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率师出征抗战 -- foundera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形势下，桂系适应了全国抗战潮流的发展，立即发起抗战，以民族铁血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7月15日，李宗仁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请下定决心，实行抗战。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对日态度开始强硬。20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及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7月10日,蒋介石曾以”蒸午”电任命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自兼团长）。李宗仁未就任，俱派黄旭初、夏威去庐山受训。黄旭初、夏威抵庐山后，被蒋介石派为训练团的总队长。7月14日，宋子文由庐山电白崇禧：“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用蒋介石对抗战仍未下定决心，白崇禧未应邀，7月30日，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晤黄旭初、复威，要他们电请白祟禧，并转告蒋介石召白崇禧入京的意旨。8月2日，蒋介石亲电李宗仁、白祟禧，约他们赴京共商抗日大计，并邀请白崇禧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电复蒋介石，表示即刻入京受命。8月4日，白崇禧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由桂林飞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抗战的决心。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是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正式任命何应钦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1938年1月17日又任命白崇禧兼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同时,任命黄绍（hong 2）为第一部（掌军令）部长，刘斐为第一部作战组长。 8月28日，白祟禧电李宗仁，告统帅部决定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拟请李宗仁任司令长官，并指出：“过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李宗仁感到效命疆场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10月14日乘飞机离桂飞湘转宁。行前，李宗仁和白祟禧联名发表《告广西党政军全体同志暨全省同胞书》，指出：“民族之存亡，决定于这次自卫的战争；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于今后长期的战斗；而长期的战斗，则深赖于后方不断的振奋，不断的牺牲，不断的建议，不断的贡献。”因此，希望全省同志同胞“负起我们光荣的任务，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发布《训勉全体将士书》，表示“纵使全国化焦土，我也要要战斗到底；只要有最后一粒子弹，我们也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全体将士“精忠报国，努力杀敌，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日，李宗仁飞抵长沙，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时表示：“广西全省民众，皆抱抗敌决心，各军团民众等纷纷请缨，目前可出师20万，后备者有110余万人，将来可征至300万人，与敌作殊死战。”12日，李宗仁抵达南京。 在李宗仁、白崇禧入京受命前后，奉命将桂系部队（以下简称桂军）改编北上参战。在“七?七”事变后的两个月内，桂军共编成3个军,除原第七军、第十五军（改称第四十八军）外，另成立第三十一军，组成第十一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参谋长何宣，第七军军长廖磊，副军长周祖晃，参谋长张淦，下辖第一七0师（师长徐启明）、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副军长覃连芳，参谋长韦布，下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兼）、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副军长张义纯，参谋长刘清凡，下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 第十一集团军原定参加徐州的防守，9月中旬，第四十八军首先挥师北上,抵武昌时， 正值上海战事吃紧，于是奉命东下增援。10月1、2日,李品仙在桂林校阅第七军、第三十一军。随后，第七军抵海州布防，第三十一军进驻徐州附近。不久，第七军又奉调增援上海。这时，第五战区向中枢建议：为了便于指挥，请以第七军及第四十八军另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以第七军军长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原第十一集团军总可令李品仙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照准。同时，廖磊所遗第七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周祖晃代理。 全国抗战爆发以前，在1929年8月蒋桂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桂系为了割据广西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他们曾经与日本发生过多次联系，其目的是想得到日本在军事技术上的帮助。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上升，桂系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在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顺应历史潮流，改变立场，支持全国人民抗日，对蒋介石实行对日不抵抗主义政策表示不满。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办这就迫使国民党内一些地方实力派接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当时桂系对这些事变基本上是采取支持或同情的态度。1936年6月,桂系与广东陈济棠联合，也发动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在这段时期的前后，桂系曾经发表不少主张抗战的言论，后来把它发展为“焦上抗战论”。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李宗仁首先阐述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必要性，指出：“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之一点而已。”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论述了他的“焦土抗战”的思想，他指出；“今日中华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对日抗战，唯有立即发动举国一致之杭战，以民族解放战争答复日本之无厌侵略，以民族铁血，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之锁链。”这表明了桂系的抗战主张和纵使全国化为焦上，也要与暴敌血战到底的决心。 全国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李、白不仅在言论上，而且行动上实践了他们的诺言，积极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淞沪战场上和台儿庄等战役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桂系集团毕竟是属于国民党阵营中的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对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参与了反共活动，自此以后，对日抗战就不是那么积极和坚决了。

首战淞沪

抗日战争初期，桂军英勇作战赢得了世人的好评：“彼等之勇敢，组织之良好，军事技术之优越，及持久耐战”，为国内外军事观察家“深为羡慕”。这首先表现在淞沪会战中。“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集中了国民党军队1／3的兵力（50余个师，70万人）在淞沪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以张发奎率第八、十集团零组成有翼作战军，以朱绍良率第九，二十一集团军组成中央作战军，以陈诚率第二五、十九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至9月底，日军在优势的海、空军支援下,展开全线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取守势，主力置于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10月7日，日军主力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攻,企图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蕴藻浜南岸阵地，进占大场，直趋南翔，切断京沪线，迫使国民党军队全线后撒。经数日激战，日军攻占南岸阵地。在此危急关头，廖磊率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第一七一师于10且15日赶到，奉命投入战斗，经顽强抵抗，反复冲杀，始将阵地稳定，使日军威胁国民党军队东正面作战军侧背的企图未能得逞。 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为消灭南渡之敌并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决定分三路进行反攻：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步兵6个旅编为第一路攻击军,由谈家头。陈家行正面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左翼，第一攻击目标为盛宅、桥亭宅、顿悟寺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西塘桥、东赵家角、西六房之线。第十九集团军之第六十六军编为第二路攻击军，由盂家宅、马家宅正面攻击前进，第一攻击目标为杨家宅、徐宅，唐乔头、卫家宅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田都、孙家头之线。第十五集团军以第九十八师编为第三路攻击军，由广福、费家宅正面攻击前进，向东南方向压迫敌人，第一攻击目标为老宅、张家宅，其他第一线正面各师除守各阵地部队外，应编成数个有力突击队，向敌阵地要点突击，策应攻击军的战斗。原固守第一线阵地邻接攻击军之各师，应抽调预备队协同攻击军前进，掩护其侧背，另以炮兵作有力支援。 21日晚8时攻击开始，第二十一集团军向谈家头、陈家行正面之敌发动猛攻,22日晨克复陈家行、桃园滨，此时日军倾全力大举反攻，陈家行以北之敌先以飞机及重炮密集轰击陈家行一线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继以大队步兵由坦克开路疯狂反扑，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抵抗，然工事被毁殆尽，守军损失甚重，北候宅、谈家头、陈家行阵地先后被敌突破。第二十一集团军为夺回得而复失的阵地，三次发起反攻，虽经拼死冲杀，仍无进展。 23日晨，蕴藻浜南岸之敌，仍以主力向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猛烈攻击，第二十一集团军拼死抵抗，反复冲杀、但因伤亡过大，部队混乱，阵地被敌突破，被迫撒出战斗，26日，中央作战军主力撤到苏州河南岸小南翔地区。之后，日军多次强渡苏州河，询收效甚微。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这就是淞沪会战中著名的“大场之战”。 大场一仗，国民党军队伤亡近20万人，敌军伤仁亦达4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坚守，勇猛冲杀，给敌人以重大创伤，停滞了敌人的进攻，同时自身也伤亡2万多人，第一一0师的五一0旅少将旅长庞汉祯,第一七一师的五一一旅少将旅长秦霖阵亡。 11月5日，日军大批在杭州湾登陆，然后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湘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同时苏州河方面之敌亦加紧向右岸攻击,中国守军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撤退。11月11日夜，上海沦陷。 在上海大军向内地撤退之际,统帅部命令桂军周祖晃率第一七0师、第一七二师从徐州乘火车南下集结于武进，然后火速转赴吴兴阻止敌人第六师团西进，掩护我大军后撤。两师于11月15日抵达吴兴，17日与西进南得之敌2万余人在南浔镇附近遭遇,即展开激烈战斗。因为力量单薄，敌不住敌人的进攻，被迫退守升山市。21日，敌集结重兵猛攻升山市。第一七0师中将副师长夏国璋亲自督师与敌争夺西山，壮烈牺牲。升山市当日失守，桂军退人吴兴城。24日受敌压迫又被迫撤退。团长韦健森殿后掩护，中弹殉国。桂军退到朱家巷一线阵地，决心死守朱家巷一线，以保证上海大军从50里外的泗安完全通过。25日，敌人飞机、火炮、坦克、步兵一齐出动，向桂军阵地猛扑。桂军以血肉之躯抵挡，坚持到晚上被迫向泗安撤退。次日到泗安收集残部，第一七0师四个团只剩下一团半。第一七二师也只余一团二营，这时大军已过泗安,桂军遂奉令转移。 上海抗战中，李宗仁、白崇禧虽未负直接指挥之责，但他们对蒋介石死守硬拼的战略颇不以为然。他们向蒋陈述意见：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并建议将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既设阵地，凭借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调回南京整补，有相机向国仿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京沪，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白崇禧国常在前线视察、督战，深知死守沪淞三角地带的危害，数次向蒋建议下令撤退。但蒋固执已见，坚持死守上海，结果损失惨重。上海抗战中，李宗仁、白崇禧基于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提出的建议，无疑比蒋的死守硬拼战略棋高一着。 上海抗战后，蒋介石几次召集高级将领讨论是否守南京的问题。李宗仁在会上力主放弃南京，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沿长江西窜。白崇禧也极同意李宗仁的主张，认为防守南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应当吸取沪淞会战的教训，放弃守点守线的做法，改取积极防御的方针。白崇禧并在会前起草了放弃南京的计划。但蒋介石认为南京是首都，又是孙中山陵寝所在，必须防守。因此，再次拒绝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建议。结果，南京很快于12月13日失陷

台儿庄战役

日军攻占南京以后，便以夺取徐州为首要战略目标。于是日军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沿津浦路北上，妄图与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南北联系。国民党政府鉴于徐州的安危，关系着抗日战争的全局问题，所以决定全力防守徐州，并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沿线的作战。当时参加徐州会战及台儿庄战役的军队，除了桂系的主力李品仙率领的第二十一家团军的第三十一军和廖磊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之外，还有其他国民党部队配合协同作战，如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邓赐侯部（辖第四十一及四十五两个军），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的两个军（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和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共计五个师（第二师师长郑洞，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第一一0师师长张轸）；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辖有第三十军田镇南部的第三十一师,第四十二军冯安邦部的二十七师及独立第四十四旅，但该集团军实际可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二个师（第二十六师黄樵松，第三十一师池峰城）。上述这些部队合并起来约12万人。而日军派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领两师团共五六万人进攻，是敌军中最顽强的部队。 当时，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行前，特请中共方面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到他的寓所，当面请教对政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律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会谈中，周恩来对徐州战争必须统一指挥--即李宗仁必须有统一指挥的全权，特别有指挥中央军的全权，谈得很多。周的这个意见与白完全一致。同时，张爱萍又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刻军也尽力支援五战区的争。白崇禧到徐州后，将周恩来建议向李宗仁汇报并协助李宗仁指挥，在后来的实战中基本上采用了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 1938年3月，日军由津浦路北段和胶济路南犯,第五战区部队分别在临沂和滕县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在这些外围战斗中，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临沂战斗的胜利，斩断了北线日军的左臂，使冒险向南突进的日军第十师团与第五师团失去配合，为中国守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奠定基础。3月16日，日军第十师团约3万人沿津浦线南下占领邹县、两下店、界河等地后，突然发起猛攻滕县。18日县陷入敌手。23日，日军千多人开始进攻台儿庄，被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的池峰城三十一师和黄樵松的二十七师一部歼灭过半。翌日，敌人再进攻未果。27日早晨，敌破北门，占领在东北角。至28日，围攻台儿庄的日军达4000多人，炮20余门，战车20余辆。台儿庄的国民党军与敌人进行近战、肉搏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突进庄西北角，汤恩伯军团以第五十二、八十五军在外线向枣、峰日军猛攻，并把主力移至台儿庄东北，攻敌侧背，策应台儿庄守军。29日以后，敌我双方在庄内反复争夺，敌受重伤。敌濑谷旅团再以兵力支援，并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31日下午，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军及七十五军一部抵达台儿庄附近，对敌实行侧击，并切断敌后方交通线。敌濑谷旅团腹背受击，被自良党军包围。这时，敌坂本旅团赶来增援进入兰陵，攻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侧背，战争十分激烈。当时全台儿在已有2／3为敌占领，但国民党军队仍坚守南关一隅。进行顽强抵抗。4月2日，当国民党各方增援部队赶到后，李宗仁下令对台儿庄发起总攻，全线出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分队伍也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对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处于孤立和被中国军从包围之中，而且日军后方也被切断，供给发生了严重困难，因而被迫突围撒退。在这次战役中，日军第十、第五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被歼，日军死伤2万人以上。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 日军在台儿庄惨败后，又纠集其在华北和华中的兵力，于6月初发动了徐州战役。李宗仁率领的第五战区部队为了摆脱不利的态势，决定除留一部分部队在苏北、鲁中、鲁南开展游击战争外，其他主力向豫东、皖北转移。5月19日，敌军占领徐州,津浦路被敌打通。 台儿在战役的胜利，是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以桂系军队为主力的，有国民党各集团军，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分部队互相配合，协同对敌斗争取得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的国民党军队，采纳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实行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的正确战略方针，即以一部分军队在正面牵制敌人，而以主力运动迂回，从侧背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法，在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所取得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

保卫大武汉

日军占领徐州以后，又集中重兵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一举攻占武汉，迫使中国屈服。中国军民展开了惊天动地的“保卫大武汉”的战斗。 针对日军溯江而上的态势，中国军队集中第五、第九战区约100万部队，分4个兵团，展开武汉保卫战。第九战区所部27个军，分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负责长江南岸的防守；第五战区23个军，分为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负责长江北岸的防守。 1938年6月上旬，日军展开行动。陇海路之敌迅速南移，连陷涡阳、凤台、寿县、正阳夫，向合肥集中。同时，合肥之敌南犯，意在与由芜湖溯江西上之敌合攻安庆。第五战区以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及第十九集团军冯治安部，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西进。敌连陷舒江、桐城、潜山、安庆。至此，日军与中国守军对峙于望江、太湖、潜江西北高地、岳西、霍山、六安、霍丘一线。 长江北岸的战事暂告结束以后，敌转用主力于长江南岸，连陷马当、彭泽，并于7月26日攻占九江,从而取得了攻击武汉的桥头堡。在敌人以主力转向长江南岸进攻之际，长江北岸的中国守军曾转入反攻。其中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奉令向潜山、太湖一带敌军发动攻击，给敌人以重大压力。 敌人攻占九江以后，开始分五路向武汉进攻。在江南方面，一路沿瑞（昌）武（昌）路西进，迂回武汉之南；一路沿南浔路向南，攻占德安以掩护其左侧背。在江北方面，一路沿大别山南麓，经太湖、宿松、黄梅、广济、黄岗从正面向武汉进攻；一路沿大别山北麓经固始、演川、罗山、信阳迂回武汉之北；一路经六安、霍山越大别山出麻城、黄陂，从东北方面压迫武汉。再以海军溯江西上。 正在这时，李宗仁因牙病复发住院，白祟禧奉令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为阻止长江北岸日军西进，白崇禧将所属各部分为左、中、右三军团。右翼由李品仙指挥，下辖第三十一军（韦云淞），第八十四军（覃连芳）、第二十六军（肖之楚）、第八十六军（何知重）、第八十七军（刘古膺）、第五十六军（曹福林），任务是“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来之地区”，中央区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第四十八军（张义纯）、第十军（徐源泉）和豫皖地区游击队及皖省团队，任务是“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之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左翼由孙连仲指挥，下辖第三十军（池峰城）、第四十二军（冯安邦）、第五十一军（于学忠）、第五十九军（张自忠、第六十八军（刘汝明）、第七十一军（朱希濂）和第十六军（冯治安），任务是“逐渐诱敌西进，并结集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其中,桂系4个军的部署如次：第八十四军守备黄梅以南的长江沿岸地区；第三十一军以两个师位置于宿松、凉亭、太湖一带地区，阻击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其余一个师位置于广济为总预备队，第七军在立煌（今金寨）流波疃、霍山之线，阻止合肥西进之敌，固守立煌根据地；第四十八军转进至张家榜附近，占领待机阵地，侧击由大别山南麓西进之敌。 7月下旬，安庆、潜山日军开始向黄梅、宿松进攻,遭到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的顽强抵抗，同时，日海军陆战队向九江对岸的小池口第六十八军防地进犯，26日陷小池口。在南北日军的夹击下，桂军等予敌以迟滞后，即主动撤出战斗。黄梅、宿松遂于8月初陷敌。 敌占黄梅后，右受中国军队瞰制，左为长江及湖沼所限，西进困难。此时，第八十四军、第六十八军位置于黄梅西北团山河、破山口、大河铺、苦竹口、渡河桥一线，取守势，意在阻敌西进；第三十一、第七军、第十军及川军一部控制于黄梅东北、太湖、潜山西北的高地，取攻势，意在由侧面攻击潜、太、宿之敌。26日，第七军、第十军反攻潜山、太湖，经一昼夜激战，将两地收复，28日再下宿松。28日，29日，正面第八十四军、第六十八军复开始向黄梅之敌攻击，激战两昼夜。“敌据险顽抗，攻击迄少进展，唯予敌以重创，死伤累累，惜我之伤亡亦重。” 8月23日，日军开始反扑。8月31日和9月1日、2日,“敌分数纵队向我八十四军及刘军团正面昼夜猛攻，并以优势之空炮轰击，我军在破山口、塔儿山、恶席寨、双城驿、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经此激战，“第八二四军损失已达1／2以上，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七六师“伤亡亦在1／2”，同时，潜山、太湖、宿松又告失陷。 9月2日晚12时，中国守军将正面阵地撤回第二线阵地，以刘军（八十六军）固守团山河、观音寨、兰家湾、兴隆寺、大佛寨既设阵地，以何知重六团固守笔架山、田家寨、南无井阵地；以第三十一军之第一三五师两团扼守生金寨、鼓山寨、该湖山之线；第八十四军沿后湖寨以东经鹅公岭至大洋庙上包之线；以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七六师撤回荆竹铺附近整理后，紫应第一三五师并以一部增强正面之兵力；以第三十一军的第一三一师置于广济为总预备队。日军继续进攻，双方在黄（梅）广（济）一线展开激战。9月6日，敌对广济猛烈攻击，防守广济的第八十四军、第三十一军经顽强抵抗后，于是日夜向广济西北一带高地撤退。为支援广济保卫战，第四十八军向黄梅侧击日军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 9月7日，第四兵团发布“广济附近第二期会战计划”，决定“本兵团为求与敌旷日持久，以一部固守广济西方张八寿、陶斯垴、困龙山、桥叶岭、麒麟山间地区，以主力由北向南对沿广黄公路向西或向南突进之敌，攻其侧背，另以有力部队掩护田家镇要塞侧背，并相机由南向北攻敌侧背，企收夹击之效，务聚歼敌人于广济附近山地内，至少亦应限制敌之行动，使其不能发展为要。“具体部暑是：第八十六军和第五十五军为守势部队，在广济西方设防，拒止向西突进之敌；第二十六军位置于广济和田家镇之间，对由广济沿公路西进之敌攻其侧背，对直接攻击田家镇侧背之敌尽力拒止之。第三十一军（附第一七六师）和第八十四军为攻势部队，“应协同友军对黄梅经广济至界岭公路沿线之敌，由北向南不分昼夜不断地的猛烈攻其侧背，务压迫敌人于其背后联络线外。”其中，第三十一军（附第一七六师）“应即以有力之一部推进广济北方，沿公路北搜索敌情，其余部队保持重点于两翼，对向西或向南突进之敌断行攻势，以一部固守要点并构筑工事”；第八十四军除第一八九师同现任务及行动外，其第一人八师“以有力之一部对公路沿线地区搜索敌情，其余主力保持机动，对向酉突进之敌，不分昼夜攻击其侧背，遮断其后方联络”。 9月8日，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对敌例背发动攻击，盘据广济之敌仓皇败走，桂军乘胜收复广济。次日，敌增兵反攻，广济得而复失。此后，敌我遂相持于广济界岭之线。 9月16日，敌水陆两路向武穴夹攻。19日陷武穴之后,续攻田家镇要塞。为策应田家镇的防守战，第四十八军等侧击进攻田家镇之敌，激战旬余,大有所获。至9月28日，已攻至田家镇附近，将敌压迫于黄泥湖地区。惟田家镇守军已抵不住敌人的猛攻，于29日退守蕲春，田家镇遂告失陷。桂军见策应无效，乃返回广济附近阵地。 敌陷田家镇后，继续西犯，但因第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时由北向南压迫，截断敌交通部，威胁敌后方，使敌一筹莫展，敌我双方成胶着状态。但这时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之敌进展迅速，并已于10月12日攻占信阳，长江南岸之敌也大举进攻。长江北岸之敌乘机西犯，陷蕲春、黄冈，直逼黄陂。武汉已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中国军队全线撤退。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遂告结束。 武汉会战后，桂军一分为三，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辖第七、第四十八军）留守大别山；李品仙率第十一集团军（辖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包括钟毅一七三师、张光玮一七四师，凌压西一八九师）驻防鄂西北；因第三十一、第四十八军伤博士过重，乃把第三十一军士兵拨给第四十八军，其余官佐由韦云淞带回广西，经征兵补充，重新成立第三十一军，辖贺维珍第一三一师、苏祖馨第一三五师。魏镇第一八八师。同时，第四十六军在广西成立，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夏威兼伍军长，辖黎行恕第一七0师、冯璜第一七五师、黄固新第十九师。1939年夏,以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合编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任总司令，韦云淞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一军军长，第四十六军军长由何宣继任。

在三次随枣会战中

1939年4月，日军为扫荡第五战区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集中第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共约10余万人，分三路向随枣地区进攻：中路沿襄（阳）花（园）公路西进，南路循京（山）钟（祥）公路和汉水东岸北上，北路自信阳向桐柏、唐河方向前进。李宗仁判断敌主力必沿裹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即以主力的第八十四军、第十三军及第四十五军一部防守正面随枣一线（三军均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以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防守大洪山以南及以西汉水两岸；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防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何圭桐柏一线，以第三十九军防守大洪山，形成一孤立据点，牵制敌军行动，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以随后赶来增援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进驻桐柏山南麓，意在以桐柏山为依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正面守军将敌人主力引入随枣地区后，即一举截断襄花公路。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在随枣正面，第八十四军位置于鹿头镇、吴山店地区占领阵地，并与第十三军联系，准备予敌侧背攻击，策十三军向唐店、大山庙、天河口、高城间占领机动阵地，掩护守军左翼，并准备对敌之侧背攻击；第四十五军之第一之五师集结于茅次畈、朱家集、长岗岭地区，准备策应右翼方面的作战，同时与第三十九军保持联络。 4月30日,敌第三师团由安陆、应山方面向第八十四军正面攻击。该军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于郝家店、徐家店与敌激战一昼夜后，撤退至塔儿湾阵地继续抵抗。5月2日，敌续攻塔儿湾和第十三军阵地。在敌人机械稚部队的疯狂进攻面前,桂军等奋勇迎击，据壕死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第一七三、第一七回师与散发生激烈阵地争夺战，塔儿湾阵地失而复得达7次之多。战至4日，塔儿湾阵她陷入敌手，第十三军方面的高城镇阵地也受敌人压迫而放弃。左翼方面守军遂移至漂水西岸防守。5、6日，敌分别向天河口、白庙镇及江家何、庐山之线攻击。桂军等拼死抵抗，敌进展甚微。 敌人见正面不易得手，便加强了南北翼的攻击。南路经大洪山西侧沿汉水东岸北上之敌，这时已突破第一二七师和第一八0师防守的长寿店及丰东镇一带阵地,迅速向北推进，并于6日窜至襄阳对岸的张家湾附近；北路日军自信阳西进，陷桐拍、唐河，拟与南路日军会师枣阳，包围中国守军于桐柏山，大洪山中间地带。第十一集团军为避免被敌军围歼，令第八十四军立即脱离战斗经随阳店向唐河转进；第十三军仍退人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区，相机以攻势行动攻击西进之敌，并切断敌后方联络线，第三十九军仍留驻大洪山一带，牵制西进之敌，相机向敌后采取攻势。第八十四军遵令迅速转移，随县、枣阳随之陷敌。 5月9日，第八十四军到达唐河附近，奉令即在唐河、南阳之间选择阵地，阻止北进之敌。第十三军一部也在泌阳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敌，随后第二集团军到达南阳。16日，第八十四、第十三军和第二集团军开始反攻，敌包围圈内的第十三军一部和第三十九军相呼应，第三十三集团军也过汉水向东出击，汤集团军亦自豫西南下。15日开始总反攻。敌因轻装突进，补给困难，敌不住中国军队的内外夹击，至18日开始总退却。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失地乃告收复。 1940年5月，日军向随枣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企图先消灭襄东地区国民党主力，然后进犯宜昌。日军的进攻部署仍分3路,其战略攻击目标为襄樊，其主攻方面则为桐柏、大洪两山之中间地带”，“放军主力即配置于此线”。第八十四军和川军第四十五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 5月初，敌步骑万余，炮30余门，战车、装甲车百余辆,飞机数十架，由随县、滚山、徐家店之线向均川第四十五军及凉水沟，塔儿湾、万家店之第八十四军进犯。桂军等奋起抵抗，双方激战甚烈。敌藉飞机、炮火的掩护，并以战车、装甲车开路，由凉水沟、万家店等处突进，桂军等节节阻击，双方伤亡均极惨重。至5月6日，双方激战于（）潭、何家店、净明铺、尚市店、江家河。为确保枣阳，掩护襄樊，协同友军歼齿新街之敌，并为避免被敌人包围，李宗仁令变换阵地：第八十四军以有力部队于净明铺、唐县镇、兴隆集各南北线节节抵抗，迟滞敌之西进，主力转移于土桥铺、枣阳、鹿头镇之线及吴家店、兴隆集、枣林店之线前进阵地作战；第四十五军除以一部于三里岗、（）潭逐次抵抗外，主力取捷径速转移于七房岗兴隆寺附近地区为总预备队。 部署甫定，随枣之敌即倾全力向前突击，第八十四军节节抵抗,迄7日仍相持于兴隆集、枣林店一线。7日晚，日军突破双沟阵地。次日晨，日军由双沟分途进犯,一部向七房岗，一部经程家河向刘家寨，一部经三合镇及吕堰镇附近向新野。第八十四军陷入包围，一度失去联络。因第八十四军连日战斗，伤亡颇重”，黄琪翔（新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令其突出包围圈于老河口东之石桥、张家集、巨兴集、薛家集间整理待命。“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奉令由枣阳向西突围，节节被敌截击后，随行仅余一营，复在苍苔镇与敌步兵千余遭遇，结果该营亦被冲散，仅余四五十人。行至苍苔西北约10余里地方，又遇敌骑兵数百袭击，虽经拼死抵抗，终以弹尽，全部壮烈牺牲，钟师长亦饮弹自戕。 5月31日，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在欧家庙渡过襄河南下,6月5日又在沙洋向南北强渡西犯,形成南北两路夹击宜昌之势。6月12日，日军侵入宜昌。国民党军队力图反攻宜昌,但未奏效。6月24日，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宜昌。第二次随枣会战至此结束。 1940年11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随枣地区。李宗仁率部奋起抵抗。第八十四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自11月24日至30日，经七昼夜苦战，粉碎了日军的进犯。

联共政策的制定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武汉、广州失陷以后，广西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桂系从抗日和与蒋介石抗衡的双重目的出发，在政治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使广西出现了相当开明和进步的气氛。这首先表现在桂系采取联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七?七”事变以前，桂系已经初步确立联共抗日的政策。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桂系为了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利抗日和确保广西这块地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进一步好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3年8、9月间，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撤离武汉之前，分析了抗战形势、蒋汪矛盾、蒋桂矛盾以及重庆、桂林的政治环境，研究了与桂系进一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策略方针，决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派武汉“八办”副官刘恕偕党外友好人士熊予民先到挂林开展筹备工作，同时，设法争取桂系的同意和支持。 1938年10月23日夜，白崇禧奉蒋介石委派离汉口赴钟祥晤李宗仁，洽商第五战区的军事部署。之后，白即乘汽车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前往长沙。25日，因汽车在途中发生故障，乃应邀搭乘周恩来的汽车南撤。在车上，周恩来对白崇禧谈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向白提出，武汉失陷后，广西成了大后方，我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请白支持。周恩来并且对白表示，我们不会挖你们的墙脚，请你放心。白崇禧对周恩来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坦白胸怀表示钦佩，当即表示欢迎和支持。 1938年11日中旬，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人员到达桂林，正式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租用的桂北路138号“万祥糟坊”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另在城北距市区7公里处的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了几间农民良屋作为机要电台、仓库，接待过往人员和转运物资的驻地。办事处处长先由吴奚如担任，1939年初吴调离后，由李克农接任。办事处设秘书长一人，和交通运输、交际、总务、财务、机要等科，以及电台、救亡室、警卫通讯班、炊事班、司机班等，各司其责。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这是我党在桂系统治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军事机关，它的建立，是桂系联共抗日政策的具体体现。 1938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任行营主任。白崇禧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办事处的安全予以保护。自此以后，桂林八办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领导广西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指导和联络华省党组织，筹运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等，成为党在华南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同时，桂系也通过“八办”。加紧和我党的联系。 1938年12月初，周思来从武汉撤退，途经长沙、衡阳到达桂林，转飞重庆。在桂林期间，周恩来除了检查指示八办的工作外，还进行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曾同郭沫若一起会见了白崇禧，和白谈了要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问题。白崇禧对此表示欢迎并答应资助一部分复刊费。桂系为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还邀请周恩来出席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作关于抗战形势的讲演。1939年2月，周恩来从重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第二次来到桂林。2月16日，白崇禧邀请周恩来出席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的庆祝军训部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并请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形势的报告。4月底，周恩来从皖南回来，第三次到达桂林，白崇禧等仍与之多次接触。 叶剑英也多次到过桂林。在1939年元月下旬，桂系邀请叶剑英到广西学生军第三团向官兵作《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讲演。5日21日,黄旭初又邀请叶剑英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初时局之特点》的讲演。28月，黄旭初又邀请叶剑英向各界人士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报告。 李克农作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处长，是当时公开的常住桂林的中共负责人。李克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上层人物接触，进行统战工作。白崇禧、黄旭初等也通过李克农和“八办”争取中共的支持。1939年春，桂系当局为了培养地方基层干部，筹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由黄旭初兼任校长。黄旭初邀请杨东莼（中共秘密党员）担任该校的教育长，主持校务。杨经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欣然应聘。杨东莼向白崇禧、黄旭初提出：学校人事安排，教学内容、计划、方法均由教育长对校长负责，并得到白、黄的同意。这样，扬东莼实际上掌握了干校的领导权。同时，桂林八办和广西地下党还派了40多名共产党员到干校工作。

与中共签订联合抗日协定，客纳民主进步人士和广西建设研究的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人举对中国侵略以来，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时，桂系不仅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削除异己的政策，而且反对蒋介石的对日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在民族危亡面前，他们要求抗日，抵御处侮，他们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自己不抗战也不准人家抗战。白崇禧在《抗日救国》一文中说：“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继之热河被陷”“‘一?二八’淞沪战役，滦东长城诸口战役，先后定下许多半公开半秘密的屈辱协定，如沪淞协定、壤沽协定等，这些协定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丧失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则无二致。”并指出蒋介石对日外交步步退让、畏缩、屈服，得到的结果是“丧权辱国”，“这种畏缩的政策，长此演进下去非真到国亡种灭，必无止境。”“唱退让政策者是否甘心出卖国家民族的生命，我们不敢武断，不过由于他们一种歪曲的心理，错误的观念,以致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这都是我们深为痛惜而必须起来纠正的。”1936年4月17周，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谈话时，再次声明“焦土抗战”主张，严斥蒋介石忍让依赖、因循苟安的态度，再次表示桂系统战的决心。 1936年6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桂系对待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开始走上了反对内战，联共副蒋抗日的道路，某主要标志就是桂系联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消除异已的“两广事变”，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主张以及在西安事变中与中共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他们这些行动，虽然不免还夹杂有争夺地盘权位的动机，但它同以往单纯地争权夺利而反蒋的军阀混战已不完全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自已党中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而转变到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立场院方面。这是具有进步性的。正当蒋介石分化瓦解、折拆散了两广反蒋联合，广东的陈济棠“遵命下野”，李宗仁、白崇禧扩大省防军，准备同蒋介石包围攻广西的军队“一决雌雄”，蒋桂新的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李宗仁在南宁热情接待了中国共产党派来的红军代表云广英，接受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蒋桂矛盾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表示希望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互相配合。于是蒋桂双方矛盾趋于缓和，终于达成政治谅解。西安事变前夕，李、白又派遣代表钱寿康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书的草案，进一步协商合作抗日的向题。自此以后，桂系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不断往来，就联合抗白向题进行秘密会谈，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见。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刘湘的代表张斯可进行了会谈。经过多次商谈后，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抗战的纲领达成协议（即《川、桂、红协定》），内容共七条：（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二）召开国防会义，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话，释放政治犯；（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和指定代表名额分配于各党派；（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7日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张云逸就此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商谈，并取得了实际效果。 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1938年在桂系当局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1月在桂林建立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桂系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允许进步民主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从此，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桂林。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名人有1000多人，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曾有”文化城”的美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仅桂系周中共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且使蒋桂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抗战一开始，李宗仁、白崇禧先后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分别担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要职，但蒋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蒋介石力图把广西统一于国民党中央，而桂系则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或“半独立”地位，为保持和巩固广西这块地盘，在他们离开广西之前，不能不对广西作一番安排。李宗仁决定“搞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们的人，名称叫做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组织从名义上看，似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从形式上看，只是替广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这是自始至终主持该会日常工作的陈劭先先生的亲身经历和回忆，陈劭先先生的回忆，对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性质作了实事求是的表述。 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9日，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研究会一成立，李宗仁即去了抗日前线，白崇禧，早已离开广西，黄旭初、忙于全省政务，这样，研究会的日常会务，由常务委员李任仁，陈邵先、黄同仇三人负责。李任仁当时是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的议长，黄同仇不久就到安徽做官去了，会务实际上由陈邵先一人主持。陈邵先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后，一向反蒋，同李宗仁有密切关系，对中共抱友好合作态度，与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研究机构设政治、经济、文化三部，研究员人数没有限制，只要有适当的人选就多方罗致，由部主任提名，用会长名义聘任，先后聘有300余人。从这些成员的政治态度看,进步人士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数量虽不多，而能量和影响颇大，国民党中的顽固和反动分子，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分子。进步文化人千家驹、胡愈之还分别担任了经济研究部和文化研究部的副主任。研究会的组成，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但由于研究会的实际权力为李任仁、陈劭先所掌握，所以，该会的会刊《建权研究》为进步文化人提供了舆论阵地；《时论分析》使进步的言论得到更多的传播机会，起到了一些传播进步思想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上，该会针对蒋介石的一些反动措施，有时以合法的方式，依*进步人士，发动社会力量，开展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做也正符合桂系在政治上的需要。 谈起广西建设研究会，就不能不提及广西宪政协进会。这个协进会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成立的。1939年以来，全国要求民主的浪潮日益高涨，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伪装准备结束一党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借以欺骗全国人民，维持其独栽统治。这时，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的进步人士与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内的部分参议员，发起组织广西宪政协进会，协助蒋介石政府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广西宪政协进会于1940年5月28日正式成立,一致推举在广西政界有声望和影响的李任仁为会长。理事包罗各方面人士，其中进步人士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杨东莼等；有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陈邵先等，还有一些名流学者，也有一部分桂系当中的顽固分子。会上通过了《广西宪政协进会宣言》，《宣言》对《五五宪草》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先后在《建设研究》、《广西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上全文发表，并通过金仲华在香港《星岛日报》上披露，在海内外部引起震动。这个协进会的成立，在时间上与延安的宪政促进会密切配合，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因而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没有多久时间，广西宪政协进会也就终于被迫停止活动了。 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由于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因此其内部存在着不少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桂进一步合流，桂系感到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存在已成为可有可无，只是因为李、白与李任仁、陈邵先有着多年的交情不便将研究会解散。直到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研究会从桂林撤出之后，这个组织也就结束了。

广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桂系不仅采取了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容纳民主进步人士的政策，而且也有限度地发动，组织了广西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上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活动，使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各族群众纷纷行动，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首先是建立各级各类抗日组织。从省、行政区、县，到乡（镇）、村、甲，从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文人到妇女，青年、儿童，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其中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是广西学生军。广西学生军是全国仅有的兼军事政治两者的特殊队伍，它是一个由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并由共产党人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抗日救亡队伍。其规模之大，活动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都超过了当时广西的其他抗日救亡团体。 广西学生军始创于两广事变。当时，广西当局组建了第一届广西学生军，约千余人，但仅存月余，抗战爆发后组建的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约300余人,全部开到鄂豫皖前线，做抗日宣传组织工作。1938年冬，桂系计划组建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原拟招收1200人，但全省报名者竟有1．8万多人，因而不得不改变原计划，共招收4269人。他们都曾受中等以上教育，大部分是农家子弟，也有地主，商人和军政教育界人士的子女，多数刚从初、高中的学校出来，有少数是大学生、小学教师和行政职员。经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精心安排，80多名中共党员骨干被派进学生军。 广西学生军设司令部，夏威兼司令。司令部下设三个团，团下设大队、中队。学生穿军装，两人发一支枪和若干子弹、手榴弹。桂系组建学生军，在于从政治上去发动民众参加战时工作，协助军队的交通、运输、通讯、谍报，组织游击队袭击敌人。因此，桂系要求广西的学生军不仅能叫（宣传），而且还能够裹（组训），更还能够打（作战）。根据这个三宇方针，广西学生军的成立（一团于1938年11月27日在桂林成立，二、三团于12月15日分别在荔浦、马岭成立）并经过几个月训练之后，即开赴广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演出戏剧歌舞、出版报刊杂志、张贴墙报标语、印发文告传单、发表演讲谈话等，广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们举办扫盲班，组训民众抗日团体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除好缉私工作，成为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中坚力量；他们还积极参加战地服务工作，抢救伤员，运送弹粮，充当向导等，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西各族群众不仅广泛组织了像广西学生军这样的抗日救亡团体，而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因广西是抗日的大后方，广西群众参加抗战主要是进行战时生产和战对救护。他们源不断地把枪弹（广西的几家兵工厂夜以继日地进行生产）、粮草（广西经济已全部纳入战时经济轨道）等战争物资送往前线，又把伤病将士运回广西救护，并承担了繁重的救济战时难民的工作。此外，在修筑湘桂铁路，建设桂林、柳州等军用飞机场，开辟多条公路等战时工程中，广西民众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西各族群众不仅在后方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日军进犯广西时，还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时，邕宁县蒋村、四美、新丁、乌兰四村群众，用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等原始武器与敌人搏斗。日军曾3次进犯蒋村、四美，8次进犯乌兰，12次进犯新丁,都被击退，这4个村子因此被誉为“桂南战场中的4个模范村”。在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时,迁江县群众与敌人作战200余次，歼敌1000余名。拥有1000多人的横县抗日民团,在一次截击日军船队的战斗中，歼敌500余人。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元月的昆仑关大战中,仅宾阳县民众就收购军粮270多万斤，并组织6万多人的军运队，由乡镇长兼队长，向前方运送弹粮，并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后，又组织慰劳队,将4万多只粽子及无数其他慰劳品送往前线和伤兵医院。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双重压力下，国民党集团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国，认贼作父；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虽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但始终动摇不定，在投降的门口徘徊。在这股投降逆流面前，桂系采取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立场，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分化、诱降阴谋，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奔向我东北华北大举侵犯的同时，即利用国民党西南派的反蒋立场，极力策动西南派脱离国民党，建立亲日的地方政权，以实现其南北夹击，迫使国民党中央妥协投降的阴谋。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制订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年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1934年12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以及日本关东军于19355年8月30日制定的《关东军对华政策》等，都反映了这一阴谋。 在国民党西南派中，桂系的反蒋态度是坚决。因此，日本便把利诱、拉拢桂系作为分化西南派的中心一环。为实现这一阴谋，“九?一八”以后的几年里，日本军政商学界要员纷纷南下广州活动，往访过李宗仁的那有土肥原、松并石根、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十河信二等百余人。对于日本的利诱、拉拢，李宗仁“总是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严正指出；“以同文同种之国，中日两民族亟应相亲相重，以维持远东和平。而日本不此之图，却一意步西方帝国主的后尘，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可耻孰甚？”并一再强调说：“日本咄咄进逼，最后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全面抗战。试问以日本蕞尔小国，是否可将中国一举吞没？如不可能，则战事必然旷日持久，使日本陷入泥淖无法自拔，最后必惹起世界大战。日本玩火自焚，终要招致灭亡而后已。”桂系对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一目了然。桂系为了反蒋向日本购买了一些武器，聘请了一些教官，但始终没有中日本的圈套，更没有走上投降卖国的道路。而且桂系在与日本私下进行联系时。一直公开倡言抗日，两广事变以前就完全中断了同日本的交往。对此,松井石根在1936年3月的访粤日记中写道：“目下两广大势未能发展至公开对吾等表示亲善之程度。究其原因，一为彼等须以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二为对日本态度仍抱疑惧之心;三为广东人傲慢自负，革命精神旺盛。英、法两国无论地理与经济均与两广有密切关系，且影响至深……” “七?七”抗战爆发以后，日本曾对李宗仁、白崇禧和龙云等举行反蒋起义，寄以很大期望。在1938年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第二期谋略计划”中,具体制订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利用（山工作）”的策略，确定“分期进行”：“第一期：1、西南系军队回避参加抗日战争。2、通电反蒋、反共。第二期；1、以反蒋、反共、反战为政策，建立地方政府。2、对内进行和平通电和实行亲日政策3、西南大联合。”7月12，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对华谋略”纲要6，其中第2，第3条规定：“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10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给土肥原发出指示，重申票把“联络李宗仁和白崇禧”作为“分化蒋政权”的重要一步。日本的目的是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以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为后盾，以云南、广东、广西等省为地盘的伪政权，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相对抗。 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日本及汪卫集团想方设法在李宗仁、白崇禧身上下功夫，但毫无所获。日本见桂系不为所动，只好策动汪伪集团外逃。汪精卫一伙逃往河内后，仍不死心，静待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反蒋派起而响应。但他等来的是李宗仁、白崇禧请求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的通电。其他地方实力派也无人公开响应。狂精卫见在西南建文投降政府的计划不能实现，乃于5月5日逃往上海，、并随即与日本进行建立伪政府的谈判。8月16日，两广将领百余人再次通电讨汪。1939年8月，日本曾派出了一位在李宗仁、白宗禧、龙云手下任事的中国要人进行诱降。这位中国要人和白崇禧面谈了5次,和李宗仁面谈了两次，力图说服李宗仁、白崇禧拥护汪精卫。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对中国来说，与其让日本吞并，不如抵抗到底，使日本幡然大悟，自行消除吞并思想，待事实上确有和我公平合作表现时，才有开始谈的余地，而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防城、钦州登、向桂南发动进攻。白崇禧向蒋介石要求从前线调回广西军队保卫广西，蒋介石拒绝了白的请求而调中央军进入广西作战。日本判断蒋介石是企图借此机会把自已的势力扩张到广西，因而设想：本次作战将部起蒋、白及龙云之间的暗斗，加以今后海军航空队对其要地进行轰击，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其不和，从而谋略工作到进展大有希望，12月10日，日军第五师团长今村发出《致白崇禧、李宗仁将军书》，称：愿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为促进同文同种之东亚两民族的提携奋起前进。并威胁：将军若仍执迷不悟、欲与日本军为敌到底，随时可举全部兵力来夺回南宁。桂系再次挫败了日本的阴谋，白崇禧真的以举兵。“夺回南宁”来回答，致有昆仑关大战。10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4月4日、5日、李宗仁、黄旭初分别发出讨汪通电，表示要“外锄狂冠，内剪巨*”，抗战到底。11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伪满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12月5日,李宗仁、白崇禧再次通电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号召“一致声讨，同伸大义，使元恶罪首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日本诱降桂系的阴谋彻底破产。

治皖始末

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以后，桂系势力随之扩张到中原。桂系本来是一个集政治派别、军事集团、经济实体于一身而又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和极强的对外扩张性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他们并不甘心对蒋介石俯首称臣或仅仅称霸一方，他们的目标是饮马长江，问鼎中原，进而执掌中枢，号今天下。抗战爆发以后，桂系挥师北进，一方面诚然是为了抗日救国，另一方面确实怀有借抗日来扩大地盘，扩充实力的野心。桂系急切需要在中原腹地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而安徽正是桂系梦。寐以求的一块“宝地”，特别是大别山区，南扼长江，北制陇海，西进可以切断平汉路，东下可破袭津浦线，并可威胁南京、武汉、徐州、郑州、开封等大城市和战略重镇，更为桂系所看中。因此，把安徽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就成为桂系的理想选择。 1938年1月11日归德军事会议期间,李宗仁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谈话会上被内定兼任安徽省主席。1938年2月13日，李宗仁在安徽省会所在地六安宣誓就职,开始了桂系对安徽的统治。 李宗仁就职伊始，制定了对安徽统治的基本方针政策。在《告全省民众书》中，李宗仁表示，他这次到安徽来，目的在发动安徽省人民的力量来保卫安徽，保卫中华民族，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并宣布自即日起禁绝“虐待应征兵丁，擅加捆缚殴打”、“妄征民间财物，不给赔偿”、“擅拉夫役，不给之钱”、“藉征兵征夫为名，敛钱肥己”等事。李宗仁发表《抗战胜利的必然性》一文，坚信中国“必然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指出：“为要得到彻底的胜利，我们便非进行持久战不可。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配备持久战的条件。以帮助军事胜利的发展。”为此，李宗仁发布施政方针：“总求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年人民打成一片。”民政方面，“人民力量必须尽量发动”，为了发动人民力量，“首须充实基层组织，使吏治清明，贪污绝迹”；教育方面，“应励行普及教育”，“以教育力量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财政方面，“宜在公平负担原则之下，进行量人为出之政策”。李宗仁并在《致全省各机关勖以三文电》中，要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做到“不苟免”、“不苟得”、“不苟安”。 李宗仁上任之初，对安徽省政府进行了局部改组，建立起对安徽的统治机构。第四十八军副军长（旋升军长）、原籍安徽，属桂系外江派的张义纯出任民政厅长并代理省政府主席，民主人士章乃器出任省政府委员代理秘书长。另成立皖南行署，派省府委员戴戟为行署主任。其他仍旧（财政厅长杨绵仲，教育厅长杨廉，建设厅长刘贻燕）。武汉会战后，李宗仁率五战区长官部进驻鄂西老河口，所遗安徽省主席一职由廖磊继任。廖磊于1938年10月24日接任后，又对省政府进行了改组：调陈良佐任民政厅长，任命朱佛定为省府秘书长，章乃器为财政厅长，蔡公望为建设厅长，方治为教育厅长。1939年10月廖磊病故。1940年1月，李品仙到安徽接任省政府主席,并兼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李品仙还担任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样，安徽党政军大权操于李坊仙下人之手。李品仙对人事重新作了安地，一批湘籍人员（如苏民、杨绩荪等）得到重用。桂系对安徽的统治进一步加紧。 桂系对安徽的统治，除了把省政府的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外，还改组了省以下各级政权组织，实行对安徽的全面统治。桂系在“行新政，用新人”的口号下，把省政府控制的邓个县的县长全部改任桂系骨干分子或接近桂系的人。桂系还把广西多年实行的以“三自”（自治、自给、自卫）为内容的“政教卫合一”的基层政权建设办法搬过来，建立起安徽的乡镇，保甲制度，即一般10户1甲，10甲一保，1O保1乡，若干乡一区；乡镇设立小学，组建民团，由乡镇长兼小学校长，义兼民团大队长。这就是以行政为中心，教育和地方武装都从属于行政的体制。桂系通过改组安徽地方基层组织，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安徽的四面八方。 为了适应重建安徽地方政权的需要，桂系积极进行了干部洲练工作。1938年10月，“安徽省政治军事训练班”（简称干训班）在立煌成立。班本部投班主任1人,由廖磊兼任，下设教育长、副教育长各1人，由陈良佐、孙象震分别担任,负责整个班的具体领导工作。教育长之下设政训、军训、总务3科，各司某责。干训班学员分行政、教育、合作、财会、军事、谍报、妇女等组、来源是中初、高中、大学毕业或肄业的学生。每期3个月,训练沟容包括政治训练、业务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部分。干训班先后举办6期，共培训干部万人左右。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充任原籍县府干部和乡镇长、保长，少数人还担任了县长。他们成为桂系统治安徽的基层骨干。 桂系治皖期间，还大力推行整顿财政，改革税制，设立地方银行，发行贷币，统制贸易筹项经济政策，以推进安徽的财政经济建设。在财政方面，廖磊主政期间，推行“节流重于齐源”的整顿税收政策，撤消田赋征收处、营专税专收局、契税专收局等重叠的税务机构，在县设立统一的、独立的税务局，司全县县税、省税统一征收之责。同时，对党政军机构进行撤并，精简机构、人员，以节约开支。对贪污受贿的现象也进行了严厉打击。在金融方面，发行省公债，并以省公债为保证，发行省银行本票作为钞票，建立起战时金融体系。在贸易方面，设立安徽省进出货物检查处、资源管理处、田赋粮食管理处等，进行贸易统败统销。桂系实行的这些经济政策，一方面为抗战积蓄了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对安徽人民的经济剥夺。特别是以李品仙为首的一批贪官污吏，以抗战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大发“国难财”，因此，桂系与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发展。 桂系控制安徽，在中原腹地建立根据地的野心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蒋桂矛盾和冲突也在安徽展开。抗战以前，国民党中央在安徽的统始势力，以C?C系最盛，桂系要独占安徽，必然要排斥C?C系的力量。C?C系当然不愿放弃安徽这块肥肉。因此，桂系和C．C系的矛盾和冲突全面爆发，并愈演愈烈。由于蒋分石要倚仗桂系抗旧反共，不得不对桂系作一些让步，也由于桂系在安徽以军事实力作后盾，C.C系最后基本上被逐出安徽,安徽于是成为桂系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二十一团军在大别山区 桂系对安徽的统治，是以军事实力作后盾的。李宗仁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之初，除了第五战区部队陈兵豫鲁苏皖广大地区外，桂系的两个集团军进驻安徽，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寿县，下辖第三十一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合肥，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徐州会战后新成立第八十四军，隶属于第十一集团军。武汉会战以后，第十一集团军（辖第八十四军）随第五战区长官部撒往鄂西驻防（第三十一军调回广西），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守大别山区。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第二十一集团军负责坚持豫、鄂、皖边区的敌后抗战，确保大别山抗日阵地，并对付这一地区的新四军。 武汉会战结束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即以立煌为中心，向横贯豫、鄂、皖三省的大别山区展开。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立煌，总司令廖磊（廖磊病故后由李品仙接任），副总司令先后由张义纯、张淦等人担任，参谋长先后由徐启明、陆荫揖、钟纪等人担任。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1942年后增加第八十四军。第七军军长张淦（1943年调任集团军副总司令，遗职由参谋长徐启明接任），初辖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征）、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1941年将原属第八十四军的第一七三师（师长粟廷勋）调到大别山，改隶第七军；第四十人军军长张义纯（1940年调升集团军剧总司令，由区寿年接任军长），辖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后为谭何易）；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辖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纬）、第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 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区的兵力部署，明显具有两面性。从1938年至1941年，第七军守卫豫、鄂山区，军部在滕家堡；第四十八军守卫皖省山区，军部在深沟铺。两军的作战地带为豫、鄂、皖省界南北之。其兵力部署的态势，是对日军取守势，对鄂东，豫东南和皖西北的新四军取攻势。1942年第八十四军调入大别山区后，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各军部署又有变动：第七军军部设独山，全军驻防皖中；第四十八军军部设岳西，全军驻防皖西；第八十四军军部设河南商城堡，全军驻防豫、鄂。桂系把重兵收缩在大别山区，对日军消极防守，对豫、鄂、皖新四军积极进攻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 桂系在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除了第二十一集团军，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其中，以程汝怀指挥的第五战区4个游击纵队担任鄂东外围的游击；以李盛宗指挥国第五战区第十二、第十四两个游击纵队及第七独立支队担任皖西北外围的游击；以李本一指挥的第五战区第分游击纵队及一个正规顺担任皖东的游击；以黄师岳指挥的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纵队担任桐（城）怀（宁）外围的游击。桂系的这种部署，明显怀有保存桂军实力的目的 。 1943年，国民党中央设立鄂豫皖边区游击总部，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担任总部总司令，统一指挥鄂豫皖放区的正规部队，游击部队和保安团队，大别山及其外围地区的军事力量遂全部掌握在桂系手中。 在整个抗战期间，桂系所属第二十一集团军及大量游击部队，保安团队一方面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保住了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直至发动反共战争，给神圣的抗日战争蒙上了一层阴影。

安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衰

桂系对安徽的统治，在抗战初期，有“某个时候的进步”，“对于抗战曾给了很大帮助”。这首先表现在他们让较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华中各省，安徽要算是民运有成绩的一个地方。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伊始，即在“动员民众，焦土抗战”的旗帜下，筹备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后改为“安徽全省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动员委员会”）。1938年4月，“动委会”在六安正式成立，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章乃器任副主任委员，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情报、后勤等六个部、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生进步分子朱蕴山、沈子修、光明甫、周新民、狄超白、张劲夫等分任各部正副部长，先后任“动委会”委员的有100多人。“动委会”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是指导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全权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安徽民众抗日运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动委会”在各区没有办事处，由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办事处主任；各县有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县以下还有区、乡、镇分会，分别由区，乡、镇长兼任主任委员。 在桂系的领导下，安徽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各级各类群众抗日组织纷纷成立。据1939年7月底的调查统计，全省共有县“动委会”40个，委员893人，区分会124个，委员2129人；乡镇分会789个，委员9777人。县级青年抗敌协会31个，会员6381人，农民抗敌协会12个，会员3141人，工人抗敌协会16个，会负4754人；商人抗敌协会20个，会员4846人，妇女抗敌协会25个，会员1824人、文人抗敌协会6个,会员509人。多镇级青年抗敌协会563个，会员33950人，农民抗敌协会1664个，会员268089人；工人抗敌协会76个，会员10482人；商人抗敌协会221个，会员20324人；妇女抗敌协会346个，会员63283人，文人抗敌协会14个,会员997人。以上县、乡、镇各级各类抗敌协会共计2884个，会员397025人。此外，省“动委会”还有直属工作团、委托工作团71个，团员1098人。县“动委会”直属的各种抗敌团队315个，团（队）员51823人。总计全省各级“动委会”抗敌协会、抗敌团队共达4223个，各级“动委会”委员、抗敌协会会员、抗敌团（队）员共计462742人。其中，农民抗敌协会声势最大，安徽“农民青年参加者很多，一县之农抗，往往有数万民众参加”，进行“协助政府除*，铲除土劣等事”。 桂系在比较广泛地发动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还比较积极地组织了群众抗日游击战争。 安微的群众抗日武装开始包括县乡镇游击队和各路人民自卫军两部分。1938年2月27日，李宗仁授意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颁布各县乡镇自卫队组织训练办法，妄求18岁至45岁的壮丁均编人乡镇自卫队，县成立自卫总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保宽大家卫国。此后，安徽各县乡镇自卫队纷纷成立。同时，桂系还把安徽各地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张义纯任总司令，下辖6路，分别以石寅生、李武德。郭造勋、岳相如、余亚农、宋邦翰为总指挥，每一路相当于师的编制，指挥部下设立支队、大队、中队、分队。各路自卫军共编练约4．2万人枪。 李品仙主皖以后，把广西的民团制度搬到安徽，将18岁至45岁的男子，依地区划分，编成国民兵团。国民兵团以一个行政督察区为单位，各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任保安司令，对其辖区内的国民兵统一指挥。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乡镇长兼国民兵团大队长，保长兼国民兵团中队长。国民兵团担任情查户口、检查来往行人、取缔汉*、防止暴乱、维护治安等工作。 对于安徽的民众武装，《新华日报》曾赞扬说：这“真是我们抗战历史中光辉的一页”，“这些民众武装，潜伏在城市中、村庄里、山林间，不知有多少。表面上的力量是看不见，在实际上的力量是说不清。”“安徽的民众武装，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敌人万想不到的。在敌人心目中，以为炮火所及的地方，我们民众都会逃跑的。哪里知道安徽的民众是家家有枪，人人是兵，一见敌人，便把敌人打得走投无路。” 抗战初期，桂系在安徽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新四军一度在立煌设有办事处，具体负责与桂系的联系事宜。桂军与活跃在大别山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经常互换情报、物资，并曾在战场上共同对敌作战。1939年端午节前的突袭安庆，就是桂军与新四军合作对乱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还应邀到桂系所办的干训班演讲。廖磊曾许诺每月补助四支队绘养2万元,并公开表示：“四支队是我们的友军，新四军是有理智的。”“他们帮助我们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我们不但不应该猜疑他们，还应该诚诚恳恳向他们拜谢。” 桂系虽然在安徽有“某个时候的进步”，但不久仍然走向了反动。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安徽群众抗日组织被解散，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被收缩，与新四军的抗日合作关系也不复存在，安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走向衰落。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确立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更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在此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便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整个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转变一样，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员的桂系的政治态度也先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抗战比较积极努力，对共产党、民主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态度比较开明，转向了抗战不力，反共反人民卖力。 桂系政治态度的转变，除了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阶级本性的驱使、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和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的推动外，还有其更直接的原因。首先是桂系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及其他进步势力矛盾尖锐化。抗战初期桂系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采取比较开朗的态度。共目的是求得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以与蒋介石相抗衡。随着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发展，桂系感到这有可能危及他们的统治，于是就采取限制、压迫和打击的政策。特别是共产党在鄂豫皖苏抗日武装力量的大发展，和桂系控制安徽、图谋中原的政治野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桂系就势必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其次是蒋介石的威逼和利诱。对于桂系另搞一套的做法，蒋介石早就表示不满。蒋介石不能容忍桂系跟自己唱对台戏，因此，不断向桂系施加压力。1940年，蒋介石以白崇禧对桂南战役“督率不力”为由将其降级，随后又撤销桂林行营，把白崇禧调回重庆，就近控制。蒋介石在用硬的一手的同时，使用软性策略，对桂系进行拉拢、利诱。再次是桂系。实力的损失。桂军在上海、徐州、武汉、随枣会战中的重大伤亡，使桂系感到再这样打下去，连老本也要赔光了。对于以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桂系来说，保存实力便成了最重要的事。 桂系反共立场的明显暴露,始于1940年1月“半中央化”的李品仙主皖以后。李品仙广改过去李宗仁和廖磊的一些比较开明的做法，开始“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大批屠杀新四军人员。桂系统治的地区，特别是皖东，反共气势日涨。 1940年8月22日,蒋介石、何应钦批准下达了旨在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的《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这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已把反共的中心由华北转向了华中。之后，华中的反共磨擦事件纷至沓来。其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在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中，桂系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40年4月，李品仙在江苏韩德勤的配合下，向皖东新四军罗炳辉部进攻,制造了华中首次大规模武装磨擦事件。 1940年6月，何应钦、白崇禧代表国民党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二）陕甘宁边区的承认问题；（三）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四）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在谈判中，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沏意旨，顽固坚持“八路三军六师加六团，新四军两师”、“八路新四开旧黄河北岸与友军分处”等无理要求，极力追随蒋介石、何应钦反共反人民。 在国共谈判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三路进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计划。至9月中旬，“桂军5个师，李仙洲1个师，周岩3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1个师已越过淮南东路，汤思伯9个师连日由鄂开豫，已在南阳集中。”在这次反共行动中,桂军第一三八师冲在最前面。 第一三八师原驻皖西六安，1940年7月奉令调到皖东进攻新四军。该师于9月间全部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加上原在皖东的桂军,集中皖东的桂军已达1万余人。10月16日，白崇禧电令第一三八师配属第五战区第十游击纵队、安徽第人保安团、皖东各县地方团队、政工突击队等，“组成扫荡队，派遣于淮南路东策应苏北之作战，并逐次整理皖东行政，恢复政令，肃清残余匪伪”。并规定第一期扫荡的是八斗岭、梁园、银屏山以东，津浦线以西之“匪伪”，限11月中旬完成；第二期扫荡的是蒙城、凤台，寿县、吴山店以东，津浦线以西之“匪伪”，限本年底完成。这表明“蒋桂对华中的进攻是有决心的”。 桂系在军事上积极向新四军进攻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制造了一系列反动事件，如迫害广西、安徽中共地下党，解散安徽民众动员委员会，驱逐广西，安徽的民主进步人士，压制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收编或遣散群众抗日武装等。与此相随应，桂系对抗日的态度日趋保守，保存实力的现象日趋严重（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元月的昆仑关战役中，白崇禧就把桂军摆在次要的位置）。这一切表明：桂系已确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

1940年10月19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称“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活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皓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 针对蒋介石，何应钦和桂系的联合进攻，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就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防地、编制、补给及陕甘宁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等问题，列举事实驳斥了何、白“皓电”的攻击和诬蔑。同时，为顾拿大局、答应将皖南新四军移至江北。 国民党顽固派以中共中央的“佳电”为向其示弱，变本加厉进行反共活动。11月1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规定以第三、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河以北。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移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第二步以弟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宋、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四区，限1941年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 1940年12月9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佳电”的“齐电”，再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和诬蔑，并强命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 总之，“何、白之皓电及齐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并在军事上、政治上、舆论上，积极对我进攻，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桂系不仅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江北堵截新四军北渡长江，直接参与制造皖南惨案。皖南事变之前，白崇禧多次电令桂军陈重兵手江北，堵截新四军从皖南直接北渡长江。在11月10日的电报中，白崇禧判断：“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因此，电令桂军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具体部署是“以疾风扫落叶之手段，迅速将中埠，土桥、厌河、六百丈等处附近之匪，彻底肃清后，以一部分在沿岸要点警戒，以主力控制于适宜之机动位置，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在12月4日的电报中，白崇禧告江北桂军：新四军长江南北两岸联络线及登陆地点计分六处，即繁泥线、无刘线，无凤线、无胡线．铜新线、铜土线，命令“注意防堵”。李品仙遵照白崇禧的命令，“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由于桂军在江北重兵绪截，新四军不能直接北渡长江,被迫绕道苏南波江，致使陷入敌军重围而遭惨重损失。 桂系在直接参与制造皖南血案的同时,还积极配合蒋介石、何应钦向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全面进攻。李宗仁担任华中“剿共”军“最高总司令”④率华中各路“剿共”军发动反共战争。李宗仁命令“凡非本战区序列部队，应相机剿办”，“异党暴动妨害秩序及纪律者，以政治军事力量制裁之”。李宗仁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国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峰、张云逸、李先念诸部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白崇禧当时特别电令李品仙：“判断新四军必不肯全部渡江，十八集团军窜过黄河以南者必不肯渡过河北。为整饬纪纲贯彻命令起见，应遵循中央命令，强迫该两军遵令北移，惟须注意大别山根据地之确保，以军事掩护政治逐渐推进，免踏江南初期剿匪覆撤。”华中的反共战争烽火连天。至1941年3且中旬,皖北“剿共”军“正在涡河流域，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彭雪峰部队进攻，已历两旬，近更进占涡阳、蒙城，激战不已”；皖东“剿共”军“仍在淮南路以东定远地区，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张云逸部队进攻不已”；鄂豫边的“剿共”军则”“在罗山、径扶，黄安、礼山地区向原属该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部队进攻，实行清剿”。上述各地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反共军事行动中，桂军表现十分卖力。据1941年8月李宗仁致蒋介石的邀功电称，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桂军第七、四十八、八十四军及游击部队，共发动反共战争124次,“伤毙俘获匪军共6700余人，获步枪259支,轻机枪4挺，手枪300支，手榴弹3枚，步枪弹581发……其他物品及重要文件多种”。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不仅在军事上积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而且在政治上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12月1日,白崇禧电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令他们“对于共党造谣挑拨必须严加防范，庶免堕其术中”，“务使党政军各级同志及皖桂两省青年民众对该党阴谋及该军越轨行动，洞悉其真相，知所警觉”。皖南事变发生后，桂系的反共活动更进一步升级。他们封闭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关闭桂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等进步文化团体，解散广西学生军等抗日救亡组织，压迫民主进步人士离境，镇压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等。这些反共事件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与蒋介石，何应钦“串通一气”，充当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中指出：“这次反共高潮，是在蒋桂（地方反共派）何（亲日派）联盟下进行的。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虽然如此，桂系在反共的目的、态度、手段、结果等方面，与蒋介石、何应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

皖南事变后政治态度的进一步变化 皖南事变后，桂系进一步走向反共卖力，抗日不力的道路，军事、政治的反共活动有增无减，对抗日的态度却越来越消极。 桂系反共活动主要是进攻鄂豫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进攻的重点是皖东的新四军第四师和豫南鄂中的新四军第五师。桂军在这两个地区的反共军事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1942年以后则进一步升级。 在皖东，1942年1月1日，第二十一集团军制定与新四军争夺皖东的《指导方案》，规定：为强化皖东党政军重建工作与巩固皖东游击根据地之目的，自淮南以东、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运河以西辖区内的地方行政各机关统归苏皖党政区会指挥监督，“以军事之力量掩护党政之树立，以党政之树立协助军事之开展，彼此密切配合统一运用之”。首要目标是“将*伪扫荡出于滁定公路以北地区而封锁之”。为达此目的，“对敌人（指日军--引者注）战斗用柔性战术为本则，硬性战术为变则，对匪（指新四军--引者注）用硬性战术为本则，柔性战术为变则”。与新四军作战的具体战术是：对*伪无论驻军行军战斗必须严密搜索警戒，在战斗中应稳打稳扎，且在驻止间亦应依时间之久暂，分别构筑工事，强固围寨，以防止其强力猛攻与骤然之奇袭。此后，皖东的反共战争烽烟四起。 在豫南鄂中，1942年4月1日，桂军第八十四军根据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的多次电令，制定《豫鄂区剿匪计划》。4月下旬,第八十四军配属保安团队、挺进部队暨党政总队主力，向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动进攻，其意图先肃清巴河以东及平汉路东信路以南礼山以北地区“*伪”，尔后再转移兵力协同友军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将“匪军”余部压迫于礼南而歼灭之。5月22日，第八十四军调整部署,把豫鄂“剿匪区”划分为豫南、安麻清、三浠靳广三个地区，分别予以“进剿”。之后。第八十四军发动了对新四军第五师的全面进攻。据《陆军第八十四军豫鄂区剿匪经过报告书》称，到8月15日，共反正俘虏毙伤“匪军”3900余人。 1942年10月16日，第五战区制定《全面剿匪计划》，规定“战区为彻底肃清*伪以利尔后反攻目的，依现态势，各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党政力量，于10月开始全面清剿”，“清剿期为两个月，限本年12月底完成任务”。兵团部署分“右地区”、“中央地区”（大别山兵团）和“左地区”。其中，“中央地区”分为四区：（一）豫南区指挥官、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以该军主力向礼山以南大小悟山一带搜剿，另外一部协同“左地区”清剿罗山五里店附近之“*匪”，（二）鄂东西指挥官、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以该军一部并配属地方团队，协同豫南区向黄安、河口以西地区搜剿，另以一部向稀水、黄梅、广济一带“*伪”各根据地搜剿；（三）巢南区指挥官、第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以该军主力及地方游击部队清剿该地区内“*伪”，另以一部分向巢湖以南无为、庐江一带搜剿；（四）巢北区指挥官、第七军军长张淦以该军主力向巢湖以北及津浦淮南南路附近之“*伪”搜剿。这一计划下达后，第五战区的反共军事活动全面展开。从这时到抗战结束，桂系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从未停止过。 桂系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政治上反共也十分卖力。他们查封进步报刊书店，逼迫民主进步人士离境，解散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残酷镇压和疯狂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如1942年7月的桂林“七?九”事件，1943年1月玉林和南宁的“一?一”事件、“一?一五”事件），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我们也应看到，桂系反共和蒋介石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桂系一方面是反共卖力，一方面却是抗日不力。所谓抗日不力，一是指桂系对抗战的态度日益消极，保存实力，坐等观望，不愿再以全力抗战，也就是“不想抗”；一是指桂系的战斗力下降，在战场上常遭败绩，也就是“抗不了”。这在“立煌事变”和桂柳会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1942年底，日军以几千兵力进攻桂系在中原的根据地--大别山。当时驻守大别山的有桂军主力第七、四十八、八十四军和第三十九军及众多的游击纵队、保安团队。以优势的兵力、优越的地形，限止敌人的小规模进攻，应是没有问题的。但结果却是日军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人而攻占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立煌（今金寨），并且在摧毁立煌后，安然无恙地穿越大别山，进人豫南。“立煌事变”充分反映了桂军战斗力的下降。 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桂柳会战开始。在这次会战中,桂系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现象十分严重。蒋介石原令桂军第三十一、四十六军两个军防守桂林，但白崇禧怕牺牲桂系老本，失去与蒋介石对抗的本钱，乃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将主力部队调离阵地，只以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第四十六军的一七0师及其他零星部队约2万余人防守桂林，使桂林防守战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在反攻桂平的战斗中,白崇禧为避免桂军在第一线作战而遭受损失，将桂军重迭地配置于粤军第六十四军的后面，以致反攻桂平未能奏效。 总的来说，虽然桂系已转向抗战不力，但桂军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仍保持并发扬了顽强作战、英勇牺牲的精神和气概。在桂林防守战中，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等率部与敌血战到底，最后宁死不屈，壮烈殉国，以及退守七星岩的800官兵誓死不降,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和所有为民族独立、国家生存而洒热血沙场、埋忠骨热土的抗日将士一样，将永远为我们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