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说邓小平的功过 -- 达雅

“炎黄”舵主杜导正先生近来引用了邓公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说的但未收入“邓选”的几句话：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坦言他非常欣赏并认为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

我认为这种欣赏本身就是幻想中的呓语。首先，“邓选”是邓公亲自主持修订的，他不收录此说肯定有自己的考量，而“邓选”中的钦定说法才是他首肯传世的范本。所以，即使他说过这样的话，又有多少意义？到现在还拣伟人的所谓“豪言壮语”用以指导什么，实际上只是涂脂抹粉罢了。就像辛子陵引邓公在1993年初讲“重新评价毛泽东”那些话，试图推动一下什么的，可他忘了一个事实，邓公在“邓选”选录的宏文还是他早就说过的老话。很明显，同年声势浩大的纪念毛100周年活动以及江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可以反映一种真实的立场。

杜先生认为，邓公主张政改却未竟成功，许多人也这样惋惜。我要说的是，强势如邓公又真正走了几步政改之路呢？把所谓的希望寄托后辈，是谦逊还是无奈。

评价政治人物，几十年来我们喊过太多“万岁”、“英明”也吼过太多的“打倒”、“砸烂”。对历史上的伟大教导，我们又何尝真正做到了听其言而观其行呢？对于不同的历史人物，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沿用“双重标准”呢！

当年政改主张可不是现在一些人所寄予期望的所谓“人民民主”，当年在高层最受欣赏的主张是“新权威主义”，是“精英政治”。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是邓公自认为坚持得紧的立场，执政党的两位总书记下台的罪名都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邓公有很大功劳，说好话的太多，我就不重复学舌了。我认为，邓公叫非洲人别弄社会主义是真心的，另一方面，他不愿放弃反对资产阶级由化并捍卫共产党专政的努力也是真心的。也可以这样认为，他理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等等“属于人类文明成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就免了所谓“自由化”的紧箍咒。这种矛盾着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本身就不大符合实际。

说句真心话，邓公本人的作为不是民主的典范。这一点，他做得不如华国锋或胡耀邦。

如果西西河都像你，我这样冷静，那还分个啥左右屁股？

“过我惊诧于您的那个理论，不是因为我无知而惊诧，而是因为实在违反人之常识而让人惊诧。资本家能听政府的话，而且是共产党政府的...”

资本家未必会听政府的话，但一定听利润的话。中共在三四十年代特务头子之一潘汉年就在香港有经营，他的妻子董慧的父亲就是当时香港的银行家，后来的朝鲜战争中的霍英东也是给中共干过走私的，香港你现在数的出名的几个富豪的第一桶金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在香港为中共干过洗钱，走私的生意赚来的。包括河里以前提到的中共外贸牛人李强也在香港有的强悍的经营，你需要去了解他扶持了多少后来看起来很牛的香港资本家，李强先生也是中央特科出身，你不会以为这都是巧合吧？中共在80年代之前对香港的资本的是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的。

顺便也告诉你，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的父亲（葡萄牙护照）持有人何闲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在柯麟医生（20年代中央特科成员，提供刺杀出卖澎湃，杨殷烈士的叛徒白鑫的情报，暴露后，周恩来安排他去了澳门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影响下，为中共做两肋插刀的生意了。何闲当时在澳门的经济地位你自己可以搜索一下，柯麟，马万祺，何闲是当时澳门三位黑白通吃的大佬。

另外你前面帖子里提到80年代，全世界对共产主义围剿更显的你无知，应该是个小孩子，72年主席和尼克松握手之后，中共一直是西方世界，具体就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拉拢对象，双方在合作抗苏，在阿富汗等地的政治军事合作深度和广度都是你从科斯和诺斯中读不出来的。此种合作直到89之后才发生逆转。72年主席与尼克松握手之后，特别是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和西方关系最好的时期，中美都认为此阶段是“中美蜜月期”。何来围剿之说？这样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去凭想象和雪兄争论之会自取其辱。

凳公是标准的Totalitarist，好听一点叫威权主义者，难听一点叫极权主义者，要论民主和老毛差远了，无论在主张上还是在实践上。

这是凳公的工作方法决定的。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凳是民主的，而毛是独裁的。

再上去就是周公，这重关系是花帅子嗣能成为南天王的经济底子。

当时搞香港外贸的都是军事情报系统和统战系统（其实也有情报职能）的人，整个外贸系统和情报系统都是难舍难分的。

但是个人看问题出发点不一样，着重点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

我选择保留个人意见。

认为自己都是百分百正确，然后把不同意见都归结于对方的无知。这样的想法对于研究问题来说，无意义。

不说了。 我继续保持沉默。

其实这个想法刚刚就是我数年前的思想。

我现在的想法却是源自于最近一场经济危机，还有中国21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的急速发展给我带来的冲击。个体人类-各类组织-国家， 3层关系如何架构？似乎没有完美的东西。并不是一定某个特例架构才能发展好技术，保证民生。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

技术这个问题，这几年我也开始转向认同“仅仅技术而已”这个判断。比起国家如何统治这种“人”相关的问题，容易太多。就是投钱，投人，投物。很多原来认为不值一提的国企，居然技术上能创新的很不错，更加给了我这么个印象，技术和制度似乎应该脱钩来看待。当然有效率区分，但是各种体系都有各自的优化方式。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到底科学，技术，制度，民本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或者仅仅correlated? 让我逐渐开始怀疑原来书本上的结论，结果越怀疑... 越发现很多问题没人回答，或者浅浅掠过。最近的文章更不提，这个想法政治不正确，不可能过reviewer的关。

迷惑

希望各位同志可以为我解惑。给出一个更为严格的因果关系，能够把技术和制度，文化再次牢牢地关联起来。

del

人和物的资本投入，组织能力上，就中国国内比较国企还是最强的，技术创新上好一些也是顺理成章。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到底有多大，现在还真不好说。

到目前为止，就科学技术而言，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最小的时候是70年代末。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有一个很大的跌落，到90年代中期随着当时的领导人重视，才又逐渐缩小差距。

逻辑体系，也是逐步发展的过程。精确性和量化更是要有工具的支撑。

技术最简单的过程，不就是一群人里面开始有几个自发的有兴趣了，自个儿玩；然后发现有利润/利益了，多了几个玩；最后总结下，新技术出来。

周而复始， 当然这是我最简单的想法。

现在对于以前的技术/文化问题，个人观点是拔的太高，甚至没有具体范例支持，一开始就从文化，思想上来解释。能不能从最简单的一个活动来考虑？ 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解释。

比如创新，大家认为会怎样才有一个创新？ 一个理论，从怎样一个活动里面总结出来？

比如Internet的诞生，经济学的诞生...

从实际到理论么，先谈实际如何？

58－59年大跃进时期，老毛是云游全国到处开会，对副部级、正局级干部，都是苦口婆心地拉到身边来说服，最后都有自己是机会主义者、右倾分子之类的说法。

92年的南巡大跃进时期，凳公就是一个“不争论”，这句话看似柔和，但隐含的台词就是：他和不同意见者不在一个位面上，让你要民主要争论而不得。别说副部，就算是副国级领导人要和他说些什么都是难于登天，反正凳公耳朵不好也不会听你们说什么，大家就只要带耳朵听指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