把达赖喇嘛抢夺到手，用他作为人质，那么，通过谈判，准噶尔人或许可以挽救自己。”

但是，由于兵力实在有限，大策零几番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传教士特别提到，超龄的中国非现役部队顶住了准噶尔人两次强大的攻势。尽管清军损失很大，但对于这个帝国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优势，传教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敌人因进行屠杀而精疲力竭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它不会为几千人的损失考虑过多”。

与此同时，清军的主力却始终按兵不动，因为人数众多的“超龄的中国非现役部队”，已经足够将几千准噶尔军淹没于人海之中，敌人拼死杀出的防线缺口几乎瞬间就可以弥补。这无疑是“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的以逸待劳之计的妙用，延信正用积极防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强变弱。

传教士认为，当中国主攻部队中斗志最坚定的核心力量克制不前，等待着准噶尔人精疲力竭时，似乎情况的确按照延信的设想在发展。对前景暗淡的准噶尔人的最后失败，这位传教士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历史将为此而感谢他——按照此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清军统帅延信导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精彩大戏：

“在第四天晚上，中国人不再坐等准噶尔人的攻击。当黄昏迫近之时，他们的营帐及尖顶的中央帅帐里灯火通明，表明有人把守。但事实上，军营里根本就无人守卫。”

《三十六计》对“瞒天过海”的解释是“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其大意说周密的防范更容易让人斗志松懈，秘密往往潜藏在表面之下。

在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属于胜战计之一，即己方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下采取的计谋，为“君御臣、大国御小国之术也”。延信充分利用己方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胆地做出分兵进击的决定：

“在此同时，中国及和硕特蒙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已组成了三支分遣队。第一支分遣队留下来监护达赖喇嘛，第二支分遣队占领了一个阵地，在中国人全部撤退之后，去迎击敌人。第三支分遣队正悄悄开拔，从一条迁回路线绕到准噶尔人的背后。”

事实证明，延信的策略极其有效。准军果然一直紧盯着灯火通明的清军大营，但他们没有想到，突然之间，自己的大营却变得杀声震天。随着两路清军同时发起总攻，大策零终于明白，这回是真地遇到了敌人主力了：

“根据预定的信号，这两支分遣队袭击了准噶尔人。准噶尔人渐渐意识到这些军队与他们以前的对手大不相同。”

至此，战斗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悬念，这时的大策零四面楚歌，他筋疲力尽并且丧失了所有优势，这种情况下，即使战争之神也无力回天。对此，传教士写道：“在遭到沉重的打击之后，准噶尔人彻底的失败了。”

那么，这位一代战神最后的命运，会和手下败将额伦特一样悲剧吗？

“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这些话大致是说，如果敌人已经占尽优势，我军失去了战斗能力，那就只能有三个选择：投降、讲和或逃跑。投降肯定意味着彻底失败，讲和也是失败了一半，只有逃跑才能为将来的胜利创造转机。尽管不太可能读过中原兵法中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这些阐述，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代名将大策零仍然做出了最明智和最理性的选择。

撤！他下令残余部队不要再与清军纠缠下去了，赶紧火速撤离前线，也没必要再回圣城拉萨，大家马上跟着自己轻装简从，朝着咱伊犁老家方向能跑多快跑多快吧！就在战后修整的清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当口，策凌敦多布率领着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残兵败将们，突然在广袤的藏北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他们当初突袭拉萨时那样……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底，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延信率大军胜利进驻喀喇乌苏。清朝史料从此再也没有那支准噶尔部队的消息，直到很久以后，当这场战争所有的当事人几乎都快被遗忘了的时候，人们才得知大策零等人已经于战败次年的二月回到了伊犁，期间的具体过程则无人知晓。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否惺惺相惜的缘故，对于落跑的大策零，清军主将延信最终网开了一面，他的公开理由是——按照清朝史料的记载——当众将都请求追杀的时候，延信却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格言：“穷寇莫追。”他接着向部下解释说，“大将军王已经在各地布置好了兵马，把敌军回家的路都切断了，准噶尔人就像拂晓日出前的游魂野鬼，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很可能，延信是想把擒获敌军主帅这份天大的功劳，拱手让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但他显然低估了大策零的能力，更没想到这位“不死小强”竟然能躲过各路伏兵，并且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全须全尾地逃回了老家。

因此，追击准噶尔败兵的，主要是那些试图报仇雪恨的藏族人。尽管考虑到沿途地理气候等影响因素，由西藏回新疆的难度要小于当初从新疆去西藏，但在藏族地方武装的不停追杀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准噶尔败兵想必也要像来时一样，时不时就要“冲雪缒险”，一路“涉险冒瘴，昼伏夜行”吧。

对大策零这样的突出人物都少有记载，至于他那些部将们的结局，自然更不会在汉文史书中留下多少痕迹了。庆幸的是，做为准噶尔侵略战争最严重的受害者，西藏人一直在追踪着施暴者的踪迹，因而一些藏族史书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根据《噶伦传》等藏史记载，这些准噶尔将军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那位被大策零派去对抗南路清军的春丕勒（藏史中记为‘吹穆品尔’）宰桑，在大策零抵达家乡的三个月后也回到了准噶尔，但其率领的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另一名将领都噶尔在撤退时病死在漫长而艰辛的回家之路上；托布齐将军及其手下五百名士兵则更为悲惨，他们全部被追兵消灭。

总共算下来，跟随策凌敦多布进藏的六千人中，最后只剩下五百人回到了家乡，损失率高达90％以上。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位十八世纪初的汉尼拔和陈庆之而言，光是计算自己在喀喇乌苏之战等历次战斗中消灭的清军，大策零就已经够本了，何况西藏的大量财富已经被他们搜刮回家，队伍中每个人都发了大财。

更不要说，这些嗜血的勇士们以区区数千人的单薄力量，竟能将整个清帝国搅和得无法安生，以致于行将就木的老皇帝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动员起全国的资源和兵力来应付……在悍不畏死的准噶尔游牧人看来，这笔买卖自己无疑赚大发了。

大策零最后的战败，双方实力悬殊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其他一些次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施加了影响。其中，当时已经抢先占据了圣城拉萨的南路清军，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

根据清朝史料，岳钟琪攻入拉萨之前可能与当地伪军发生过一场战斗，“大破西藏兵”，准噶尔扶持的傀儡政府首脑达孜巴随即背弃主子向清军投降。此时，兵力单薄的准噶尔驻军已不得不全部跟随大策零开往那曲，对抗延信率领的北路清军，因而岳钟琪这支先锋部队接收圣城的过程可以说兵不血刃，基本上没有发生冲突。

南路清军占据拉萨后，立即“集西藏大小第巴、头目及诸寺喇嘛宣上指安抚”，与当地实力派人物搞好关系，同时大力清查内奸，“擒斩策零敦多卜所署置总管喇嘛五”，“擒喇嘛为内应者四百余人”，很快稳定了圣城的局势。

对正在那曲与北路清军苦战的大策零部队，南路清军采取了两项项重要举措，一是让达孜巴以傀儡政府的名义，下令召回给准噶尔军当炮灰的西藏伪军，二是截断了准噶尔军的后勤补给线。“不敌其力，而消其势”，不要攻打敌人最坚固的部位，而要想法去除对手的气势，这正是“釜底抽薪”的精髓。友军尽失且弹尽粮绝的大策零被逼无奈，不得不发起拼死一战，当抢夺达赖喇嘛的最后赌博宣告无效后，准噶尔战神再也无计可施。

另外，西藏各地发动的人民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胜利的到来。藏族史书记载道，当清朝皇帝的军队到达西藏时，各路人马纷纷揭竿而起，响应达赖喇嘛的圣战号召，人数有限的准噶尔驻军顿时成为过街老鼠。那位因夺回圣观音像而万众归心的阿里总管、拉藏汗的女婿康济鼐，已经将广袤的阿里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下，正率领军队日夜兼程向着西藏腹地进发，他们杀到了今天山南地区扎囊县的卓雪渡口，即将渡过最后一道天堑雅鲁藏布江挺进拉萨。

拉藏汗的前秘书官、与康济鼐秘密订立攻守同盟的颇罗鼐则从自己担任宗本的聂拉木（今日喀则聂拉木县）起兵，与江孜宗本（即日喀则江孜县长）率领的当地藏军，以及由洛贡（即日喀则定日县）起兵的圣战者们会师于拉孜，也就是今天日喀则地区中部的拉孜县。颇罗鼐的传记写道，他以自己特有的调和能力平息了联军的内讧，联军很快占据了甘巴拉山以西的全部后藏，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日喀则地区。

藏史继续写道，各路藏族人马汇聚一堂，只见险峻的碉堡顶上，刀枪鲜亮寒光闪闪，旗蟠如画迎风飞扬。就在此时，颇罗鼐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他担心准噶尔人劫持与各方关系都很好的班禅，以班禅的名义再成立一个分裂黄教的傀儡政权，于是赶忙带兵到日喀则保护（或者说暗中监视）这位黄教第二大活佛。

到达日喀则十一天后，颇罗鼐得到了大策零率领准噶尔败兵准备出逃阿里的消息，他立即召集后藏的所有蒙藏军队，扎营于今天日喀则地区南林木县的艾玛岗，准备劫杀撤退中的敌人。就在这时，一个准噶尔逃兵跑到了班禅那里，他请求老活佛为自己祝福，并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大策零率领的准噶尔的主力部队，已经通过藏北草原的纳仓部落地区（在今天的西藏那曲）逃之夭夭了！探明情况之后，因距离确实太远已经无法追击，颇罗鼐不得不悻悻回师。

此前我们已经说过，早在清军进藏之前，工布也就是今天林芝地区的豪族首领阿尔布巴就已经借口去阻挡敌人而从准噶尔军占领区溜了出来，他随即成为北路清军的向导兼参谋，准噶尔人的底细和八卦都被他透了个遍。

阿尔布巴的密友隆布鼐.扎西杰波则步其后尘，在达赖喇嘛驻锡青海塔尔寺期间，他就暗地与对方建立了关系。此后隆布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拉萨三大寺的管事喇嘛们秘密协商，共同写了一封邀请达赖喇嘛进藏“坐床（相当于活佛继位）”的信函，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拥立大功。

在这些劝进者中，很可能包括康济鼐、颇罗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未来的同事札尔鼐，他是黄教寺院势力的代表，在六世达赖喇嘛时期曾担任财务总管。至此，未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五位首脑人物，大概都已登台亮相。

岳钟琪率领先锋部队进驻圣城后不久，南路大军主力也胜利抵达，随即成立了拉萨临时军政府或军事管理委员会。这个军管会的主席自然是南路军主帅、定西将军噶尔弼，副主席即“议政大臣”是南路军副帅、都统兼护军统领伍格（也写做‘武格’），军管会的两名名委员即“议政”也都是南路军的高级军官，他们是云南鹤丽镇总兵官赵坤，以及南路军先锋官和最大功臣、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即阳历10月15日，在延信率领的北路清军以及罗布藏丹津等蒙古王公浩浩荡荡的护送下，七世达赖喇嘛一行终于抵达拉萨。也许是考虑到拉萨的宗教地位以及在此不太可能发生战斗，延信并没有兴师动众，他将大军驻扎在当雄，只带领少量人马护送达赖喇嘛入城。

在隆重的入城仪式中，延信给了藏族人极大的面子，也为自己赢得了许多印象分——他请达赖喇嘛第一个进入拉萨，以首先接收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他自己，则与先期到此的噶尔弼跟在达赖后面依次进入。

仅仅一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五日，黄教高层们就迫不及待地在布达拉宫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让外人看上去颇有些猴急。为了这场坐床大典，康熙特意赐银一万两，延信则代表皇帝向拉萨三大寺发放布施，哲蚌、色拉和甘丹每个寺院各一千两白银。

形式上的文章做完了，就该忙实事儿了。也许在外人看来，首先的问题就是南北两路清军主帅里，究竟由谁当一把手？因为延信与噶尔弼一个是平逆将军一个是定西将军，都是皇帝委任的野战军司令兼钦差，似乎难以取舍。但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噶尔弼心甘情愿地位居延信之下。

仔细想来也很好理解，尽管都挂着将军头衔且各自统率一支大军，但两人的地位却并不平等——噶尔弼此前仅为四川驻军正二品护军统领，而延信则是满洲正蓝旗从一品的都统。更何况，前者只是普通旗人，而后者却是皇族宗室——延信的爷爷为清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而豪格正是康熙的大伯，因此算下来延信是皇帝实打实的堂侄。

于是，延信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西藏临时军政府的首脑，噶尔弼则是他的首席副手，军政府成员中还包括岳钟琪等拉萨军管会成员，延信带来的部将们，罗布藏丹津等青海和硕特蒙古诸王公，以及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康济鼐、札尔鼐等多位西藏实力派。据后来学者考证，临时军政府的办公地点位于拉萨八廓街上的冲赛康，尽管已经被三百年的岁月冲刷得面目全非，但该建筑至今尚存。

为了稳定西藏局势，找出一尊众人都认可的大神，来为出身康区根基尚浅的新达赖噶桑嘉措保驾护航，西藏临时军政府想起了一个人。延信等于是上奏皇帝，请来了德高望重的黄教第二大活佛五世班禅喇嘛。此前无论是桑结嘉措、拉藏汗还是大策零当政，班禅都与他们相处得不错，数十年间始终屹立不倒，成为西藏朝野势力甚至清朝政府都十分倚重的稳定阀和润滑油。各方之间一旦发生难解的纠纷，都需要请他调停，成为少有的一个被大家都信任的人。

前面我们说过，颇罗鼐一直警惕着准噶尔人利用班禅分裂黄教，而一些资料显示，大策零确实有过这个想法，他甚至想把班禅劫持到准噶尔另立黄教中心，因此屡次请自己的师父来拉萨，其实是为了更加方便地控制。可这位老活佛虽然老实但却不傻，找出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反正死活就是不去，顾及形像的大策零不便撕破脸皮用强，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

不久之后，五世班禅奉圣旨来到拉萨，西藏临时军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延信、噶尔弼带着各位高官大臣、青海蒙古王公等首领出迎，并与达赖喇嘛的父亲以及众藏族领袖组成的达赖侍从们，将班禅“迎至布达拉宫，最先与达赖喇嘛相会于日光殿”。

据说两尊佛爷相见甚欢，随后按照皇帝颁布的上谕，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从此正式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的上师。在这场师徒会上，五十八岁的老班禅为十三岁的小达赖授了沙弥戒，并赐予徒弟“罗桑”即藏语的“善慧”二字加于名前，从此七世达赖的正式法名就变成了罗桑噶桑嘉措。

也就是说，这位尴尬的老活佛不得不在自己的晚年再次强打起精神，第三次为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授戒——由于康熙始终不承认仓央嘉措的合法地位，因此噶桑嘉措的封号仍是六世达赖而非七世达赖，这就意味着皇帝认为他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于是，按照朝廷这种掩耳盗铃的官方说法，新册封的达赖噶桑嘉措，其实与那个伪达赖仓央嘉措毫无关系。

至于真正的“伪达赖”，也就是拉藏汗所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他在药王山上被准噶尔人关了两年多后，终于被清军释放。但益希嘉措并没有获得自由，延信等人奉旨将他押送京师等待皇帝发落。据说临别之时，益希嘉措忠厚的师父五世班禅，送给这个早已无依无靠的弟子许多沿途需要的生活物品，并祝他一路平安。抵达北京后，益希嘉措又被送往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监禁起来，并且很可能于公元1725年死在那里。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十一月，西藏临时军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准噶尔占领期间有帮助敌人行为的藏奸们进行正式审判。延信与噶尔弼最后宣布审判结果，包括准噶尔扶持的西藏傀儡政权首脑达孜巴、追随准噶尔侵略者的两名前噶伦、以及背叛主人的一个拉藏汗旧部等共七人被判处死刑。

其中，关于傀儡第司达孜巴的死刑判决引起了许多争议。尽管传教士说他出卖了拉藏汗的儿子苏尔扎和前第司达贡扎西，但根据藏族史料记载，此人在朝野的风评都颇为不错，人们都说他是个好人，比如藏史《噶伦传》就赞誉道：“他是一位善良诚实、坚定沉着、行为高尚、对僧俗百姓慈仁善行的人。”

达孜巴在担任准噶尔傀儡期间，似乎并没做多少坏事，尤其是，他曾帮助过颇罗鼎等许多拉藏汗的旧臣，还保护了不少寺院。而当南路清军杀来后，他又率先迎降，并下令撤回了那曲前线协助大策零作战的伪军，颇有些曲线救国的味道。因此包括七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和颇罗鼎在内的多位藏族显要，都纷纷替达孜巴向延信和噶尔弼求情，希望能免他一死，但均被两位将军以皇帝圣旨难违为由拒绝。

于是，在军政府的监督下，以达孜巴为首的被判处死刑的七人，被带到拉萨河堤岸背后处死，达孜巴之子和一批被抓获的准噶尔僧人则被解赴内地问罪，他们的具体结局不详。

延信为首的西藏临时军政府在拉萨待了两个来月，一直执政到康熙六十年也就是公元1721年春天，随后宣布解散，让位于皇帝下令组建的正式的西藏地方政府。该政府尊七世达赖喇嘛为虚君，实际权力掌握在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三位藏族噶伦手中，后来又增补了札尔鼐和颇罗鼐两名噶伦，这五人都是驱逐准噶尔战争中藏人表现最为卓著者。

西藏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平定西藏的总设计师，被后世评价为“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的爱新觉罗.玄烨皇帝猝死于北京西郊畅春园的清溪书屋，享年六十九年，死因至今是谜。

对于这位老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他身边长达二十五年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Joachim Bouvet——其汉语名字为“白晋”——这样评价道：“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王中，康熙皇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

两年前结束的驱逐准噶尔之战，成了这位一代雄主生命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当年，收到战争胜利的消息后，老皇帝高兴之余，亲笔写下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纪盛烈，昭垂万世”。四年之后，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将文章颁布并下旨在拉萨刻成碑文，这就是著名的“御制平定西藏碑”，该碑至今保存在布达拉宫广场上。

这篇碑文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之语，人们认为，此为“西藏”这个名词正式为清朝官方所承认。而此前，尽管清廷多次使用过该词，比如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年四世班禅圆寂之后，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实录中便有“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之语，但这里的“西藏”其实指的是班禅驻锡的“藏”（又称‘后藏’，也就是今天的日喀则，与‘卫’也就是今天的拉萨和山南地区相对应），当时的人们更多是用“吐蕃”的变音“土伯特”来称呼那片广袤的土地。

最后，也许有人还要问，不对啊，前面不是说为了争取青海和硕特蒙古的支持，康熙已经把拉藏汗原来的领地许给他们了吗？怎么后来的西藏地方政府里，既没有罗布藏丹津也没有察罕丹津呀？难道金口玉言的皇帝真地变卦了？还是康熙的继任者雍正翻脸不认帐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笔者以后会在《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里，进行详细叙述。

前提当然是，如果有时间写的话。

（本文至此结束，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节后视情况决定是否加写篇后记，重点说说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文中人物们最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