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率师出征抗战 -- foundera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确立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更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在此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便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整个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转变一样，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员的桂系的政治态度也先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抗战比较积极努力，对共产党、民主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态度比较开明，转向了抗战不力，反共反人民卖力。 桂系政治态度的转变，除了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阶级本性的驱使、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和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的推动外，还有其更直接的原因。首先是桂系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及其他进步势力矛盾尖锐化。抗战初期桂系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采取比较开朗的态度。共目的是求得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以与蒋介石相抗衡。随着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发展，桂系感到这有可能危及他们的统治，于是就采取限制、压迫和打击的政策。特别是共产党在鄂豫皖苏抗日武装力量的大发展，和桂系控制安徽、图谋中原的政治野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桂系就势必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其次是蒋介石的威逼和利诱。对于桂系另搞一套的做法，蒋介石早就表示不满。蒋介石不能容忍桂系跟自己唱对台戏，因此，不断向桂系施加压力。1940年，蒋介石以白崇禧对桂南战役“督率不力”为由将其降级，随后又撤销桂林行营，把白崇禧调回重庆，就近控制。蒋介石在用硬的一手的同时，使用软性策略，对桂系进行拉拢、利诱。再次是桂系。实力的损失。桂军在上海、徐州、武汉、随枣会战中的重大伤亡，使桂系感到再这样打下去，连老本也要赔光了。对于以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桂系来说，保存实力便成了最重要的事。 桂系反共立场的明显暴露,始于1940年1月“半中央化”的李品仙主皖以后。李品仙广改过去李宗仁和廖磊的一些比较开明的做法，开始“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大批屠杀新四军人员。桂系统治的地区，特别是皖东，反共气势日涨。 1940年8月22日,蒋介石、何应钦批准下达了旨在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的《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这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已把反共的中心由华北转向了华中。之后，华中的反共磨擦事件纷至沓来。其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在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中，桂系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40年4月，李品仙在江苏韩德勤的配合下，向皖东新四军罗炳辉部进攻,制造了华中首次大规模武装磨擦事件。 1940年6月，何应钦、白崇禧代表国民党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二）陕甘宁边区的承认问题；（三）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四）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在谈判中，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沏意旨，顽固坚持“八路三军六师加六团，新四军两师”、“八路新四开旧黄河北岸与友军分处”等无理要求，极力追随蒋介石、何应钦反共反人民。 在国共谈判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三路进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计划。至9月中旬，“桂军5个师，李仙洲1个师，周岩3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1个师已越过淮南东路，汤思伯9个师连日由鄂开豫，已在南阳集中。”在这次反共行动中,桂军第一三八师冲在最前面。 第一三八师原驻皖西六安，1940年7月奉令调到皖东进攻新四军。该师于9月间全部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加上原在皖东的桂军,集中皖东的桂军已达1万余人。10月16日，白崇禧电令第一三八师配属第五战区第十游击纵队、安徽第人保安团、皖东各县地方团队、政工突击队等，“组成扫荡队，派遣于淮南路东策应苏北之作战，并逐次整理皖东行政，恢复政令，肃清残余匪伪”。并规定第一期扫荡的是八斗岭、梁园、银屏山以东，津浦线以西之“匪伪”，限11月中旬完成；第二期扫荡的是蒙城、凤台，寿县、吴山店以东，津浦线以西之“匪伪”，限本年底完成。这表明“蒋桂对华中的进攻是有决心的”。 桂系在军事上积极向新四军进攻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制造了一系列反动事件，如迫害广西、安徽中共地下党，解散安徽民众动员委员会，驱逐广西，安徽的民主进步人士，压制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收编或遣散群众抗日武装等。与此相随应，桂系对抗日的态度日趋保守，保存实力的现象日趋严重（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元月的昆仑关战役中，白崇禧就把桂军摆在次要的位置）。这一切表明：桂系已确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