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说邓小平的功过 -- 达雅
为什么“文革”结束后死亡率和死亡人数都有一个显著的下降，结果1979年以后又反弹了？我认为那几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解散了公社。
死亡率的数据我也给了，我给死亡人数是怕计划生育导致人少出生，那死同样多的人死亡率不就高了嘛。
公认66-69是最乱的时候，我的印象里66年简直乱透了，全国人们都在瞎折腾，结果死亡率还降低了，那就说明我过去的印象是错误的嘛，“文革”也没有那么坏，不好好工作好好上课可能还导致了大家身心健康寿命延长呢。
加入现在也搞个什么运动，把大大小小的官员资本家都拉上台来批斗，让广大群众出气，估计死亡率和死亡人数都会有个显著的下降。
从政治家堕落为政客，
大家可以看看陈郢客mm贴的一封很有意思的信
然后就是子女经商，公器私用。
死亡人数为什么正好出现在78年，这很令人好奇。
但内容和题目完全对不上，某些人满嘴的常识，却是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个叫陈述，还是叫辩论呢？
为什么我单单提到x光机，因为这是农村很需要的东西，农民常年从事体力劳动，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肢体骨折之类的比较常见。一些内科疾病可以去城里的医院，早一点儿晚一点儿有时关系不大，但这种外伤、骨折应该是越快处理越好。乡镇卫生院如果有小型的X光机，就能快速准确的判断伤者的病情，采取有效的措施，否则就有可能给农民造成更大伤害和痛苦，甚至造成终身的残疾。
最有效的医保就是他所看不起的看看感冒，包扎伤口这些小事。
我从来没看不起感冒、外伤处理的这些事，我说以前的农村医保形式大于内容，正是说原来的医保连这些都无法有效解决，我的一个堂姐小时候因为感冒高烧，造成了终身的耳聋，如果当时能有抗生素、安痛定之类的药物的话，这样的悲剧完全是能够避免的。
关于现在看病贵的问题，我承认。不过，是不是你没有选择，只能选择那么贵的，这个值得商榷。比如，感冒时你可以服用感冒胶囊，一盒一般不会超过2块钱，而如果用感康之类的药物的话，一盒大概就要10块钱以上，据我所知两者在效果上是一样的。胃疼可以用维U颠茄片，一盒大概3-4块钱，而如果用修正斯达舒的话，一盒大概是20元左右，两者成分是一样的。一般性的疼痛，比如滑囊炎，吃消炎痛就可以了，一瓶100片只要1-2元钱，够吃一个月的（有副作用实际上不能连续服用那么长时间）。打吊针同样的药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可能得差一半。以上只是个人建议，详情可以去咨询虽远医生。
如果是大病的话，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每年交大概100多块，学生和低保户只要20-30元，住院最高可以报销7-10万，具体数额各地有所不同，这个政策目前正在全国推开。参加农村医疗保险，每年交10元，住院最高可报销5万左右，这个数额各地也有所不同。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黑暗的地方，也都有光明的地方，而不是前30年一片光明，后30年一片黑暗，这就是我的观点。
最后用你的那句话和你共勉：要陈述，不要辩论
农村的私人医生不是改开后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原来杀猪的就能改行当医生(巫医除外)，农民又不傻，不是谁开诊所他们都去的。
农村的私人医生有几个来源，一是原来的赤脚医生，二是各医院的退休医生，三是县乡医院里在职的医生偷偷跑出来挣外快的，四是近几年各类卫校和三流医学院的毕业生，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家乡来行医。这里面当然有你说的用过期药品坑害农民的，不过大多数都是正常靠本领吃饭的。农村和城里不一样，一个村子的人互相都认识，甚至都能扯上或远或近的亲戚，这些私人医生在本乡本土是没办法长期卖假药坑人的。
你当年带队去打的是什么，我大概都能猜出来。卫生局积极下乡去打击游医和假药，背后实际上是利益。农村私人医生用的药大多是从省城直接进货，这让县级的医药公司很不爽。私人医生看病时不用挂号、能上门服务、态度又好，甚至还可以赊账，这大大挤占了乡镇卫生院的市场。在农民最看重的药品价格上，乡镇卫生院因为要养一大批行政人员，只能不断加价，所以也竞争不过私人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卫生局打着清理非法行医和整顿农村医药市场的名义，到农村去找私人医生的麻烦就很自然了。口头上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你这个挂职干部不会是被下属蒙骗了吧？
但要去打的主要还真不是卫生局，是有农民吃药吃出问题，上告之后才去的。我是被顶缸拉去处理群体事件的，带了质检和公安，还就没带卫生局的人。没别的原因，本来就是过期药，再加存放不合规范。
现在的乡村医生，本村扎根的主要还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居多，这批人倒确实是如你所说的是很少贩假药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多年没有进修学习，水平跟不上时代了。
游医就比较危险，包括退休医生和找私活的，以及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
至于说乡村医生妨卫生院的业务，你这也有些想当然。大部分农民自己有分寸的，头疼脑热找个土郎中应付一下，稍微重一些的自己就去卫生院了，基本上不冲突。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牛人Eberstadt在里面，但领头的不是Wolf。
就非常类似公社的性质
公社为什么吃不饱饭，就是国家为完成原始积累强行从农村抽取养分供养城市，而工业在当时的情境下未能对农业反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如吃大锅饭，也是一种“国企病”。
邓对所有公社都一刀切，强行解散，粗暴极端。
公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以发展很好，人多好办事，专项有分工，共同富裕，在政治上的话语权也比个体强的多。
提高的原因大致有几个（仅从农业看）:
1, 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
2，集体积累基本取消，还有分家产，短期内农户收入增加。
3，农户多种经营可以自主选择高价农产品（种蔬菜，养殖等等），这个要说一下，公社时代就有自留地，但市场不多，自留地劳动成果不能充分变成收入，但这个应该说也不是公社的问题，是宏观政策的问题。
4，增产，如果有谁认为这是“积极性”带来的，请相信亩产万斤。
但是解散公社带来一系列恶果，以后逐渐显现:
1,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最典型的就是水资源；
2，公社变成脱产政府机构，农民负担以后越来越重；
3，机械化和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因为成本小农散户负担不起；
4，社会事业荒废，因为没有集体积累作为支撑，农村文体、教育、医疗等事业逐渐瘫痪，封建迷信和宗教死灰复燃；
5，治安恶化，因为缺乏基层治保组织；
6，贫富分化，就农业生产而言，劳力多的户口占便宜，而孤寡病弱残户口就吃亏。
派了多少人去学习参观了，也没学出个啥来。
其实道理很简单，橘生淮南还是淮北？中国的小农散户承担不起节水灌溉设备的成本，还不如疯狂地打机井把地下水采干。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穷人想翻身出路越来越少。但公社这种组织结构是不是对人员的流动性有很大的限制？当年的大规模人员流动，都是政府组织的，比如三线建设、二汽建厂。户口这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多人心中的痛，当年脱离开户口所在地，就成盲流了。在那种体制下，似乎不好解决人员流动问题。
PS:我们那里农村的水利设施，分田到户几年后就荒废了，沟渠现在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又回到了靠天吃饭。
城里人一样，去外地都得带上介绍信，否则旅馆都不让住。这个政策其实从54年确立户籍制度、城乡分开就存在了，而公社是从58年才开始有的。
其实这个政策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把人束缚住，而是为了实现有计划的流动，另外当时国家也需要确实掌握人力资源。改开之前一直有农转非名额的，大跃进前期也有几千万人进城，后来发现非农人口超出了当时可负担的程度，再动员几千万人下乡。还有，农村人口上学和参军也是实现流动的重要方式，一直都存在。
你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现实：中国城市的容量相当有限，大量农村人口自由流动进城，对农村和城市都是杯具，具体可以参考解放前北京龙须沟和上海的闸北棚户区。即使到今天，农民工算是“进城”了吗？他们付出的劳动留在城市，他们自己是无权享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应该让农村就地城市化，同时分散大城市的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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