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以前看书时得知费扬古（绝对是这个名字)是努尔哈赤的儿子，好像还是老幺，不过年龄上跟那个昭莫多牛人怎么也对不起来，在没有百度的年代还是很纠结的。

费扬古是董鄂妃的弟弟，自然是董鄂氏（也写作栋鄂氏），不是皇族而是外戚。

费扬果，尽管是太祖第十六子，但结局很不好，连皇家户口都没了，“太宗时，坐罪赐死，削宗籍。”到了康熙时候才恢复了皇家身份，“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命莽古尔泰、德格类子孙复宗籍。费扬果曾孙三等侍卫尼雅罕呈宗人府请复宗籍，宗人府以闻，圣祖曰：“此事朕知之，但不详耳。费扬果，太祖子，太宗时因获大罪诛死者。”命复宗籍，赐红带。”

另一个名字相近的是安费扬古，觉尔察氏，努尔哈赤一起打天下的老弟兄，著名的“开国五大臣”之一，但后来八旗制度成型后，这些老大臣基本上被皇家挂了起来，顶着个参赞国事的虚名，已没有实际权力。

在清朝大军砺兵秣马磨刀霍霍的时候，大策零率领的准噶尔人又在干什么？原来，他们正在拉萨搞拆迁呢！准噶尔人把占领区内一切有价值的物件都拆了下来，于是一辆辆装满了各种财物的大车，首尾相继地向着他们老家伊犁的方向驶去，络绎不绝……

圣城被攻克后，准噶尔军开始大肆劫掠，他们疯狂地破门而入翻箱倒柜，即使神圣的藏传佛教寺院也难逃毒手，对于这些人的暴行，身处这场战乱中的欧洲传教士做了一番戏剧化的描述：

“他们手持武器冲入屋内，抢劫了贮存及隐匿在寺院中的珍宝。如果他们感到不甚满意的话，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室内。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宽恕，无论其年龄和性别。他们残暴地毒打他们，还把一些人胳膊绑在背后，吊在大梁上，鞭挞他们，逼迫他们说出财物的隐藏之地。”

这些寺院应该属于红教等其他教派，因为这时候准噶尔人还没开始对自己信仰的黄教下手，几名欧洲传教士躲到了色拉寺等黄教寺院，因而逃过了一劫。

至于拉藏汗那些曾经的手下们，结局则各不相同。欧洲传教士记述道，拉萨最后的保卫者之一、那位逃出后却又返回来抱着拉藏汗尸体痛哭的顿珠色仁将军，当然难逃被俘，但也许是英雄惺惺相惜的缘故，大策零十分赏识他的指挥才能，希望争取他为自己效力，于是宣布赦免了他。

拉萨沦陷后，拉藏汗委任的第司（即执政官）达贡扎西与拉藏汗的二儿子苏尔扎逃到了拉萨东北部的达孜（今拉萨市达孜县），向当地统治者需求帮助，但却没想到羊入虎口，他们被对方五花大绑，押解到拉萨献给了新政权的主人。

这位达孜统治者的名号叫达孜巴，也叫达孜夏仲，此人在汉文史料中称为达克杂或达克咱，而其真正名字其实是叫拉杰饶旦。按照欧洲传教士的说法，达孜巴家族与拉藏汗有仇，因此当和硕特汗国大厦倾颓时，一石二鸟乘机报复，及时地向准噶尔人献上了第司和王子邀功。也正因为这份大礼，大策零投桃报李，宣布任命达孜巴为第司，让他组建准噶尔人控制下的西藏傀儡政府。

前第司达贡扎西与苏尔扎王子两人随即被准噶尔人关进冬季严寒的地牢，并受到极其残酷的虐待，一位传教士声称，由于拉藏汗的第司以前对自己多有关照，因此他曾设法向地牢送进一张床，好让达贡扎西可以不睡在冰冷的地面上。据说敌人怀疑达贡扎西在拉萨沦陷前藏起了布达拉宫的财宝，为了逼问这些财宝的下落，这位前第司遭受了严刑拷打。

拉藏汗的王妃以及另一个儿子也被敌人俘虏。大策零没有忘记旧政体的追随者们依然尚存，他认为拉藏汗王妃、两个王子及达贡扎西的存在是个威胁，当王子们长大成人之后，一定会有人唆使他们造反，夺取王位，为其父报仇血耻。准噶尔统帅于是派人秘密地将王妃等人押出拉萨，准备悄悄处死。

顿珠色仁将军尽管坚决拒绝在新政权中任职，但由于大策零的关照，他在拉萨城内仍享有人身自由。将军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刻担心这次押解掩盖着一场屠杀计划，他首先追上了押解达贡扎西的队伍，传教士生动地描述了随后的遭遇战：

“他袭击了卫队，作战十分英勇，以一当十，顿珠色仁将军成功地救出了垂死的达贡扎西，催促他在逃亡中寻找安全之处。”

顿珠色仁的攻击及达贡扎西逃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拉萨。大策零怒火万丈，为了进行报复，准噶尔人折磨虐杀了顿珠色仁的妻子，把她“剁成碎块”。顿珠色仁此时正在掩护遍体鳞伤缓慢行进的达贡扎西逃亡，但这一暴行触怒了他，在盛怒之中，他再次回头，向另一支押解队伍发起了拼死攻击。

对于顿珠色仁的最后时刻，欧洲传教士的描述令人十分感动：

“将军落泪了，但这更激发了他的勇气。他冲入敌阵，在那里他看见了不幸的王妃及两个王子和王室家族的残存者。他像闪电一般扑向卫队，当他踩着那么多的敌人尸体时，他闪闪发光的眼睛令人恐惧。这时，他没有意识到他负了重伤，他失去了知觉，在离不幸的囚犯不远的地方倒下了。蒙古人发出尖声厉叫，他们把他抓住。砍下了他的双手双脚，割掉了他的鼻子，把他放在一匹马上。”

这位勇敢的将军就这样死掉了。按照传教士的说法，拉藏汗王妃及两名王子的结局也十分悲惨，由于感觉残暴得令人发指，所以他不忍心描述具体经过。但史料中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母子三人其实并没有被杀害，而是被敌人掳回家乡以示炫耀，他们就这样在准噶尔的首府伊犁度过了一生，成为其征服者展示赫赫军功的尊贵战利品。

拉藏汗的秘书和亲信、曾在纳木措湖畔英勇对抗准噶尔人的颇罗鼐，拉萨沦陷后也被敌军俘获。在关进监狱一段时间后，由于新政权第司达孜巴的求情——两人据说有着姻亲关系——颇罗鼐被释放，他于是回到了后藏的老家，此人日后还会出场，暂且不表。

众所周知，西藏的财富自古以来就集中于寺院，当准噶尔人由伊犁老家历尽艰辛杀进拉萨，面对着这些外表镶金嵌玉、内部珍宝如山的庙宇，自然会食指大动。当然，为了迷惑西藏民众，他们一直打着保卫黄教正统、护送真正达赖灵童继位的旗号，因此开始的时候对黄教寺院还算客气，劫掠重点主要针对其他教派，尤其是红教宁玛派属寺。

藏族史书记载道，大策零将西藏最著名的两座宁玛派寺院——位于拉萨的贡嘎县多吉扎寺和位于山南扎囊县的敏珠林寺的高级僧侣们统统投入监狱，并在大昭寺召集前后藏僧俗大会，宣布今后取缔宁玛派，随后又将敏珠林寺的多名活佛杀害。不仅如此，准噶尔人为了显示自己独尊黄教，还将传说中红教祖师莲花生的修行洞堵死，多吉扎寺、敏珠林寺许多宁玛派寺院被夷为平地，这些寺院积累的财富自然以合法名义都收进了准噶尔人自己的腰包。

在此期间，黄教僧侣们的自我感觉很可能颇为不错，而按照欧洲传教士的记载，这些喇嘛们甚至有可能亲自加入了准噶尔人的行列，以无比的宗教热情对异端予以超度：“蒙古人的暴行得到了他们的同谋者黄帽系僧人的配合，他们粗暴地攻击他们的红帽系对手，他们把找到的人一个不留地杀死。”该传教士还自称帮助过一位红帽系的高级僧侣，使之逃脱了准噶尔人和政敌的屠杀。姑且听之。

不久之后，这些曾因大策零杀死拉藏汗而欢欣鼓舞的黄教僧俗们，将为自己当初的引狼入室和过分乐观，而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大策零指挥下，喀喇乌苏战役中准噶尔人漂亮地围歼了额伦特的清军，在此期间，一直把自己打扮成黄教卫道士的他们，很可能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藏族僧俗的真心帮助。但胜利过后，得意忘形的准噶尔人也彻底露出了侵略者的本性，贪婪的爪子不区别地伸向了一切可能藏有财物的地方，甚至包括他们宣称信仰的那些神圣的黄教寺院。

很快，无论属于何种教派的西藏各大寺院，包括黄教著名的拉萨三大寺，以及藏族最神圣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都被准噶尔人一视同仁地洗劫一空，甚至连布达拉宫保存的藏传佛教顶级圣物——著名的“鲁格夏热”即圣观音像——也难逃此劫。而缺乏武装的黄教僧俗们，只能和早已被准噶尔人洗劫一空的其他教派一起，茫然而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心情由天堂直接跌入地狱。

说句题外话，对于纳粹上台后的那段暴政，20世纪的德国著名神学家弗里德里希.马丁.尼莫拉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诗歌《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可译为<一开始他们来抓GCD>），诗中——为便于阅读，还是改放英文版本吧——写道：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一开始他们来抓GCD）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 t a communist.（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GCD）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 t a Jew.（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然后他们来抓工会分子）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 t a trade unionist.（我又没说话，因为我并非工会成员）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然后他们来抓天主教徒）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我还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Then they came for me,（最后他们来抓我）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可到这时候，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身为虔诚的教徒，却抢劫了自己的宗教圣地，这个悖论无疑很难让人理解。法国学者勒尼.格鲁塞曾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提供了自己的个人解释，他感慨道：“准噶尔人，这些虔诚的喇嘛教徒，洗劫他们自己的宗教圣城，而以掠夺来的宝物去装饰固尔扎的喇嘛寺庙，然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堡和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不也是如此吗？并且，‘佛骨之战’不正是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初期吗？”

按，“固尔扎的喇嘛寺庙”指的是准噶尔人在新疆伊犁建造的黄教大寺，位于今天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可能在噶尔丹时期就已经存在。准噶尔人攻占西藏后，将从各大寺院抢劫的财宝和宗教法器运回伊犁装饰这座寺院，使得它金碧辉煌，因而有“金顶寺”之称。后来，人们遂以“固尔扎”代指伊犁以及如今的新疆伊宁市，这个词据说来源于维吾尔语，意思是“盘角山羊出没的地方”。

但是，在西藏遍地的寺院拆迁潮中，唯独有一座黄教大寺却受到了准噶尔人的保护，不仅一直巍然不动，而且大策零还将从各地抢劫来的各种珍宝财物，特意分出一份送到该寺，礼貌周全地请寺主人笑纳。

这座黄教大寺就是位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寺主人正是大策零与拉藏汗共同的老师，黄教第二大活佛五世班禅罗桑益希，而当初向大策零派出信使，使得四百名清军战俘死里逃生的人，也正是这位活佛——对此，有藏族史料记载道：

“清军有的被杀死在战场上；有的无食充饥，活活饿死；有的无衣御寒，活活冻毙；也有一些人被捉，然而，为了班禅活佛长寿，（准噶尔人）最终放他们各自回家。”显而易见，大策零为首的准噶尔人对这位活佛极其尊重。

五世班禅罗桑益希的师父就是那位无比强势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但师徒之间的关系似乎相当冷淡，这一点在罗桑益希的人生经历中体现得相当明显——他生于公元1663年，出世后就被扎什伦布寺认为可能是四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接到寺内居住，寺院随即向达赖喇嘛请求指示，但后者却未置可否，仅仅说了句好好照顾这孩子了事。

由于并未确认身份，僧人们对他议论纷纷，导致小罗桑益希在寺内待得异常尴尬，只住了四个月就又被送回了家。扎寺随后又一次向达赖请示如何处理，这次达赖答应先让寺院考察一下再说，据说这个孩子每次都正确辨认出了其前世使用过的物品，从而使得扎什伦布寺第三次向达赖请示，这一回五世达赖喇嘛总算承认了这个孩子的灵童身份。

罗桑益希八岁时，前往拉萨正式拜五世达赖为师并接受沙弥戒，此后双方来往很少，直到1683年，他年满二十一岁，想再次到拉萨接受比丘戒时，才被摄政桑结嘉措（也是五世班禅的同学，他们同是五世达赖的弟子）告知师父已经闭关入定，不见任何人，也不能给他授戒，年轻的班禅不得不尴尬地另寻授戒师。其实，这时候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一年了，但消息却被桑结嘉措一直严密封锁着。

1697年，正潜心研习佛经的五世班禅突然接到同学桑结嘉措的来信，说师父业已圆寂多年，我因奉其遗嘱故秘而未宣，现在师父的灵童已经找到，并将迎接到布达拉宫坐床等云云，五世班禅这才知道五世达赖已经逝世。

不久之后，应桑结嘉措的要求，五世班禅为达赖转世灵童仓央嘉措剃度后授予沙弥戒，并正式收其为徒。据五世班禅的传记记载，仓央嘉措坐床以后，对宗教与众生安宁不甚关心，甚至有不少违反戒律的行为，五世班禅听到这些传说后，特意写信给六世达赖和桑结嘉措，苦口婆心地希望六世达赖努力钻研经典，参加僧众辩沦，继承五世达赖创立的伟大事业，切勿自暴自弃。

桑结嘉措给班禅写的回信中说：仓央嘉措对佛经的学习不甚用功，我也曾对他一再规劝，但未蒙采纳。希望班禅以师父的身份，多多去信指教，同时仓央嘉措的年龄也快到二十岁了，应授比丘戒，届时仍请班禅前来授戒。仓央嘉措则回信说自己生性不喜欢辩经，他愿意与师父会晤，但不肯受比丘戒，使得班禅很不高兴。

三百多年前，扎什伦布寺中的日光殿，放浪形骸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跪在其师五世班禅罗桑益希面前，声嘶力竭地反复哭述：“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惭愧……但若上师不收回先前授给我的出家戒和沙弥戒，还我自由，我将面向扎什伦布自杀！二者当中，请上师自择其一！”

这是发生在公元1702年的事情，当时预定要由班禅授具足戒——又称“比丘戒”， 出家者只有受过此戒才能成为比丘即正式的僧侣——的仓央嘉措来到扎什伦布寺拜见师父，从而发生了那尴尬的一幕——这位年青的神王不仅拒绝师父给自己授具足戒，甚至连此前授过的那两戒也不想要了。

五世班禅反复劝说都毫无效果，面对态度如此坚定的弟子，无可奈何的上师只有徒然叹息。最后，仓央嘉措给班禅重重磕了三个头，哭着希望师父原谅他，不要生气，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扎寺返回拉萨。

公元1705年，在五世班禅等人数次调解无效后，掌握西藏政权的桑结嘉措与掌握西藏军权的拉藏汗之间终于爆发了全面战争，最后桑结兵败被杀，他扶持的仓央嘉措也失去了政治依靠，被拉藏汗囚禁起来。

拉藏汗曾是五世班禅的弟子，他掌握西藏政权后，决定借助关系较好的班禅系统以压制桀骜不驯的达赖系统，因此表现得对师父十分尊敬，陆续向其赠送了大量土地和庄园，这种慷慨的馈赠伴随着蒙古军队的耀武扬威和藏族人仇恨的目光，使五世班禅显得越发尴尬。

说起班禅体系和蒙古人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当初，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为黄教拿下整个西藏后，在宣布将这片广袤的土地供养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却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行动——这位蒙古可汗并没有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他为自己选择的上师，是罗桑曲结，此人是达赖喇嘛的师父，黄教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僧侣，人们普遍认为，在四世达赖去世后到五世达赖成年前这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是黄教事实上的最高领袖。

固始汗宣布，赠予自己的师父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此词为梵藏蒙三语合一，意为“智慧和勇气兼备的大学者”，“班禅喇嘛”这个称呼即从这时开始。黄教集团随即宣称罗桑曲结是第四世班禅喇嘛，并为其追认了三位前世，至于最为重要的第一世班禅，则被认定是黄教祖师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同时也是黄教历史上第三位首脑的克珠杰.格勒巴桑。

看到这里，如果您以为宗喀巴的第一大弟子或黄教历史上第二位首脑是达赖喇嘛的话，那您就想错了——此人名叫甲曹杰，与达赖喇嘛并无关系，创建初期的黄教还仅仅是一个宗教组织，并不具备太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其首脑都是渊博的大学者而非有力的政治家，换句话说，他们全是饱读了无数经书的老头子。

显然，后来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的根敦珠巴当时还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仅是宗喀巴年纪最小的弟子，与众多师兄相比资历尚浅，况且，他当时正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创建中，根本没有闲心来考虑这些——您看到的没错，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并非班禅，而是达赖喇嘛，一直到了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的时候，才腾出坑儿来去了拉萨的哲蚌寺，从此这个活佛体系便专心在拉萨发展。

有种说法认为，固始汗在拜师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十郎当岁的五世达赖太年青，拜他为师太跌份儿，因此才不得已选择了德高望重的班禅，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很站不住脚，因为就拿黄教祖师宗喀巴本人来说，弟子中就有不少人的年纪比他都大。因此，这位睿智的汗王无疑是想在黄教内部形成合理的均衡，避免达赖系统一家独大。

到了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的时候，蒙古人已经与达赖系统兵戎相见，直至干掉了对方的大BOSS桑结加措。为彻底消除这位前第司的影响，拉藏汗决定拉朝廷的大旗当自己的虎皮，于是向康熙皇帝上奏，说怀疑桑结所立的仓央嘉措是否真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要求皇帝派专人来鉴定。

早已洞悉这些猫腻儿的康熙皇帝哭笑不得，为了照顾他所册封的这位蒙古可汗的面子，只好派出了一个据说是精通相术的家伙来到西藏。在皇帝特使的要求下，仓央嘉措被迫脱得一丝不挂，坐在那里像活体标本一样，被来人上下左右仔仔细细打量个遍，心中的羞辱可想而知。

使者终于鉴定完毕，却留下一句不咸不淡模棱两可的话：“这位喇嘛是否为五世达赖喇嘛转世，我确实不知道，不过嘛，他确实具备做为圣人的全部体征。”说完他扬长而去。做为西藏最高层的僧侣和拉藏汗的上师，仓央嘉措那位尴尬的师父五世班禅或其派出的代表，很可能也被安排在现场以做人证。

随后，拉藏汗正式废黜了仓央嘉措，他事先曾征求班禅的意见，但班禅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推说应该请护法降神才妥当，估计他是想避免不得不正面回答的难堪吧。

但这位上师的窘迫并没有结束，不久之后，拉藏汗宣布一位青年僧人益希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民间一直有传闻说这个小喇嘛其实是拉藏汗的私生子，就连当时在拉萨的传教士，也在给欧洲的信件中私下称其为“拉藏汗的儿子”。

在拉藏汗的请求下，五世班禅不得不第二次为“六世达赖喇嘛”授沙弥戒并收其为徒，由于藏族僧俗仍对仓央嘉措念念不忘，因此这件事造成了相当大的争议，也给班禅的名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康熙皇帝专门派使者向班禅询问这位新的“六世达赖喇嘛”的真伪，班禅又不得不出面为他的新学生辩解，答复说益希嘉措并非冒牌货。

公元1713年，为了稳定动荡的西藏局势，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被清朝册封尊号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个梵藏满三语合一的词汇大意为“珍宝般的大学者”。朝廷宣布，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地位按照达赖喇嘛的标准执行，康熙无疑是想在达赖系统之外再扶持一个平等的活佛体系，以在必要时实行对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达赖独大带来的不利因素。这就标志着班禅活佛系统正式获得了中央王朝的认可，“班禅额尔德尼”也代替了此前的“班禅博克多”，成为以后历代班禅的正式称号。

公元1717年，准噶尔大将策零敦多布突袭拉萨成功，拉藏汗被杀。凑巧的是，策零当年曾在扎什伦布寺出家，也是班禅的徒弟，因此对他相当尊敬，准噶尔人将拉萨三大寺洗劫一空，财宝全部运往新疆老家，但对扎什伦布寺却秋毫无犯，策零甚至还将大量庄园和百姓赠送给师父。（也有资料说扎什伦布寺尽管没有伤元气，但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就连班禅的两个侄子也被准噶尔人杀害，姑且存疑。）

据记载，在准噶尔占领期间，五世班禅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过许多西藏官员和各派僧侣，使他们免遭杀害，比如拉藏汗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就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免于一死，仅仅被准噶尔人囚禁起来。

此前，准噶尔人仿效当年拉藏汗故智，将各地首脑召集到布达拉宫大经堂，又搞了一场达赖鉴定会，要求与会人员就益希嘉措的灵童身份真伪给出意见，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位被宣布为“伪达赖”的可怜年轻人立刻被赶下宝座，囚禁到了布达拉宫前面的药王山上。身兼大策零和益希嘉措两人师父的五世班禅，此番怕也是像上次一样难逃尴尬。

多吃多拿多占，无补偿强拆，甚至随意废立黄教最高活佛，准噶尔人在西藏可以说过得相当滋润，但正所谓物极必反，秋后的蚂蚱已经蹦达不了多久，他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请继续期待下篇《六、大将军王的野望》。

好贴值得一看

费扬古在满语中是小儿子的意思（记忆中），所以从清初到清末有一堆费扬古(飞扬古)

原来一世都是后来追封的。

费扬古，是最小的儿子，或者叫老疙瘩。阿济格是小儿子。不过起名字的时候谁也不知道生下来的是不是会是最小的儿子，所以最后费扬古和阿济格都是乱叫的，未必符合排行。

有这么一个段子：

据说抗战时，美军观察团访问了延安，回来后大力称赞GCD如何廉洁奉公如何艰苦朴素，继而愤怒抱怨KMT如何腐败堕落如何穷奢极欲，让凯申公很下不来台。就在这时候，常夫人却回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们所言不虚，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过权力的味道。”

前面我们讲过，统兵出征前的十四阿哥是个热血的愤怒青年，很难想像他那时候就具备阴谋家的素质，那么当他成为大将军王以后呢，或者换句话说，当他掌握了数十万大军，初步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以后，还能保持当初的赤子之心吗？

这还真不好说唉。

顶着“大将军王”这个前所未有的古怪头衔，带着父亲和满朝文武的殷切期待，十四阿哥率军来到了青海，而在此之前，康熙皇帝已经专门向青海的和硕特诸王公们传下了旨意，要求对方务必配合行动，大将军王便如朕亲临：

“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抵达青海后，大将军王立即召集蒙古王公们训话，语气十分严厉，他说：

“尔等应谨遵皇父此旨，共相和睦，务以尔祖父等所遗礼法为要，各将军马、口粮、器械备办齐整，嗣后当竭力奋勉，方可嘉奖。再尔等受皇父厚恩多年，无分内外，予皆视同兄弟，惟此次受任以来，不敢存有私见，良者我必奏明皇父；如有恶劣不遵法者，我亦无计，当以法律治之。”大致意思是，你们这些人都给我老实点儿，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

亮完大棒，该给胡萝卜了，胤祯并没有空着手来，他为蒙古人带来了皇帝派发的大礼包。十四阿哥替父皇向大家宣布，只要他们帮助清军拿下西藏，驱逐准噶尔人之后，皇帝无意改变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时期的政治状况，也就是说，在他们中间仍可以产生西藏的汗王，就像固始汗、拉藏汗们当初那样。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和硕特贵族们自然欢欣鼓舞，恨不能立刻带军打过去，马上赶跑准噶尔人好继承亲戚的遗产。青海蒙古的一把手是罗布藏丹津亲王，无疑在继承西藏未来的汗位方面具有最大的优势，因此他也是后来青海王公中对准噶尔作战最积极的一个。

尽管按辈分来说，罗布藏丹津是被准噶尔人杀死的拉藏汗的叔叔，但其实际年纪却比自己的那位侄儿小许多，他的父亲便是固始汗的最小的儿子扎西巴图鲁。公元1697年，康熙击败噶尔丹后，扎西巴图鲁率青海和硕特部与清朝在察罕托罗海会盟，承认归附朝廷，康熙于是册封了蒙古王公一系列爵位，包括亲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以及辅国公等等，其中，扎西巴图鲁自然是最高级的和硕亲王。

从零星史料的记载来看，罗布藏丹津，这位和硕特蒙古王爷很可能是一个颇有血性且喜怒都形于色的贵族，这些特点似乎与大将军王颇为相符，而从后来的史料来看，这两人很可能颇为投缘，相互之间配合得十分融洽。这除了有性格因素外，康熙皇帝那份大礼包所起的激励作用恐怕不容小觑，而很久之后这位王爷才会明白，皇帝的许诺就像甜蜜的毒药……

青海蒙古人的二把手，则为察罕丹津郡王，他是固始汗次子达尔吉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罗布藏丹津的堂兄弟。这一家人的地位本来并不突出，但察罕丹津却很会来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刻苦专营，才得以在这个庞大的可汗家族中脱颖而出。

当年，青海与西藏两支和硕特人势同水火，拉藏汗废黜了仓央嘉措另立新达赖后，青海方面扬言报复，和硕特内战一触即发，倾向于拉藏汗的清廷不得不派出大批人马，对罗布藏丹津等人进行威慑。迫于清军压力，青海蒙古首领们悻悻罢手，而察罕丹津据说就是内战主谋之一，照理说，他应该对朝廷怀恨才正常。

况且，察罕丹津与准噶尔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为他的亲弟弟根特尔就是准噶尔人的姻亲，而准噶尔军之所以入侵西藏，据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位蒙古王爷煽动的结果——他很可能想借刀杀人，利用第三方的军事力量干掉青海和硕特人最讨厌的拉藏汗。

但当准噶尔入侵西藏、帝国边疆震荡之时，察罕丹津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他竟然不顾危险，率先入京向皇帝请安，给自己在朝廷大大加上了印象分。康熙自然十分高兴，认为“当人心疑惧之时，委身效顺，甚属可喜”，为表嘉奖，特地将察罕丹津的爵位由多罗贝勒晋升为多罗郡王。察罕丹津这一次的押宝大获全胜，让自己的堂兄弟罗布藏丹津亲王十分嫉妒。

据说就在这次朝觐中，康熙悄悄对他说：“你回去约你们兄弟大力共征准噶尔贼，恢复你祖道法。”皇帝宣称策妄阿拉布坦毁灭了固始汗护卫的黄教，清朝出兵是为了保护蒙古人，“恢复尔等祖父固始汗所立之黄教”，青海蒙古应“各自整兵，忠诚效力，上天自然保佑，福至本身，并及子孙，世代坐享荣华富贵”。也就是说，除了罗布藏丹津之外，清廷很可能暗中对察罕丹津做出了同样的许诺，即把未来西藏的统治权同时许给了两个人，其一女二嫁的用意，显然不言而喻。

当大将军王率领大队人马到来时，青海方面兵力已经驻扎了一万名清军。直面准噶尔汗国的新疆方面，清军则分为两路人马，其中振武将军傅尔丹（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曾孙，时任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指挥的阿尔泰一路兵力为23,400人，靖逆将军富宁安（大学士阿兰泰之子，时任吏部尚书）指挥的巴里坤一路兵力为17,000人。康熙的想法是，用这几路清军来牵制准噶尔本土的主力大军，以防止策妄阿拉布坦从新疆派兵增援西藏的策凌敦多布。

除了这些人外，参与这场战争中的清朝大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在四川方面，康熙任命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川、滇满汉官兵自打箭炉也就是现在四川甘孜州的康定进藏。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皇帝预先安排的这支部队主将以及定西将军头衔的拥有者，本来并不是官位仅为镶红旗护军统领的噶尔弼，而是噶尔弼的顶头上司、四川总督年羹尧，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位表字亮工的总督大人当时刚过四十岁，他是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但到了康熙四十八年，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便当上了四川巡抚，可谓官运亨通，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因此，年羹尧对于老皇帝的知遇之恩自然十分感激，多次表达了要“竭力图报”的心愿，这样的表态自然让康熙很是舒服。

尽管年的妹妹是四阿哥胤禛即后来雍正皇帝的侧福晋，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姻亲关系在年羹尧的升迁中起了多大作用，从相关史料来看，他更像是凭自己本事干上来的，此人不仅做事井井有条，在地方频频兴利除弊，而且据说为官也相当清廉，皇帝对他相当满意。起码从明面上来说，那个皇子妹夫给年羹尧带来的最大好处，不过是让年家的户口由下五旗里的汉军镶白旗，上调到了皇帝直接管辖的上三旗中汉军镶黄旗，这就是所谓的“抬旗”，算是皇家赐予的一种特别恩典。

前面我们提到过，额伦特那支全军覆没的部队中，有一位自带干粮跟过来打仗的前四川提督康泰。当时，这位倒霉的省军区司令员带领四川地方部队开赴西藏，可刚出发没多远，少数民族士兵们就发生了哗变，坚决不去那个险恶的地方，康泰不得不又灰溜溜开了回来。得知消息后，省委书记年羹尧巡抚赶紧派出一名参将去安抚他们，以免生出更大事端，同时密奏皇帝，说康泰同志“失兵心，不可用”，要求亲自上前线指挥调度。

由于按照清朝惯例，已掌握一省政务的巡抚不能再干涉统兵权，因此康熙没有答应这个请求，而是派出一名都统前去代替康泰，但皇帝对小年的表现无疑甚是欣赏，“嘉其实心任事”。此后，年书记的一系列措施更是可圈可点，他让一名护军统领进驻川藏重镇里塘，以防准噶尔人得寸进尺；同时加强战争准备，增设了打箭炉至里塘的驿站；为了防范准军进攻四川，他又申请增加本省驻军。对这些举措，康熙统统批准招办。

大概是感觉年羹尧办事确实得力，只管民事确实无法发挥他的能力，另一方面，西藏的战争也确实越来越逼近四川，皇帝终于下令，对其“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而总督是有军队指挥权的。就这样，年巡抚摇身一变成了年总督，尽管地盘还那么大，但由于军政统抓，权力却大了不少。

随着战争阴云的日益逼近，十四阿哥胤祯顶着大将军王的名号正式挂帅出征，而康熙也终于决定，派自己一向欣赏的年羹尧由四川带兵进藏开辟第二战场，以配合大将军王率领的清军主力的行动。皇帝于是初步拍板，打算授予年羹尧定西将军的头衔以便统兵，并特意派人咨询年的意见，问谁合适代替他担任四川总督之职。

没成想，一向行事果断的年羹尧却突然谨慎起来，答复皇帝“一时不得其人”，就是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开身，他随即建议皇帝，不如将定西将军的大印转授给自己的部下噶尔弼，由后者率川军出征。康熙皇帝采纳了年的建议，于是噶尔弼便幸运地成为了定西将军。此前，噶尔弼是朝廷派到四川来协防的镶红旗护军统领，这虽然是一个正二品的官职，但职权只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师长，现在他突然升为一方统帅，心中自然对年羹尧充满感激。

有小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阴谋化的处理，认为这是年总督那位四爷妹夫的秘密安排，目的是牢牢卡住大将军王所率平乱大军的脖子，好让四阿哥可以在后方从容施展权谋。因为四川是清军的主要后勤基地，风烛残年的老皇帝一旦驾崩，十四阿哥如果想领兵回来争皇位，年羹尧只要断绝其粮饷补给，对方必然军心大乱不战自败，况且，进藏清军中还留着年羹尧预先埋下的噶尔弼这颗钉子呢！尽管没有史料证明这种布置的存在，但理论上也并非无此可能，姑且存疑吧。

按照康熙皇帝的安排，进藏诸路清军中，大将军王胤祯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既不是新疆方面的振武将军傅尔丹或靖逆将军富宁安，也不是四川方面的定西将军噶尔弼，更不是留守后勤基地的四川总督年羹尧，而是另外一位宗室皇族，此人就是领有平逆将军名号的延信，在大将军王到来前，他一直都是清朝大军的代理统帅。

延信是清太宗皇太极的曾孙及肃武亲王豪格的孙子，其父为温郡王猛峨（又写做‘猛瓘’），可谓根正苗红的皇族。这场战争中，延信一直担任大将军王的副手，即使战后，他也与当年的战友胤祯以及年羹尧等人走的很近，很可能对那段特殊时期许多不能为外人道的秘辛都有所接触。也许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他在雍正六年突获大罪入狱，尽管延信最后保住了性命，但也因此导致史料中对他的记载非常之少。

不过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这位皇族将军并不是一个简单人物，比如在这场战乱平定后，朝廷曾专门颁下诏书嘉奖延信，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延信很可能是清朝进藏大军的实际指挥官，隐藏在大将军王阴影中的幕后英雄。

但不管怎么说，十四阿哥胤祯都是诸路清军的最高统帅，而按照朝廷对外宣布的措辞，他麾下的将士总数高达三十万之多，尽管这个属于“号称”范畴的数目肯定水分很大，但即使实际人数只有号称人数的五分之一，也已经是侵藏准噶尔军的十倍以上了，清军对胜利可谓势在必得。

另一方面，手握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如果心里还没什么想法的话，大将军王恐怕也不是从一次次血雨腥风的皇位争夺战中茁壮成长起来的爱新觉罗子孙了。

来到青海前线后，胤祯十分注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此，支持者肯定判断他在为朝廷聚拢军心，而反对者也同样可以猜测他在替自己收买人心。而对于前线的军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慰问阵亡弟兄们的军嫂和遗孤更能让自己感动呢，因此大将军王马上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纪念额伦特及其麾下数千名战死的英灵。

根据胤祯后来写给父亲的奏章，追悼会上的场面十分感人，孤儿寡母哭成一片，大家对帝国政府的关心和爱护深表欣慰，并对为人民群众带来皇帝温暖、带头战斗在抗击准噶尔第一线的大将军王“感激涕零”，纷纷表示，有了王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对此，奏章中写道：

“于阵亡总督额伦特及众官兵之尸骸前诵经，四月初三日晨，臣亲往各猪、羊、饽之案奠酒。于此额伦特之子及众官兵之妻子同跪告称，我等父、夫世代蒙受国之重恩，从戎效力者，官兵应分之事也，交战阵亡，因病而亡者，亦在各自之命。在此王亲蒙谕旨，率领大军，为使生者心畅，亡魂欣慰，前来消灭逆贼，又我等父、夫于战场阵亡，亡于蒙古塔拉者，乃因可悯，故诵经七日，王亲奠酒祭者，实属自古无有。圣主如此之殊恩，奴才等不敢担戴，且即我等亡父、亡夫之魂亦不敢担戴，不胜感激涕零，纷纷望阙合掌谢恩。为此谨具折奏闻。”

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将军王也注意认真调解疏导，尽量把睚眦抹杀于萌芽，避免造成矛盾激化扩大。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一二把手，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一直不和，尤其是察罕丹津率先朝觐皇帝并被朝廷破格晋封为郡王以后，更引起了罗布藏丹津亲王的羡慕嫉妒恨，时不时就找碴修理这个新晋郡王，导致后者经常向皇帝诉苦。

尽管这种不和很有可能就是清廷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而刻意造成，但现在大敌当前，还是暂时要一致对外才行，因此康熙皇帝下旨，“兹查王察罕丹津等所奏，伊兄弟之间，常相不睦，仍着大将军王表率训饬，令其和睦”，于是胤祯奉命调停。按照大将军王事后给皇帝上的奏章，他对于这对蒙古兄弟可以说苦口婆心。

胤祯首先动之以情，你们彼此是自家兄弟，在皇帝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大家一起安安生生过日子，有官当有财发，多好啊：“尔皆固什汗之子孙，一向恭顺，故皇父封尔等为王，贝勒、贝子、公，并常加训谕，尔等兄弟之间，湏以和好安生。”

然后晓以厉害，如果你们再这么闹下去，等到准噶尔人打过来，那一切都全完了，你们亲戚拉藏汗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尔等并不诚实遵依，彼此和好，各自怀怨，轻听调唆之言，互相不睦，以致策妄阿拉布坦乘隙入藏，破坏尔祖所立教道，杀害尔等骨肉拉藏汗。”

既然兄弟俩都是藏传佛教徒，大将军王自然也不会忘记激发他们的神圣使命感：“今皇父为尔等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封呼毕勒罕为达赖喇嘛，同以全力护送赴西藏坐床，正尔等共同一体一志感戴皇父重恩，奋勉效力之时，嗣后着将猜忌之意，均尽解释，共同一心一意，力行推广教务。”

十四阿哥随即拍胸脯许愿，如果你们俩和睦相处，我老爸那里肯定好处大大滴：“恭敬长辈，怜爱幼辈，凡兄弟之间遇事尽可涵容，以宽厚行事，以和睦为心，推广黄教，必能常蒙皇父重恩。”

当然到了最后，胤祯也没忘记敲打他俩一下，如果你们不听话，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到时候可有你们好受的：“倘不遵教谕，仍前不睦，互起争端，我必指名参奏，科以重罪。”

按照大将军王的说法，就这样恩威并施之下，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对自己心悦诚服，他们发誓“互相和好，共为一心一意”。不仅如此，青海蒙古首领们还共同用蒙文写了个保证书，上奏给清廷留存为证，这封文书翻译成汉语是：

“满珠什哩圣主将我固什汗之子孙，特霈恩施，赏给名号，常久优恤，又使互相和睦之故，叠诵圣训，我等已获平安。兹复为我众不胜喜悦。我等皆系一祖之孙，钦遵圣旨，依照旧例，长辈则怜爱幼辈，幼辈则恭敬长辈，始终愿和好等语。除亲王罗布藏丹津等呈报蒙文一件恭呈御览外，谨此缮折奏闻。”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胤祯的四哥胤禛登基以后，一直给他的这位一奶同胞的亲弟弟上眼药，找人搜罗出许多真真假假的黑材料。其中的一条写道，大将军王出征之时，曾悄悄对自己的九哥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而老八、老九、老十以及老十四，这几个阿哥历来穿一条裤子，早就是朝野周知的秘密了，雍正无疑想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老十四对老九说出这样的话，究竟是何居心？难道想诅咒父皇早死吗？还是你们几个内外勾结意图不轨？

另一份黑材料则写道，率大军抵达青海后，十四阿哥和八阿哥一党仍然“密信往来，曾无间断”，就是说大将军王和哥儿几个经常通信，往来频率高得几乎没有断过，而信里究竟都写了什么，却从来没别人知道，即所谓“机计莫测”。这种中国传统的春秋笔法，无疑比直接控告更让对方有苦难言，也更能惹得读者浮想联翩，尽管如此，辩护者也同样可以有理由质问，自己家里弟弟和哥哥写信，关你们外人屁事？

此时，距离青海千万里之遥的京师朝堂之上，经过老皇帝的多次修理，八、九、十三个阿哥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被后世目为卓越学者的三阿哥胤祉，正带领一大批同样卓越的学者在熙春园大搞文化事业，《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杰作便由他们手中推出；四阿哥胤禛仍在装模作样地吃斋念佛，仿佛对谁当皇帝根本不放在心上，而被认为是其死党的十三阿哥胤祥，此前不知为何突然触怒了父亲，正待罪在家没有差事；其他几个阿哥或势力单薄或年龄幼小或确实老实巴交，根本不可能继承皇位。因此尽管身在距离朝堂千万里之遥的前线，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却是皇子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至于最关键因素也就是老皇帝本人的态度，一直模糊不清，很可能这位一世英明的君主直到死仍对由谁继位难以决断，更或许，他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突然猝死——电视剧里不是说过，“我还想再活五百年”吗！

但是，老皇帝对自己这个十四儿子的疼爱，却是货真价实的，清宫档案中保留了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父子二人的大量通信，总数达几百封之多，差不多平均两三天就通一封信，从中也许我们可以窥豹一斑。

这些信件中，除了大量如前面所写的那种公务往来的奏章外，还有许多是纯粹的家书，也有一些是公私兼有。比如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父亲在前半部分特意告诉儿子，别因为家事耽误工作，你家里的事情老爸都替你办好了：“为尔家嫁娶喜事，均已妥善办成，切勿惦念家眷。”

这是指胤祯的长子弘春结婚一事，康熙特批这个孙子按照亲王世子的规格办理，可谓相当体贴。而在该信的后一半中，老爸再次提醒儿子别忘了聚拢人心的重要性，“惟人心甚要，此昼夜存心。”

在另一封信中，康熙悄悄告诉儿子：

“朕之白发胡须业已变黑，此尔勿告人。惟牙损坏。”除了牙齿不成以外，我的头发胡子都已经变黑了（莫非返老还童？），你可别告诉外人啊。老皇帝那副孩子般的得意之情，似乎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十四阿哥也一直关心着老父亲的健康，在一封内容公私兼有的奏章中，他写道：

“此前臣之属下返归，虽常获闻皇父容光焕发，圣体结实，强于先年，见皇父此谕旨，不胜喜悦，臣之食眠均较先大增，臣惟钦遵皇父训悔圣旨，保养身体，尽能效力。”

驻扎青海西宁后，胤祯不停地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其内容可谓事无巨细，甚至提到“还有一种剪蓉花亦美丽，臣于此处见之，思念如何供皇父览阅，花虽难携至，若携种子种植，必能长出也，故臣将花种现均收藏。”现在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成年后的子女能够耐下心来对自己说这种琐事，大概都会觉得温馨吧。

而康熙对胤祯的身体也十分在意，当得知这位大将军王在青海举行狩猎活动时，他很担心儿子不小心受伤，于是特意叮嘱道：

“闻得地方甚恶劣，多草丛，易跌倒。再雄兽力大残暴，追人不止，心中注意，以防人马受伤。”

许多人认为，康熙是明清最有人情味儿的皇帝，这种说法恐怕不是毫无道理。常言道“皇家无亲情”，但从这些奏章和信件中，我们却仍能感到一丝丝浓浓的关爱从字里行间不断溢出。而身为通信者中的一方，十四阿哥的表现恐怕也不能全归入虚情假意或矫揉造作，起码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位皇子对父亲、母亲以及子女的感情确实都十分强烈，我们不妨再看看下面这首名为《悼亡女》的短诗，这是胤祯在他的一个女儿夭折后所作：

“嗟尔生来一岁零，忽闻疾殁泪盈盈。

灵魂莫苦归时早，百岁还同一岁生。”

尽管文采并不很出色，但诗中所流露出对小女儿的那种情真意切，以及一个父亲刻骨铭心的悲伤，却是很难伪造的。

就在清军一方众志成城之际，准噶尔一方却遇到了大麻烦，他们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杀戮，终于激起了当地人的拼死反抗。

请继续期待下篇《七、游击队员之歌》

大策零率领的准噶尔军在喀喇乌苏战役大获全胜，但即使连躲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认为，尽管准噶尔人对此胜利得意非凡，但他们深知康熙皇帝会另派一支攻击力更强的军队，为帝国蒙受的奇耻大辱进行报复。

但是，尽管砺兵秣马全国总动员，但经过喀喇乌苏的惨败，康熙无疑相当忌惮大策零麾下的这几千名准噶尔勇士，如果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和平方式把准噶尔人请出西藏，那无疑是最理想的情况。传教士记述道，皇帝试图先礼后兵，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1719年春，他派信使到准噶尔将军策零敦多布那里，要求他“放弃非正义手段夺来的王位，否则，将很不光彩地被赶下台。”

大策零，这位蒙古首领此时已是西藏的太上皇，他狂妄地提醒使者注意，他是靠武力夺取了西藏，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会用武力来保持这一地位。他大肆吹嘘还会有更多的王国倒在他的剑下。

按照传教士记载，就这样，满耳充斥着对其皇帝威胁恫吓之言，康熙的使者不得不狼狈告退。

而西藏的史料也证实了清廷确实曾派过使者去西藏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只不过排除者并非皇帝而是他的儿子胤祯。根据这些记载，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冬，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派五位代表抵达西藏，同来者还有藏族以及青海和硕特蒙古的代表多人，他们携来大将军王给策凌敦多布的信件，说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愿意和准噶尔人进行谈判。

次年七月，大将军王的代表一行到达札什伦布寺，看望了五世班禅喇嘛，受到札什伦布寺的隆重接待。班禅给大将军王写了一封信，为了西藏佛教与众生的安宁，希望不要使用武力，而采取和平商量的办法，解决西藏问题，请求大将军王把他的意见转奏大皇帝。

但是这场谈判的结果不欢而散，藏族史料继续写道，当时占领西藏的准噶尔人并无从西藏撤兵的丝毫迹象，于是康熙决定只有进军西藏，赶走准噶尔人，才能解决西藏问题。

此时，除了交战己别无其它选择。康熙皇帝开始进行进攻拉萨的积极准备。按照一位传教士的记载，这一次，中国人以重金招募了最精良的雇佣军队，他写道：“皇帝下命令召集大批人马，其中有许多是来自帝国边远地区的蒙古人。”

传教士认为，只有蒙古的雇佣军队才可以与占据拉萨而又富于作战经验的准噶尔卫戍部队匹敌，而结合其他史料，我们似乎可以判断，他指的是协助清军进藏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骑兵。这位耶稣会传教士补充说：“只有了解中华帝国巨大财富的人，才能充分了解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所配备的大量的武器、弹药、军事仪器及牲畜。”

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传教士的关注点，常常与强调天命道义的中原史家或者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藏史家有所不同，他们往往把眼光放在了经济和贸易方面。这些人亲眼目睹了清朝高额报酬招募雇佣兵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后果，其中一人评论说：“中国人进人西藏后不久，银子像潮水那地涌入整个辽阔的王国，银钱大幅度贬值，以致需要采取惩治手段迫使人民接受下来。”

有意思的是，这场通货膨胀中的受益者，既不是手握大把银子却没处花销的清军，也不是尽管货物被扫荡一空但生活用品价格飞涨的当地人，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第三方——尼泊尔人，因为西藏的这种旧银元的大部分是可以与尼泊尔货币直接对换的，而且兑换起来十分方便。由于与以前相比，同样的货物现在可以换来更多的银币，传教士写道，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是尼泊尔国王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使得他在与西藏的贸易中变得富有起来。

既然就连传教士都强烈感受到了帝国的雄厚实力和坚定决心，那么对那些坚持反抗准噶尔的藏族战士来说，自然更有理由激动万分，进而欢欣鼓舞，他们于是用比以往更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配合清朝大军进藏的行动中。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在拉萨陷落后，拉藏汗的第司达贡扎西被达孜巴出卖给敌人，但后来在顿珠色仁将军的帮助下，他从准噶尔人的手中脱身，逃往西藏西部的噶达克——即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的噶尔雅沙，此地扼守着新疆通往西藏的要道，是阿里最重要的集镇，也是货物集散中心之一。

达贡扎西在这一地区搜罗并重新组织依然效忠旧政体的军队。这位异常痛苦，并带有强烈报复心理的弟司的理由是，如果他能够控制住噶达克与准噶尔人家园之间的路线，那么，他就能阻止增援准噶尔部队到拉萨。他想用这种办法帮助中国人击败他的对手。

经过游击战术训练的达贡扎西的军队拦截了西藏低占区来往准噶尔的信使，使得大策零派出的邮递员们统统被一网打尽，与此同时，这些西藏游击队员们再接再厉，打退了由新疆经由阿里前往拉萨进行增援的准噶尔小股部队。传教士写道，这些战术运用得十分成功，致使拉萨与准噶尔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

设想一下身为体制中一员的你，如果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突然失去了联系，你所有的请示报告送上去以后如泥牛入海再无音信，你会作何感想？在此，既是盖世名将同时也是卓越官僚的大策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例。

传教士写道，在开始阶段，策零敦多布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反而认为这是伊犁方面的故意所为，按照官场上通常的规则，他担忧大本营没有任何反应意味着他已失宠，毕竟他长期领兵在外，无法与策妄阿拉布坦直接沟通，没准会有哪个政敌乘虚而入。为了竭力取悦他的君主，以便实现他迫切要求的兵源补充，这位准噶尔指挥官派去了一支庞大护送队，护送从拉萨寺院窃来的大量珍宝回故乡伊犁，以便向自己的汗王讨好。

这支护送队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噶达克。传教士记载道，在护送队到达之前，这个消息就已传开，这给达贡扎西以充裕的时间策划战胜这支占有明显优势的军队。达贡扎西的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假意款待精疲力竭的准噶尔士兵，他们支起了巨大的节日帐篷，在帐篷里款待蒙古军队。

西藏人还举行了一个宴会，劝那些口干舌燥的准噶尔客人喝下一罐罐的青裸酒。当准噶尔人的疑心都淹没在青裸酒里之后，达贡扎西哄骗他们应遵守藏族的习俗，把武器放在一旁以示友谊。醉醺醺的准噶尔人欣然遵命，继续狂喝滥饮，直到一个个失去知觉，晕倒在地。

见此情景，第司马上向手下人发出了攻击的信号，他们毫无怜悯地砍下了一点没有抵抗能力的准噶尔人的头颅，把被盗走的财宝充公，暂存于噶达克，以后将物归原主，送回寺院。

但是对于这件事，如果翻看藏族史书，却会发现不太一样的记载，就连故事里的主人公都完全不同。

还记得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那位打算对入侵的准噶尔人进行攻击的阿里总管康济鼐吗？康济鼐的全名为康济鼐.索朗杰波，后藏也就是现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人，据说他是拉藏汗的女婿，自然也是这位和硕特蒙古汗王亲信中的亲信，当拉萨和西藏其他地区相继陷落后，康济鼐手中所掌握的这支蒙藏军队，大概是敌后唯一成建制且没有受损失的西藏政府军了。

康济鼐的目标相当明确，那就是切断侵略军与其大本营之间的交通线，让大策零无法从伊犁方面得到援助，从而在敌后战场配合清朝大军的反攻。不久之后，他的运气来了，竟然拿下了一个大单：

藏族史书《噶锡哇世系传》中写道：“慑于大皇帝天兵的到来，准噶尔贵族劫掠各种珠宝装饰品为主的大批物品和供奉在布达拉宫的圣观世音像等，经阿里准备逃回准噶尔部时，被噶本康济鼐.索朗杰波骗进营帐作为贵宾相待，然后使营帐塌陷，除了在营帐外面的62名仆从逃脱外，多数头人被捕获。准噶尔人劫走的圣观音像和珍宝装饰品、地方政府的物品得以物归原主……”

夺回被藏族人视若至尊的圣观音像，其意义尤其重大。经此事件，康济鼐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声望大涨，隐隐有成为抵抗运动精神领袖之势。

《噶锡哇世系传》又名《多仁班智达传》或《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其作者是多仁.丹增班觉，他所在的多仁家族（又称噶锡家族）是西藏最显赫的大贵族之一，五代人中竟然有四代都是掌权的噶伦。尽管该书主要写的是自己的家族史，但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百余年间西藏的历史，以及活跃于此间的众多人物，康济鼐反击准噶尔的战争也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原因很简单，康济鼐和他的侄子南杰次丹，正是多仁家族的创建者。

对照一下前面传教士的说法，可以发现这两段记载看上去很接近，但是主人公却完全不同。考虑到传教士这时候正在东躲西藏，所得消息大概都是道听途说，因此藏族人自己的记录也许可信度更高一些。而做为这一事件第三方的清朝档案也提供了支持后者的证据，尽管其内容与两者都有些差别，也没有提到圣观音像的事。

大将军王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中写道，大策零派人将掠夺的一批人口物资押往伊犁，中途在阿里遇到了康济鼐的部队，结果被康济鼐所骗，绝大多数准噶尔人丢了脑袋：“（康济鼐对他们说）尔若缺欠何物，我宜付给，饰词笼络，遂引入城内备宴，皆至饮醉拿获，共杀六十二人，另外三人逃出，禀报车凌端多布。”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效果却是一样的，由于西藏游击队的不懈努力，准噶尔侵略者与他们新疆大本营之间的沟通被彻底切断了，对此，传教士记述说：“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在拉萨的守备部队得不到来自准噶尔地区的新兵增援，蒙古人通过经由拉萨西部的路线与其家园取得联系，而这条路线由于拉藏汗被击溃的军队余部的骚扰再也不安全了。”

前面我们提到，拉藏汗的另一名亲信，秘书官颇罗鼐在拉萨陷落后被准噶尔人俘虏，由于他与傀儡政府首脑达孜巴有姻亲关系，被关了一段后，释放回到了后藏的自家庄园。《颇罗鼐传》记载说，不久他得知额伦特率领的清军已经抵达了藏北的那曲，于是便想带领十二名随从前往投军，好为拉藏汗复仇。

但是颇罗鼐的夫人很犹豫，她要求丈夫去庙里占卜来决定，结果显示时机尚不成熟，颇罗鼐不得不罢休。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幸亏他没去，如果准噶尔人于清军战俘里又发现了他，恐怕其脑袋就再也保不住了。

此后，通过达孜巴的关系，颇罗鼐谋得了聂拉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的宗本一职，相当于坐上了伪政权的县长。不过这位县官老爷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暗地里积极组织抵抗力量，《颇罗鼐传》说他“对当地人实行各种熏陶，作好了向准噶尔复仇的准备，并发誓立约”。

当阿里总管康济鼐打击准噶尔交通线、夺回圣观音像的光荣事迹传播开来时，颇罗鼐非常高兴。由于阿里牧区缺少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铁料，于是颇罗鼐赶制了千多副马蹄铁，派近侍迅速送往阿里。在致康济鼐的信中，颇罗鼐赞扬他说：“您的英勇值得称赞，聂拉木已作好了反击准噶尔的准备，正等待机会配合您。”康济鼐相当满意，按照《颇罗鼐传》的说法，“从此他俩建立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

很快，不仅藏西北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就连藏东南的工布，也要烈火燎原了。工布就是今天的西藏林芝地区，尽管那里风景如画，但却人烟稀少，而且居民多是藏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自古就被视为蛮荒之地。因此，工布的名门望族自然不多，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阿沛家族。

也许您会对这个名词感到似曾相似，没错，那位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中的已故国家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就是来自于这个家族。阿沛家族自称是吐蕃王室的后裔，传说吐蕃第七代国王止贡赞普被臣下谋杀，三位王子逃到了蛮荒的工布，为了寻找安身之地，一个王子朝天上射了一箭，落在了后来阿沛庄园的所在地，于是他高兴地大喊一声：“阿沛！”意思是“命运的安排”，从此他就在该地定居下来。

古老的传说当然已不可考，现在能确认的是，该家族的兴旺发达大概从公元17世纪开始，当时，阿沛、江中和甲拉这三个地方豪族在今天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建立了领地，从此阿沛家族便作为世袭贵族在工布江达定居。

准噶尔人入侵以后，工布也被他们占领，此时阿沛家族的主人是阿尔布巴，在藏族史料中，他还有好几个名字，比如多吉杰波，或者阿尔布巴.多吉杰布，由于后来他担任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之职，藏史也常常称其为噶伦阿沛。

身为工布首屈一指的望族，为了保全家族的权力地位，阿尔布巴很可能与准噶尔侵略者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并接受了达孜巴为首的西藏傀儡政府授予的伪职。对此，阿尔布巴后来在他写的一本书中，这样为自己辩解道：

“自准噶尔占领西藏以来，我虽然心中不高兴，但考虑到西藏事业的全局利害，故利用工作条件，不得不暂时接受担任代本的职务。尽管如此，但我心里一直装着广大人民，为了噶丹颇章的政教事业和全体西藏人民的利益，担任代本职务达十个月之久，并同观察事物不分巨细的公隆布鼐等人亲自进行磋商。”

大致解释一下，“嘎丹颇章”是拉萨哲蚌寺里一座宫殿的名字，五世达赖之前，那里一直是达赖喇嘛的寝宫，因此人们后来常常用“嘎丹颇章”代指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本”为藏语mdav-dpon的音译，是古代西藏地方军政官员的一种职衔。

阿尔布巴提到的隆布鼐，也叫隆布鼐.扎西杰波，他是阿尔布巴的密友和主要谋士，由于此人后来被清廷封为公爵，因此阿尔布巴写这本书时便尊称其为“公隆布鼐”。

面对家园沦陷的悲剧，阿尔布巴的内心很可能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他把恢复故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清朝皇帝身上：“记起准噶尔人先前破坏佛教的全部和个别的行径，还有由五世达赖喇嘛修建的十三座大小寺院和众生们也遭受灾难，想到西藏与康区失散的众生，能从痛苦中拯救之昌盛力量，除了奉天承运曼殊宝利皇帝（即文殊菩萨大皇帝，为西藏人对清帝的尊称）之外，别无他人。”

而身为傀儡政权中的一员，阿尔布巴无疑比其他人更了解敌人的底细，对此，他写道：“我知道已到达康区的准噶尔的全部情况和准噶尔士兵在藏的精确数字”。

按照阿尔布巴的说法，当得知额伦特率领清军挺进西藏的消息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在取得准噶尔的信任之际，从暂时与长远之利益出发，我这一辈子为文殊菩萨大皇帝为永远的皈依处，我对准噶尔军官策凌敦多布等施以巧妙之手段，了解到汉兵抵达理塘以及先前驻过巴塘的情形，并利用我的职务之便，派遣探子，利用欺骗之手法，以对付派驻这里的蒙古兵二十名，为此我在工布集合了近三百名士兵。”

可惜的是，额伦特的远征军最终在喀喇乌苏全部覆灭，阿尔布巴的内应计划也不得不延缓实施，他不无遗憾地委婉写道：“为了普日西藏百姓从痛苦中得到拯救，皇帝于藏历土狗年派遣额伦特将军精悍的部队，在抵达黑河之际，因为大军分散，先后行动极不统一，后续部队对先遣军援助不得力，又因给养运输道路艰难，在军事上似乎无所建树。”

当清朝再次集结大军，皇十四子挂帅亲临青海前线后，阿尔布巴立刻派人与清军取得了联系，并为大将军王送去了其急需的宝贵情报，他写道：“我心中除了达赖喇嘛和大皇帝之外，再无其他想法，于是派遣忠实使者，将关于准噶尔军的详细情报送至塔尔寺，立刻向皇太子大将军王阁下上奏，皇太子在西宁详细询问差使，将情报译为满文，亲自审阅，急速降发圣旨，并赏赐信差厚礼。”

阿尔布巴做了两手准备，他的情报不仅仅提供给了大将军王：“同时，我又将上述情报内容，向从南路经打箭炉（即康定）进军的噶尔弼将军上奏，请皇帝的大军急速由康区向西藏进发，以便南北两路的大军浩浩荡荡，汇集于拉萨和黑河等地，按照规定的时间，先后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配合。”

阿尔布巴还提醒噶尔弼说：“倘若不周，敌人兵力虽小，也要施以巧妙方法对付，故更需磋商，安排日程，尽速传送口信和盖印函件。”而噶尔弼大概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对此，将军等各官员们心中特别满意，认为如此安排部队进军日程，定会取得效益。”

做完这些以后，阿尔布巴也没忘记给自己脸上搽金，他写道：“我时时刻刻忠诚地将全西藏的幸福和昌盛，牢记在心坎上。”

不久之后，大将军王率领的清军主力，在大批和硕特蒙古骑兵护卫下，浩浩荡荡抵达青海湖畔。得知消息后，阿尔布巴这位工布地方豪强立即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断，他写道：“我多吉杰波不惜牺牲自己全部的庄园和妻室儿女，对驻扎在这里的准噶尔蒙古人制定措施，使其不能返回前藏。一方面在康区各宗（古藏区的县级行政单位）进行秘密活动，一方面派遣信使，指示全工布地区和我自己的庄园及眷属配合行动。”

在阿尔布巴的热情煽动下，工布军民终于揭竿而起，“以文殊菩萨大皇帝的皇太子为首的青海官员和犹如满天繁星的汉蒙部队向西藏挺进，我毫不迟延地把部队将要抵达西藏的喜讯向大家报告，并亲自同工布官兵统一商讨背弃准噶尔事宜，我们决定占据家乡的险要重地，按照汉蒙部队抵达距离的远近，尽可能布置妥善。”他当然也忘不了给自己表功：“为达赖喇嘛和皇帝竭力效劳，我把各项措施都落实了实处。”

不仅如此，阿尔布巴还冒险跑到青海湖，亲自拜见了大将军王。他写道：“我和随从三十人到达青海湖畔，皇太子派出二十名官兵，在行程一日之外的地方去迎接我们。在大军要到达宿营地时，以一些藏族官员官员为代表的五百名骑兵前来迎接我。”

大将军王对这个给自己带来了关键情报的藏族豪族抚慰有加：“当皇太子阁下驾临时，紧紧握住我的手，显示出极为高兴的表情，并隆重设汉族式宴席款待我们。皇太子又将自己的帽子、用哈珠编织的皮袄一套、鞍具一套、白银三百两、黄龙绸缎数匹等赏赐予我，并赏给三十名随从每人黄龙绸缎两匹和白银十五两。”

大将军王对阿尔布巴说：“你不信任贼寇准噶尔，关心大皇帝和达赖喇嘛，并数次上奏情报，早已耳闻你的名字和功绩，约有一年半了。现在你亲自到达此地，你这一生之大业，今天都完成了。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想到我和达赖喇嘛，而牺牲自己的庄园和眷属，作出这件大事，实属可嘉！稍休息两三日，再拜见达赖喇嘛，祝幸福平安！”讲话完毕，胤祯亲自斟酒，表彰慰问，平易近人。

按照阿尔布巴的说法，经过长途远征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战斗损耗，大策零麾下的准噶尔军减员严重，已经下降到不足两千五百名。得知这个重要消息，大将军王无疑松了一口气，要知道清朝进藏大军号称三十万，尽管这是个对外宣传的虚数，但其实际人马一般认为也有十几万，肯定已经构成了对准噶尔人几十比一的压倒性优势。

不仅如此，由于西藏与新疆的联系被康济鼐等领导的西藏抵抗组织切断，大策零再也无法从准噶尔本土获得援军，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准噶尔人丧失了突破西部路线的任何实力。他们只能以极其有限的兵力抵挡康熙皇帝的军队近在咫尺的攻击。”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强大对手，准噶尔人的失败命运似乎已经注定，老虎再怎么厉害，也搞不过霸王龙啊！而就在这时候，大策零们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继仓央嘉措和益希嘉措之后，清廷竟然又册封了一个六世达赖喇嘛，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请继续期待下篇《八、第三个六世达赖》

（说明：本文关于阿尔布巴的个人记述，主要引自<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的<阿尔布巴阐述平定准噶尔之战>，作者陈金钟，为了阅读便利，文中做了少许改动。）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阿尔布巴政治嗅觉不灵敏，还是去世的比较早？为啥在记述里大言不惭的称“大将军王”为皇太子啊，不怕雍正帝找他的麻烦吗？还是他用得是“珲台吉”？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恭维，而且他写这材料的时候，老皇帝还没有死，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清楚还有雍正这号人，做为十四阿哥的战友，他们走的近些是可以理解的，皇太子大概只是敬语，没有太多含义。

阿尔布巴这家伙后来的下场很惨，是被雍正皇帝给凌迟了的，理由固然是谋反，但他和十四阿哥走的太近，没准也有影响。

这两个词固然有关，但毕竟意义不同。准噶尔汗国的巴图尔珲台吉，他自己是君主，不是什么人的“太子”。但汉语语境里，十四阿哥若是自称“皇太子”，那就是谋反了

据我所知，藏语中的“皇太子”是一个专门的名词

而“珲台吉”则是蒙古语，通常是黄教教廷赐予蒙古首领的封号，比如巨力转轮王觉柔图浑台吉（即策妄阿拉布坦）、达赖珲台吉（即罗布藏丹津）等等。

不过反正清廷是一定要收拾几个地方实力派的。

听说雍正帝比较亲近喇嘛教，他通藏文吗？

与他的父亲康熙或儿子乾隆相比，雍正更像是一个标准的汉人皇帝，与满洲贵族并不太亲近，而收拾起他们来却极其狠，反而与张廷玉等汉大臣关系密切，在位期间大量任用汉人，似乎并没有什么满汉之防。

另外，胤禛的弓马都相当稀松平常，但书却读得颇多，文采也还凑合，比如那本惹起无数猜想的《大义觉迷录》，据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先不说辩白得是否有道理，我感觉起码文字没什么大毛病。

至于宗教信仰，尽管他并不排斥喇嘛教，可也并没有表现出有多么亲近，与活佛们的关系也很一般，更像是敷衍了事。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雍正大概是清帝中唯一的一个道教徒，他极其热衷于炼丹，宫里养了好多道士，最后他的突然死亡，很可能就与服用了成分可疑的丹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