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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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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创始人为伊朗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 （Mirza-Husayn-Ali-Nuri, 1817-1892年），被称为“巴哈欧拉”（Bahá'u'lláh），意为“上帝之荣耀”，由此产生巴哈伊教的教名。根据巴哈伊的教训，宗教的历史是神差遣先知，对人类进行教化的进化过程。神派遣列代圣使亚伯拉罕、摩西、佛陀、琐罗亚斯德、基督、穆罕默德和巴孛。 巴哈欧拉是其中最新的一位。巴哈欧拉认为全人类同是一族。

　　巴哈伊教是个新的独立宗教。巴哈伊教没有神职人员和地方教堂，现在每个大洲建有一“灵曦堂”，分别位于美洲的美国伊利诺州威尔米特（Wilmette），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悉尼，非洲的乌干达坎帕拉，欧洲的德国法兰克福，中美洲的巴拿马，亚洲的印度新德里，太平洋的萨摩亚，另有一所在南美洲的智利圣地亚哥。每座庙宇都有九面，每面有一大门，代表可以从各方向加入巴哈伊信仰。庙宇中不出卖纪念品，不接受馈赠。宗教经费只来源于教徒的捐赠。礼拜仪式非常简单，没有固定的地点，只是由一人朗诵巴哈欧拉的作品。

巴哈伊圣地巴孛陵寝梯田花园，又被称为巴哈伊花园位于以色列海法，依卡梅尔山而建，共有18层梯田，从山顶到山脚延伸达一公里，垂直高度达225米，最大坡度达63度。离花园轴线台阶最近的两侧，对称装点着草坪、花床、灌木以及一些人工装饰。梯田花园上层向下看，海法市的美景尽收眼底。 巴哈伊花园没有一般宗教陵园的森严肃穆，也没有世俗花园的喧嚣俗艳。整个花园给人一种静谧、平和、包容的感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认为，巴哈伊圣地呈现出的虔诚氛围，让参观者的心灵得以净化，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圣地的精神。再加上依山而建的奇特设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巴哈伊教有自己的历法，每年19个月，每月19天，年末增加4天（闰年加5天），每年公历3月21日（春分前后）为巴哈教历新年，每天从日落时开始。

由于巴哈伊教义的简单和普遍性，即使不传教，在世界各地发展也很迅速，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宗教。

1935年，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开始翻译巴哈伊教经典时，认为其社会主张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相通，故此将其翻译为“大同教”。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初期。1991年正式更名为“巴哈伊教”。

PS；如果说到一神教的宗教起源，最早的源头可以追述到公元前十三世界的埃赫那吞宗教改革。这给后来出带领犹太人埃及的摩西及其犹太长老们不小的影响。随后，中东的宗教传统，随着波斯帝国的兴起，相伴随的是信奉善恶二元论的拜火教。在拜火教兴起后两百年，琐罗亚斯德对拜火教进行重大改革，从善恶二元论向善恶二元一性论转变，既承认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统一，进而信仰光明寻求新生。这个给新形势的宗教走向一神论打下了理论基础。随后，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崛起。

其实，你可以从我们的表述中发掘这样一个事实。一种宗教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崛起，其身后都伴随着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强大国家做支持。而其间宗教的更迭往往伴随着军事征服与暴力的压迫。比如，拜火教在在波斯最后的灭绝就是伊斯兰教军事征服并强行推倒拜火教圣殿千年不息圣火为先导的。同样，说到基督教的崛起，其一开始具有的广泛传播，离不开罗马帝国这个此前历史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不管基督教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其相互合作肯定有彼此利用的一面。就拿第一个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来说，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本身就有很强烈的功利特征。（他本人直到临死前才接受基督教施洗成为基督徒）而此后，无论是作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维护的国家体制，都出现一神教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相互扶持的一面。即使，如英国公教会，在于罗马教廷决裂后。英国教会和英国国家的关系结合的更紧密，这具体表现为传教士成为英国国家开拓殖民地的急先锋，而英国国家为英国教会提供积极的资助有直接的关系。从这里，我想引申的是，从一神教的历史衍生脉络而言。我们需要从这些积累与历史的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其本身的多元组成。这里既有，意识形态服务国家利益的一面，也有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结合的一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兴的更加兴盛的意识形态背后必然是一个更为强大和更适应越来越辽阔的帝国领土辖区中多元意识形态需求的多样性统一。对于这个多样性统一，我们可以从琐罗亚斯德教开始的，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崛起过程中，甚至在佛教崛起过程中，在吞并各地本土宗教中，把原来本土宗教信奉的神灵吸收为新宗教与新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各个天使，其信仰崇拜我们可以从比这些宗教更古老的各种盛极一时的宗教信仰中找到相关的对应。话说到这里，我实际在表述所谓普适性的一种演变。这种普世性有着对古老习俗在新的意识形态统一过程中继承。

从上述的阐述中，我实际在说，历史上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个更大的国家出现后，相伴随的是新型意识形态对此前意识形态的扬弃。这种扬弃，既要符合新兴国家统治需要，也包含对既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从基督教开始，宗教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的工具。开始表现出独立于国家服务于自身意识形态存在的需要。也是从基督教教会崛起时期，教会教团其组织形式从独立于国家组织之日起，此后的教会的历史就无时无刻不包括着和国家权益争夺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分离中的统一，就是此前相关话题某河友开始所说的源于希腊的精神与基督教的分离。这种分离已经开始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为现代世俗社会和传统教团在全球化进程中谁来掌握全球性意识形态的竞争。

这样的服务于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竞争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组织关系，还是社会组织及其社会组织关系。都是基于原来越大规模化与越来越高度细分的分工合作下的社会组织关系。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其主导作用的，是基于现代科学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认识与自我评价。而这种衍生与基督教及其经院神学的方法论，本身就是一种排他性的体系。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从这个社会组织体系中枢一旦退出，就很难再获得足够资源获得重生的原因。这样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对于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认识与自我认识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就儒家而言，目前新儒家及其支持者，无论是基础组织上还是对社会问题的基本认知上，都过于弱小。这样的弱小，不仅表现为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认知滞后。并且，对于社会基层而言，新儒家及其学说不能解决基层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于，国家统治阶级，他们不能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基于对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各种文明现实问题及问题的应对可以提出整体的有现实利益的论述。更不要说具体的解决方法。

而你再看看，这些自诩的新儒家的信仰者们。在对现实问题如何解决的漠不关心同时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世界其他文明。那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绝大多数人而言。既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不能面对未来提出什么建设性建议的学说，有多少人会去接受。你问问自己，看看周围的人怎么说怎么想，自然可以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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