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对知行不一的行为大家要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相互鞭策
这可不是一张嘴可以代表，也不是一张嘴可以否定的。
我也不自称儒家的，河里也没见有人自称儒家，你的这句“河里和蒋庆这样的今日儒家”是你自作多情了，你的这种想象力其实是罔顾事实的，所以就实事求是这一点来说，你的确是做得不好。而率先使用“自作多情”一词又使用得不恰当，说明你的修养也需要提高。
你说“与此同时古代读书人也多的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败类”
儒有真儒有假儒，出现一些败类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说就没有起到教化作用。古代的人都是笨蛋，古代的人明知儒家教化没用还偏要提倡，就你聪明，你觉得这可能吗？
现在时代变了，教化内容和方式要改变，这是显然的。但是就算是你自己，也得承认你的这句话【周恩来这样有“儒风”又有侠行的人百年难遇】里面，儒风一词的使用使得句子意思简练丰满，让人一看就明白在说什么，你要不用这个词表达这么丰富的意思就会很繁难。说明什么？说明你也在受儒家影响和教化嘛！只是你没有自知之明而已。
要全盘否定儒家，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你都不能用了。有很多儒家经典里面的话哟！呵呵。
既然说自己不是儒家，那么骂几句街也不算败坏儒风了。
我是反对全盘否定儒家，不叫宣传儒家。事实上我的反对成功了嘛。
你还是需要实事求是，不要幻想。
有些人的问题就在于容易走极端。在他们看来，反对全盘否定的人一定是想全盘肯定儒家。这种思维方式太不成熟。
我错怪你了，抱歉。
楼主 举了 1+1=2，1+2=3，得出个1+2+3=5的结论，
前不久的TED演讲中有这样一个主题，关于进化论。演讲者表述中，进化在今天的文明时代有三个假设。大体是，现代人类依旧在既有的进化路径中继续进化，一种说，在技术条件改变的人类生活方式限制中我们的本身进化已经停止。而第三种就是，现在人类文明创制的生活方式，导致技术与人类自身的进化相互融合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
曾经在几年前，在别人的回复中表述过这样一种存在。曾经在冷战时期的全面竞争时代，无论是欧洲和美国都有各自的超级战士计划。你把这些相关计划的衍生，看做是上述三种进化论新思路的附属品。这些计划背后造就的新产物，我曾经脱口而出对当时的参与讨论的人说，那已经是一种新物种了。
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些抽象的远离多数人事物中回现代生活中。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现代工业辅助下的农业，没有了技术培育，没有了化肥没有了农药，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还能维持么？有关专家在中国农业生产问题上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化肥和农药支持，我们现有粮食产量会减半。
如果你真的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开始有自己的答案了。那么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没有现代技术的支持，没有那些经过工业化普及的各种维生素和抗生素的支持。现有人类社会的平均寿命会有什么影响？在中国，1949年之前，人均寿命是35。这个也是英法等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的人均寿命值。还有你提到的现代西方社会问题，你忽视的是，在1960年代，美国欧洲开始设计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他们当时的人均寿命是65-72.所以他们给定的养老金实际设计在72-75区间。但是，在二战后，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与制造，拉开了抗生素主导人类健康生活的时代。同时工业化生产的大量疫苗开始给我们社会中的群体大多数带来从小抵御那些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破坏力的传染病机遇，而不是少数几个帝王或者少数特权群体的专享物资。
如果你开始接触第二个问题所及，并开始有自己的答案。那么我可以继续问你第三个问题。工业化给我们普通人生活带来什么改变？我来举一个普通的例子，中国是在两宋时期才开始出现油炸食品的。也在这个时期，我们开始掌握煎炸烹烤四大烹饪手段门类中最后一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起决定作用的是榨油机的出现。是的，在儒生眼里不起眼的榨油机，不仅在食物结构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从那时候起，普通人可以开始尝试购买相对廉价的灯油供晚上照明作用。而后，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煤油灯出现，用更廉价的油品和免费赠送的油灯，打开了中国市场。而到现代，通过工业化时代创造的几乎无尽电力用在这里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廉价的几乎可以在日常收入里忽视的价格给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夜间照明。曾经有专门史讲过相关影响。我这里可以摘要的是，夜间照明的普及，远远不止是解放了人类在日照之后的生产生活能力。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今天在工业化所普及的各种常见的生产生活保障中。普通人已经在开始享受那些古代帝王都试图垄断的物质供应，甚至我们今天一个普通人所能享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保障，都不是古代帝王可以企及的，比如抗生素。
其实在你想过之后，你不妨想想。如果没有农药化肥，你说的这些想的这些，是不是还有意义。同样，如果没有抗生素没有那些从小给你种植的疫苗，以及其他普及的医疗手段，什么样的指导可以带领多数人跨过35岁人均寿命这个历史平均线。另外可以补充的是，在两宋时期，如果说普通市民生活三分之二开始在维持日常衣食住行上是一种常态，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要维持我们今天这样的夜间照明时间，恐怕即使在榨油机出现后。当时两宋时期一个普通人人的全部收入也是不足以购买足够的灯油的。
那么如果你觉得看到现在，我问的这些问题还有点意义，或者有点值得思考的价值。那么是否你可以回到你的基本点，脱离历史的架构，有没有生命力。或者你不妨扪心自问，我前面已经提过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归宗到这里很多人想竭力维持或者鼓吹的事物上来表述的话那就是。
为什么，曾经在我们历史上起过那么重要主导地位的一种文明及其意识形态，不曾给我们带来今天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习以为常到忽视的物质供应。在这个问题中，我建议你不要急于想这里很多人想当然的回答。那种不假思索，不考虑现实世界实际问题的引经据典，已经不再为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
另外，我这里有件事始终觉得很好玩，我自己能写出来的，实际都是我们自己小圈子里经常讨论大体成熟的东西。简单的说，能说能写的大致我们都有自己认为可执行的解决途径的东西。而这些问题写出来，你看看多少前面说的不假思索的回答有多少。
类似的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讨论里，第三次涉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这里讨论中掺杂的既有大学生村官下基层的问题，也有乡镇撤并与中国转型中基层治理的背景与思路。这个思路仅仅拿在今天可以说的就是，过去基层治理中那种某种程度对带头大哥放任的半自治模式已经到头了。而今天一些人还在继续一种深化国家政权撤离乡镇的制度性建设的方向。那么我们实际点说，这两种思路之下指导的投资规划与发展方略，无论及于公司财团还是个人家庭肯定有一方要悲剧。让时间来说明吧。
而上面这个段落，我只想说的是，回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话题，如果不能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空喊什么。说白了，在现代社会眼里和哼哼唧唧的无病呻吟没区别。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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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假定中国可以放弃竞争，那么其他国家与民族呢。他们会同时放弃这种你认为不合适的方式么，他们不放弃对我们影响是什么。
这个话题回到很粗俗的类比就是，你我终究不可避免要死。明天你吃饭否。
不能不说，你的方式有点舍本逐末了。
给你个大同书的百度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43031.htm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如果你抛弃他在实践中的成败，你想想他到底说了什么，想做什么。不管你对他这么评价，你对他的评价方式有点舍本逐末。这个本，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具体现实及其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本。
另从你推荐的资料来看，我能说的，应景的文宣不能做真。不然过两三年，这些文宣口径改变后，你也许会受不了。具体的人和事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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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他们不想吗？正如现在的中国，难道中国百姓不想过上欧美水平的生活吗？不发展，就灭亡，这是很明白的现实。
多年前，季羡林先生说了一个“东风西方论”，意思是“三十年东风，三十年西风，风水轮流转”。遭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嘲笑：中国还有很多人揭不开锅呢，您老就想着东风压倒西方了，正好配合上中共的“中华复兴论”，季老在晚年就牢牢戴上了“官方御用”的帽子。当年的我也在私下里的酒桌上参合到笑声中，颇为自己的良心和智慧而感到骄傲。
今天回过头去看季老的东风西风论，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他老人家走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读的书比我讲的话多，难道真的就像年少轻狂的我所想的那样糊涂？他是搞历史研究的，尤其是印度和中亚史，那边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势力消长，无有定形，季老看得多了。历史的风向从来不是绝对一边倒，只有我这样的无知之人，把一时的形势当作永恒的定势，既不知时间之长，亦不知空间之广，井底一蛙而已。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用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来说明历史的演变，阴为静，为稳定；阳为动，为变易。历史总在阴阳交替中运行，没有哪个文明总是处于阳，哪个总是处于阴。不过汤因比作为西方人，对阴阳的感觉还是有点偏向于阳，强调历史的变动与进步，多肯定阳的证明价值，对于“静”则似乎不那么看好。这与中国传统的阴阳平衡观不太一样。
以前看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有两个感觉特别强烈，一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说“地理解释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拉长了考察历史的时段，根据“慢变量决定快变量”的原则，传统历史观中强调的个别英雄事件的重要性急剧降低，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按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就是“形势比人强”。但是什么能够造成势头的涨落呢？什么东西相比文明体的形势而言是“慢变量”呢？只能是地理因素。因此“东方西方论”在布罗代尔那里以某种不言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终究受制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只要摆脱了过于简单的价值判断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标准，我们都能看出来，风向的变化才是更为强大的力量。而这个风向的变化到底是有利于某个地方或者不利于某个地方，是很难事先规划与衡量的，能够予以事后的合理的解释，就算很不错，如果能“窥一斑而览全豹”，观萍之末而察秋风，可谓神人。没有人能够真正规划“风向”，历史的风向与自然界一样，都有蝴蝶效应，没有人知道某个不起眼的变化会演变成惊天变局，沧海桑田。我们个人常常对某些风向和变化耿耿于怀，其实不过是由于个人的偏私和偏好，而历史从来都是“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并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或者说人的好恶本身就是天道循环变易的变量之一，如果还处身在“好恶”之中则无法真正探究这天道变易之理。天不变则人不变，反过来说，人不变则天不变，这两句的道理其实一样的，但是能明白这句话的人也许不是很多。
本来是要谈谈金观涛先生的“超稳定结构”，起个引子，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一千多字过去还没有提到金先生的名字。
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七十年代构思，82年出版，我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他品头论足，是非常不合适的，倘若我能够对他的观点提出某些批评，这绝非因为我更聪明更敏锐更博学，只不过是我处在今天这个时代，看到的东西与当时的金观涛不一样而已。说实话，金观涛能够在七十年代就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思想深度，实在令人佩服。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理论从八十年代提出之后，就引起广泛关注，至今仍然是学术界重要的理论资源，研究者和讨论者众多，我也没有必要就“超稳定”本身说什么。但是我很想讨论的是金观涛和一代知识分子在当时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表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命题作为其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于这一点，基本上有共识，被看做是历史事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事实非常多，既有崇祯自杀，也有宋徽宗喜欢绘画，还有岳飞被杀，清兵入关，等等等等。但是能够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问题，并不很多。金观涛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叙事上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历史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问题的影响？
金观涛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基本思想，大约产生于1971年。那时，每逢节假日，一些不同学科的同志凑到一起时，总要热烈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其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是最吸引人的。我们深感用现代科学方法进一步研究我们祖国的历史，认识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是时代向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一个任务。”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焦虑提问的代表，是因为这个问题蕴含了另外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使西方强大起来，而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落后挨打，使中国屈辱了一百多年。新中国在1949年的建立使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富国强兵的希望，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和折腾，直到1980年代，我们还要担心是不是会被开除“球藉”，丧失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这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焦虑的原因。金观涛之所以焦虑于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是因为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富国强兵，站在了世界秩序的顶端，获得了权力；而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则深受剥削凌辱之惨痛经验，其原因是中国贫弱，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原因是：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结论和认识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得以成为焦点的原因。
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博文叫做《知识分子的两道题》，认为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都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挨打？怎样实现富国强兵？”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根本上都在回答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具体关注的社会层面不同，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其焦虑处都在于此。从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普世民主或者新左派，都是在回答这一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事实判断常常隐含着价值判断的前提。常常有人文知识分子说，研究要与生命体验相关。其实这个“生命体验相关”从根本而言就隐藏着个人的立场和感情，而这个立场和感情，既是思考和知识生发的源头，同时又是思考者的局限。我在前面啰啰嗦嗦，说了半天“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贫弱”这样看上去老生常谈的废话，其实是想转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就是要突破这样一个焦虑：中国这样一个雄立东方五千年的文明，为何就贫弱了，挨打了，受欺负了？一定是哪里不正常？一定是哪里出了极大的毛病，才会产生如此不正常的状态：一个几亿人的大国被撮尔小国欺负，甚至遭遇罄竹难书的大屠杀的惨剧。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放眼这个世界，真的直面真实的历史，拉开看问题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如果我们真的放下中国人的高傲的自豪感（自卑常常源自傲慢）；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常”的秩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从来就是盛衰相替，从来就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纵观世界历史，像中国文明这样长期保持强势，每次崩溃都能恢复如初，生命力如此旺盛不屈，已经是一个“异数”，而不是常态。中国在清朝的衰弱并且被西方打败（不仅在武力上被打败，更在精神上被打败），我们当然能够在知识层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假说和理论加以“合理解释”。但是我们更应该在另一个层面上理解：东风和西风的转换，这才是历史的常态。长盛不衰，只能是是一个愿望和期待。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客观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审视中国的问题。
金观涛先生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衰落因为没有在19世纪之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是由于“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儒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相互支撑，由于其内在的相互结构，因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方面顺风顺水的时候，发展很好，但是与此同时，内部矛盾逐渐积累（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利益逐渐扩大，造成阶级冲突和皇权之外势力扩张），最终矛盾爆发的时候，系统必然是整体性的脆裂崩塌，而不仅仅局限于局部冲突。我想，这个观察是与欧洲进行比较的结果。中世纪的欧洲，不能成为四分五裂，而是百分千裂，没有一个时候是稳定的，不断有政权在崩溃，又重建。中国人在思考如何解决“治乱循环”的时候，欧洲还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治理。如何看待这种超稳定结构，显得很有意思。一方面，中国的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成功的标志；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成功才使得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使中国遭遇了鸦片战争之后的惨败，而且现在依然还没有摆脱弱势的现状。
如果把历史看成是线性进步史，就像金观涛所运用的“封建社会”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对比，那么中国无疑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成功才导致的资本主义失败。但是中国古代并不是封建社会，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发展史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是地球上的普遍线索。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因为技术因素导致的简单的力量对比（西强中弱），而是用文明观来比较中西，就能发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超越血缘、种族，并且能够在一个广大的地理范围内集合不同种类的民族，使之成为一个共同的文明体和政治实体。如果仅仅是描述这样的政治实体，恐怕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美国。然而，在汉唐之际建立的国家形态就可以进行如此界定，差距只在于两点：皇帝依然是血缘继承，技术力较弱。
金观涛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然而，根据什么标准评判成熟还是早熟？如果是看待一种水果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我们所根据的是统计学上的大多数的一般情况。那么我们怎样来衡量文明的大多数情况？实际上，当我们看待文明发展史的时候，基本上只有两个个体之间的比较，东与西，东亚与西欧。把其中任何一种当作“标准和范本”，不可能有统计学的支持，也不存在所谓“一般”情况。让我们把其中的一种作为“一般”、“普遍”或者“正常”的，基本上仅仅只能根据“某一特定时期”这两种文明体的实力和势力之对比。
金观涛的判断也许是过于站在八十年代的说法，只有把欧洲的发展史当作“文明发展范本和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17世纪以前的人欧洲人来到中国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他只会说中国是成熟的，而西方是不成熟的。金观涛之所以认为中国早熟，其原因还是如上面所说，中国的历程使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这是他的根本焦虑，也是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他的这个判断对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史学思想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准确，应当说，一切历史学都属于同时代的一部分。今天我对金观涛的讨论和批评其实也受到当前时势的影响，同样是时代的产物而已。
等今天死，冲明天死，怎么说都是后者合算，何况后者有活的概率。只要中国人有我不爽大家都不爽的气概，最后结果就是大多数人都还算得上爽。
如果从事艰苦劳动的工人代代服从组织纪律，老实扫地，那还需要机器干什么？正是因为新生代工人不能忍受压榨而跳楼，富士康才被迫采用机器人，而机器人的使用又对能够操纵设计机器人的更高素质劳动力提出了要求，国家就得普及高等教育，发展新科技，让越来越多从事艰苦劳动的工人及其后代摆脱贫穷，最终达到人人完全平等。
于此相对，强调纪律不讲平等的国家是法西斯，把封建等级制宗法制当文明根基的是印度。
这里说的会比较深点，是我们自己讨论中涉及的问题。问题切入还是，东北成为近年来基督教最快崛起的地区。然后我们看儒教的现状与我们如今的社会现实。
先说东北基督教影响。根据调查人员的反馈，东北地区基督教群体崛起最初诱因还是吃药看病困难。和XX功不同的是，基督教的自组织带来的互助行为之后，很好的解决了当时中老年人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困境。在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部分信基督教的村落，村长 乡长说了不算，牧师动员算的现象。其一个主要原因，还是这种自组织的动员效力。还有，在切入这个话题前，还需要厘清，当地基督教的组成。大体可以分为地上教会，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而其中地下教会是主流。地下教会和地上教会主要矛盾冲突在对祈祷仪式是否要严格限制，以及对圣经的解读。对于地下教会，曾经和河友私下说过这样的一种思路，既有人提议与梵蒂冈接触，试图通过教廷来整合中国各种基督教势力，但是在很多核心利益上双方谈不拢，最终这个提议无果而终。不过当时在西北一些地下基督教教会已经出现以村落为单位，结地堡而自居的历史返祖现象。这个恐怕不是什么好现象。
话说远一点，最近的中国近代基督教研究，中国学者从美国买回来从明末以来，中国教区的档案资料。内容从人物姓名，性格特征，喜好偏向，乃至各种风土人情简介。恐怕就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基层社会档案资料也是当之无愧的。同样，在长征中深入康藏地区的红军还能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样有基督教的教堂存在，十多年前，央行有个纪录片叫《望古格》说的是可可西里地区，在青藏地区雄极一时的当雄古格王朝的故事。其中，纪录片里对于这个在吐蕃之后最后一个称霸高原的王朝灭亡，归于教乱。改宗基督教的王族上层，和传统的藏传佛教僧侣阶层与贵族阶层决裂导致古格王朝的灭亡。当然纪录片只是纪录片，具体事实也许已经随着遗失的证据不可考。但是，从这些故事与传说中，我们对比基督教的渗透力及其顽强的生存能力，谁忽视这些，对此我也只能笑笑。
其实要想从我的文字里直接引申出我本意是什么，没有一定的积累是比较困难的。比如上述话题里，我实际想引申出基督教发展至今的一些脉络值得我们注意。这个脉络来自基督教在基层的渗透其经验绝对值得我们重视。其实，早几年有关心的人拿到行为心理学学位那会，我们试图和他探讨过两个问题。1.为什么西方传教士会到远离人际的地方，在生活习惯社会组织乃至语言文化习惯截然不同的地方去传教。并能获得发展。（例如，圣方济各教团，他们赞助的贫寒子弟在教会学校学成之后，根据入学的时候有关文件要求，他们需要到艰苦的教区履行传教义务。对了，顺便说一下圣方济各，他在来中国传教的航程中遭遇风暴，船飘到了日本，于是他顺路在日本开始了基督教文明在日本的首次接触。一年后，他随船抵达中国上川岛不久因病去世，后背葬于印度。）2.在我接触过的不少研究过基督教的学者中，因研究而逐渐成为教徒的不少。同样，我最近想请教朋友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臣与阿富汗战争中，有关被俘士兵在被俘改宗后回国发现自己开始真诚信仰伊斯兰教。
如果我的表述，背后的意图有点复杂的话。实际我在上面的陈述之后我想说明的是。基督教起于基础，并一直致力于扎根基层。基督教不仅在崛起过程中遭遇了当时可以遭遇的各种政治经济与宗教压迫，这样的压迫在他们应对各种所谓“异端”的敌对环境有特殊的生存能力与抗压能力。一旦，这样的宗教在某地基层扎根，时间长了很难根绝其影响。这里不是一些人，想当然的认为那种无所谓可以涵盖的。在说明这一层之后，我还想引入的话题就是。以英国殖民地扩张标准模式为例。英国殖民地当局，一旦看中某块有价值的土地，他们第一个行为几乎无例外就是向该地区派遣传教士。简要的说，基督教及其教会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存在。作为一个从罗马帝国衰落开始时崛起的实体组织，他们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积累了足够的资料和经验来适应时代并扩张其影响。这样的组织能力及其影响，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这里补充一个教会势力影响所及的身边的事情。早些年，有人的亲属差点被绑架。当时对方绑架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求婚的方式继承那人家族的遗产。这笔遗产足以影响当地经济5%规模。而这个事情出了国家政府干预之外，还通过教会势力来平衡。因为这个组织和教会相互争斗与相互牵制很多年，他们彼此的默契之一就是不能公开对抗。）
话说到这里，我只想说，从基督教衍生而来的世界格局，即使基于基督教文明本身。其内在的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值得我们研究。这些，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的新儒家所不能理解的存在。更不是他们可以适应与之周旋的存在。恩，我想说的是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这些不能理解的存在来说，他们的喃喃自语太弱小了。
尽管上面的话题中可以延伸的分支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应该回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了。在说什么之前，不妨看看这个链接
链接实际在表述，通过同基督教及其话语权的对抗。西方世俗社会发展出怎么样的一整套文明体系及其话语权的有关话题。而这个话题，是滥觞于工业革命存续与工业化进程中，不管衍生发展而来。这套东西，在脱胎于神学哲学基础之上的方法论中，衍生出与基督教文明相互制衡的文明体系。这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其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如果没有一定积累，那种基于三国演义章回小说一样的解读，产生歧义与曲解难以避免。
其实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人类社会从神权宗法时代开始走向一种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曾经以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和进步主义时期出现在英法，德国和美国。对应之中国，就是五四。就世界观而言，与之前神权与宗法时代指引下的社会规范当然的不同不仅在于人与人关系的平等，而在于一种当然世界观下价值观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人类社会各种规范都是在认知某一极限假说下，在此假说中自上而下对社会加以分级与规范。而自工业革命时期起，随着科学进步与发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仅越来越深远，同样这种认识急于我们社会自身的影响也开始出现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就是快速的社会关系更迭开始成为一种常态而非静态。这个其实就是我想在前面连接里想通过进化的阐述来表达的深一层的意思。既，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的生理与心理及生活基本方式之余古代社会的人已经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这种不同，几乎可以用不同的两个种族来划分。并且基于这个世界在经济往来中越来越深刻的彼此联系，这个地球开始逐步成为一个整体就我们熟悉的文明进化现阶段而言。这个世界某种程度的统一并基于这种统一形成能在彼此经济交往中作为基本准则的价值观必然是一种与此前所有带有地域性文明形态的意识形态有所区别——鲜明的区别。在这个统一的进程中，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至今还是保持有相对的压倒性优势，而我们是落后的。
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中华文明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创造力上。更反映在，中华文明在这个世界基本游戏规则的指导性意见中。曾经和朋友讨论相关话题的时候，有一句半玩笑的话。这句半玩笑的话就是，假使美国明天不存在或者和苏联那样骤然解体。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继续我们今天在全世界的贸易网络得以存续。我和朋友在这个问题提出后，沉默良久，能做的回答是，在此时此刻果真出现这样的局面，还是继续既有游戏规则做对我们有利的调整。整体替代或者修改，做不到。这是为什么，我很仔细的想过。
曾经有推崇美国制度及其霸权的人这样说过，不管你怎么评价美国及其体制。美国制定的制度，是勉强可以让这个国家各种阶级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拥挤在一起的设计。基于同样思路，美国设计的现行世界政治经济游戏规则，也是让这个世界游戏参与者不必掀桌子勉强在一起的制度性设计。这种设计，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样的认知不仅基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更在于其至今依旧保持几近绝对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发展上，并且这种发展基于其创新体制，依旧有保持源源不断创新能力的活力。而这种实力与活力，首先基于正确认识这个世界客观规律的方法论上。这种方法论上缺失，目前儒家学说及其追随者的表现是无力的。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前，我们这个民族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等待儒家学说及其追随者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适应相适格后，再开始追赶这个世界的脚步。同样，当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人基本治国方式的儒家学说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退出中枢后，不管作为其他替代性选择项的各种前途，都具有在意识形态上排他性的共性。简要的说，这种共性基本是赢者通吃的竞争。在竞争中的失败者，除非重新创制一种学说，能在对世界的基本认知上取得别人难以逾越的领先优势，一旦退出控制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政治权力中枢，基本难以复兴。只能作为一种学术学科，而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下的庞大体系中。
如果你看过我写过的八卦毛的文字你可以看到，那篇八卦实际在表述，在这样的全球政治经济逐步实现一体化的时期，我们并没有同步主动创制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我们将如何保存一种文明内核作为中华民族日后复兴的种子来传承。把这种传承，基于儒家体系，在我们当年讨论的人来说肯定持否定态度的。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楼里支持儒家的，不仅应然的判定中华文明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个文明，而且基于这个判定全盘否定自五四运动起开始的文化变革运动及其成果。这种意识形态的复古，必然与基于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处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及其语境产生冲突。也就是说，基于古老文化的意识形态传承，可以凌驾于社会多数人生存发展要求之上的这种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必然会和现在的中国政府以及中国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政府共同缔结的现行国家社会体系相互冲突。两种矛盾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调和。也因于这种不可调和，所以配合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所同步的文化体制改革其基本基调就是：继续深化和清楚封建残余之余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戏称的二次文革。
话说到这里，我再给一个回复的连接，来补充
这样的表述，实际在说。对于不久后的将来。中国主流能接受的，只可能是一种既要满足解决现实问题，又要满足服务于国家利益遍及全球性的开拓性的学说及其能整合相关复杂利益博弈的整体性论述。这种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这种任何形式，包括儒家学说。但是就儒家学说的现状来看，满足不了快速变革时代的社会整体需要。或者说，由现代科学带来的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一天不停歇，儒家这个惯于以注释社会现实为生存立足的意识形态存在，就一天不会在这个社会获得有效的立足支撑。因为他要注释的对象，往往从注释开始后不久就被边缘与淘汰。不管谁认为，这种发展终究会停止，然后儒家肯定可以有自己的机会。这个某种程度上我承认这有其逻辑的自洽。但是，在我们小圈子里自己多次的推导中。这只存在于，当我们人类社会技术发展到尽头，且我们始终没有走出地球后。在统一的地球共同体中形成闭合性自循环体系后，儒家才有真正的出头之日。或者说，就人类社会现存意识形态而言，儒家学说是最适合闭合性自循环体系的学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曰不知礼无以立，司徒掌帮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舍此无他。
话说到此，不过是，即使人类社会本次文明阶段最终是一个统一的闭合性自循环的终局。在这个所谓可能的“终局”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儒家的，壁上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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