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说邓小平的功过 -- 达雅

“炎黄”舵主杜导正先生近来引用了邓公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说的但未收入“邓选”的几句话：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坦言他非常欣赏并认为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

我认为这种欣赏本身就是幻想中的呓语。首先，“邓选”是邓公亲自主持修订的，他不收录此说肯定有自己的考量，而“邓选”中的钦定说法才是他首肯传世的范本。所以，即使他说过这样的话，又有多少意义？到现在还拣伟人的所谓“豪言壮语”用以指导什么，实际上只是涂脂抹粉罢了。就像辛子陵引邓公在1993年初讲“重新评价毛泽东”那些话，试图推动一下什么的，可他忘了一个事实，邓公在“邓选”选录的宏文还是他早就说过的老话。很明显，同年声势浩大的纪念毛100周年活动以及江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可以反映一种真实的立场。

杜先生认为，邓公主张政改却未竟成功，许多人也这样惋惜。我要说的是，强势如邓公又真正走了几步政改之路呢？把所谓的希望寄托后辈，是谦逊还是无奈。

评价政治人物，几十年来我们喊过太多“万岁”、“英明”也吼过太多的“打倒”、“砸烂”。对历史上的伟大教导，我们又何尝真正做到了听其言而观其行呢？对于不同的历史人物，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沿用“双重标准”呢！

当年政改主张可不是现在一些人所寄予期望的所谓“人民民主”，当年在高层最受欣赏的主张是“新权威主义”，是“精英政治”。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是邓公自认为坚持得紧的立场，执政党的两位总书记下台的罪名都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邓公有很大功劳，说好话的太多，我就不重复学舌了。我认为，邓公叫非洲人别弄社会主义是真心的，另一方面，他不愿放弃反对资产阶级由化并捍卫共产党专政的努力也是真心的。也可以这样认为，他理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等等“属于人类文明成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就免了所谓“自由化”的紧箍咒。这种矛盾着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本身就不大符合实际。

说句真心话，邓公本人的作为不是民主的典范。这一点，他做得不如华国锋或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