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率师出征抗战 -- foundera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形势下，桂系适应了全国抗战潮流的发展，立即发起抗战，以民族铁血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7月15日，李宗仁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请下定决心，实行抗战。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对日态度开始强硬。20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及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7月10日,蒋介石曾以”蒸午”电任命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自兼团长）。李宗仁未就任，俱派黄旭初、夏威去庐山受训。黄旭初、夏威抵庐山后，被蒋介石派为训练团的总队长。7月14日，宋子文由庐山电白崇禧：“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用蒋介石对抗战仍未下定决心，白崇禧未应邀，7月30日，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晤黄旭初、复威，要他们电请白祟禧，并转告蒋介石召白崇禧入京的意旨。8月2日，蒋介石亲电李宗仁、白祟禧，约他们赴京共商抗日大计，并邀请白崇禧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电复蒋介石，表示即刻入京受命。8月4日，白崇禧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由桂林飞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抗战的决心。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是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正式任命何应钦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1938年1月17日又任命白崇禧兼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同时,任命黄绍（hong 2）为第一部（掌军令）部长，刘斐为第一部作战组长。 8月28日，白祟禧电李宗仁，告统帅部决定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拟请李宗仁任司令长官，并指出：“过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李宗仁感到效命疆场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10月14日乘飞机离桂飞湘转宁。行前，李宗仁和白祟禧联名发表《告广西党政军全体同志暨全省同胞书》，指出：“民族之存亡，决定于这次自卫的战争；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于今后长期的战斗；而长期的战斗，则深赖于后方不断的振奋，不断的牺牲，不断的建议，不断的贡献。”因此，希望全省同志同胞“负起我们光荣的任务，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发布《训勉全体将士书》，表示“纵使全国化焦土，我也要要战斗到底；只要有最后一粒子弹，我们也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全体将士“精忠报国，努力杀敌，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日，李宗仁飞抵长沙，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时表示：“广西全省民众，皆抱抗敌决心，各军团民众等纷纷请缨，目前可出师20万，后备者有110余万人，将来可征至300万人，与敌作殊死战。”12日，李宗仁抵达南京。 在李宗仁、白崇禧入京受命前后，奉命将桂系部队（以下简称桂军）改编北上参战。在“七?七”事变后的两个月内，桂军共编成3个军,除原第七军、第十五军（改称第四十八军）外，另成立第三十一军，组成第十一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参谋长何宣，第七军军长廖磊，副军长周祖晃，参谋长张淦，下辖第一七0师（师长徐启明）、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副军长覃连芳，参谋长韦布，下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兼）、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副军长张义纯，参谋长刘清凡，下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 第十一集团军原定参加徐州的防守，9月中旬，第四十八军首先挥师北上,抵武昌时， 正值上海战事吃紧，于是奉命东下增援。10月1、2日,李品仙在桂林校阅第七军、第三十一军。随后，第七军抵海州布防，第三十一军进驻徐州附近。不久，第七军又奉调增援上海。这时，第五战区向中枢建议：为了便于指挥，请以第七军及第四十八军另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以第七军军长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原第十一集团军总可令李品仙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照准。同时，廖磊所遗第七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周祖晃代理。 全国抗战爆发以前，在1929年8月蒋桂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桂系为了割据广西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他们曾经与日本发生过多次联系，其目的是想得到日本在军事技术上的帮助。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上升，桂系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在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顺应历史潮流，改变立场，支持全国人民抗日，对蒋介石实行对日不抵抗主义政策表示不满。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办这就迫使国民党内一些地方实力派接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当时桂系对这些事变基本上是采取支持或同情的态度。1936年6月,桂系与广东陈济棠联合，也发动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在这段时期的前后，桂系曾经发表不少主张抗战的言论，后来把它发展为“焦上抗战论”。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李宗仁首先阐述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必要性，指出：“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之一点而已。”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论述了他的“焦土抗战”的思想，他指出；“今日中华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对日抗战，唯有立即发动举国一致之杭战，以民族解放战争答复日本之无厌侵略，以民族铁血，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之锁链。”这表明了桂系的抗战主张和纵使全国化为焦上，也要与暴敌血战到底的决心。 全国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李、白不仅在言论上，而且行动上实践了他们的诺言，积极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淞沪战场上和台儿庄等战役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桂系集团毕竟是属于国民党阵营中的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对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参与了反共活动，自此以后，对日抗战就不是那么积极和坚决了。