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20 躁动 -- 吴佳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28

归国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完自己的随身物品，然后坐在床上，木然的望着窗外，等着田中来接我出院。

天气已经很凉了，屋内又不怎么开空调（因为这是一家私立医院），离别又容易使人产生冰冷的感觉，是心在发冷，我的双手也冷得发青了——精神病院，一个我曾经多么想逃离的地方，现在真的要离开了，却又变得非常的依恋。——病人的感情被扭曲的似乎用常理很难解释了。

我开始有些喜欢上这个令人思维简单的地方，它可以让我睡得好，吃得饱，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心焦虑。——我害怕走出这个空间，我害怕我适应不了外界的生活，因为，我甚至都忘记外界的一些生活常识了——我忘记了走路应该在那一侧，行车呢，更是不记得了；我忘记了距离宿舍最近的便利店在哪里；忘记了自己最喜欢的拉面店的味道；甚至忘记了银行卡的使用方法。——在这里，我呆的太久了，每日千篇一律的生活让自己几乎融化在这所医院里了，成了它的一部分。

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得离开。——离开这里，离开大学。最后，离开日本。

午饭过后，田中终于来了，风尘仆仆的样子。住院费结算时，我的钱不够了，差额是他替我补齐的。——不知道他回家怎么向那位贤惠聪明的妻子交代。一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他的儿子太郎那健康可爱的笑脸，那张照片上的笑脸与田中酷似，因此他极为得意的把它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田中教授每日的努力应该是为了这两个人的，而不是我这样的一个毫无关系的蠢学生——田中好可怜，我——真的太可恶了。

我在前台领取了病情介绍，出院嘱托还有一个月的药。——我出院了。

主治医师最后对我说：“一定要坚持服药，你属于那种容易复发的体质。”

我问：“坚持到什么时候？”

医生毫不犹豫地说：“这要问那边的医生。”

我疑惑道：“哪边的？”

医生哼了一下：“当然是你回国后再找到的医生了。你要坚持治疗的。”

我愣住了。到刚才为止我一直以为出院即是痊愈了。——医生的话让我心理产生了落差。

田中在旁边安慰道：“回国后，在家人的照顾下，你会很快康复的。“

我听了两人的话，苦涩地摇了摇头——这一年来，每次我都怀着最美好的愿望迎接到最坏的结果，所以，他们的话我不敢再相信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大学宿舍。——那里有五个学友在等着我们，他们都是应田中的号召自愿来帮助我清理宿舍的——我必须在当天把宿舍归还给学校——这是当初的约定。

当我打开宿舍门的时候，首先看到了我的那些可怜的花儿，它们全都枯萎了，枯枝败叶洒满了宿舍的每一个角落，令我的家看起来满目疮痍。

我只有两个箱子，而且飞机托运物品重量有限制。——但我有一屋子的‘家产’，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财产，我一样也不愿舍弃，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得扔掉它们中的大部分。我选择装箱物品时，痛苦不堪且犹豫不决——田中说过，物品绝不是财产——这绝对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博士才会说出来的话。——在现实的世界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像我这样身无分文的潦倒穷光蛋来说，财产就是物品。手里拿到了物品，心中才会有充实感。

宿舍清理了3个多小时。

最终我交还了钥匙，提着两个箱子走出了那片宿舍区。满脸沧桑——那里埋藏着我一年的回忆。有忧郁，也有癫狂。

我还要到刘军的公司去取机票。

本来我说一个人可以的，可是田中和另一个学友非得要同行。

车行驶在京滨高速公路上，可是慢如蜗行。——我们很不幸地遇到了下班高峰。

电车最多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三个小时。

还好，到达刘军公司的时候，他正在加班。他拿出机票给我，我问了一下价格，想把钱给他。他却摇头说不用了。——“算是我送给你回国的礼物。“——即便是好朋友，我也欠下了他太多的人情。

飞机是第二天上午十点的，所以我们今晚得在成田机场附近找一家旅馆。

在我们去往千叶的路上，大学的学生处帮我们预订了一家旅馆——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大学还是会表露出恻隐之心的——虽然我已经不受大学甚至是日本的欢迎了。

旅馆很好找，因为它的名字很气派——华盛顿酒店。虽然是商务酒店，可设施和服务顶得上国内五星级的标准了。

晚饭是日式火锅，——田中一边劝我多吃，一边半开玩笑的说学部长长谷川教授掏私人腰包，给了他五万日元作为这次的活动经费。吃少了可就对不住教授了。——听了这话，我更吃不下了。

当晚，我服了药后，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海里回忆着这七年的种种辛酸，没料到会是这种下场——我在夜里不住地叹气。

第二天，过海关时，我回过头看了一眼站在围栏旁的田中——他在用少见的忧伤的眼神望着我，一副很担心的样子。

我不禁鼻子有些发酸，正对着他深深的鞠了一躬。想着若有发迹之日，必定报恩。

十点，飞机准时起飞。

乘客的大多数是乘机回国的中国游客，个个显得很兴奋。——回想起我来日本时，也是第一次坐飞机，也和他们一样兴奋和好奇，心中充满了无限憧憬——如今，七年过去了，时过境迁，心中只有麻木的无望。——想到这里，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慨叹人生的无常。

我失落的情绪大概吓到了旁边的旅客，——他不断用怪异的眼神打量我。

落魄的回国，在座位上我不停地演示到家时的情景，——我怎么和他们交代——越想越焦虑——甚至极端地想到了，如果这架飞机不幸出了空难事故，也就万事皆休了。

青岛机场的出口，我见到接机的父亲时，几乎要瘫倒在他怀里大哭一场。——我想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依靠。

我有发小似乎也得了这病，现在也不联络了，是我的决定。因为和他在一起，我的劝导他听不进去，只听他喋喋不休的怨天尤人、说来说去都是颓废的感觉。每次和他谈过我都要好几天才能摆脱灰暗的心情，所以后来就不敢和他接触了。

看了您的文字我觉得您的思想比他积极大气，一定会好起来的。

治疗我不懂，只是我周围有很多亲戚朋友得了这病，有些人也好了。现在这方面医学上进展缓慢，药不要随便吃，除非严重了。

感觉您聪明而敏感单纯，所以不要经常回忆发病的感受，试试坐禅看看能不能进入空的境界。

祝康复，有一个家。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29

回家

回国时正值春运，我和父亲从青岛坐着拥挤，嘈杂的列车辗转回到了哈尔滨的一个 小城——我的家乡。

几夜没有睡着觉的我，，在到达目的地后，几乎要虚脱了——我很着急，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我的躁狂可能复发。

几天的旅途中，火车中的无序与杂乱，车内饮食的肮脏与暴力，下了火车后，满地的泥泞与垃圾。出租车司机的蛮横与粗暴。

——这一切都让我胆寒。这次在国内见到的一切都不由自主地在我的脑海里与生活了七年的日本相比较。

——反差太大了，简直是两个世界。

——甚至与我第一次回国去过的威海也相差太大了，当时我错误的认为所有中国的城市都可以与这座精致的海滨小城相媲美。

我的脑子里过度夸大地想象着活在中国的危险——我可能吃了肮脏的食物中毒而死，或是在路上被违章的汽车撞死，再不就是因为一件毫不相干的事被一群地痞群殴而死。

和父亲把两个箱子抬上七楼——累得气喘吁吁，得病后，我的体力大不如前。

我看到了那道和七年前一模一样，不曾有半点改变的防盗门，只不过多了些送水，送煤气，开锁的小广告，几乎遮住了蓝色的铁门；两旁是几乎要剥落的对联，已经褪去了鲜红，挂满了灰尘，还能依稀地看出‘万事兴’的字样——显然，这个家很久没有人住了。

一打开门，惊异地出现了满屋子人。

为首的是继母，她保养得当，依然同七年前一样，只是打扮得更加时髦了——她一见到我，便做出无泪之欲哭状，还要上前抱我。

——我伸手一推，拦住了她精湛的表演——这里没有外人，她没必要 这么表现虚伪的爱‘子’情深。

我本就是她的继子。——从小到大，她从未疼爱过我，反而对我的苛刻近乎虐待。

在我病重的时候，她多次在电话里刺激我，使我深受伤害。

——仅仅在我第二次住院前，她还在电话里讥讽我道：“吴佳呀，你说为啥我向你们老吴家投的钱都打了水漂了尼。你说是咋回事儿尼。”——她所谓的‘向老吴家投的钱’是指我的留学启动资金的一部分是她拿的，另外她的儿子，我的小弟留学法国六年，费用都是她出的。

现在，我生病不得已归国，没有达成预订目的；小弟是个闲散的人，最后买了个硕士学位，潇洒回来，至今赋闲在家——我俩的表现都令她像在股市上错买了垃圾股一样，怒不可遏，作为报复，她也只能通过言语的刺激来发泄一下愤怒了——毕竟，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不能再像小的时候，稍不顺心，便拳脚相加了。

所以，刚才她的多年未见的拥抱表演，令我有些作呕。

我换好拖鞋，一抬头，满屋的烟雾，继母的兄弟姐妹——大舅，二舅，二姨，还有二姨的孩子小五，都闻声出来看着我。

我一边打着招呼进了里屋，顺手把箱子立在方厅墙角。

若干人看我没打开箱子，便跟进了里屋。——这房子多年未用，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连家具都是七年前快要石化了的旧物。

众人坐定，笑眯眯地看着我。——还是二姨先开了口；“吴佳还是那样，一点儿都没变啊。”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二姨又问了：“你看二姨变没变老？“

——她的牙掉了几颗，嘴有些瘪，头发也花白了，乱蓬蓬的在脑后挽了个髻。——

我暗笑了一下，嘴里却说：“没有，还是老样子。“

二姨立刻在眼角堆满皱纹：“还是吴佳会说话。“

众人听完，也纷纷鹦鹉学舌般地问自己变没变老之类的话。

我有些烦，一律答道，很年轻，一点儿没变。云云

小五跟我说：“佳哥，我儿子都两岁了，呆会儿抱过来给你看看。”

我比刚才来了兴致，可是实在有些累了，便说：“好哇，一会儿看看小小五。”

我犹豫着，考虑着措辞，想把自己的病情告诉给他们。

最后，还是决定单刀直入地说道：“我，得了忧郁症，已经快一年了。”

我恐怕他们没人懂‘躁郁症’，所以把病情说成了‘抑郁症’。

众人正各自为战的聊着天，嘈杂的房间一下变得安静了。

大舅，二舅以异常的频率地吸着烟，二姨看着小五，小五也显出了无奈的眼色。继母更是显得惊愕和失望。

我在日本住院的事他们知道，可是都没想到是这种病。

父亲正在厨房切葱花，下面条，听我说到病，连忙提着菜刀就走了过来。“没事，这不治好了吗，没事了。”

听了这话，屋内的气氛又活跃起来了：“对，对，着算啥病啊？”

“中央台的那个谁——”

“崔永元”

“对，崔永元，人家不也得了一年的这个 病吗，人家现在不也治利索了，还主持‘小崔说事’呢嘛。”

“没事，小佳，我们看你和正常人一样，啥事没有。”

众人似乎宽慰着我，也宽慰着他们自己——我，也算是他们心中不大不小的一点儿希望。

继母心烦，冲着厨房喊道：“好了没有啊。”——她一直瞧不上父亲，特别是父亲在大娘那里投资失败，血本无归之后，她们妯娌见关系本来不好，互相瞧不起。——所以现在对于父亲，除了几分鄙视，怨恨，恐怕还有几分幸灾乐祸。——他们夫妻分居几年了，在经济上，继母并没有损失。

面条端上来了，没有大桌子——这房子好像本来就不是用来生活的。大家端着碗，或坐或立，吃着面条。

满屋子都是‘稀溜稀溜’的声音——大家谁都不说话，好像都在想着心事。

吃完饭，我向大舅讨要了根烟，站在通气窗下吸了起来。

继母和二姨都惊异地看着我，尤其是继母，有些微怒却不发作出来。

我在窗边打了个十分保守的哈欠，憋得两眼通红。被二姨看见了，忙说：“小佳累了吧，快睡一会儿吧，咱们也都回去吧。”

我正求之不得，点点头，向小屋走去。

小屋是出国前我的房间。

见到书架上摆放的书，装饰物，笔筒，台灯都原原本本的放在那里，——甚至连书的顺序都没有改变。

上面蒙着一层细灰，我抚摸着它们，回忆着它们和我的故事，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温馨亲切。

我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

希望自己的眼睛再次睁开时，时光倒流，回到了七年前，至少是生病之前。

我就那么默默地盯着它们，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以前记得看过你写的这个系列，当时你不是说在昆明那边看中医吗？最近一直在徐文兵主讲的黄帝内经系列，感受颇多，这中医还真真是神奇啊，如果你有时间上网的话，可以搜搜他的视频讲座或者博客看看，祝你早日康复。

写东西，逛网吧。 谢谢建议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0

回家2

朦胧中，我好想有回到了在日本没毕业时的痛苦时期。

每天，我都在后悔不已，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用一些变通的手段，完成那本来就不难的毕业论文。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的倔犟，明知离开田中研究会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却还要不顾同学的劝阻，毅然决然地离开，连跟田中商量的余地我都没有留下，虽然他曾表示过可以为我个人再做一份独立的学习计划，但被我断然拒绝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尊严——可是现在我落魄得尊严扫地。

每天，我都哭丧着脸，考虑到入管局对留级生拒签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甚至在梦境中，衣食无着的我投靠了一个富裕的村庄，可是被人发现是外来人员，便被无情地赶了出来‘这里不欢迎你’——这仿佛是入管局在我递交材料后的判决词。——令我惊恐万分地从梦中惊醒，浑身战栗，一身的冷汗。

我苦着脸，向已经办了签证的朋友旁敲侧击的请教经验，以使我的申请材料毫无瑕疵。——无论怎样掩饰，我留年的秘密终于被不经意地暴露出去了。

‘朋友’们的态度由此发生巨大转变——在我心理极度苦闷，总想找人倾诉的时候，有人表示理解，好言相劝，称事已至此，不如不再苦恼地原地踏步，而要向前看，给我以希望；

而有些人则态度倨傲，恶言相向，把我的人格贬低的一钱不值‘

另一些人则干脆对我避而不见，即便是因为有事被我敲开房门，见到我之后也是一副鄙夷的眼神，甚至连我还未开口，就说自己很忙，马上要出去。——有的连这样的托辞都懒得说，直接关上门了事。

我又找到原来找我打工的那家电子制造公司——想让他们雇佣我，反正他们也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只是即便公司愿意招聘，未毕业生在申请时入管局的审核也会很严格。所以胜算有多少，谁都不好说。——但这毕竟是个法子。

第一步得有公司的雇佣合同。

我想当初是他们赏识我，而我在那家公司做的又不错，——对华工作室的基础都是我牵头打下来的。而且我与同事关系处的极好，临别同室的人还为我举办了欢送会，并赠送了鲜花——这是积年的正社员离职时才有的待遇。就凭这些表现，我想我有资格进入那家公司。

我找到高桥的名片，按上面的电话打过去后发现是总机，经过人工转接，到了高桥秘书那里——高桥现在已经荣升社长，便如深巷里的好酒，轻易地寻到便显得没有品位了。

我和秘书非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目的。秘书按下保留键，枯燥的彩铃声反复鸣响了半个多小时，高桥拿起了话筒。

“好久不见，我是吴佳。”

“哦，吴桑，好久不见。”

“实际上，找您的目的是，想在贵公司某一个职位。我很喜欢贵公司的工作，两年前在贵公司工作的一个多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尽量选择着措辞。

“好啊，我们初次偶遇是在两年前吧，今年正好毕业嘛。不过，求职的事要找人事部的高井君。”

“不过，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我没有毕业，因为论文没完成。但我得到的学分远远超过了毕业学分，只差论文。我想如果贵公司能宽容的接纳我，在一年之后我一定能交上论文，正式毕业。——为了一篇论文耽误一年，实在有些不值得。况且，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我再读一年了；最重要的是，入管局对留级生审查很严，如果我这么递交材料，很可能被拒签。”

高桥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声“稍等”，便按下了保留键。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才有听到高桥沉厚的声音：“还是那句话，求职的事要找高井君。先要通过他那里的笔试，才可能进入后面的程序。——不过，笔试都是针对理科生的问题，吴桑你行吗。”

我当然不行。

但我还心存侥幸的希望他能顾及旧情，网开一面。

我对高桥央求道：“您看，我的情况特殊，贵公司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两年前我在贵公司打工的时候也没理科的考试，在工作中更没用上理科的知识呀。”

高桥显然对我的纠缠有些不耐烦了，抬高声音说道：“公司今年本来没有招聘计划，话说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特殊处理了。——我再说一遍，先到高井君那里递交履历，然后参加考试，不过，我认为没有通过笔试的可能性。”说罢，便放下了电话。

我的心里一阵发凉——获取签证最大的希望破灭了。

高桥两年前那恭敬的态度使我认为他是个和蔼客气，通情达理的日本人——这次电话里他居然这么无情。

哪怕他替我胡乱办理一下，再与我说不成，我心理的落差都不会这么大。——暧昧的日本人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直接，冷漠。

难道因为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了价值，变成了一个落魄的留级生。

在此后的一次我和刘军的吃饭的时候，我在醉意中心酸地讲给刘军，说无论是那些朋友和那些日本人都对不住我，不仁义。

刘军在醉意中夹起一块鱼生，蘸好酱油，一口吃下。笑着对我说：“你是读书人，自然不知道世上的人自从吃生肉的时候开始就都是，趋炎附势，过河拆桥的。世人见利，如同苍蝇见血一样。你开始对他们抱有希望就是错误的。”说罢，他便靠在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说：“书上也说过‘苏秦见到自己的嫂子 伏地蛇行 时，便问道‘为何前倨而后恭’ 他嫂子爽快的答道‘子位贵而多金’。——和你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刘军只听懂了一点儿，却不要我解释，又夹了口菜，说道：“其实，不光是世人，就像你说的，亲戚之间也是如此。”

亲戚也是如此，我听到这里，打了一个寒战，完全醒了过来。

个么知道得越早越好！亲戚们是用来攀比的，朋友么是用来摆显的。我一次无意中在高中一位女同学面前夸了另一位女同学“保养的好，蛮像二十几岁的。”被那个叫臭骂呀！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1

回家3

醒后我从床上爬起，大脑一片混沌，不知自己睡了长时间。

我贴近模糊的窗子，向外望去——已是红日西沉的时候了。

屋子里的空气有些浑浊，另外我也想抽支烟，便打开了窗子。房间很久没人住过了，窗框有些变形了，很费力的才把它拉开；窗框的漆一碰就如同雪花般，大大小小的剥落下来；腻子也不断地掉落——这是我出国两年前买下的新房，如今也同我一样，变得破落，沧桑了。

夹杂着烟火气息的寒气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哆嗦，猛吸一口烟，探出头，向下面的商业街望去。——那里曾经是小城第一繁华街道，如今却冷冷清清的，只有三两个卖烤地瓜的，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寻找主顾。——这条商业街的繁华，已经成为昨日黄花，朱颜不再，佳人垂暮。我吸着烟，呆望着下面，心想。

开门走出小屋，父亲和继母都在。

父亲在打扫房间——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继母在大屋里，躺在床上看电视。——她的脸色缓和多了，有时可以跟着无聊的节目一起笑。

我帮着父亲，帮他递个抹布，帮他扶着椅子，帮他收拾一下陈年的垃圾。——我能做的也只是这些了。

这些事做完后，天就已经黑了下来。

二舅打来电话，说是要为我接风。——我身上懒得很，不想动，可还是随着去了，走之前还没忘吃下晚上那份药，——本来应该在饭后吃，可是时间不允许了。

三人打车到河东区的一个高档酒店，之后是迎宾小姐引领着到了二楼某个房间。

二舅一家早在那里坐定等待——二舅是河东区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高管，二舅母在厂办工作，儿子小山在吉林一家高校做辅导员。他们还有个女儿，和我小弟同去的法国，现在还没回来，据说已经和他男朋友生下一子。

见人都到齐了，二舅开始点菜——他是不用菜谱的，一看便知就是久历沙场的老将。

趁着上菜前的空档，我点了根烟，走到窗前慢慢的吸——舅妈怕烟味儿。走开其实也是避免大家说道关于我的话题时的尴尬。

我现在恨不得谁都不见，特别是那些太过熟悉的人——他们总令我有一种莫名的内疚感和负罪感。——总处在这种情绪下，我很容易复发到严重的忧郁状态。

我望着窗外，一片漆黑。

这里我很熟悉，前面就是我曾经就读过的初中，两边曾经是很繁华的商业街。——可是，现在我只看到一篇黑暗。

我很好奇，便问二舅这是为什么。

二舅笑道：“还不是企业改制，工厂停产，工人大部分下岗了；企业一不景气，河东区整个就变得萧条了，你看，街道两旁的路灯都点不起了，现在普通居民区连供暖都成问题，每天只在晚上某个时段给气，保证不冻死人，不冻坏管道就可以了。这样的地方谁还敢住，所以稍微有点办法的人纷纷往区外迁。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几乎是一片死城了。”

说话间，菜上来了。

小山懂事地给每个人倒上一杯啤酒，然后举起杯子，说道：“感谢各位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我妈的生日宴会，在这里我要对妈妈说‘生日快乐’。”说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时，我们三人才恍然大悟，所谓的给我接风不过是搂草打兔子顺了一下手。

还是继母反应快，：“二嫂你生日咋不早说呢，这都没法准备啥，吴佳，还不快给你二舅母敬杯酒？”

我木然地给舅妈的杯子里倒满啤酒，又端起自己的半杯啤酒，向舅妈祝贺道：“二舅母，祝您生日快乐，越来越年轻，我刚吃完药，喝不了就，就拿手中这半杯敬您吧。”说罢和舅妈碰了一下酒杯。

众人听我说药的事，就连忙说，算了算了，吃了药再喝酒不好。

我没听大家的，一样脖，喝光了啤酒。

舅妈笑着抿了一口杯中酒，说：“还是小佳和我好，仁义。”

其实，躁郁症患者应该滴酒不沾，特别是像我这样刚刚处于稳定状态的——但，这就是医院和外界社会的不同。在医院患者没有机会沾染不利治病的负面因素。而在外界，处处都有理所当然的陷阱，让患者的治疗成果前功尽弃。

敬酒之后，大家开始动筷子吃菜。

我吃了近三个月味道寡淡的日本医院饭菜，见到这些高档的中国菜肴自然是食指大动。也顾不得礼节，下箸如风，只管向自己嘴里添菜——仿佛恶鬼脱世一般。

见我这样，父亲和继母都显得有些尴尬。二舅和舅妈却看得津津有味，二舅还来了兴致，稍有炫耀般的介绍起菜肴来了。

“吴佳，你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

我看着像烤鸭，就说：“自然是鸭子做的。”

“错”二舅得意地解释道：“是豆腐做的。这几道菜看起来都是荤菜，其实都是豆腐做出来的。：”

“噢——”我拉长音表示惊奇，像日本人那样表示了一下惊奇。

酒足饭饱后，二舅拿过账单签字。说：“去我家坐一会儿吧？”

父亲关切地问我：“你累不累。”

我摇摇头。——心里其实并不想去。

六个人打车转了五分钟，到了一栋整洁崭新的单元楼前。

上了三楼，一进屋，就觉得一股热浪扑面。

排队拖鞋上了地板后，大家依次坐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剥起了桔子吃，边吃边聊。

我打量着二舅家的方厅，宽敞，豪华，据说地板是进口橡木的。对面墙上还挂着昂贵的大平板电视。

看了一会儿电视，继母说晚了，要回去。

二舅也没挽留。

出了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我不禁打个寒战。——父亲看见了，摘下自己的围巾要给我戴上，我双手推脱着说不要，可父亲硬是给我围上，力道几乎要勒死我。

回去的路上，却看不到出租车。只好踩着雪珂‘咯吱咯吱’的边走边寻车。

我看着两边灯火暗淡的破旧住宅楼，心想这种天气在那样没有暖气的房间怎么过。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2

回家4

回家的第一夜，睡得倒还好，只是不如在医院时那样安稳，半夜里总是醒来，但马上能再次睡过去。

早晨，我想睡会儿懒觉，却被父亲含怒拉了起来，要我和他一起去买早餐。

我浑身惫懒，脑子里还不大清晰，摇摇晃晃的穿过一道又一道喧闹的街道，到了小市场。

这里的一切我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两旁的店铺似乎还是老样子；原来卖馒头的还在卖馒头，卖油条的还穿着油渍的白衣，抻着面团，捞着枣黄的油条；只不过家什和匾额旧了，人也变得老了。不大的空间里充斥着各种曾经熟悉叫卖声；“刚出锅的热乎馒头嘞。：”，“大果子啦，刚炸好的。”，“新鲜的豆腐脑喽。”——一切的声音都是从各自的小扩音器里传出来，使小市场的清晨显出一种单调的嘈杂。——小城，还是变了。

小城太小了，一路上会遇到好多熟人，不经意地就会有人从侧面，对面，匆匆走过然后驻足，惊奇地叫道：“吴佳，真是吴佳啊，你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手机号给我一下，有空儿请你吃饭啊。”——有同学，有同事，还有小时的玩伴。不胜其烦——每见到一人我便感到一阵胆怯和毫无理由的羞愧，几乎要躲到父亲的背后与人打招呼，说话了。

父亲看到我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吃完早饭，我心烦意乱地收拾着桌子，扫地——一股焦虑的情绪涌上来，闹的我几乎要把扫帚扔了出去。

强压住胸中的不耐烦，捱到了收拾停当。吃过了早上的药，刚想坐下休息一会儿。

继母和父亲在大屋叫我进去，看会儿电视。我实在不想去，可又不好违拗，便晃着进了大屋。

无聊的节目加上药物反应，催化了我的瞌睡虫，我的两眼皮直打架，头也不住地往下耷拉。

父亲见我困得难受，只好让我回小屋睡觉了。

刚躺上床，我就听见大屋里继母对父亲说：“以后不能老顺着他的意思了，要不他那傻了吧唧 的一出出得啥时候到头哇。”——父亲无语，大屋里只传出电视节目主持人激昂的声音。

我很快睡了过去，睡得很香，连梦都没有。

醒来时我听到客厅里有小西的说话声，忙开门走了出去。——兄弟间七年未见，此时相见双方竟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轻轻地握了一下手。

小西两个月前从法国回国，一直赋闲在家，却不着急，——在北京，哈尔滨之间来往数回。这几天就是在哈尔滨与朋友厮混着，听说我回来了，这才赶回家来。

他已经知道我得病的事，看到我阴郁的脸色，——一副满不在乎的语气来安慰我：“哥，没事儿，我有好几个同学也得了这病，回家呆几个月自然就好了。”——我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信性极低，可还是挤出了点儿笑容，说道：“是呀，日本的医生也说我的病很轻。”

小西又大大咧咧 地坐在椅子上，扔给我一支烟，我抓起桌上的打火机打着给他点上，又把自己的点着。哥俩儿在方厅里喷云吐雾起来。

继母从大屋里走出来，怒气冲冲地看着面前的这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又很无奈。“我这有鸦片你们俩抽不抽？”

“抽。拿来吧。”小西没心没肺地逗着继母。

继母张了张嘴，想骂他点儿什么，却一时想不起词儿来。憋着一口气，穿上鞋出去了。

父亲在里面听见声音，光着脚追出来，问小西：“又气你妈，她 上哪儿去了？”

“打麻将去了呗，她这两天不是都去嘛。”

说罢，转过头来向我做个鬼脸，“妈这是更年期，别在意”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我这病比更年期还重。”

兄弟俩闲聊了一上午，各自讲了很多留学国度的奇闻轶事，我的心情舒畅了不少。-心想聊天对调节情绪，心境的效果可能会好，可现实里总不能天天聊啊——小西过完年就要去北京找工作呢。

下午，二弟小安给父亲打电话，先问继母在不在家，父亲说不在后，没过一分钟，他气喘吁吁地敲门进了屋。“我来看看大哥“

我看着二弟，比起七年前，黑了许多，也老了许多。戴着一顶褪色的旅游帽，佝偻着身子，——远处看，俨然一个落魄的中年人。

我心疼地问小安：“在厂里挺累吧。”

小安笑道：“不累，我是电工，一个礼拜也就去三四天。”

父亲在旁边补充道：“平时他还蹬三轮拉货，这样一个月能挣多少？”

小安羞涩地低下头：“一千多块吧，我和我媳妇两个人够花了。”

我心想，一个家庭一千块，恐怕也紧紧巴巴的。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小安忽然想到一件事：“爸，我听说厂子要搬到南城，要重建。”

父亲说：“对，我内退那年厂子就给卖了，一个年利税几千万的国营大厂就卖几百万，买主和商业局有关系。买完后也不经营，就等着地价涨了把厂子一迁，转手就赚大钱。——这城里就这么一个盈利企业，现在也弄得不死不活的，你老姑在厂里干了快四十年，内退下来每月才给200块，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块。说是迁厂到南城，可是不是真再建厂就不好说了。——这是要老实人的命啊。。。。”

父亲一提到这些事话就止不住，直到小安要走，他还在唠叨着：“干了四十年的老党员，现在一个月才五百，哎——”

我听着头疼，等小安走后，在小屋蒙着头清静了半天才缓过神儿来。

晚上睡觉时，小西在地上铺了被褥，说是，他睡觉爱翻身，怕影响我。——可我吃完药后，这家伙女朋友的电话打了过来，两人聊得如胶似漆，丝毫不顾忌我在身旁。——电话粥煲了两个小时，小西放下电话片刻就鼾声大作。我却无论如何睡不着了。只觉得胸口憋闷，无所适从。——最后憋得挥拳猛击心口处数下，才算少有缓解。

那一夜，我睁着双眼，迷茫地问自己，——回了家，我的病，真的能好吗。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3

回家5

昨夜基本没合眼，到了凌晨才迷迷糊糊睡去。早上自然难受的不想起来。闭上眼，眼前就像有无数颗星星在闪耀；睁开后，眼前的景物有在不断的摇晃，晃得让我几乎恶心的要呕吐。刚刚把上身抬起，就感觉到难受而且无力，只好又重重地摔回到床上。砸得床板‘嘭’的一声巨响，吵醒了睡在地铺上的小弟。

小弟揉着惺忪睡眼，看清了我还安全的躺在床上后，又睡了过去。他从小能吃能睡，从来就没有过睡眠障碍，可是今早虽然醒了还是赖着不愿起床。

小弟比我还能赖床，父亲清晨是拉起这个，躺下那个。最后无奈，我听到他叹了口气，推门自己去买早餐了。临走时，发泄似的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和小弟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

叠好被后，我正在床头穿袜子。小弟从地上甩过来一个小塑料袋，说：“给你吧”，一脸的坏笑。我还以为是他从法国带回的什么糖果，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安全套，脸一红，又掷还给了他。他笑嘻嘻地揣进牛仔裤后兜。——他比我小六岁，可是在这方面的经验，绝对可以做我的老师。他人长得很帅，像我的继母。又很会打扮，对所谓的时尚接受的很快，人又聪明活泼。所以很受女孩子喜欢。在国内上中专时，每次周末，他都能领回一个不同的俏丽女孩，类型不同，风格各异，令父母和老师大伤脑筋。数次私拆他的信件，并尾随跟踪，想要棒打鸳鸯于萌芽之状态。所幸，竖子虽阅女无数，却并未动过真格的。因此得以安然出国。此后便在法国宏图大展了。

我困的难受，可又睡不着，——脑袋晕沉沉的，胃里也翻江倒海，只要吐酸水。实在吃不下饭。

在父亲的督促下，勉强吃了几勺豆腐脑。便放下碗，说：“我想出去走走。”

父亲大喜，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我主动提出去活动活动。就说：“别走远了，再找不找道儿。”

我应了一声，穿戴好下楼了。

附近那条商业街，七年前曾经是这个城市最繁华 的街道。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条不长的道路。

三列仿古的二层建筑，青砖绿瓦，彫楼画栋。里面尽是高档酒楼，夜总会，K歌厅。——整夜的歌舞升平。

有一次，我同一个同事和他的家人路过附近，我手指那道街，问同事的小女儿：“告诉叔叔，那里是哪儿呀？”

小女孩干脆地答道：“我妈说了，那是窑子窝。”大家听后愣了一下，又为那童言无忌一笑了之。

可如今，随着几个国营大厂倒的倒，卖的卖，小城的经济一落千丈，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高档消费了。

我走过那条熟悉的街道，两边的门店已改为更加实际的菜店，馒头店，饼店，花生瓜子店，山寨手机店。。。。。——

店铺前门可罗雀，数年前繁华的小城已成为昨日黄花。——人都那里去了，大概都在冬眠吧，：我想着。

还有很多干脆大门紧锁，不做生意了。——门口被一群算卦的占领了。基本上是一张黄纸，上面画着个拙劣的八卦，随意找四个大小不一的石块将黄纸压在地上，然后便拢着袖，眼睛半闭半睁，一见有人到近前，便张大眼睛，招手道：“老板，看你一副发财像。”台词大同小异，形式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心神不宁的我走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哀伤地想：“这七年，我的故乡和我一起变得颓废，令人生厌了。”

我两腿走得发软，身子也疲惫的要命，便想回家歇息一下。

这时小弟从家里的窗户探出头来，大声喊道：“妈让你赶紧回家。”

我以为出了什么急事，到了家里才知道，二舅妈给继母打了个电话，说是有个远亲在医大一院上班，神经科的，要是我同意可以让他给看看，熟人嘛，总是会看得细心一点的。

继母已经在电话里替我应承下这事，两人商量好二舅母今天给那个亲戚打电话说明情况，我们明天上午去医大一院找人。

我实在不想动，又对国内医生的水平存有疑虑，就对继母说道：“妈，我得病属于精神科的，去了也看不出啥来，再说，从日本拿回来的药还没吃完——会不会跟他给开的药有冲突。”

继母听了，满脸的不高兴，几乎要喊起来了：“这一家子人都在帮你看病，你咋就不能积极主动点儿，你要不想去，我现在打电话推了，人家乐不得的呢。——看看你那样儿，整天佝偻着个腰，你到底是想不想好了。”

从小到大，我一见她发火，腿就抖——现在也是这样。我连忙无奈地说：“好吧，我去。”然后借口说要找一下从日本带回来的介绍信和病情说明，躲进了小屋。

我从包里取出有关病情的文件，医生写的都很简单，大致是此人患有躁郁症，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于我院住院治疗，现服用某某药物等等。日文，英文各有一份。

我拿出英文的，又拣出一包现在服用的药物，小心地放在挎包里——琢磨着是不是明天有这些东西就够了。

我拿着挎包，眼睛不由自主地向窗外那条刚刚走过的道路望去，那些算命的还在，不过因为没人照顾他们的生意，这些人无聊至极，便扎成一堆，打起扑克来了。

看着这些人，我想起了昨晚，父亲从堆杂货的阳台上找出一尊佛像，又擦又洗，之后摆在我的房间里，表情虔诚地上香膜拜。我看了好笑，可又不忍阻止——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病。

“英国人说，他们只有在上飞机的时候才会真诚的祈祷上帝保佑——人，总是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会求神拜佛。”——这是我在日本听到一位大学教授说过的话。

看着那些满地飘零的黄纸，想想不愿去积极治疗的我。——小城的人和此时我是一样的，都掌握不了自身的命运，也放弃了去掌握命运的希望。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4

回家6

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继母坐着出租者来到医大一院。

在车上，我又睡着了，迷迷糊糊像是见到幻觉一样做着梦——我能听到周围的声音，感觉到周围人们的动作，同时，又在另一个世界里做着旁观者——魔幻和现实两个世界可以同时出现在我身上，所以弄得每天都疲惫不堪，没精打彩的吧。

到了门诊大楼，我惊奇地发现，这里也安排了礼仪小姐，只不过，由于天冷，都穿着草黄色的军大衣，同她们头上戴的粉红色护士帽有一种滑稽的感觉。

半军事化的护士替我们拉开沉重的玻璃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那位亲戚早在办公室等着了。笑容可掬地迎接了我们，之后和继母扯了半天的闲话。直到我把介绍信和病情介绍拿出来递给他。

他显然只是粗通英文，简单的几行英文看过半天之后，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住了两次院？其中一次有两个多月？”我点点头。——这样的信息显然是从那些世界共通的阿拉伯数字里获得的。

接下来他又对我进行了一些神经科常规检查：如在我的耳边打几下响指，或是让我盯着他缓慢移动的食指等等。

最后得出了结论：“没事儿，得这个病的孩子现在可多了，在家养养就好了，平时遇到事情时想得大度点儿，真没事。”

父亲说：“他白天总是困，该不该让他睡呢？”

那人断然说到：“别让他白天睡觉，多做些放松运动，比如说——游泳什么的。”

继母也问：“你看还要用药吗？”

那人答道：“国内产的某某药倒是可以用一下，是有名的抗抑郁药物。”说完，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药名递给继母。“哈尔滨大的药店都有卖的。”

告别了那位亲戚后，继母让出租车开到一家大型药房，买了一个月的某某药。我看了一下包装上的说明‘每日睡前服半片’——我长舒了口气，真要是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就太谢谢老天了。

到家后，我想马上回小屋睡一会儿，被父亲一把拉住：“从今以后，白天不许睡觉了。”声音未曾有过的严厉。

可我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可怜兮兮地央求着父亲：“困 死了，求求你让我睡一会儿吧。”

父亲看我蔫头耷脑的样子，叹口气松开了手：“明天早上开始，我领你出去跑步。”

我已经听不进他后面说的话了，一心只想着扑到床上，不用小脑来控制平衡，也不用大脑费力思考——那时才能感到人生的最大惬意。

继母在后面跟着加了一句：“不许在房间里抽烟啊，要抽到厨房里抽。”

我现在非常怀念在福井纪念医院的日子，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强迫。跟那些病人在一起还可以莫名的产生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经济原因，我愿意在那里呆上一生。

梦中，一只冰冷的小手在轻拍我的脸，我还听到一个娇嫩的叫声：“起来，起来。”

不，这不是梦，我睁开眼，看到了一张红扑扑的小脸，长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正在好奇地盯着我，一看到我睁眼，红嘟嘟的小嘴又叫开了：“醒了，醒了。”

她是我的小外甥女，妹妹小芳的女儿。

大爷和小芳也来看我了。

继母和小弟不知去了哪里。

大爷也是一脸的沧桑，大娘的集资失败让他蒙受了巨大损失，存款一分不剩。大娘跑去青岛避祸后，债主们纷纷上门找他讨债，他的所有资产都被抵押，拍卖，原来殷实的家变得穷困潦倒。有时他还会受到人身攻击：威胁，恐吓，谩骂，胁迫，几个月前甚至被债主指使的人变相地绑架过。

我出门看见他站在方厅的圆桌旁，穿着一身又脏又旧的衣服，弓着腰，在昏暗的灯光下低着头，狠狠地吸烟。鼻子一酸，叫了声：“大爷，你啥时候来的。”

大爷六十多岁了，为了还人家钱，出去给人打工，每月留下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一点一点还给债主们。大家看着不忍，劝他说算了，那些钱又不是你借的。大爷很倔犟，你大娘借的和我借的有啥区别。又叹了口气，都是亲戚朋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咋能欠着不还呢。

大爷抬起头，目光柔和了许多，问道：“你咋样儿啊，这不看着挺好吗。”

妹妹正在厨房做饭，听到了声音，带着一身油烟，也走出来问：“哥，你咋样儿？”

我自幼丧母，妹妹是由大爷抚养成人的。

看到家破败成这样，而我又得了这个病，前途未卜。只能怨老天不公了。

我笑了笑：“还能咋样，就这个样，不好不坏的。是病又不像病的。”

妹妹安慰我说：“唉呀，没事儿呀，这不回家就好了吗。”

小外甥女走过来拉住妹妹的手说：“妈，你快点儿做菜，我都快饿死了。”

众人听了她嫩嫩的声音，都笑了起来。

傍晚，大爷和妹妹走后。父亲递给我一叠崭新的50元钱，说：“把这5000块钱收好，你大爷给的。”

我急了：“大爷家都那样了，我咋还能要他的钱。”

父亲劝道：“拿下吧，要不他心里也不安。”

他指的是我第一次回国，在青岛。那时已经有躁狂症状了。

我给在东北的家人挨个打电话，或多或少总想聊上点儿什么。

电话打到大爷那儿，我说我知道家里出了大事，不过你们都别着急。有我和大哥（堂兄）在，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国内，肯定能做成大事业。

大爷说话直：“哎呀，你们算个啥呀，还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国内的——，家里就不用你们帮了，把你们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之类的。

得知我生病后，他一直为自己说过伤人的话而感到愧疚，所以想用自己节衣缩食攒下的钱来补偿一下。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些所谓的‘伤人话’相对于我生病期间遇到的辱骂，鄙视，诅咒，嘲弄，讥讽，简直不值一提。——没有人会因曾经做过这些伤害人的事而感到一丝的愧疚。

因为在他们心中，‘伤害’那些‘弱者’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本能。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5

回家7

过年了,大家都无语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包完年夜饭的饺子.外面响起了鞭炮声.——我们家没有鞭炮，谁也没想起去买。

四个人围坐在那张圆桌周围，无声地吃着菜。——甚至连平常习惯于大口咀嚼的父亲也变得小心翼翼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让吃饭的每一个动作都不发出声音。

相互之间没有祝福的话，连面孔都是冷冰冰的。

好像这顿饭只是因为这个日子，而大家的情绪却没能与之同步。

“哥，来罐啤酒？”小弟打破了沉默。从厨房里抱过来几罐饮料。

父亲忙拦住；继母白了小弟一眼，：“都啥样了，再喝啤酒你哥就得瘫喽。”说罢，敲了一下碗。

小弟满心的热情闹了个无趣，脸一沉，把啤酒放在地上，示威似的把他们挨个踢回厨房。

年夜饭越吃越尴尬，小弟先放下筷子，说要去见朋友，溜了出去。——居然没人问他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和继母狠狠地嚼着菜，脸颊的肌肉和额角随之夸张地动着。

我也吃得无趣，推开碗说：“那饺子怕是得等到后半夜看春晚时煮着吃了，我先把它冻上。”

没有回音——我端着盖帘子，推开了阳台门，一股冷气扑面而来，心里舒服了许多，没有那种冷漠的氛围，身上也感到轻松不少，若不是太冷，我倒愿意在阳台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回到厨房，站在门口，点了根烟。望着带雪的小窗，模模糊糊地看到外面的红灯笼，像红色的繁星星星点点地落在了那些平常的百姓家，预示着他们新一年幸福，安康。

我家没有，没有红色幸运星——因为有我这个精神病人，家人不可能幸福。

烟抽完，正好他们也吃完了。‘哗啦哗啦’地在桌子上收拾碗筷。

我忙迎上去，接过摞起来的碗，攥起来的筷子，放到厨房水池里。洗洗刷刷。

年夜饭就这样寡淡无味地结束了——以至于我写这篇文章时，实在回忆不起什么值得描述的内容。甚至可能有些对话和场景是我现在为了凑字数临时编造的。

春晚开始了。

我已经有七年没看春晚了。

看了一会儿觉得，还不如不看——那年的春晚打碎了我对中央台节目抱有的唯一一点儿希望，甚至破坏了我对98年春晚的美好印象，我想我要是有余钱，还没病，肯定会去状告那年的春晚导演，以挑起些噱头，挣俩儿钱花 花。

望着电视里的演员装疯卖傻，我怕看久了会影响我那本来就不太高的智力；看着又一群出来慷慨激昂的，我又怕看久了会刺激到我那原本就脆弱得不堪一击的情绪。

所以，为了保护智力，能够身心健康地迎接那未知神秘的新的一年——最起码是新的一天，我决定远离春晚，吃药入眠。

躺在小屋的床上，在忽隐忽现的隔壁的人家傻笑当中，我告别了那波澜壮阔，艰难坎坷，大起大落的难忘一年。——虽然它的最后一天在我的脑海里没留下多少印象。

我睁开眼，看看表快十点了。

小弟躺在地铺上睡着，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走到大厅，看见大屋的门关着，里面传来轻轻的鼾声，他们两人昨天睡得可能挺晚，所以也还没起来。

我吃了药，——虽然医生说空腹吃药不好，但出院后，正规的作息和服药方法我几乎没遵守过。况且，我吃的是那位亲戚给开的药；从日本带回来的早就被父亲封存了——他不相信日本人。

我收拾了一下又脏又乱的厨房，一边卖呆，看看窗外——下面满地都是鞭炮的红屑，风都吹不动，一位清洁工费力地挥舞着扫帚，另一位推来了板车，用铁锹把攒起来的鞭炮屑装进车里。两人都带着绒帽，可头上蒸腾着水汽。

大家起来后，父亲让我把那饺子煮了，——昨天晚上他们也没等到十二点就睡着了。

大家吃着饺子，气氛依然没有改变。——无语得发冷。

“你昨晚上谁哪儿了？”继母突然问了小弟一句。

“严大新那儿。”小弟吃着饺子，满不在乎地答道。

“小时候和你打架的那个？”父亲好像回忆起来了什么。

“对，是小西在教室里跟他抢球，结果把人家鼻子给砸出血了，他爸为这事还到咱家闹过，进门连鞋都没脱，不是啥正经人家。”继母一下子就把小弟在小学时的事给抖搂出来了。

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严大新来了，所以也插不上嘴。

“啥正经不正经人家的，他现在开烤肉店发死了，‘小新烧烤’，全城连锁。我昨天一去，看人家那车，看人家那房子，哪像咱家这贫民窟哇。”小弟看样子很羡慕这位小学同学，称赞得啧啧有声。

“这贫民窟还不是我攒下的。”继母有些愤愤不平。

“哎，对了，他还给他爸妈绿园山庄买了一百多万的房子，一个月前刚买的。”小弟又补充了一下那位小学同学的功绩。

“看看人家那儿子——”父亲和继母齐声说道。

我把脸几乎要埋在碗里了，拼命地用筷子往嘴里扒拉。——虽然我的碗里只有酱油和蒜泥。

“小佳，下午去一趟你大舅那儿吧，自打回来还没去过呢，反正在家呆着你也不看电视，让你爸跟你去，你大舅他们搬家了。”继母用不容否定的语气吩咐着。

我满面通红地抬起头，眼里泪水涟涟。——看着继母点点头。

小弟夹了块饺子，随意地问道：“那我呢”

继母瞪了他一眼：“你还想去哪儿疯去？”

饭后，漫不经心地收拾着碗碟，想着刚才家人的对话。

“看看人家那儿子。”——这仿佛是说给我听的。本来，我应该衣锦还乡，买下一百万房子给父母，而不是那个街边的小混混。可是现在上天的意志出现了逆转：混混发了家，而我这个正经人家的正经孩子却落了难。——老天爷，你难道是近视眼吗？看错了我们两个。

‘啪’的一声，手中的盘子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碎碎平安，好啊”父亲说道。

“咱家的孩子，干点儿活儿都得收费，唉”继母一声长叹。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6

回家8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每当看到乞丐，流浪汉这样的人时，我总有一种恐惧感，我总有我害怕自己万一有那一天，怎么去生存。——低下高贵的头颅，弯下笔直的腰板，抛弃所有的尊严，把手伸向一个同自己一样的人，——去低三下四的讨要。

这些——我怎能做得出。

所以我在日本留学时，事事努力，万般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我每见到一次那些落魄的人，自身的危机感就会增加一份。

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所谓的‘天道酬勤’，是上天安排给人在成功之后的感悟。天道变数太多，未必只会对勤奋者青眼有加，所以勤奋者最终修成正果还得靠缘分——这便是宿命。

我在家那天想到的是，我除了讨饭以外，会落魄到什么程度。

初四，二姨，老姨，大舅，二舅，还有各位姨父，舅妈，再加上，小五一家，都到我家来过年了。

由于初一到初三之间，我到各家转了一圈，所以，那天是我们在那一年的第二次相见。

我笑容满面地给他们开了门，不想在精神上示弱于人。

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不好了嘛，好利索了，没事儿了。”——虽然谁也不相信两三天内我能有什么转折性的巨大变化。

然后像商量好的一样，每家一人拿给我一叠钱。

——说不出什么名义的钱。或许是支援，或许是怜悯。反正他们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硬要塞到我的手里。

我向后躲闪着尽量不碰那钱——仿佛那上面有杀死我尊严的毒药一般。

众人见我如此强硬的推脱，无奈罢手。

我也为此长舒了口气。——我保住了可怜的自尊。

几天后，父亲拿出个存折，递给我——：“是那天大家给你的钱，当面给你不好意思，就放在银行里了。”

我的尊严就这样被软硬兼施的一点点剥夺了。

东北的春节，人多而且乱，闹哄哄的，像一锅东北乱炖。

做菜时乱，这个先做，那个先洗，还有那些先解冻。

吃饭时乱，二嫂你吃这个呀，特意给你做的；大嫂你常常那个，说是美容，啊呀，大嫂，你头发咋油黑油黑的呢。大哥，来，划俩拳。

吃完饭也乱，二姐你放那儿吧，让孩子们收拾；小五，抱着你家孩子进屋，看电视去；小佳，你把地扫扫。

看电视时还乱，哎，这大过节的也不播点儿搞笑的；你看，昨天晚上那谁的小品，比去年差远了，我都没笑几下。

聊天时乱的更是不得了，聊着聊着，自然分成几组，互相竞争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直到，邻居愤怒地‘咚咚’敲墙。

于是打起了扑克。

六七个人把着两幅牌，胡乱地砸着上家玩。

我觉得无聊，表情木然，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扑克，空空的，只觉得烦的要命。几次想退出，每次都被热心的劝了回去。——过年嘛，大家都玩，你哪能不跟大家一起玩呢。

在东北，过年时，做任何事情都是集体活动。

要是谁想耍单帮，就是无组织无纪律。

我打了一会儿，斜扭着的坐姿导致我犯了在日本干体力活儿时落下的腰肌劳损毛病。腰和后背疼的要命。

老姨见我不住地捶腰，就建议歇一会儿再玩儿；大家早见我的心思不在这里，也就响应着一哄而散了。

我想去小屋趴着歇歇腰，见屋里黑着灯，二姨夫哄着小五的孩子躺在床上正睡着。——我看着那天真无邪的小脸上透出的恬静，安逸，感到无比羡慕。——恐怕我的失眠就是因为缺少他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我和二姨夫聊了几句，出了小屋，来到阳台上。

楼下如同昨日，还是星星点点缀着那些通红的灯笼，让黑夜无端的增添了些许喜气。

我心里突然涌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如果自己从这阳台上纵身跃下，是否也会变成那黑暗中的一颗红星呢。

不行，绝对不要想这样的事。——我制止了自己的怪想法，被它吓得狠狠的哆嗦了一下。感觉到阳台很冷，我的脚下都是冻得硬梆梆的鸡，鱼之类的尸体。

转回房间时，正听见二姨说道：“看小佳倒不如刚回来的那天了，眼神越来越呆。”——看见我进来了，忙止住了口。

大舅直言道：“是药拿的吧，我看要不干脆就把要停了。”

众人应和着：“对，对，这病主要是心理不能太脆弱了，得有意志。你看人家小崔——”

我知道，治疗躁郁症的药物对我造成的损失很大——比如说我的活力和想象力，创造力大不如前，所以显得行动迟缓，目光呆滞。

但是，如果停止服用药物。我必须考虑到躁郁症给自己带来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和损害。

更何况，它还可能给我的生命带来威胁。——我在日本住院时看到的一份资料中写道，某一年度三分之一的自杀者有过躁郁病史。

我辩解道：“停了药，我可能会发狂啊。”

众人看着现在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得出我狂躁时的样子。所以，对我的警告丝毫不信。

“那你现在不都好了嘛，咋还能发狂呢。”——接着是说话人怀疑的笑声。

看着大家对这个话题一笑了之的样子，我的自尊心深深受到了伤害。——它动摇了我坚持服药的决心，于是我决定要寻找一个机会，把停药给他们看。

又是一天，清晨的那缕阳光映入我的眼帘时。

我却感到无比的乏力，脑子也混沌不清。于是便想在床上再躺一会儿。

继母在方厅嚷道：“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放在平常早过上班时间了。”

接着父亲推门进来，面带怒容，拉开我的被子说道：“起来，起来，没见过你这么懒的。——在日本你也这样吗？”

这句话刺痛了我。

我马上起身穿衣叠被，收拾停当。对着坐在方厅里的父母倾诉道：“在日本，得病前，我哪一天睡过五个小时，为了赚学费，又一次我连续干了将近50个小时的体力活，最后一天，东京气温有36度，我几乎晕了过去，可还是咬牙挺到了最后，回家躺在床上，我是边睡边吃了那天的第一顿饭呐。——你们看这手，小指就是被排风扇削断的，那天也是一夜没睡出来干活，恍恍惚惚出了事的，现在这小指永远没法伸直。”——我说的都是真事，小指被风扇削断的时候，我听到清脆的响声，然后看到雪从胶皮手套里涌了出来——当时没有痛觉，反而有一种愉悦的解脱感——我可以回去休息了，心安理得的。

自从回国后，我从未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而且声情并茂。——不是为了感动面前的两个人；而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我回忆起了那些我一直想要远离的不堪往事。

两人也并没有一丝感动——至少在表情上。

继母说：“出国的都一样。”

父亲说：“吃饭吧。”

我沮丧地拿起大衣，推门而出。

冷风扫起地上的细雪，吹打在脸上，小刀划的一样生疼。

凛冽——在温湿的东京生活了七年的我，看来要重新适应这个词了。

那一刻，我决定停止服药。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37

回家9

我曾有过一个护身符，是从寺庙里买的。

我问那小贩多少钱。

他说40.

我当时还年轻，比较精明，按照半价原则杀价到20.

没想到那小贩急忙答应了，还生怕我跑了似的，赶紧把那护身符往我脖子上戴。

从此之后，我很珍惜，或戴着它，或把它佩腰带上。图个吉利，也赶个时髦。——那时候的人都实行戴个玉佩，玉坠儿，金佛什么的。保佑一下自己呗，反正也不重，才指尖大小，成不了累赘。

我 带着它去了日本，第七个年头，也就是我得病那一年，没注意，弄丢了。

本来应该保护我的护身符却因为我没有保护好它而消失了。

这件事让我郁闷了好久，从此再没买过类似的物件，无论多便宜。

小弟过完十五就去到北京发展去了，凭着法语和法国版克莱登大学的硕士文凭他在那里绝对有用武之地。

把他送上火车，我和父亲便打车回家。出租车里的广播正在播放医大二院某精神科专家的电话门诊，父亲听得津津有味。电话的间隙他对司机说：“麻烦你去一趟医大二院，我们要去看个病人。”

候诊室没有人，我们直接进入了诊室。医生留着凌乱的头发，白大褂又脏又皱——我不禁怀念起小川医生和福井医院了。

问过姓名年龄后，他抬起头让我叙述了一遍在日本求医的经历，不过我知道，自己杂乱无章的逻辑一定会扰乱他的思路。

所以我很担心地问道：“你看，还要补充什么？”

他把头仰在椅背上，做沉思状。一会儿问道：“你是先感觉到抑郁，然后去就医的吧？”

我答道：“是的。”

“那你把自己感到就医前，最痛苦的抑郁状况说一下，越详细越好。”——他似乎是想知道我对抑郁情绪的忍耐极限。

在日本病中的一切，都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

我闭上眼，躁狂状态时的种种映入脑海，它让我万分兴奋，心情舒畅，却给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破坏了我的人际关系，让我无休止地购物，刷卡，提现，直到现金耗尽，卡用爆。而且连累了我的家人。

所以如果我能选择自己发生畸变的情绪，我宁愿选择抑郁。——因为他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按照医生的要求开始了叙述。

那一年我因为论文无法提交，所以没能如期毕业。在学校和宿舍受尽白眼后，我狼狈地去办理签证。我被入管局告知要准备一份‘留年理由书’，并给了我一堆材料让我回去填好，在我的签证到期之日，也就是十天之前递交上来。

我回去开始准备各项材料，其中那个‘理由书’让我绞尽脑汁。我必须让人读后觉得我留年的理由是充分的，我的大学是需要我留年的——入管局需要这样的谬论。

脑筋用尽的我有些癫狂了。

那一天，我光着脚在宿舍思考一个空洞的问题。从清晨迎来第一缕阳光直至黄昏掌灯时分，我一直在宿舍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踱步。唯一的动作就是低头抱胸，由床边走到门，再由门走到床边，如此反复了一整天。脑海里快速且繁琐地盘旋着答案仅仅为‘是’或‘否’的无聊问题。但是，却因为脑中一旦出现什么新主意，马上就会出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来否定它。各种各样的主意一个接着一个的交锋，反复占领大脑，令我不胜其烦，却又无可奈何——我左右不了自己已经失控的思维。

我找不到答案，开始焦虑，开始暴躁起来。——我一脚踢翻了椅子，又把它抡起来扔到墙上。无辜的椅子在猛烈的撞击下支离破碎。

我愁眉苦脸坐在床上，垂下头，让脸贴近大腿。过了一会儿，又无奈地站起身，收拾了椅子的残肢。

我感到有些累了，就躺在床上，数着绵羊，尽量不去想那个问题，居然很快睡着了。

半夜时，我猛然惊醒，一直到天明，我拼命的回忆自己把那个问题想到哪里了，可无论怎样回想，——那个问题似乎从来就未曾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一样。

后来，我弄齐材料，去入管局递交材料。

我不知像我这样的特殊申请应该在哪个窗口，就到了一个类似问讯处的柜台打听。柜台后边站着个白白的胖子，敦厚的体型将自己衬衫撑得一个褶皱都没有，他一直盯着我，直到我到了柜台前，看清我愁苦沧桑的脸后，厌恶地微摆了一下头，嘴里发出了类似‘切‘一样驱赶的声音。

我被他吓坏了，在我们这些自费留学生眼里，入国管理局的官员要比日本现任首相还牛，每两年就要受到他们一次苛刻的审查，从而决定我们的留学前途，要是得罪他们那就死定了。七年间我遇到过各式各样的政府官员，去过参议院参观，甚至进入过某个议员办公室进行访问——入管局的态度是最差的，其素质堪比中国的腐败村支书。

我得罪他了吗？他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的签证会不会出问题？

回家的电车里我一直在脑子里思索这些问题，我得不到答案——也不可能得到答案。

我心乱如麻，现在在电车中，又不能像在家里那样，来回走动以缓解焦虑的心情。

在快要崩溃的时候，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车门走去。一把抓住车门边的护栏，使劲儿的摇晃，想把这电车摇倒掉了才算甘心。

电车在行进中会有些摇摆的，可那天摇摆的幅度在我的努力下显得过分的夸大了。

旁边的乘客惊呆了，有的起身向车头方向疾步走去，像是去找列车员。——看到他们惶恐的样子，有一种因报复产生的快感——只是病态地认为那些乘客和入国管理局的蔑视我的白胖子一样都是日本人。

电车到站了，不是回家的站，——我还是下了车，因为我是在无法忍受在车中的胸闷和心乱。

我蹲在站台上，不住拍打自己的脸，涕泪满面——直到有人制止了我。

医生听完，又仰起头，靠在沙发上。

他闭着眼问道：“你认为自己现在处于哪种状态？”

“当然是抑郁状态。”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需要住院治疗”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觉得很可笑，在刚刚出院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再次住院？

“不住院不行吗？”

他坚定地摇摇头。

我起身拿起病历本，转身就走。

他还对着我的后背说：“要注意病情的反复。”——这和我在福井医院的主治医师的最后嘱托是一样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雪要融化了。可我还是老样子，精神萎靡，目光呆滞。

亲戚们最初的关切和笑脸，渐渐减少，最后消失了。

我遭到了大家的厌恶。

萎靡不振的样子和消极的态度都是他们讨厌我的原因。

可是你能要求一个情感障碍患者发出巨大能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和人吗？——如果他这么做了，他还能称之为病人了吗？

父亲整天在家唉声叹气，除此之外就是给那观音菩萨上一柱香，每天雷打不动。

众人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三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叫到二姨家，知趣地坐到沙发边的小矮凳上，众人或坐或站，围着我站成个半圆弧。居高临下地开始了批斗。

“小佳，你的病，你自己得努力呀。”

“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儿没变。”

“还越来越重了。”

“你说罢，你每天都在那儿瞎寻思啥？”

“你看你那眼睛，死鱼似的。“

“你到底啥时候能好啊？”

“你自己能不能争气点儿？别让我和你爸操心。”

“再这样，没人管你了。”

众人七嘴八舌，把我当成了发泄的靶子；只有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沙发边上默默地抚摸着我的肩。

我整个人几乎变成了弱智一般，连被变相辱骂都感觉得麻木和迟钝。

我抬起头，乞求道：“我想抽根烟。”于是从二姨家，在众目睽睽之下孤独而又狼狈地逃跑了。

我是个爱惜羽毛的人，很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小时候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常常因为他人一个不起眼的看法而做出违心的事来，并且不计后果地一意孤行。这种习惯一直带到现在，而且扩大化了。——倔犟起来，我不会和任何人吐露心中的真实想法。

小川医生说过，吴君最好在家人的陪护下，持续服药治疗，不急不躁。

我却对父亲说：“我要回日本，找个工作。”

父亲没有惊讶，只是木然地点点头。这个反应让我有些怨恨——未必太无情了。

我们又收拾好了行李，其实就是在那两个破箱子上加把锁。

我看着他提箱子的佝偻的背影，有一种罪恶感。

多少年以来，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让他失望。

可我这么多年所做的事，只能是着实让他失望。

所以我猜想，是不是为了惩罚，他才会放弃我，让我回到日本。

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毫无自信的发誓：要在日本东山再起，让他们为自己曾经的言行感到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